摘要：位于四川省西南部的凉山州，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这里在民国时期曾大量种植过罂粟，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涵盖土地、生产技术和种植作物在内的园艺改革活动。这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和思考，费孝通等人基于土地利用方式与种植作物的园艺改革研究，展现了从农业、手工业到商业的发展转型过程中，地方社会的经济实践、社会心态与社会组织的变化。在燕京学派经济人类学研究的理论脉络，继续探讨世界体系背景下地方社会的园艺改革活动。园艺改革带来地方社会农业生产技术的更新，改变了当地原有的社会观念与经济心态，将经济理性等新的经济观念融入到彝人的社会生活中。通过园艺改革的进行，加速了当地传统彝人社会的现代性转变，促进社会发展。

关键词：甘洛彝区、园艺改革、本体论转向

Abstract：

Liangshan Prefecture， located in southwest Sichuan province and was the largest settlement of Yi people， cultivated opium poppies on a large scal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leading to a horticultural reform that covered land， production techniques and planting crops. This has aroused the author's attention and thinking. Fe-i Xiaotong and others have also studied horticulture reform based on the changes in l-and use and planting crops， showing the changes in local social economic practice， social mentality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during the development transition from agricult-ure， handicrafts to commerce. On the basis of the research of Fei Xiaotong and other senior scholars of Yanjing School， the theoretical context of economic anthropology research of Yanjing School is continued to discuss the gardening reform activities of local socie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world system. The horticulture reform caused by poppy cultivation has brought advance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echniques to the local people， changed the original local social concepts and economic mentality， and integrated the new economic concepts such as economic rationality into the social life of the Yi people. The reform of horticulture accelerate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local traditional Yi society and promoted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GanLuo Yi aera; Horticulture Reform; Ontological Tuen;

一

英戈尔德（Tim Ingold）的“栖居”视角认为，在“能动者—在—环境中”这样一种存在方式中，人与其他有机生命作为能动者在环境或者生活世界中的“沉浸”则是这一存在的必要条件 ，并且他也强调人们所构建的这种存在形式，是在与周围环境进行实践活动的特定关系中产生的 。这为我们了解彝人是如何栖居于自然环境之中，在这片土地上进行怎样的生存实践，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考视角。一个民族或者族群在长期与环境相适应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特性 ，每个民族所生存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决定了该民族生计方式的类型与特点，不同民族的文化生态，影响着他们在生计方式上有所差异。斯补村的彝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依据当地的自然环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计模式。

彝族是我国历史较为悠久的民族之一，如今生存在西南地区的他们也历经过不断的迁徙与发展，最终定居在以大小凉山为主要聚居地的川滇黔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彝族发展游牧与农耕相结合的半农半牧的生计方式，并且延续至今，在今天的彝族地区，仍然可以看到这一传统生计方式的存在。斯补勒拖所在的田坝地区属于普昌—田坝低中山区，这是海拔在1000——1500米以下的中部河谷地区，这一区域的主要种植作物时水稻、玉米、小麦，为种植高产区。作为一个半农半牧的民族，粗放的农耕活动只是彝人生存手段的一部分，畜牧是伴随着他们迁徙与发展过程中的另一种重要的生存手段。斯补村彝人在经营以玉米种植为主的农业生产同时，也仍兼顾着畜牧养殖，每家每户都在家圈养一定数量的猪、鸡、鸭等家畜，而且利用自然环境的多样性进行畜牧养殖，如在坡陡、纤维植物发达的地区，以放牧山羊为主，同时养黄牛;而高山草甸类草场为主的高原地区，则放绵羊为主，黄牛和山羊次之;在低山、半山的宽谷地区，粮食和农副产品多，主要发展猪和水牛的养殖。畜牧养殖曾是彝族先祖主要的经济来源，在彝族古典长诗《俄勒特依》中描述远祖古侯部族迁徙时，有对他们带着牲畜迁徙的描写，大量的畜禽随同迁徙，说明彝族畜牧经济的主体地位。而直至清代中期，凉山地区彝族农业经济仍以畜牧狩猎经济为主。

二

“本体论转向”具有超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争论的理论与实践关怀，这种新的趋势试图使人类学“转向事情本身” ，在这一理论视角下，本文研究重点关注作物及产生的影响这一件事本身，所以，罂粟并不是笔者关注的重点，而由它所带来的改变，才是应该重视的地方。从农业的作物种植方面入手，探析由此引发的社会效应，因此在改革中的作物及其带来的改变是本文的重点研究对象。

罂粟，最早发现于地中海地区的群山之中，历史可溯源至新石器时代。鸦片自罂粟蒴果中提取，希腊名为Opion，阿拉伯人叫它Afyun，近代用于鸦片生产的主要是鸦片罂粟种 ，鸦片罂粟的种植从南欧和小亚细亚地区开始，经过漫长的岁月发展，从此地传播出去，蔓延全世界。人们早期基于鸦片的药用价值而使用鸦片，认识到鸦片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后，便将其用到医学治疗中，这在印度的医学经典以及中国唐宋以来的医药典籍中都能找到例证。而将鸦片其作为一种吸食的“上瘾物”使用，则是从14、15世纪开始的，并且一发不可收拾，随之传播到世界各地。

鸦片引种四川，则始于19世纪三十年代，“道光中叶，鸦片罂粟由云南引种四川，安宁河流域发现偷种现象” ，清政府虽有相应的禁烟政策，中英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寓意清政府先前的禁烟行动宣告失败，迫于列强的压力，清政府的禁烟政策与措施也流于形式。恶劣的环境助长了偷种行为的蔓延，安宁河流域的偷种现象久禁难绝，并逐渐向东延伸，侵蚀凉山彝区。斯补村所在的斯补乡在清末开始种植罂粟，其后经过多次禁种与开禁。而临近田坝这个凉山北部最大的鸦片交易市场，受鸦片厚利的影响，同时，临近汉人区也有利于较先进的耕作技术的传播和引入，曾普遍种植罂粟。从已有的文献材料可知，罂粟种植并没有给斯补彝民带来富裕，却愈发贫困，同时损害着人民的身体健康，所以岭光电在看见百姓惨痛遭遇后，积极推行禁烟改革。

罂粟作为生产鸦片的原材料，其种植过程中需要有大量的生产成本投入，如耕种技术、土壤环境、人力物力等。罂粟的种植系农村社会中的劳动密集性农活，投入的劳动量和肥料数量是相当大的，首先，因为罂粟是一种喜肥料的植物，需要大量施肥，鸦片需要的肥料大大超过一般的农作物。其次，作为一种精细农活，罂粟种植过程中需要投入较多的劳力与生产技术。这一地区因受汉族农业耕作技术的影响，种植罂粟时“还要拉绳来挖坑，使行列整齐” ，除了幼苗长至一定高度是要匀秧，施底肥，随时薅草等操作外，还要根据一定时间节点追肥2-3次，这些都是受汉族影响，跟汉人学习得来的。种植罂粟作为精细劳作的农业活动，不仅占用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还消耗土壤肥力与羊粪等肥料，美姑巴普乡每亩稻田需要施肥八九背，甘洛阿尔乡每斗玉米种子面积的旱地就需要八十到一百背，斯补村种植时施肥的量亦不会低。

罂粟的种植在凉山产生的危害是双重的，罂粟是一种喜肥植物，种植过程中，不仅要使用到大量的劳动力，消耗土地肥力与人畜肥、肥料，还需要如匀秧、施肥、薅草等农业生产技术的支持。罂粟成熟后收割和熬制鸦片，也需要特殊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以及大量的劳力投入。同时，种植过罂粟之后的土地，无法再种植其他粮食作物，罂粟的种植抢占粮食作物原有的种植面积，种植面积缩减也导致这粮食大量减产，更多的贫困彝人更加难以实现日常温饱的满足，这对本来粮食产量就不高的彝区，无疑是雪上加霜。

三

园艺改革作为一个系统性的改革行为，既涵盖社会与制度层面的改革，也有生产技术与经济心态等层面的更新。前文阐述了岭光电在彝区进行的社会改革，这在社会制度方面，为园艺改革提供了很好的保障，解决了社会制度与园艺改革不适应的问题。而罂粟种植给彝区带来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社会经济心态方面的变化，配合岭光电推行的社会改革，在斯补彝区进行了一场完整的园艺改革，共同促进了以斯补村为代表的凉山彝区的社会转型与发展。

罂粟种植带来的危害，成为岭光电推行园艺改革的原因之一，希望实施社会改革尝试改变凉山彝族同胞的社会地位与现状，是推动其改革的主要原因。一下两方面是岭光电的社会改革内容之一。发展新式教育，创建斯补边民小学。边民教育一直是岭光电所关心的事情，其办学的内在动力主要是：提高彝民文化知识，才能抵制军阀的残暴，避免再受残害;培养出若干知识分子，一方面保护土司名誉地位，一方面也促进彝族文化知识的提高，使彝族受到重视，求得政治上的平等地位;自己既要作到君，也应作到师;办教育是在树人，能自强使土司与百姓都有能力抗拒外来压力。由此可见，岭光电开展边民教育，促进彝族知识文化水平的提高，是有着多重复杂的动机的，从1937年到1950年的13年时间里共培养近200名学生，并且还寻找各种机会将彝族青年送出去读书或参训，这些人在解放后成为凉山彝族社会改革与社会发展建设的骨干力量。

建立医院，提倡新的卫生习惯;革除陋习，形成新的文明风气。彝族人历来崇敬鬼神，家里每逢病痛折磨，必定认为是有鬼怪作祟，就请毕摩来做法事驱鬼除灾，这一习惯伴随着彝族的发展，沿袭千年。从1937年开始就使用药品给彝民治病，创办斯补小学后，也逐步建立斯补医院，聘请医疗人员为彝民治病，岭光电还将毕摩、苏尼召集起来，教他们治病用药的方法，要求他们为病人驱鬼禳灾时，先发药品给病人，再行念经做法，岭光电称之为“神药两解”。这也间接实现了岭光电想报考医科大学，立志学医救人、回报同胞的梦想。通过这样，也逐渐改变了彝人传统的观念认知方式，形成了新的对疾病的认识观念。

岭光电回到故乡后，有感于彝人生活状况，决定改变彝民落后的文化知识状况，改革影响发展进步的彝人恶习。为此制定了一些强制性的改革措施，对属地的彝民作了硬性的要求，比如在禁止吸食鸦片与酗酒方面，岭光电对不服从者实施关押、吊打，甚至枪毙等专政手段，对不戒烟的人，就对其妻儿财产不予保护。他这种劝诫与强制戒除相结合的方式，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属民基本戒除了吸食鸦片。他还身体力行地规定不准铺张浪费招待土司，不准送酒给土司，不准请土司喝酒并要降低彩礼标准，废除彝人借调解纠纷之机勒索的恶习。这些改革虽用心良苦，但其实并不能与当时彝区的社会形态和观念模式接轨，因而较难被当时彝区的边民所普遍接受，取得成效。

罂粟种植带来的改变，是在岭光电社会改革之外，促进园艺改革的又一动力。罂粟种植进入以前，彝族人民依靠粗放的传统生计方式进行着农业劳作，刀耕火种的生产技术，依赖自然“靠天吃饭”的生产习惯，使彝人物质生活并不富裕。罂粟的种植属于精耕细作的农业活动，对农业生产技术有着更高的要求，彝族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与罂粟种植要求的不适，使得原有的生产技术被新的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所取代，带来的如犁地、锤土、除草、施肥等生产技术，为后续更高的农业生产阶段做好基础铺垫。同时，罂粟鸦片对人体产生的危害，也阻碍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得一般彝民的生活更加贫困与艰难。而针对农业进行的开荒地、修水利等措施，也是之前所没有过的举动，从基础上改变当地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生产的大力发展。罂粟种植带来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更替，岭光电推行社会改革修建的灌溉水利，共同提高了斯补的农业生产水平，增加了农业在彝人传统生计方式中的比重，使得矮山地区的彝族向着农业定居民族发展，这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当地的农业发展做了基础的铺垫。一份调查资料现实，“民主改革以前，斯补乡每人平均占有粮食产量约为684斤” 。

凉山地区历来处于较为封闭的状态，与外界交流贸易的机会微乎其微，民国时期，岭光电在管辖区内开展社会改革，农业方面提倡种植经济林木，岭光电实施的社会改革，使得新的经济观念开始在彝人中传播，对当地人传统经济观念的转变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罂粟引种彝区后，市场、货币、商品贸易等一些经济概念就已传入凉山彝区。在汉区鸦片弛禁政策的影响下，罂粟成功在凉山彝区得到普遍种植，并由此带来了商品贸易的发展，白银作为交易货币在鸦片贸易过程中大量流入彝区，使得彝人对使用货币进行贸易交换有了新的认识。面对这种经济心态转变带来的不适，彝人才会在岭光电大力推广经济林木种植的时候，制造出“桐鬼索命”这样的谣言加以阻止，但最终仍是新的经济心态战胜传统的文化心态，带来彝人在这方面的改变。

斯补村彝人的消费观念中，似乎还存有一丝理性。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彝族人在婚嫁与丧葬等仪式活动中有着大量的炫富现象，牛作为彝族人送礼的最高礼节，是彝人常见的炫富手段。斯补村邻村的一场葬礼中，主人家杀掉了七头牛，这一项就是一不小笔的费用，而不久前斯补村举行的葬礼中，仅杀了三头牛。杀牛数量的减少并不是因为缺乏经济能力，而是当地人心中有经济理性的观念。在同样的婚嫁喜事，就彩礼、席面、酒水消耗等情况一一向斯补的彝人求证，他们在规模和数量上会有所缩减。通过前文我们知道，岭光电推行社会改革时曾规定不给土司送礼，不宰杀牲畜招待土司，降低彩礼标准等，很显然这是基于经济理性考虑而作出的改革措施。正是基于彝人传统日常生活中，大肆宰杀鸡、猪等家禽牲畜招待亲朋好友，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但是斯补彝人的经济观念，除了具备理性的思考外，也还存在着感性的判断。他们也会像那木寨的摆夷一样，将自己平时所积累的财富，消耗在日常的生活和仪式活动中，如木呷布哈家请毕摩做一场祈福仪式，这一场仪式大概要花掉其在外务工两个月的工资，但显然这笔花费并不是他们所在乎的，“为了做这个小迷信，花好多都无所谓”。由此可见，斯补彝人在祈福做毕这类仪式中，并不会有太多经济理性的思考，认为再多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四

由此可知，首先，园艺改革是一个涵盖生产技术、种植作物、社会观念与经济心态在内的系统性工程。岭光电的社会改革，给地方社会社会制度与心态观念方面的改变，而罂粟种植则从技术与经济心态层面助力园艺改革的发生，二者相结合，共同促进园艺改革的实现，为地方社会带来转型发展。斯补村从传统生计方式向新的高水平的生计方式转变，园艺改革在其中起了推动作用。

其次，园艺改革对于促进一个地方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罂粟种植带来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更新与进步，改进耕作方式，为之后的农业发展作生产技术的铺垫。而生产技术作为园艺改革研究的关键所在，这是本研究为什么选择罂粟种植作为研究对象的出发点，笔者的本意并非研究罂粟的种植，而是探究由罂粟种植带来的生产技术革新。同时，园艺改革也带来社会经济观念的转变，此前的凉山彝族，物物交换的经济观念根深蒂固。罂粟的种植促进了鸦片贸易的发展，以白银作为交易等价物的商品贸易在彝区得以繁荣发展，并借此将商品、货币、市场等现代经济观念融入到彝族社会中。

最后，园艺改革和社会改革都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产生的某些影响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久。“岭光电只是一个人在做社会改革，虽然在当时的那个时代有很明显的作用，但是，发展到今天，很多东西又开始恢复到以前的样子了”，一位地方知识分子如是说。通过对斯补村当下的现状观察，园艺改革的时效性也有较为明显的体现。在园艺改革中修建的梯田，如今因为种植作物改变的需要全都转变为旱地;印板山开垦出的大片荒地也因丢荒逐步荒漠化;用于灌溉的水利设施，如今虽然还存在，但也无人管理和修缮，作用不大。这些都是在斯补村能实实在在看到的地景变化。因此，通过探讨民国时期的园艺改革，可以重新思考园艺改革的本质为何，如果无法使技术、作物、心态观念等不能形成协调搭配，则仅以作物的更替是不能实现新的园艺改革转型的。

作者简介：罗德利（1995-），汉族，籍贯：贵州黔西市，学历：硕士研究生，职称：硕士在读，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西南民族研究院，研究方向：民族学

高永林（1996-），男，汉族，籍贯：河南商丘，学历：硕士，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西南民族研究院，研究方向：民族学

李晓雨 （1997—），女，汉族，籍贯：黑龙江省甘南县 学历，在读硕士 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民社院、西南民族研究院 研究方向：民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