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我们的文化自信心也不断提升，在积极发展经济实力的同时，国家领导人也极力提倡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语》作为中国儒家思想的经典之作、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存译本众多，不过大都是笔译的形式。本文以《论语》中的两个句子为例，分析其口译译文与笔译译文的特点以及口笔译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时发挥的作用。笔者希望可以在文化自信背景下，为翻译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不一样的视角。

关键词：文化自信;《论语》;口译;笔译

前言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陶书贞，2019：235）。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拥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我们有“舍生取义”、“和而不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千百年来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传承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也有“长征精神”、“雷锋精神”、“航天精神”等等形成于特定时代鲜明独特、奋发向上的革命精神，还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等等这些体现人类文明进步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文化内容夯实了我们文化建设的根基，奠定了我们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

然而，中国虽然有强大的文化根基和强劲的文化发展势头，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目前还只是一个文化大国，而不是一个文化强国，我们文化软实力的表现与物质硬实力的日益强大并不相称。那么，如何提高文化软实力呢？习近平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已然成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而典籍翻译作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形式，近年来深受国家重视，我国已启动多项译介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曾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邓凯月、鲍志坤，2020）

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论语》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誉。翻译作为文化沟通的桥梁，在跨文化传播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论语》外译，最早可追溯至16世纪末期，先后有众多西方传教士、汉学家、哲学家、文学家、海内外华人学者等对《论语》进行翻译。在20世纪伊始，《论语》英译进入高速发展，主要外国译者有：亚瑟·韦利（Arthur Waley，1938）、道森（Raymond Dawson，1993）以及安乐哲和罗思文（Roger Ames & Henry Rosemont，1998）。中国译者主要有：辜鸿铭（1898）、刘殿爵（1979）、丁往道（1999）和许渊冲（2005）。（邓凯月、鲍志坤，2020）不过，这里提到的都是以笔译的形式形成和存在的译文，口译与笔译都属于“翻译家族”，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家族相似”，如语际转换、达意效果、交际行为、表达程序等（付江涛，2015）。同为不同语言之间的交际行为，口译在典籍翻译方面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近年来重要领导人们多次在重大场合引经据典，因而诞生了属于典籍中经典句子的口译译本。虽然对富含中国传统文化意义的句子进行口译，难度较大，但是仍有知识储备丰富，专业素养较高的口译员，他们对于重要领导人们引经据典的口译，令人印象深刻，有些译文的传播范围与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名家的笔译译文。本文挑选了《论语》中两个句子，就11次登上总理记者会，被誉为“国翻”的外交部首席女翻译张璐的口译译文和第一个翻译《论语》的中国人辜鸿铭的笔译译文进行对比，探析口笔译在典籍翻译中的特点以及口笔译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的作用。

典籍翻译中笔译译本的特点及其对弘扬中华文化发挥的作用——以辜鸿铭的译本为例

笔译，顾名思义就是通过笔头的方式将源语翻译为译入语。一名笔译译者在拿到翻译材料时，可以先通读原文，再开始逐句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如果遇到不确定的地方，还可以通过查阅词典或者进行网络搜索帮助其翻译。初步译完之后，还需要进行审校，尤其是对于像《论语》这种文化内涵意蕴深厚的典籍作品，其中包含大量比喻、事例、格言、警句等中国哲学家惯用的思想表达方式，语言不甚明晰，甚至晦涩难懂，以致其中可能包含了多层甚至无限的暗示性含义，这样的暗示性语言不易翻译，翻译时往往难以译出其暗示，即便译出，也可能不被理解，失去了原著的味道（冯友兰，2007）。因此，对于典籍翻译，译者更需要反复斟酌，反复修改，甚至追求一种“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境界。慢工出细活，经过笔译员们精心雕琢出来的译文，可以在海内外的学术界以及文化圈广泛传播，经久不衰。

目前，国内外《论语》译本约有60个，其中辜鸿铭的译本得到了国内外的普遍认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的信仰者和维护者，辜鸿铭希望国人尽可能地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他的这一理念与现如今中国在文化自信背景下的文化传播理念不谋而合。因此，辜鸿铭的《论语》译本对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宣和传播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早在1898年他就对《论语》进行了英译，是第一位翻译《论语》的中国人。翻译学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译者的隐身》中提出了翻译的异化策略（Foreignization strategies）和归化策略（domestication strategies）。其中，归化策略是指在翻译中给译文烙上目的语文化的烙印，采取目的语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方式传达原文，使译文更接近目的语文化（Venuti，1995）。出于文化传播的目的，辜鸿铭选择了迁就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其《论语》译本中较多地使用了归化策略，极大地提高了《论语》在海外的可读性，促进了文化传播（董小彤，2020）。

辜鸿铭对于《论语·学而篇》中“礼之用，和为贵”的翻译是“In the practice of art， what is valuable is natural spontaneity.”他将“和”译为“natural spontaneity”，即“天然的自发性”。他在著作中多处批判功利主义，反对一切功利性的、刻意而为的东西，主张自然流露（辜鸿铭、王京涛，2013）。而辜鸿铭对于《论语·卫灵公篇》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翻译是“Whatsoever things you do not wish that others should do unto you， do not unto them.”分析其译文可以得出，辜鸿铭的翻译不仅仅局限于词句表面，他侧重于传达出原句所蕴含的内在思想。比如他对“和”的阐述不但但是“和谐”、“和睦”，还传达出了儒家文化中追求自然反对功利的思想。在用词方面，辜鸿铭的翻译也体现了笔译的特点，即在 “达意”的基础上，也讲究“文学性”，追求“信”、“达”还有“雅”。例如：在翻译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时，辜鸿铭选择了日常较少使用的“Whatsoever”而不是口语中经常使用的“whatever”，还使用了具有文学性的“unto”而不是不带任何文学色彩的“to”。辜鸿铭英译《论语》不仅在当时极大地提高了《论语》在海外的可读性，在如今推广儒学经典，促进中华文化外宣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人们研究《论语》仍然具有不可比拟的影响。但是令人惋惜的是，因为《论语》包含了大量的文化负载词，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阅读并完全理解这样的文学作品要求读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因此其影响力局限于文学界尤其是文学爱好者们。

典籍翻译中口译译本的特点及其对弘扬中华文化发挥的作用——以张璐的译本为例

口译，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口头的形式将源语翻译为译入语。作为一种特殊的口头交际手段，其任务是在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交谈者之间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使交谈双方感觉不到语言障碍而自由地进行思想交流。不同于笔译有充足的时间对译文进行反复推敲、精雕细琢，口译过程是稍纵即逝的，具有极强的临场性和时效性。拜读典籍时，就算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也并非能够完全理解其深层含义，某些古诗文时甚至需要古文今译我们才能理解。因此，对古诗文进行口译并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再加上古诗文的实际的交流作用不强，现存的古诗文口译译文较少，人们普遍认为古诗文的口译译文并无太大的研究价值。

但是，处于当今文化自信的背景下，重要领导人们多次在重要场合的发言中引经据典，优秀的口译员在准备有限的情况下，口译出来的一些古诗文译文仍然赢得了人们的广泛赞赏和传播。比如，被誉为“国翻”的张璐，2010年在总理记者会上担任温家宝总理的口译译员，总理引经据典，而张璐以高超的专业素养从容应对，其精彩出色的译文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其本人也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热议的名人。自此，张璐正式进入人们的视野。迄今为止，张璐11次担任总理答记者问的翻译，在总理答记者问的会议上为总理进行交传。每年领导人引经据典的发言都会被张璐快速、准确并且别出新意地翻译出来。因为网络开放性和即时性的特点，这些古诗文的口译译文会凭借社交媒体平台迅速传播。此外，因为网络用户遍布全球且包含各个文化阶层，这些精彩口译译文的影响范围也会普及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文化层次的人们。

2017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发表讲话，“中国文化历来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希望的是和为贵。”此句话分别引用了《论语·学而篇》以及《论语·卫灵公篇》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和为贵”。张璐将其翻译为“The Chinese believe that one must not do to others what one does not like to be done to himself.We always value peace.”可以看出，张璐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翻译为了“one must not do to others what one does not like to be done to himself”，将“和为贵”翻译为了“value peace”。通过分析可知，张璐的译文侧重于“达意”以及表达的简洁性。不同于辜鸿铭的笔译译文，在选词方面，张璐为了达到口译“快、顺、准”的标准，直接将“和”翻译为了“和平”，“贵”则转变为动词“重视”。“和”的翻译传达出了李克强总理提倡和平的理念;“贵”则直接转变为动词，带给给人一种强调的意味，“value”一词虽然简短但是凝练，并且用词简单容易为大多数人接受理解。在句子结构方面，张璐使用了简单句以及常见的宾语从句，这样的句子容易为人们所记忆，再借由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其传播范围不会局限于地域或时间因素，也不再局限于文学界和《论语》爱好者之间。从这一层面来说，典籍翻译中优秀的口译译本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虽然其影响力的持久度仍旧有待考证，但也不失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条“蹊径”。

结语

近些年来，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为了更好把握国际话语权，更好地与世界交流，我们也在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典籍作为中华文化的精华，其翻译肩负着这一重要使命。《论语》作为儒家文化之经典，如何准确地对外传播《论语》的思想内容一直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古籍经典《论语》的英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译本能否完整准确地传达儒家的核心思想，能否让西方读者真正感知到儒家传统文化的魅力，能否实现中西文化的求同存异，触发思想碰撞的火花，都是不容小觑的问题（范敏，2015）。

自古以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的译者们留下了不少优秀的译文，辜鸿铭作为第一个英译《论语》的中国人，其笔译的译文，不仅追求“达意”，还富有“文学性”，上个世纪就在国内外的文学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现在《论语》研究仍然具有不可比拟的影响。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中国代表人员的发言，中国举办的记者招待会和新闻发布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重要领导人们在会议上引经据典，令人印象深刻，口译员相应的译文也广为传播。被誉为“国翻”的张璐对于带有浓厚中国文化特色的语言，翻译上不仅追求“达意”还富有“简洁性”，激发起异语读者了解我国历史文化的兴趣与期待。在社交媒体极其发达的时代，张璐口译的译文借由网络平台不仅传播到世界各地，而且普及各个文化阶层。

总而言之，在中华文化外宣的过程中，英译《论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积极推动优秀笔译译本“走出去”的同时，大家也应多关注比较优秀的口译译本，充分发挥翻译这座“桥梁”的作用，将中国优秀文化典籍译介出去，传播中国文化价值观。

参考文献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邓凯月、鲍志坤. 2020. 中国文化“走出去”视域下中国文化典籍翻译——以《论语》英译为例[J]. 英语广场（19）：34-35.

董小彤. 2020. 文化协调视角下的 《论语》 翻译策略——以辜鸿铭译本为例[J]. 文教资料（35）：100.

范敏. 2015. 《论语》的文化维度与翻译策略[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5）：34-39.

冯友兰. 2004. 中国哲学简史[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付江涛. 2015. 基础口译教程[M].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辜鸿铭，王京涛. 西播《论语》回译 辜鸿铭英译《论语》祥释[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陶书贞. 2019. 文化自信背景下《论语》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研究——以辜鸿铭译本为例[J]. 校园英语（14）：235.

作者简介：

刘佳慧（1997-），女，河南许昌人，汉族，河南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语口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