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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背后的传播渠道与传播思想发展

舒畅
  
一起文学
2022年5期
河北大学 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水浒传》作为我国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背后反映了宋明时代传播渠道与传播思想的萌芽。商业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传播渠道,产生了新兴的社会阶层,“富民”渴望取得社会地位,农民呼唤平等反抗压迫。

关键词:水浒传;传播渠道;传播思想

1. 背景介绍

《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也是我国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水浒传》的作者,历史上记载各有不同,大致有:施耐庵作、罗贯中作与施罗合作三种观点。现学术界大多认为《水浒传》为施耐庵所做。

关于施耐庵的生平记载不详,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钱塘人,为避战乱,隐居而作《水浒传》。明清《水浒传》版本众多,有繁本与简本两个系统。繁简之分,在于事件叙述与文笔差异,繁本文繁事简,简本文简事繁。研究选用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水浒传》百回本为研究对象,该版以容与堂本为底本,参照天都外臣序本、杨定见序本等整理,更接近最早《水浒》故事定型成书,也更接近传说故事的原貌。

《水浒传》以嘉佑三年宋仁宗在位时期,洪太尉误放走一百单八魔君讲起。全书可分为两大部分,前七十回描写了英雄好汉“逼上梁山”,反抗贪官污吏对民众的压迫;后三十回描写梁山好汉接受招安之后,征辽、征方腊的故事。《水浒传》记述了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从聚义到覆灭的悲剧故事,通过人物绰号暗示人物性格与典型、立体化英雄人物塑造的方法,反映了宋代人民反抗意识的兴起,与对平等、忠义等伦理道德的向往。

2. 《水浒传》中的传播发展

2.1 民间传播渠道出现

宋代重视商业发展,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曾说,“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地区。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

宋代农业技术进一步发展,灌溉、耕地效率更加提升,使得部分农业劳动者转变为手工业者或从事商业活动。这体现在《水浒传》中,便是一百零八位好汉多样的身份构成,手工业者有从事雕刻书印的“玉臂匠”金大坚、裁缝“通背猿”侯建、铁匠“金钱豹子”汤隆等,经商的有开酒馆的朱贵朱富兄弟、医生安道全等,还有不少个体散户比如猎户解珍解宝兄弟、渔夫阮氏三雄等。

在商业高度发展的背景下,《水浒传》中自然出现了一种民间的传播渠道——酒肆。上文提到的朱贵朱富兄弟便是经营这样的营生,他们的酒肆不仅起到商业作用,还是梁山的重要消息机构。宋代人民生活富足,酒肆便成了人民街谈巷议的好去处,通过酒肆客人的谈论,也就成了重要的消息获知渠道。在闹市区、关隘或交通枢纽处,闹市区如施恩在快活林开的酒肆,关隘处如朱贵朱富的酒肆,交通枢纽如张青孙二娘的酒肆。五湖四海的人们在酒肆谈论所见所闻,酒肆已逐渐成为重要的信息集散地。

而另一种重要的信息传播方式也与酒肆有关——吟诗题诗。与宋代商业发展相伴的是文化的发展,诗词艺术达到新的高峰,平民百姓也热衷于吟诗作对,酒肆就成了失意文人吟诗题诗的好去处,一些名句更是短时间内便社会上广为传播。如第三十九回“浔阳楼宋江题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中,对浔阳楼题诗的描写“起身观玩,见白粉墙壁上,多有先人题颂”;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院 李逵元夜闹东京”中,穆弘、史进也在东京酒楼吟诗作对;阮氏三雄的渔歌唱和在书中也有描写。可见,此时于酒楼吟诗题诗已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这既是人们表达心境的手段,也是一种消息的传播方式。

2.2 追求理想生活

宋代商业发展,也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摆脱个体户或农民身份的富户。他们往往物质财产富裕,但政治地位不高。如对主人公宋江的描写“平生只好结实江湖上好汉…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托词”;再入史进送别恩师王进“托出一盘,两个段子,一百两花银谢师”。宋、史二人家底雄厚,出手阔绰。还有一些富户,凭借自身势力,聚拢当地百姓形成一种庄园,如祝家庄、曾头市等。

同时,富户的出现也在官和民间加深了社会割裂,农民不仅受到官府压迫,还受到富户的剥削;富户政治地位低下,渴望跻身上层。施耐庵的传播思想便产生于这一背景之下,通过人们对理想生活的向往与反抗意识进行传播。

这一思想在个人层面的体现便是对“义”的呼唤。如宋江“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的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他以乐善好施、仗义疏财著称,在河北、山东一带远近闻名,以至于江湖好汉一提宋江之名,就交口称赞他的仁义,这是一种个人仁义道德在社会上的传播,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再如柴进“此间称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唤做小旋风…专一招接天下往来的好汉”柴进也以好养士在江湖上闻名,门客众多。以“忠义”为名,树立个人形象,社会上往往不识其人而早闻其名,成为宋代百姓与富民在社会上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

在社会层面的传播方式是对“道”的呼唤。徽宗时期,奸臣当道,农民百姓面临着贪官污吏与新兴起的富户的双重压迫,新兴起的富户阶层渴望跻身权力中心而没有渠道。于是,受压迫的百姓与晋升无门的富户,便选择另一种方式,聚义梁山,建设一种理想中的“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平等生活。从梁山聚义誓词可见一斑“今日既是天罡地曜相会,必须对天盟誓,各无异心,死生相托,吉凶相救,患难相扶,一同保国安民…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前一段是对梁山泊平等互助理想社会的追求,后一段是对理想社会国泰民安的向往。“替天行道”也就成了梁山泊在社会上传播的符号化身,成为受压迫百姓向往的乐园。

3. 结语

《水浒传》作为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用了大量篇幅描写了农民及新兴富民阶层不满社会黑暗现实,于梁山泊聚义进行反抗的故事。小说中蕴含着施耐庵对个人层面“义”的赞美与社会国家层面对“道”的向往,这些理念也贯穿在《水浒传》中的各种传播行为中。

参考文献:

[1] 张锦鹏.江湖英雄:宋代“富民”阶层追求的另一种表达图式——以《水浒传》为考察对象[J].江西社会科学,2020,(01):26-36+254.

[2] 氏冈真士.谈上海图书馆所藏容与堂本《水浒》[J].文学研究,2018,(02):84-96.

[3] 孙琳.水浒忠义观的建构与解构[D].山东:山东大学,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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