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丰县八孩女舆情事件伴随了春节、冬奥会的整个周期，并最终由县级个案演化为全国性舆情事件，这与当地层层应对失当、主流媒体缺位不无关系。在新的舆论环境下，总书记多次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在舆情事件中，由于政府声音和管理缺位，缺乏对舆情信息的甄别，加之各种势力的干扰，使得诉求表达中夹杂着不同的声音，舆论引导的任务与压力也更加繁重艰巨。

关键词：丰县八孩女事件地方政府舆论环境舆论引导

一、八孩女舆情事件地方政府应对失当

（一）六次通报

1、第一次通报。1月28日，一段身着单衣的女子被铁链锁着的视频引发网民热议。据拍摄者称，该段视频拍摄于江苏徐州丰县董集村，被锁女子精神失常，且育有八个孩子。有网民质疑该名被锁女子或遭拐卖，提出其在无自主意识的情况下生育或涉嫌违法。当日，丰县县委回应称，网民反映的女子名杨某侠，1998年8月与丰县欢口镇董某民领证结婚，不存在拐卖行为。被锁系因其有暴力行为，经常打骂老人与孩子。舆论认为该女子遭遇的非人境遇未能得到解释。

2、第二次通报。1月30日，丰县相关部门再次发布通告，称女子系1998 年6月流浪乞讨时被董某民的父亲捡到，未发现有拐卖行为。同时承认在该女子与董某民结婚、生育阶段，民政办及计生部门有失职行为;董某民涉嫌违法。舆论认为前后通报口径不一，再度提出质疑。

3、第三次通报。2月7日，徐州发布通报，称杨某侠原名小花梅，为云南福贡县亚谷村人，1994年-1996年有婚姻经历，且当时已经出现言语异常等行为。同村桑某带其至江苏治病时走失，并未报警且未告知其家人。亦就网民关心其牙齿脱落问题及八个孩子是否亲生问题作出回应。针对涉嫌违法的董某民及失管失察失职渎职等问题的有关人员，纪检监察正在进行调查。舆论普遍认为通报中首次出现的“桑某”有拐卖妇女嫌疑。此外，与八孩女子处境相似的同村女子钟某仙已经被送往丰县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舆论认为，当地可能存在家族庇护、政府纵容的妇女买卖犯罪链。

4、第四次通报。2月10日，徐州公布第四份通报称，董某民涉嫌非法拘禁罪，桑某妞、时某忠涉嫌拐卖妇女罪，三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最新通报推翻之前丰县的调查结论，确认存在拐卖事实，但网民仍有质疑未得到解答。2月15日，有媒体曝出一张1998年8月董某民和杨某侠的结婚照，然而结婚照上的杨某侠与八孩女子的相貌差距较大。网民再度质疑小花梅身份、质疑徐州调查结果的真实性。

5、第五次通报。2月17日，江苏省委省政府发布针对该事件的第五次通报，宣布成立调查组进行全面调查，表示将彻查真相。央级媒体纷纷转发，微博多名KOL转发表态期待官方发布调查结果。

6、第六次通报。2月23日，江苏省委省政府发布第六次调查通报，对小花梅身份、身体状况，以及网民质疑的“李莹论”“结婚证与本人不相符”等问题作出回应，同时董某民等3人被批捕、徐某东等6人被立案，对丰县从县委书记到原欢口镇李庄村村干部等存在实质渎职行为的17人作出处分。该通报言辞犀利、细节详实，较为全面地回应了舆论关注的热点话题，但也有部分网民仍然认为通报结果不符合民间想象，对通报内容表示质疑。

（二）网络杂音

1、政府舆情应对失当，舆论焦点不断分散。丰县八孩女子舆情事件伴随了春节、冬奥会的整个周期，并最终由县级个案演化为全国性舆情事件，这与当地层层应对失当、主流媒体缺位不无关系。从当地政府应对的角度来看，从1月28日的第一通报到2月10日的第四次通报，出现了前后矛盾、事实不清、“自说自话”、回应层级把握不准等问题，导致次次通报非但未实现舆情降温效果，引发舆论更为强烈反弹。直到17日江苏省发布第五次通报，宣布省委省政府介入，中间长达一周的官方声音缺位让舆论焦点不断分散，自媒体成为主要信源。个别大V坚称董某存在拐卖、虐待、强奸，称丰县捂盖子;网络曝光董某结婚照，照片女子与八孩女子长相存在明显差异再度引发舆论猜测;部分网民不信任当地发布的DNA比对结果，“李莹论”仍存在市场等线索，持续壮大了民间声量，让徐州与丰县的沉默显得尤为可疑。2月23日，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发布针对该事件的第六次调查通报，较为全面地回应了目前声量较强的舆论质疑。通报披露详细、处罚严厉，基本实现了“一锤定音”的效果。但由于最终的通报内容与民间“愿意相信的事实”存在较大差异，舆论场仍然存在不少网民接受不了真相带来的自我否定、沉浸在“公权力自我包庇”的思维陷阱中。此外，也有理性声音呼吁借此个案推动妇女拐卖案件中的“买卖同罪”入刑、建立长效的妇女权益保护机制。

2、主流媒体集体失声缺位，自媒体占位话语权。除当地两级政府调查发布的应对失当外，此次事件中权威媒体调查报道的缺位也饱受舆论诟病。有观点认为，在冬奥会的大背景下，主流媒体聚焦奥运相关议题分身乏术;也有观点认为，如类似刘学州等事件中市场化媒体的“非客观”报道已经消耗了公信力，媒体在介入敏感舆情事件时显示出更加审慎的态度。同时，也有观点将权威媒体的集体失声引向特殊时期的舆论场维稳、新闻管控等方面。权威媒体缺位的后果是，远离新闻现场的自媒体通过贩卖情绪、煽动对立、恶意假设等手段不断推高舆情热度，极力塑造社会奇观，令舆论焦点不断分化，理性讨论逐渐偏离主线，加深了官方与民间舆论场的分裂。

3、网民的外围披露，导致舆情搭车、热点多发。除政府通报的前后矛盾引发舆论质疑外，丰县、徐州一些处置举措也被激愤的网民在平台曝光，“董某儿子向网信办举报发声者”“进董集村采访被以疫情防控为由阻拦”“前往当地的志愿者被以寻衅滋事为由拘留”“公职人员系统被要求参与评论引导或禁止发声”等言论充斥网络。尽管个别线索可信度存疑，但在官方声音“不可靠”、官媒声音缺位的舆论场上仍然成为唯一信源。全民聚焦之下的丰县、徐州也成为了被放大镜审视的对象。如有外围网民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近年来在发生在丰县的妇女拐卖案件已有数起;有网民称董某同村也有“1000元买来老婆”的案例，权威媒体报道该钟姓女子已送往丰县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如有网民称丰县多个政府部门当权者疑似来自同一“渠氏宗族”，质疑当地宗族势力渗透权力部门;如丰县城投被曝涉财务造假、丰县被曝地方债务率达373%已爆表等内容。可以看到，围绕在八孩女子身份疑云上的舆情，已经扩散到丰县、徐州两级，舆论矛头指向丰县基层不作为、徐州长期妇女拐卖的历史遗留问题、宗族势力侵蚀公权力、地方债务危机等。

4、对妇女权益问题的讨论成为核心议题之一。对妇女权益问题的讨论，是贯穿丰县八孩女子舆情的核心议题之一。从个案来讲，导致舆情最初扩散、发酵的原因即为底层妇女“小花梅”寒冬身穿单衣、颈缚铁链、生育八孩的非人遭遇引发舆论同情与愤怒;而其发酵的微博平台，则是女性议题的主要舆论场。微博女性用户规模高于男性，广大用户对于“但凡女子，同一命运”的共情与女性主义大V的传播影响力，持续助推相关话题升温发酵。中后期当地连续曝出的被拐妇女个案、学术研究资料、法院裁决文书、历史新闻报道等客观事实作为旁证，持续助推该话题向纵深发展，将个案引向当地系统性的妇女拐卖问题。舆论对国内妇女拐卖历史遗留问题集中爆发，如影视作品《盲山》、聚焦被拐妇女的摄影作品《盲》、严歌苓撰写的文章《母亲啊，母亲》等“搭车”进入公众视野，拐卖妇女的公共议题属性更加凸显。基于该话题的空前热度，正在修法过程中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成为舆论焦点。舆论希望能够借此契机推动立法完善在拐卖妇女违法成本过低、完善女性在婚姻中人身财产权的保护等原有内容的不足，推动将防止拐卖妇女纳入地方政绩考核等内容入法确保实施。

（三）外部势力

1、境外媒体高度关注该事件，个别外媒恶意关联。丰县八孩女子事件在境外也获得了广泛关注。部分外媒将丰县女子事件打上耸人听闻的“性奴”标签加以传播，并以此为引子抹黑攻击中国。如rfi（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借拐卖个案抹黑中国脱贫成果，称“中国并未如其宣称的那样已经脱贫，贫困的普遍存在是人口拐卖的温床”，借丰县、徐州通报的前后不一致编造“中国存在官方默许的人口批发和人口拐卖市场、存在普遍的奴役现象”的谎言。rfa（自由亚洲电台）渲染发生在湖南岳阳的线下动员事件、称丰县八孩女子事件展示了中国“繁荣背后的黑暗”“一个真实的中国”。也有个别外媒借外网及国外线下的声援动作，将其解读为中外舆论对中国政治体制的不满，强调其中潜在的集体动员可能。

2、中国人权状况遭质疑、冬奥成就蒙阴影。丰县八孩女子舆情贯穿了北京冬奥全程，引发外界对中国官方叙事与底层群众生存状况割裂的质疑。如大量声音将冬奥夺金选手谷爱凌与丰县女子小花梅的境遇进行对比，称官方漏洞百出的调查结果“成为冬奥的一个瑕疵”，丰县个案的久拖未决，不但在国内引发了舆论狂潮，也给对中国存有敌意的境外势力树了靶子，“政体”“脱贫”“人权”等中国长期在境外遭受特定群体质疑的关键词，被借题发挥、肆意歪曲，利用境内外信息不对称抹黑中国，迎合西方主流话语的叙事，严重损害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声誉，让中国在成功举办冬奥会的国际传播契机中再度陷入意识形态斗争的舆论漩涡。

二、地方政府互联网舆论引导困境

当前，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5G技术的飞速发展，媒体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微博、微信、头条、抖音、快手等等为代表的自媒体平台通过手机占据了大众的碎片时间，作为公众利益诉求表达的平台，对社会各项事务产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新的舆论环境下，总书记多次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在舆情事件中，由于政府声音和管理缺位，缺乏对舆情信息的甄别，加之各种势力的干扰，使得诉求表达中夹杂着不同的声音，舆论引导的任务与压力也更加繁重艰巨。而许多领导干部面对复杂冲突的舆情生态存在认知盲区，丰县八孩女事件成为放大镜下的舆情危机典型。

（一）观念认知有差距

有的领导干部认为舆情是宣传部和网信办的事情。在网民面对互联网就像水和空气一样的时代，一些地方政府却不敢、不愿、不屑、不会“触网”，不知道网民尤其是年轻网民在哪里、看什么、玩什么、说什么，看不到真实、多元、混杂的互联网世界，像是两条平行线在同一个时空穿行，却无法形成共识。

（二）引导时效有滞后

在舆情应对过程中往往还面临着舆情发现滞后、舆情发帖人难查找、舆情处置难等困境，基层政府因为人力、设备的限制，往往依靠人工进行搜索，容易导致舆情发现滞后，错过最佳处置时间;在丰县八孩女子事件中，“可爱”的网友们对于政府回应时间发起“计时行动”，徐州市10天之后才正面回应，让舆论无限发酵，次生舆情不断发生。在舆情处置上，移动互联网的传播和反应速度是按秒计算的，而处置机制却远远跟不上。

（三）应对机制有盲点

在舆情处置和舆论引导中，互联互通机制不顺畅，导致很多时候出现信息互相打架干扰的情况，一个事件发生了，由哪一级讲，讲什么，无授权机制，虽然日常往往归口到宣传部门，但容易导致声音迟缓、应对不及时，往往陷入被动。有时候，舆情出现后，一些地方政府一味寄希望于封堵、删除、隐瞒等手段，不疏导、只封堵，只顾网上、不顾网下，这样往往难以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更难消除舆情复发隐患。

（四）“高黑低红”无甄别

在舆情应对中，不能低估“高级黑”“低级红”思维及其行为对舆论导向和核心价值观的伤害，其打着正义的旗号，掩盖逻辑、方法和手段的非正义、不合理，在价值观上有一定的欺骗性和迷惑性。媒体曾经报道，黑龙江省某法院在网上发文称，“默然姐姐，28天连续加班，没换过衣服，没洗过头，在执行局干警的心中，她就是女神、女超人”。微信公众号“中建四局正黔方”发布宣传文章介绍其员工“一年盖章7亿余次零差错”被网友计算出这位员工7*24小时不眠不休地盖章，需要每小时盖章近八万次，每分钟盖章1331次，每秒盖章22次。看似颂扬敬业精神，却是违背人情常理的“低级红”。有人讲作风变化，写出“副市长吃上了自己掏钱买的月饼”，言下之意就是官员以前“不用掏腰包”;有人讲纪律严明，宣传“因洗澡4分钟没接巡视组电话受警告处分”，让人感到抓纪律“缺少人性”，这就是明宽暗讽的“高级黑”。

三、地方政府的舆论引导探讨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事关治国理政、安邦定国的大事要事”。各级地方政府面对复杂多变的互联网舆情，构建合理有效的网络舆情应对工作机制，加强对网络舆情的及时监测、监控，有效引导并积极化解网络舆情危机，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以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新形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建立网络舆情应对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一）构建网络舆情应对预警机制

1、常态预警机制方面。建立多层次、全方位、全屏、全网、全时段、全天候的网络舆情信息监测、采集和报告机制。比如，建立全年365天每天24小时舆情监测制度，建立“人工+技术”的立体化监测预警体系，建立重点对象、重点舆区、重点领域不间断重点巡查制度等。制定舆情预警标准，设定“红橙黄蓝绿”等不同等级的预警机制。

2、非常态预警机制方面。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和突发事件监测机制。在发布重大政策，启动重大工程，开展重大活动前，充分考虑到可能暴发舆情的各种风险，进行充分评估，做好各种预案。针对突发事件，建立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报告的机制，和时间赛跑，为突发舆情事件处置赢得宝贵时间。

3、制定网络舆情甄别研判机制。社交类媒介应用崛起，传播形式更加丰富，传播过程更具隐蔽性，网上出现的一条不经意的不良信息都可能会产生无法想象的负面影响。因此，需对网络舆情进行客观、全面、科学的监测、分析与甄别，掌握网络舆情发展趋势，敏锐捕捉一些苗头性、倾向性、群体性问题，提高舆情应对预见性。

（二）构建网络舆情应对处置机制

1、建立突发舆情决策机制。根据突发事件的性质、类型、规模，科学设计应急处置工作预案，设定及时启动相关预案的条件，分类处置。抓住处置最佳时机，以期在“黄金4小时”内化解舆情危机，避免事态背离本身偏向发展。建立职责明确、组织有力、运行灵活、统一高效的应急处置指挥机制，实现突发事件靠前指挥、果断决策、第一时间处置，即迅捷、依法、适度、高效处置。

2、健全舆情引导机制。舆情发生后，要发挥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的优势，积极主动摆事实、讲道理，将群众情绪向理性、平和、客观的方向引导，推动事态向有利于妥善处置的方向转化。注重从公众的角度提供权威、可靠的新闻信息，提高公众对各种信息的鉴别判断能力。畅通舆情表达渠道，打造不同层面、不同影响的发声阵地，建立权威信息发布制度，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有效引导舆情。

3、建立评论工作机制。撰写网评文章，驳斥网上不实言论和错误观点，用好网评员队伍，将党和政府的正面声音迅速传播出去，做好网络统战工作。加强与网络意见领袖的联系，关键时刻能为党和政府发声，强化主流舆论;运营好本地政务账号，增强与网民的真诚互动，培养政务账号粉丝群体，增强舆论场影响力。

（三）构建舆情联动机制体系

1、提高舆情意识，加强队伍建设。地方政府领导干部要提升学网、懂网、用网能力，提高网络综合治理能力。转变思维观念，主动融入网络社会，培养互联网思维，提高对网络舆情的敏锐性。培育吸纳精兵强将，争取意见领袖，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构建强大的舆情工作队伍。

2、构建多元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立统一高效应急指挥机制，指挥下级单位处置舆情的同时，也要及时与上级机关沟通。协调宣传、网信、政法等部门，整合各方面资源，形成工作合力，构建网络舆情治理“一盘棋”工作格局。

3、加大舆情社会环境治理。规范网络传播行为，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参考文献：

《提升地方政府舆情治理能力的解决路径》热娜古丽 坚持求实库 2022-02-18

《网络舆情领域意识形态建设的思考》王咏梅人民网2021-03-19

《构建网络舆情应对长效机制》杨维东光明日报2016-0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