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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迷途的揭示与超越
——论迟子建《候鸟的勇敢》
摘要:迟子建《候鸟的勇敢》直面自然生态危机与社会现实的险恶,以温情而不乏尖锐的笔调直指人类个体普遍面临的心灵迷惘与精神困境,批判了世俗的蝇营狗苟与卑鄙繁琐。同时,迟子见不忘挖掘人性之善和自然灵性,于黑暗的现实之外为读者点亮了一道温暖的烛光。
关键词:《候鸟的勇敢》;人性;迷途;
迟子建《候鸟的勇敢》以现实主义的叙事视角构建了瓦城,候鸟管护站和松雪庵这三个主要叙事空间,官员,富商以及尼姑、理发人等各式各样的“上流”或底层人物“众声合唱”,共同呈现了形形色色的世态面貌与人情世故。正如在小说的后记里迟子建所写道的:“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无论文本内外,都是波澜重重。夕阳光影下的人,也就有了种种心事。所以《候鸟的勇敢》中,无论是善良的还是作恶的,无论是贫穷的还是富有的,无论衙门里还是庙宇中人,多处于精神迷途之中。”[1]作为长篇,《候鸟的勇敢》之篇幅不似迟子建以往的小说《伪满洲国》 、《群山之巅》等宏大厚重,但其对现实的关注与人性的透视却不亚于其他任何一部小说。迟子建的笔调温情而不乏锋芒,揭示了芸芸众生的幸福、迷茫、卑琐与苍凉,在透视与揭露人性的同时,也昭示了苍凉迷途背后的希冀与勇敢。
一、“候鸟”:世俗人性的隐喻与透视
“候鸟”在小说中具有双重隐喻认知功能,第一重是指春来北冬往南的迁徙之鸟,第二重是指“候鸟人”,他们是瓦城各级官员的亲属,或是与官僚勾结从而包揽各类市政建设工程的商人,在瓦城,他们属于上层阶级,富裕而清闲。因此,当北极的寒冬来临前,他们会随着候鸟的迁徙而移居三亚等地沐浴阳光,夏季又返回北国享受清凉。《修辞哲学》一书中指出:“隐喻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思想之间的交流(intercourse) ,是语境之间的互相作用(transaction) 。人的思维是隐喻性的,它通过对比进行,语言中的隐喻由此而来”[2]“候鸟”意象在《候鸟的勇敢》中是隐喻性的,它既象征了不同人物不同的自然生态价值观与人格诉求,同时也象征了“候鸟人”与平民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与矛盾。通过“候鸟”的隐喻,迟子建向读者呈现了“人性善恶的方方 面面,书写了处于精神迷途中的人的爱与悲痛、欲望与沉溺,以及思索和选择。”[3]
周铁牙与张黑脸同为候鸟管护站的工作人员,但二者对待生物的态度却是截然不同的。周铁牙作为站长,一心把候鸟作为攀附权势和金钱名利的工具。“一到夏候鸟飞回的时节,候鸟人回来了,周铁牙就得伺机逮上几只野鸭。带回城里,打点该打点的。”[4]45周铁牙“打点”的尽是瓦城的大人物,“打点”林业局局长邱德明和罗枚湿因为他们尝到野味后愿为候鸟管护站拨款,拨款数额毫无疑问会落尽周铁牙手里,此外,贪婪的周铁牙还将候鸟贩卖给如来饭庄为自己谋取私利。老葛作为森林检查站的工作人员,以公谋私拍下周铁牙车上的候鸟照片,将其作为威胁周铁牙为自己女儿找工作的手段。候鸟管护站与森林检查站本是鸟儿的栖息地,是人间净土,但却在官僚的腐败与周铁牙等人贪婪欲望的追逐下变成了名利的战场。庄如来与邱德明的病逝源于食野味而患上禽流感的传闻传遍瓦城的大街小巷,面对富商与官僚的死亡时,瓦城人是幸灾乐祸的,候鸟在人们的口中传成了惩治邪恶,救扶弱小的英雄形象的化身。候鸟的“神话”演绎可以说是神来之笔,一方面巧妙呈现了底层小人物仇视权贵和富有,以他人的不幸来平衡自身的卑微与贫穷的小市民心态,道出藏污纳垢,丑陋复杂的民间众生相。与此同时,人们对待死亡的冷漠态度背后,隐藏着对腐败与特权的反抗和不满。作为弱势群体,他们手无寸铁,只能以如此悲哀的方式呼唤公平与正义。另一方面,“禽流感”的谣言一传开,蒋进发、罗枚,周如琴等人立即陷入诚惶诚恐的不安之梦,映照出在反腐倡廉的政治环境下,不洁的官僚们战战兢兢,做贼心虚的焦虑和恐惧。而卫生局局长郭顺等人采取的隔离措施也暴露了某些官僚作风的冷漠、利己和懈怠。
南来北去的“候鸟”成了特权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划分符号,只有富商与高官拥有享受野味的机会,一个小小的候鸟管护站网络着无数的权势瓜葛。“候鸟人”邱德明利用职权在三亚为自己和儿女购置房产,郭奎利用权力成功提拔了自己的一儿一女分别当上了副局长和校长。“候鸟人”不仅有特权带来的优越感,在面对一年四季都只能留在寒冷的北方的“留守人”时也是充满优越感的。欣慰的是,在权贵之外还有张黑脸这样善良,正直、朴实的爱鸟之人。当有捕鸟嫌疑的周铁牙从城里回来时,一向温和的周铁牙忍不住“兴师问罪”:“俺等你一夜了!储藏间网笼挂了鸭毛,谁都知道,那间窗户和门都关着,野鸭飞不进来。网笼是你做的,俺没用,你用了,它干了啥,你说说看呐!”[4]81张黑脸因为“傻”,所以他无所顾忌,可以为了候鸟的安危而与站长针锋相对,他悉心呵护候鸟,懂得鸟的习性,在同候鸟的相处中他获得了由衷的快乐。他知恩图报,时时念着救过自己的鸟类,一心一意照顾受伤的白鹤。张黑脸的所作所为彰显了人性之中“善”的一面,他的善良在权势争斗中显得尤为可贵,他是作者用以寄托真善美和生命高洁的符号形象。与此同时,张黑脸是迟子建叙述伦理动机的重要彰显,在这个看似痴傻,实则通透的人物身上,既有作者理想生命形态与价值观念的映现,也将迟子建对自然世界的关怀与关注展现得淋漓尽致,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迟子建叙事中独特的温情情怀与现世关怀色彩。
二、飞雪:迷途的苍凉与希冀
正如迟子建所言,《候鸟的勇敢》中几乎每一个人都在人生的迷途中挣扎,精神的迷途,物质的迷途,权力的迷途等等。在故事的结尾,就连一向不慕世俗欲望的张黑脸与象征脱俗世界的尼姑德秀师父双双陷入了情感的迷途。迟子建以一场大雪笼罩了他们的去路,茫茫的飞雪世界昭示了迷途的苍凉,同时也指引了迷途背后的希冀与光亮。
松雪俺里住着三位尼姑,寺庙本是清净脱俗之地,但生活在这里的尼姑却各有各的故事,她们大多数人身上依然难段世俗的金钱与情欲执念。迟子建将云果师父这一满身都沾满世俗欲望的人物放置寺庙之中,无疑是对人类信仰与敬畏之心所面临的危机的担忧,讽刺了所谓信仰背后人性的虚伪与猥琐。云果曾是一个官员的情人,官员贪腐被查出时,她为了不受牵连将官员送的房产转至弟弟名下,自己剃发做了尼姑。“检查机关哪会找出家人的麻烦呢?她以此保全了财产。据说这官员有多个情人受牵连,只有云果躲过这一劫。”[4]152云果出家并非源于对信仰的向往,或对世俗的超然豁达,相反是出于躲避社会责任,保全自身利益。即便进了寺庙,云果依然用鲜亮的佛珠打扮自己,将眉毛画得富有风情,频繁跑到管护站对石炳德释放不该有的情感信号。云果的行为对佛性而言是不结的,她始终是“人在曹营心在汉”,难段对世俗七情六欲与财物的牵挂。当看破红尘的佛家成了世俗欲望的躲藏之地时,迟子建想向读者揭示的不仅仅是小人物的精神迷途,也展现了在物质吞噬下人类灵魂的变质与变味,以及当下社会普遍存在的人类精神困境。德秀师父剃发修行同样不是出于灵魂深处对佛教神性的皈依和向往,德秀师父被认为是克星,丈夫将她抛弃,女儿将自身的不幸都归因于她,悲痛欲绝的德秀师父对人世绝望后选择了当尼姑。不过,德秀师父并没有完全看破世俗,在修行期间与张黑脸犯下了禁忌之恋。犯下禁忌之后二人陷入了无边的恐惧之中,认为他们会受到上天的惩罚,并在内心的自我惩罚、羞耻感与道德谴责之下日渐消瘦,但又忍不住内心的冲动而一次次破戒。迟子建对二者的越轨行为是充满同情的,对人性之中真情的流露表现出了理解与宽容,也不反对二人勇敢追求幸福与理想的人生态度。同时,迟子建的温情又是有所节制的,她并没有以纵容的姿态接受德秀师父对教规的违背与破坏,善与恶的距离有时是无法具体衡量的,因而迟子建以折中的姿态给了读者处理禁忌之恋的充分空间。在故事的末尾,迟子建以两只东方白鹤隐喻了张黑脸与德秀师父的迷途之路,一只东方白鹤将自己的孩子顺利送上迁徙之旅后,返回管护站陪伴受伤的伴侣。最终,两只白鹤都在冰天雪地的寒冷之中冻死。德秀与张黑脸直到十指磨破才挖好埋葬白鹤的坑,当他们葬完白鹤后,狂风卷起的暴风雪早已将雪地的足迹荡平,“他们很想找点光亮,做方向的参照物,可是天阴着,望不见北斗星;更没有哪一处人间灯火,可做他们的路标。”[4]200这里,“人间灯火”是现实世界的象征,尽管张黑脸早已决定要娶德秀师父,但是这样的禁忌之恋是否能为世人所容?在世俗面前,他们的真爱将会受到怎样的阻碍?一场狂暴的飞雪,带给他们的不仅是能否走出眼下大雪迷途的考量,也是能否超越世俗的纷扰纠缠的巨大挑战。迟子建说:“人生就是这样吧,你努力洗掉的尘垢,在某个时刻,又会劈头盖脸朝你袭来。”[5]在迟子建的世界观里,人生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与变故,我们又怎敢轻易评判张黑脸与德秀师父之间的爱恋,而他们的将来将会受到怎样的阻隔也是无法预测的。一场飞雪,既烘托了二人情感之路的苍凉,又在苍凉之中带了些许的希冀与期待。
在瓦城,无论富人,穷人、底层小人物还是高官名人都有无法走出的人生迷途。在慧雪师太的一次讲座中,众人将自身对人生的疑问表露得一览无余。他们问现世的穷人能否在来世成为富人;送子鹤能否给不育者带来带来福音;坏人横行,好人受苦,为何菩萨不来救苦救难;菩萨能否让没有能力迁徙的穷人避开人生的风寒,等等。人们各有各的诉求,因而提出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慧雪师太的回答是:“在时间面前,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我想告诉大家,出了这个门,有人遭遇风雪,有人逢着彩红;有人看见虎狼,有人逢着羔羊;有人在春天里发抖,有人在冬天里歌唱。浮尘烟云,总归幻象。悲苦是蜜,全凭心酿。”[4]153慧雪师太的短短几句道出了生命的本质与人生的百态万千,告诫人们如何去探寻自身的生命价值和存在意义,如何以淡泊平静的态度面对尘世的风风雨雨。当然,这亦是迟子建对陷入迷途之人的安慰与回答,意在发觉平民百姓身上的光彩,在冷漠无情的现实名利场之中为读者找到一丝温暖的烛光。从瓦城人的精神困境与重重疑惑中,迟子建引出的是关于生命与人生的深沉哲思。
三、结语
《候鸟的勇敢》是一部具有现实隐喻精神与情怀的佳作,它完全不同于迟子建早期歌颂“北极村”乡土人情与自然之美的作品,《候鸟的勇敢》直指现世的冷漠与人性的复杂。迟子建将叙事空间定格在瓦城这样一座小县城,但其笔尖所触及的现实却是极富深度和广度的。其中既有不同阶层之间贫富差距悬殊带来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有底层小人物生活世界的迷茫,卑微与繁琐的日常和心理。作品中所呈现的瓦城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民间世界,它以自身宽广的胸怀容纳千姿百态的众生面貌与精神世界,作为小县城的瓦城,并不算处于政权中心的范围,因而,它以它相对意识形态而言的边缘位置演绎着自身原始生命的热力。同时,地方官僚的存在使得瓦城不得不进入制度化的社会形态之中,并且这里的官僚不可避免的染上了特权主义与腐败作风,因此,瓦城的社会面貌便呈现出了既有民间的藏污纳垢,又融合了意识形态的贪婪腐败的复杂色彩。
迟子建向来关注底层人物的生活处境与精神世界,在她的笔下,既有像《伪满洲国》中的王金堂那样寄人篱下的孤苦老人,也有像《树下》中的七斗那样无依无靠,受人欺辱的儿童,还有像《白雪乌鸦》中的翟桂芳那样被迫卖身,生不如死的可怜女人,迟子建不仅关注弱势个体,也格外留意像《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鄂温克族那样在现代化历程中逐渐被改造的少数民族群体。总之,迟子建总是笔触幽微的现实人生与人性之恶,有评论家批评迟子建的笔下温情太多,现实批判太少。笔者并不赞同这样的说法,迟子建关心的从来都是人间烟火之气,即便在那些赞扬神性与自然的作品之中,她最终要揭示的依然是世俗人生,正如她自己所说:“一个内心世界丰富和强大的作家,对世俗的顺境不但不会夸耀,而会常怀忧思和警觉,还可能把所有的逆境看做财富,这样你会在坎坷时有直面生活的勇气,看到人性的真相。”[4]84可见,文学是迟子建用以关怀小人物,关注世界的艺术手段,以文学对读者进行精神的治疗。《候鸟的勇敢》中,迟子建正是以强大而丰富的内心面对现实的不堪与丑陋,毫不留情地揭露官僚的腐败,人心的险恶与信仰的坍塌。同时,迟子建也善于挖掘人性的善,真与美,赞扬大自然的美丽与灵性。在斑驳复杂的现实之外给人以一片灵魂的净土和心灵的慰藉之所。
参考文献
[1]迟子建.后记:渐行渐远的夕阳/候鸟的勇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202.
[2]转引自束定芳.隐喻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29.
[3]高文丹.现实精神困境与人性悲歌 ——论迟子建《候鸟的勇敢》兼及底层写作[J].小说评论,2021(02):161.
[4]迟子建.候鸟的勇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5]迟子建.静止航行的船/空色林澡屋[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3.
作者简介:
达则果果,女,四川凉山人,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单位: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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