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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姜欣、姜怡《茶经》译本为研究对象，探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在译本上的适用性，借助“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分析译者姜欣、姜怡在英译《茶经》时的翻译内行为（词汇、诗歌和修辞上的翻译）和翻译外行为（作品、译者和读者因素），进而在翻译内与翻译外的基础上论述译者采用的归化、异化以及归化异化结合的翻译策略与省略、注释和改写等翻译方法，从而得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符合“求真为本，务实为用”的翻译行为规律。

[关键词] 茶经;译者行为批评;翻译内行为;翻译外行为

唐代陆羽所著的《茶经》是中国乃至世界第一部茶书典籍，已被译成日、韩、英、法、俄、意等国文字。在英语世界，最早的《茶经》版本是1928年Britain-nica Encyclopedia中的节译本。另外，1935年William H. Ukers在纽约出版一部分取材于《茶经》的All About Tea。美国Francis Ross Carpenter的The Classic of Tea： Origins & Rituals是《茶经》的全译本，1974年出版，1995再版。2001年由James Norwood Pratt所著的The Art of Tea第一章前四节对《茶经》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该作者又于2007年发表Lu Yu： Soul Man等系列文章，对《茶经》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1]。国内对《茶经》的英译主要有两版，一版是由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资深出版工作者冯志杰博士翻译，武汉崇文书局出版;另一版是由大连理工大学姜怡、姜欣教授翻译，收录在大中华文库系列。

截止到 2022年6月，以“茶经英译”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到98篇文献，涉及翻译目的论、生态翻译学、功能语言学、接受理论和模因论等不同的理论视角，未见从译者行为批评的角度进行研究。根据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要将“翻译内”和“翻译外”、文本和译者等多角度结合，才可能使翻译批评研究尽可能客观和完整。鉴于大中华文库广泛的文学和文化传播影响力，本文拟以“姜译本”《茶经》为研究对象，探讨译者的翻译行为规律。

1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适用性

译者行为批评（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是继中国本土学者构建的“变译理论”和 “生态翻译学”之后，由扬州大学的周领顺教授提出且较成体系的原创性理论[2]。该理论要求对译者进行研究时，分析译者“翻译内”和“翻译外”等多方面因素，明晰译文的社会化和译者的角色化。传统的翻译研究注重译文和原文之间的相似性，研究的视角一般都是通过各种翻译理论来分析译本而谋求特定的翻译策略，而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要求把译者看成语言人和社会人的结合体，从翻译内和翻译外两个层面开展对译者的研究，并结合“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对译者行为的“求真度”、“务实度”、“合理度”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3]。“翻译内”指的是翻译内部研究，主要关涉的是语码转换的问题，偏向于对文字的静态处理; “翻译外”指的是翻译外部因素研究，主要关联的是社会和环境上的问题，偏向于对多元素的动态处理。外部环境由各种因素构成，如原作因素、译者身份因素、读者因素等。译者通过与作者的原文发生视域融合后，将面对复杂的社会和潜在的读者再次完成一次视域融合，从而产生适应性的译文（整个过程详见图1）。根据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求真”是“务实”的基础，“务实”兼顾“求真”并略高于“求真”。翻译旨在求译文之真、之用[4]。运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分析译本可以放大语言的宏观视角，对译文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原文与译文，译者的角色化和翻译的社会化将在翻译研究过程中得到凸显。基于此，我们首先将译者姜欣、姜怡看作一对意志体的整体，然后结合译本《茶经》对译者作为语言人和社会人身份的译者翻译行为进行分析。

2 《茶经》译者姜欣、姜怡的译内行为

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Peter Newmark）把文本分为三种类型： 信息型文本，表达型文

本和诱导型文本[5]。《茶经》既属于科技典籍，也属于农学典籍，它归属于信息型文本，英译的主要目的是将茶学信息提供给读者，传播中国茶文化。因此译文语言特点逻辑性强，语言形式和风格从属于信息功能。因此，从“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评价模式来看，不难看出姜欣、姜怡在翻译《茶经》的译内行为主要遵照信息型文本英译的处理原则，以求真为基础，凸显译文的务实性。

2.1 词汇翻译

《茶经》中有多处涉及到中国古代的度量衡单位，这些度量衡在英文中无法找到对应词，译者运用“求真-务实”评价模式，力求译文在求真与务实中保持最大的合理性。

例1：原文：峡中以一百二十斤为上穿，八十斤为中穿，五十斤为小穿。（《茶经二之具》）

姜译：One large chuan there can hold as much as 120 jin （one jin=0.5kg）. The medium one holds 80 jin. Even a small chuan can hold 50 jin[6].

在原文中，出现了一个古代的度量衡单位“穿”，译者为了“求真”，将译文直译为chuan， 保留了源语的文化内容;而“斤”采用了直译加注的方法，与国际通用的“千克”作等价的换算，保证译文的“务实”，这一兼顾原则确保读者能在理解译文的同时感受源语的茶文化特征。

例2：原文：刘司空琨，琨兄子兖州刺史演。（《茶经七之事》）

姜译：The minister of public works Liu Kun and his nephew Liu Yan as governor of Yanzhou[6].

“司空”是古代官职，掌土木、水利建设之职;而“刺史”表监察之位。译者在这里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用“minister of public works（公共工程部长）”来表示“司空”，用“governor（州长）”来表示“刺史”，在职位职责对等上力图“求真”，在读者理解上力求”“务实”，不作加注是为了避免信息过度带来超额翻译。

2.2 诗歌翻译

诗词在古代典籍中是比较常见的写作手法。通过诗词，让典籍生涩的信息传达变得有韵味，形象生动，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获得更好吸收异域茶文化的能力，提升茶文化传播的有效性。

例3：唐陆羽《六羡歌》：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茶经五之煮》）

姜译： Lu Yu in the Tang Dynasty wrote in “The Six Envies”： I envy not gold pots bright， I envy not jade cups white， I envy not court goers for morning rite， I envy not officials off work in twilight. But how， how I envy the West River tide. Flowing via Jingling， my dear home site[6].

该诗歌原文以“不羡”为叠词重复，以“羡”为诗眼，押韵在“台”和“来”的“ai”音。诗歌美妙生动，刻画了作者对茶之水的索求。译文以“I envy”为重复词， 以“envy”为核心词，句句优美生动，更可贵的是每个分句的末词都押韵在“t（d）”音节，重复使用“how”一词呼应原文的“千羡万羡”，刻画了对“西江水”的向往之情，力求译文重现原文的“音美、形美和意美”。此处译文足见译者的用心，在保持译文“求真性”的同时，二次创造英文诗歌的美感，凸显了“务实性”，从“求真--务实”连续统模式中可以窥见译文的合理性。

2.3 修辞翻译

在《茶经》原文中经常可以看到修辞表达。通过比喻、排比、拟人等修辞，可以增加读者对采茶、制茶等工序的理解，让读者不仅能获得茶文化知识，也能更好地吸收中华古代文学文化。

例4：陆羽将水分为二十个名次：庐山康王谷水帘水第一;无锡惠山寺石泉水第二;蕲州兰溪石下水为第三;峡州扇子山下虾蟆口的水第四;......（《茶经五之煮》）

姜译：Lu Yu graded waters into 20 categories. No. 1： The water from Kangwang （King of Kang） Valley in the Lushan Mountain; No. 2： The water from the Huishan Mountain Temple Spring in Wuxi; No. 3：The water from Lanxi （Orchid） Rivulet in Qizhou Prefecture; No. 4：The water from Hama （Toad） Estuary at the foot of the Shanzi （Fan） Mountain in Xiazhou （Gorge） Prefecture[6]

在排比句的英译处理上，同样可以看到作者的用心。译者用“No.”来对应翻译“第几”力求忠实，保证译文的“求真度”，译文除了用拼音直译以外，在音译后进行加注，试图在地名上产生意象化，让目标语读者不仅能了解到茶水之源，通过意象化地名更能领略中华山水的优美，让山水的美带着茶文化进入到读者视野，此处的译文凸显了“务实度”，译文显得更加丰富饱满。

3.姜欣、姜怡《茶经》的译外因素

3.1作品因素

《茶经》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著作，也是历代茶人效仿写作的典范。该书语言极为精炼，文字优美，多并列句式多修辞[3]。因此，译者在翻译时，除了要忠实表达原文的信息内容以外，也要非常留意用词用句，尽可能还原作品的原貌。

例5：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茶经三之造》）

姜译：Following the initial step of plucking， the curing then would go from steaming， pounding， molding， baking， stringing， all the way to packing in a row for fresh tea leaves to be processed ready[6].

原文是描述采茶后产茶的工序，仅用了17个字外加1个语气助词，而译文用了33个单词，虽然译文无法呈现像中文表述的简洁性，但是从“initial”“then”“would go from”“to be processed ready”等时间副词可以看出译者在翻译时用词的严谨，尤其重视产茶工序的时间序列性，体现译文的“务实性”;通过采用“plucking”“steaming”“pounding”“molding”“baking”“stringing”等v-ing形式，还原且提升了原文产茶动作的既视感，力求译文的“求真”效果。

3.2译者因素

姜欣、姜怡两位教授不仅具有英语科班的学习背景，同时博士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的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将典籍翻译与计算机应用技术结合，因此在译文中处处体现用词的严谨与科学。

例6：茶之具;茶之造;茶之煮;茶之事;

姜译：Tools to Pick and Store Tea; Processing and Sorting Tea;

Techniques for Brewing Tea; Records and Legends of Tea[6].

这是《茶经》的章节名英译示例。译者经过多轮修改，最后用“Pick and Store”来表示“茶具”的用途，且用不定式来凸显“Tools”在“采茶”后作为“工具”的功能;而“造”用词“Process and Sort”来说明“造茶”环节重视“分拣茶叶”这一动作;而“煮茶”英译时添加了“Techniques”明确“技术”在“煮茶”中的核心地位;通过“Records and Legends”来表示“事”既为读者交代了“制茶的记录”，也描绘了“茶的传说文化”。总体上而言，译者用词逻辑性强，试图将“制茶”过程一一呈现，译文在“求真”上力图给读者带来视觉上的即视感，在“务实”上让读者明晰“产茶”的过程性和科学性，“务实性”略高于“求真性”，译文的整体的合理性也得到保证。

3.3 读者因素

考虑到《茶经》广泛的文化传播影响力，国外具有广泛的读者群，为了实现译文传播茶文化的目的，译者采取的策略是寻求译文与原文在各个层面上的对应，保持术语的一致性，尽量打造“求真、务实和合理性”的辩证统一关系。

例7：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茶经三之造》）

姜译：The second， third and fourth months of the lunar year are a proper time for almost all sorts of tea to get harvested[6].

译者在翻译月份时，并没有采用英语语言中的“February”“March”“April”。因为考虑到世界各地种茶采茶的气候与土壤状况，如果采用公历的月份势必与真实采茶的情景有所出入。为了保持译文的准确性，也考虑到一部分读者具备茶学的专业背景，译者采用了“第几个月”+“lunar year（阴历）”的表达方式，一方面体现了作为典籍英译信息的“求真度”，另一方面也让国外读者认识到中国古代的历法，传播了中国的历法文化知识，实现译文的“务实度”。

4. 译内与译外：翻译策略的选择

译者不管是作为语言人在执行翻译内行为时，还是作为社会人操控翻译外动作，都要灵活运用归化、异化或者归化+异化结合的策略对原文进行英译处理。

4.1归化策略

《茶经》成书于唐朝，由于年代久远，涉及大量的古代文化知识。译者在翻译时，需要查阅大量古籍资料进行翻译。对于原文中文化缺省的部分，译者采用了归化的策略，在确保译文对原文实现功能对等的基础上，实现忠实上的“求真”，保证译文的可读性，让外来读者能接受译文的内容，实现译文的“务实”，从而平衡整体译文的合理度。

例8：坎上巽下离于中。（《茶经四之器》）

姜译：Water above， wind below and fire inside[6].

原文中的“坎”、“巽”、“离”的表达来源于《易经》：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对应的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7]，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物，巽为风象;坎为水象;离为火象。译者融通了古代自然物象的概念，将“坎”译为 “water”，“巽”译为“wind”，“离”译为“fire”，在译文中“求真”，同时也让译文具备可读的“务实性”，让外国友人能理解译文的表达。

4.2异化策略

《茶经》里蕴藏着大量中国文化。因此，《茶经》的英译不仅承担着传播中国茶文化的使命，也肩负着将中国文化传入到国外的重任。姜欣、姜怡两位教授很好地意识到这一点，在英译时，适当地采用异化策略和补充解释的方法，使中国文化通过“茶”媒介让外国友人理解并感受。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来看，通过谋取译文“求真”，实现了译文对原文的忠实，通过补充解释的方法，让中国文化走入外国友人的眼帘，实现译文的“务实”，从而达到平衡整体译文在“文化传播”上的合理度。

例8：其一格有翟焉，翟者，火禽也。（《茶经四之器》）

姜译：One is phoenix， a legendary bird of wonder renewed from ashes symbolizing fire[8].

原文中的“翟”译者翻译成中国古代的神鸟“凤凰”，通过对“凤凰”的英译来传达中国“凤凰成灰，浴火重生”的意象文化。而西方phoenix的来源于亚述人（Assyrian）的不死鸟和埃及的太阳鸟的演变。亚述人的不死鸟虽会重生，但却不是浴火重生;埃及的太阳鸟象征对太阳的崇拜，它每隔几百年自焚重生一次。这里译者通过对“文化意象”词的解释，在译文中保留了和原文在物象形态上的“求真性”，同时通过译文补充解释让译文具备“务实性”，着力实现文化输出和走进异域的使命。

4.3归化+异化策略

传播中国茶文化的译者，在英译《茶经》时既要考虑到译文的可读性和简洁性，避免超额翻译给读者带来文本负重感，更要考虑通过英译渗透茶文化，让目标语读者能感受并体会异域茶文化的特色。因此，英译时要综合考虑“（对原文）求真--（对译文）务实”的连续统评价模式，在翻译过程中进行灵活动态地处理。

例9：从草，当作茶，其字出《开元文字音义》;......草木并，作荼，其字出《尔雅》。（《茶经一之源》）

姜译：Where tea is regarded as a herbage， its Chinese ideograph bears the radical form of grass （++）， which was coined into 茶 （pronounced as“cha”） firstly in the book Pronunciations and Meanings of Characters in the Kaiyuan Reign Period（Kai Yuan Wen Zi Yin Yi）...Grass and wood join hands in configuring still another Chinese character 荼 recorded firstly in the Erya Dictionary （Er Ya） [6].

译者在翻译“茶”的字源时，灵活地运用了“归化+异化”的策略，极致地映衬了“求真--务实”连续统的评价模式。在介绍中国人接受最多“茶”字时，采用异化策略，在括内补充了偏旁 （++）和发音（pronounced as“cha”），让目标语读者通过拼音接受“茶”的字源文化，通过读音突出译文的“求真性”，保持文本的异域性，让目标语读者品味纯美的中国茶字文化;为了增加译文的可读性，译者在第二句中运用“归化”的翻译策略，用目标语的思维与用词进行表达，有显性翻译的特征，凸显了译文的“务实性”。通过“归化+异化”的使用，让这部分的整体译文的“合理性”也得到认可。

5. 翻译方法的运用：求真、务实与合理

译者在翻译《茶经》时所扮演的角色是多样的，一方面是传播中国茶文化的使者，通过注释补充或适当改写将茶文化播撒在译文之中，以求译文“务实”之用;另一方面又是双语传递的交际协调员，为了达成原文到译文的二次视域融合，在保持整体译文“求真”的情况下将原文内容适当省略，以求“合理”之果。

5.1省略

例10：如“磨”、“扇”、“弹”、“钻”、“缝”五字，文以平声书之，义以去声呼之，其字以“穿”名之。]（《茶经二之具》）

姜译：Similar examples are： “Mo” in level tone means “to grind，” while in falling tone， it means “a grinder”; “Shan” in level tone means “to fan，” while in falling tone， it means “a fan.” The same is true with several falling-toned nouns and a level-toned verbs[6].

原文引号中的五个字为多音字，作者引用这五个多音字来类比解释当时计量“茶”的重量单位“穿”。在译文中，只出现了对“磨”和“扇”的解释，另外三个字则省略翻译。探究原因，无非是译者认为这里通过两例已经足够解释清楚多音字“穿”，而且这里的举例与茶文化关系弱，如果再对原文进行对照翻译，会影响整体译文的“务实性”，因此译者通过牺牲一部分的“求真”来保全整体译文的“合理性”。

5.2 注释

例11：......则又棨、朴、焙、贯、棚、穿、育等七事皆废。（《茶经九之略》）

姜译：Thus the following seven tools may be spared： qi（an awl knife with hard wood handle for stabbing tea-cakes）; pu （a bamboo rope used to string tea-cakes for transportation）; bei （a kind of underground range to bake the tea leaves dry）; guan （a whittled bamboo stick pointing through tea-cakes for baking）; peng （a wooden shelf racked on a bei for tea baking） ; chuan （a twine of stringed tea-cakes as a measurement unit）; yu （a wooden structured square case to keep dry stored tea-cakes）[6].

原文讲述的是如果在早春山野间采茶，可以随即就地制茶，则上述七种制茶工具以及相关工序可以省略。由于这七种制茶工具能清晰反映当时的制茶工具情况，是反映古代茶文化的重要信息词。因此，译者对每个字对应的制茶工具进行考究，通过注释的情况详细解释了每个制茶工具的形态，在拼音音译“求真”的同时，还增强了译文的“务实性”，满足了目标语读者的好奇心与期待感，有效地传播了中国古代的茶文化。

5.3改译

例12：其一格有彪焉，彪者，风兽也。（《茶经四之器》）

姜译：The second is a tiger， a scudding beast， representing wind[6].

原文在介绍茶的加工器皿风炉时，其内部有三个图案，其中之一便是“彪”。“彪”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的动物，民间虽有传说“彪”是雌虎一胎中多余的虎崽，但这并非真正的“彪”。动物界中最能符合文献里对彪的描述的，恐怕只有生活在云南、广西高海拔的金猫了。但是，“彪”的确长得和老虎很像。因此，译者在翻译时为了增强译文的“务实性”，考虑到目标语读者的文化意象，因此将“彪”改译成“tiger”，虽然译文在表面“求真性”上打了折扣，但是整体译文却显得更加“合理”，更加符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期待。

6 结语

《茶经》在中国茶文化对外传播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姜译本《茶经》为样本，运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通过探讨《茶经》姜欣、姜怡的翻译内行为和翻译外行为来分析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整体上符合“求真为本，务实为用”的翻译行为规律，个体上偏向于“务实”，翻译合理性较高。《茶经》的翻译过程具有文化传承和延伸的特点，蕴藏着丰厚的中华渊源和历史积淀。正如姜欣、姜怡两位教授在英译《茶经》序言上所言，“希望译文能保留东方茶韵的原貌，实现有效传播中华文化的目的”[6]。

参考文献：

[1] 王宏.基于“大中华文库”的中国典籍英译翻译策略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

[2] 陶李春，许钧. 关于翻译研究的思路与重点途径--许钧教授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6：78-82

[3] 周领顺，孙晓星.杨苡《呼啸山庄》译本的译者行为批评分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7（06）：115

[4] 周领顺.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5] Newmark， P.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2

[6] 陆羽（著），姜怡，姜欣（译）.茶经（汉英对照）[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7] 汪艳，姜欣.浅谈 《茶经》中生态文化的英译策略[J].教育教学论坛，2014（15）：143

[8] 姜欣，姜怡.《茶经》与《续茶经》的模因母本效应与对外传播现状[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01）：123

[9] 周领顺.译者行为批评：路径探索[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作者简介：陈晓东（1984-），男，浙江温州人，双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译者行为批评、旅游翻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