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自古以来，古蜀文明与华夏文明、良渚文明构成了我国古代文明，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之一，在中华文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三星堆遗址被誉为“20 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的发现改变了历史学界对于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固有认知，验证了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古蜀国的真实性，并且将巴蜀文明的历史推到了5000年前。三星堆的发掘丰富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强烈关注，它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传播了中华文明。

而关于三星堆文化海外传播有一个必须回答的前置问题便是：“三星堆究竟是什么？”在线性逻辑下的传播策略与效果研究中尚未形成可以立即转化的学术积累，因而三星堆文化的海外传播并不存在一个通用模式，本文将从受众与内容分析出发，对三星堆海外传播现状作一初步判断，进而从“传播思路”的角度，对三星堆作为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的定位作出相应解析。

一、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早期文明

（一）三星堆文化的分布与分期

罗二虎认为：三星堆文化或者三星文化圈划定在考古界意见分歧非常大，非常模糊。有的学者宽泛一点，把三星堆文化圈扩展到巴蜀文化圈，在这一个区域内的文化中心一定是在成都平原，也可能会有一些小的副中心。具体而言，三星堆文化的分布范围北边至宁夏和陕南地区，东到湖北西部，甚至于还有湖北的西南部，西到青藏高原的东部，所以这个区域是非常广泛的。当然不同的时期它可能它的分布有一定的差别，但它的影响力比较低。

三星堆文化是由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而确立的。长期以来，三星堆文化的分期、年代，以及成都平原考古学文化序列的构建，始终是研究的重点。学术界曾将三星堆遗址的遗存分为四期，时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商末周初。 随后，三星堆遗址的遗存被分为三期，其中的第二期遗存即为三星堆文化，时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到殷墟文化第一期;第三期遗存被命名为十二桥文化，时代 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期至第三期。 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和认识的深入，成都平原的先秦文化被分为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上汪家拐遗存，其中的三星堆文化又被分为三期，年代为距今3700年左右至殷墟文化第二期。 桂圆桥遗址发现后，又提出成都平原的文化序列为“桂圆桥文化（距今5100-4600年） —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距今4600-4000年）—三星堆文化（距今4000-3100年）—三星堆四期文化（十二桥）文化（距今3100-2600 年）”。

（二）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黄剑华认为：中国自上古以来，便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有着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古蜀文明与中原华夏文明都是属于地域文化的范畴，各自的不同特色是和农业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的。古蜀与中原在社会结构方面，也有各自的特色。学者们认为，殷商王朝是奴隶制社会。早期的古蜀社会由于长期小邦林立，因而在文明早期阶段经历了由部落联盟到酋邦社会的演进，从而形成了共主政治局面的出现。古蜀国由此在统治方式与典章制度，以及习俗方面都与中原王朝有所不同。再者是在观念崇尚方面，夏商周时期中原王朝以九为尊，以九鼎代表青铜文化中的最高王权，而古蜀时代以五为尊，以五色象征宗庙。

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的古蜀文明，作为中国古代南方文化系统长江上游的一个重要文明中心，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有许多明显的不同，同时又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相互之间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和影响。来自于中原王朝的青铜文化，曾对南方地区进行了较为强势的传播，在安徽、湖南、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与青铜罍，就接受了商文化的影响。而古蜀的文化崇尚，也对周边区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二、三星堆文化传播现状

三星堆文化国内传播与海外传播同等重要，而在国内的传播力度与影响力度又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外群众对三星堆文化的认知程度。理清国内外传播现状，对更好的传播三星堆文化有重要的意义。

（一）国内传播

以三星堆为关键词，我们在百度上可以检索到超过9000万的信息;我们在百度学术上可以检索到16100篇相关研究的论文，在研究领域，大概是历史学、考古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地理学等领域多有涉猎，足见它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宝库;从近年来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的话题传播来看，它正在通过科普、沉浸式体验等形式进入公众的视野，引发历史考古爱好者们的广泛兴趣，很多媒体还以融合报道的方式进行知识揭秘、专业对话、文创生产，形成了一个全媒体传播的格局。首先，“三星堆”作为话题在媒体内外、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自发形成一些社交议题。其次，作为知识普及，通过全媒体融合报道、立体展示，讲述文明起源与考古发现，尤其对文物的多维呈现，构建有趣的议题，引发了公众积极参与讨论。最后，作为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新媒体衍生的文创产品不断涌现，二次传播、多级传播，打通受众群、专业边界以及文化隔膜，进入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范畴。

（二）海外传播

骆世查学者提到三星堆文化传播时，认为：“日常接收”侧重的是一般海外受众（而非专业圈子）是如何习得三星堆相关讯息的。通常“从上至下”的思路比较侧重“传者”一方，导向的便是如何报道宣传，这也是为什么目前的外媒报道多是国内媒体主导的部分原因。这样的好处当然是口径规范准确，但是吸引外国媒体的自发性报道效果或许较为有限。而“从下至上”的思路在这里则预设了海外受众群体主动了解的意愿，如此一来，检索便成为首先需要查看的部分。通过对谷歌检索结果、YouTube检索结果以及三星堆相关作品和外媒报道的调查研究发现：三星堆目前在海外传播中仍主要被理解为某种文化和知识形态，局限在常规报道和学科专业领域。在大众传播领域，影视化的成效较为有限，既有的《金色面具》尚缺乏关注度，而传闻阿诺·施瓦辛格担任中国三星堆文化全球宣传大使，并另行筹备拍片，但暂未在公开报道中看到跟进消息。国内的动画制作效果可圈可点，但与海外传播无涉，“三星堆”也没有形成持续效应。在线上线下的报刊、电视报道方面，多以消息为主，主题、深度报道有所欠缺，而且现有评论甚至直接凸显了海外社会关注的成见与偏见。而三星堆“周边”题材的开发也极为有限，只有服装设计领域偶有提及。

并且，他提出：作为“知识”的三星堆。三星堆知识的传播是是目前最有成绩的部分。但知识的普及化和大众化的书写又相对缺乏。在这一层面，有赖后续的公共/公众史学、非虚构写作、文学新闻、影像化项目等多领域的不断推进。作为“事件”的三星堆。这里的事件指的是“新闻事件”，随着三星堆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相应的报道仍会持续跟进，但以议程设置角度观之，现阶段看到了媒体议程，但公众议程仍颇为模糊。这需要科研团队（包括考古、历史、文博等研究）具有新闻策展意识，为数字时代的受众互动与主题变动留出空间，并提供多元线索。作为“形象”的三星堆。从现有资料看，三星堆给海外受众的印象或许就是某种古代中国文明的证据，或是直接跟博物馆、考古遗址相连接。这实际上大大限制了三星堆这一文化实体的形象，它除了可以在理解认知上转化为人物形象之外，至少还可以与城市形象、国家形象相连接。另从文化研究、社会史、文化史、媒介史的角度，三星堆也有待开发出生活方式、底层面貌、集体精神、物质技术等各方面的形象。这端赖跨学科学者的共同关注，一定程度上突破考古的专业藩篱，进入开放的数字人文领域，为未来各界人士进入和转化提供条件。作为“题材”的三星堆。三星堆题材的开发也相当欠缺。这是一个系列工程，从故事脚本到IP转化，从由头线索到代表作品，从活动策划到文献资料的数字化等，不仅需要政策层面的支持，也需要全局规划。作为题材，三星堆应该要能做到阶段性地开发，而不只是成果知识的普及和宣传，有纵深的题材通常都有争议，如此也才有持续关注的动力，这就进一步要求三星堆所涉各方要有危机处理的能力和品牌维系的意识。

三、传播三星堆文化路径分析

三星堆的对外传播还处于一个持续过程，文化+、网络+、故事+是一个组合策略，因为面对广大的海外受众，他们是凭借兴趣或特殊的缘分来接触这一领域和这一事件，是要把偶然接触变为趣缘认知，进而形构社群，其目的不是探讨考古或者历史，是以此为中介、桥梁构建全面、客观、友善评价中国的舆论。

（一）做好对内传播工作，精准对外传播。

对国内来说，要注意青少年受众和专业人士，应该有所区分，在目标人群中注意有效性、知识性、探究性即可，不宜过度追求数量规模，过度做娱乐化开发或旅游消费。对内传播是对外精准传播的基础，我们在对内传播中发现和确立的专家、意见领袖是对外传播的重要“桥梁”，可以通过他们设立一些社交账号，以个性化风格出现，形成一个多元的三星堆意见领袖社群，通过开展虚拟与现场互动的活动传播三星堆、讨论中国历史文化，在文物保护原则之下，还可以征集三星堆现场考古观摩员每年一次做一个文物或文化遗迹的直播，这些社群讨论的话题可以做开放延展，可以做三星堆+系列沙龙，形成互动活动，每年度发布一些游戏和有趣的讨论文集。

（二）完善传播机制，实现多方联合。

在提到三星堆文化传播路径时，操慧认为大众媒体之外的国际传播矩阵可以加速孵化专业机构、自己的媒体机构，提升由内而外的传播能力和原创权威发布。比如四川省考古机构、三星堆管委会、三星堆专家组等自己开设社交账号或自己建立自己的媒体，作为首发和权威信源，在合适的时效节点发布最新动态或新的发现，或者推出专属文创产品，制作独家影像资料片、创设主题研究论坛等，在国际社会和相关文化传播领域塑造特色形象，成为中国国家形象的文化符号体系。目前的社会协作和国际合作还未全面开展，这一国际传播的策划、深度和广度、跨界性等都值得我们去探索。

（三）举办文物实体巡回展览，加大文化走出去力度。

金沙遗址博物馆姚菲馆长则提出：金沙博物馆以金沙——古蜀文明为基础，加强学术研究，深化古蜀文明与天府文化、古蜀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纵向和横向对比，加大文化“走出去”力度，让国际社会倾听到更具文化底蕴的“四川故事”。自发掘以来，金沙与三星堆已在法国、日本、新加坡、美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过文物实体巡回展览。古蜀文明所表现出来的神秘诡谲，让国际受众感知到了另一种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中国文化冲击，从而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产生更进一步的了解和兴趣。2019年，金沙和三星堆在省文物局的支持下，盘活本地区文博资源，串联国内外其他文博艺术机构，策划输出15个主题展览。由金沙遗址博物馆参与策划，三星堆博物馆牵头申报的《人与神的世界——四川古蜀文明特展》同时获得2020年全国和四川省“博物馆十大陈列精品奖”之“国际及港澳台合作奖”两大奖项。这个展览是习主席访问意大利后中意双方第一个重大的文化交流活动。一方面，古蜀文明所承载的黄金崇拜、太阳崇拜等文化特征，与世界多个地区受众已有的知识体系比较契合，在与世界文明进行横向对比时，更容易引发共鸣，从而增加对外文化交流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但是，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我馆在古蜀文明走出去的过程中仍存在实体展览落地难、运输贵、保费高、展示形式和展示内容与当地文化特质不匹配等问题;国外观众因为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在参观文物展览时，也会出现难以理解、缺乏体验等反馈。

（三）技术“创新”，增加观众体验感。

多媒体展览是现在展览中必不可少的展示技术，对于文博类的展览，许多珍贵的实体文物只能以图片的形式展示在人们的视野中，而在在图片展览中，加入视频、投影、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多种技术手段，再搭配专家导览、学术研讨等形式，可进一步丰富多媒体展览的信息传播层级，增强观众的观展体验。而现有的3D打印技术的应用，进一步解决了不可出境文物的国外巡展问题，有利的避免了实体文物、以及入册复制品的出国审批流程。

（四）传播形式丰富化，实现“静态美学”到“动态美学”的转变。

在历史文献里少有记载的古蜀文明，给现代人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也激发艺术家无穷的创作灵感。如：金沙从发现之初，就致力于古蜀文明的艺术化阐释与传播。从最早的音乐剧《金沙》开始，我们便尝试用音乐、绘画、动漫、舞蹈、艺术装置等突破语言与文化界限，能够被国际受众所理解、所感知的形式，来进行国际传播。作为成都城市历史的起源，金沙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不仅是中国文化遗产标志，也是成都城市形象标识的主体图案。从博物馆里静态展示的单一文物，到腾飞在成都大街小巷最显著的视觉符号，金沙与成都，相互滋养，在多个城市营销案例中，相辅相成。

四、结语

在文博领域，三星堆的出现不断拓展人们对专业考古大众化、趣味化以及人文化的体验及认知，体现了媒体与文化、大众之间越来越紧密的关系，以及专业领域原本就存在的公共空间和知识传播也与大众发生越来越重要的互动，因此，考古、文博新闻不再成为某个特定领域的新闻或者信息，而是进入到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的重要的文化话题和文化连接，尤其在社交媒体时代，大众学习的社交化和媒介化让三星堆这样的专属领域的话题更具关注度和日常审美性，它说明了文化传播是人们的精神文化的深层诉求所在，也是人们对文明来源的身份追索的价值探问所在，它对于构建共识和凝聚力极其重要，是我们发展进取的动能和民族自豪感的来源。做好包括三星堆文化海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是时代背景与要求，全面深入的审视其传播价值和探索有效的文化对话、交流的路径是创新中华文明传播、做好中华文化传统传继的使命，让三星堆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领略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一方面展现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另一方面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感，为提高我国综合实力提供充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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