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将小说改编为电影，不仅改变了客观媒介，还从共识性和历史性维度，改变了艺术文本的指称功能和叙事特点，只有遵守此类变化规律才可以做出良好的改编。《白鹿原》电影中的某些角色和叙事结构存在不当和失调的问题，这对电影质量造成了严重影响，其最失败的点就是导演缺乏对封建文化和千新文化等小说内涵的深入理解，误认为封建文化就是封建糟粕，同时也埋没了新文化的特点。在缺乏正确文化观的情况下，电影自然无法表达出本真人性和客观真实。而本真人性和客观真实对小说品质和改编电影的质量起到了重要的规约作用。笔者从影视批评的角度，分析了《白鹿原》这部电影。

关键词：《白鹿原》;影视批评;本真人性;客观真实

引言

长期以来，在影视批评的实际环节需要有机结合以往的文学批评体系和文学理论基础，所以，大众大多会误认为文学批评等同于影视批评，也没有凸显影视批评的独立性，所以，笔者站在影视批评的角度，对《白鹿原》电影进行了分析。

一、电影《白鹿原》的影视批评

（一）集体降格

法国电影学家认为：改编高文学素质的作品难以达到原作品的层次。小说主线是明争暗斗的白鹿两家的人生经历，展示了农民群体的文化精神和生存追求。编导在改变原著的过程中，应当本着尊重原著的原则，增删故事情节和任务等内容，不应当影响原著艺术价值及艺术灵魂。但是，所改编的《白鹿原》电影却并没有遵守这一原则。

1.朱先生的缺席

朱先生主要研究程朱理学，人们称它为智者、圣人或预言家，并将他作为道德楷模和精神领袖。从他赈济灾民、禁绝罂粟和投笔从戎的经历可以看出他的民族意识和民本思想十分浓厚。白嘉轩以他为精神导师，白嘉轩在他的启蒙下，从小就懂得了“耕读传家”、“慎独”、“仁义为本”的道理，白嘉轩和朱先生分别追求修身齐家和治国平天下的生活。如果说白鹿想要借助宗族斗争中白嘉轩和鹿子霖这两个人物，微观展示农人生活和农人心理，那么通过了解朱先生就可以得知波澜壮阔的全国历史事件。他的经历和思想决定着《白鹿原》的宽度和厚度。然而《白鹿原》中并没有提到朱先生这一人物，所以大幅削减了影片的效果[1]。

原著以白嘉轩为主角，他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体现了渭河千百年的历史文化，他在小说中与土地命运顽强抗争。爱护百姓、遵纪守法，但是他也有一定的缺点，十分专制、强调绝对制裁与礼法不合的男女。然而，电影中的这一人物只会催租，成为了封建时代的狭隘家长，并未表现出原著中“土地”和“命运”这两个精髓。原著中不仅描写了命运坎坷的白嘉轩，更凸显了传统儒生在当时面对时代变革不适、无措的态度。但是电影中并没有展现这些关键的思考点。

2.陆子霖

陆子霖代表的是另一种宗法文化，从他侵占田小娥、诱导她勾引白孝文的举动可以看出，他奸诈狡猾的为人。小说中清楚交代了白鹿两家的背景，由于该村落十分封闭，白鹿两家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斗智斗勇。读者不难理解打坏主意、小算盘的鹿子霖及其主要动机。然而电影中并未解释白鹿两家的恩怨，孤立了鹿子霖的行为，却没有说明其动机，导致整个人物变得十分游离。

小说中白孝文在鹿子霖的算计下，变得越来越阴险，从心理和心理的维度，体现了鹿子霖慢慢毁掉白家好人的过程，描写了残酷的宗族斗争。而电影中却描述了一位惹人怜爱的白孝文，一开始主动投军的他最后只能被动拉壮丁，将投机者描写为了受害者。在陈忠实所描写的儿辈人物中，最主要的就是黑娃，黑娃具有十分传奇的人生，曾经是共产党员、也是土匪，也在国民党担任过营长，最后却被白孝文这一儿时玩伴处死。在动荡时局下，该人物成为了牺牲品。但是电影所刻画的黑娃缺少了自我意识，呈现给观众的是盲目反叛的黑娃，没有交代转变的原因[2]。

3田小娥

《白鹿原》电影不仅以田小娥为女一号，且描写了田小娥面对封建压迫勇敢反抗，追求个性解放的人物形象。扮演田小娥的演员觉得其他人物关系的改变源自田小娥的情欲，是剧情发展的主线。导演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并不重要。是为了用“大尺度”“激情戏”博眼球，或是增加自己爱妻的戏份都无所谓。但是影片以田小娥为主人公，整部影片就会以她为价值判断依据，导演仿佛将“基础常识”和“报复心理”作为了重点。电影的叙事主体是田小娥，这体现了导演没有深入解读原著史诗。原著中各类人物的象征意义都很强。而电影削减了此类人物故事，没有完整表达原著精神。

（二）电影剪掉了封建文化和新文化的"精灵"

小说中描写的陈忠实十分肯定新旧文化。文化和社会形态是相对应的，封建文化和新文化分别适用于封建社会和“新社会”。封建社会需要经过文化变革才能够迎来共产主义社会。而封建文化不适用于“新社会”并代表它不好。人们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支撑着他们的信念，我们应当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陈忠实对两种文化的肯定体现了其宽容和厚度。而电影正好相反，不看好也不肯定封建文化和新文化。电影并没有体现出两种文化的优点，对封建文化的呈现过于单一。电影中所描写的白嘉轩和黑娃等人生活在严重失实的封建社会，展示的是单一、畸形的封建文化，作者的思想难以被现代人所理解，存在着一定的隔阂和严重的误解。电影中所塑造的鹿兆鹏人物十分漠视新文化。小说中描写了一位外形俊美、聪慧勇敢的鹿兆鹏，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该正面形象堪称完美。而鹿兆鹏在电影中不仅以喜剧出场，也不符合小说中描写的外形，最后竟以逃跑结尾。逃跑后的鹿兆鹏再没出现，这代表他的命运和事业都面临渺茫的前途，也弱化了该人物代表的文化。而历史证明了在变革中国社会时共产主义事业和新文化是正确、光明的。电影的败笔就是扭曲了整个新旧文化[3]。

（三）影像无法充分传达原著的内涵

小说以叙事为基本功能，叙事的角度不同、口吻不同、观点也不同。电影中虽然运用了视角和旁白，但是无法展示出小说人物心理的跌宕起伏，文字具有独一无二的特质。文学小说改编电影应当用对等的方式表现出原著的精神、结构和某些叙事，将原著的语言形式和文化结构表现为多样化的视觉形式。由于电影时间有限，所以必须选取最关键的小说情节，并将其浓缩到戏剧和相关形象中，所以，电影改编戏剧虽然难度不大，但是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白鹿原》属于长篇小说，在改编的过程中必定需要截取重点内容，然而导演在拍摄《白鹿原》影片时存在主观介入，影响了其文体性文学，这种直接介入是不可取的，只有揭示人物命运才能够促进受众对影片思想内涵的理解。

影片采用视听语言呈现原著中的故事、人物和情节，受众只需观看屏幕作品，无须阅读纸质文本，而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最主要的就是借助直观画面传达文学的抽象意境，通过拼接画面掌握文章内涵。如果在改编创作影视作品时，并未通过影像视听表现出原著初衷，就算改编得再好、再有新意，也无法体现出其内涵和根本。《白鹿原》影片采用了写意镜头，并未形成整体、连贯的剧情叙述形式，甚至会让观众感到欠缺情感。电影中的民俗文化成了“奇观”存在，例如皮影戏和秦腔等。这主要是因为原著文本的意向是主观的，而影片视听影像给人带来的心理感受是微观的。成功改编影片相当于艺术家的二次创作成果，然而大部分成功的作品都做到了尊重原著[4]。

（四）影片没有抓住“白鹿精魂”

对于整部影片来说，呈现给观众的是一张张图片组合而成的画面，如果观众对原著并不了解的话，那么也难以理解影片内容，碎片化的内容会给人一种强行拼凑的感觉，没有表达事情的原委，所以，总体上来说缺乏主线和思想内涵。所有作品，特别是经典作品必定有可以打动读者的深刻思想内涵，这种思想可以体现出人文性，影片也是如此。然而《白鹿原》影片中只描写了几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就连白鹿两家也是因为田小娥发起的争斗和复仇，所以，过多描写了田小娥，采用女性情史代替了民族秘史，导致整部影片与原著精神不符，没有体现出《白鹿原》小说中丰富的思想和史诗气质[5]。《白鹿原》小说被人们称为民族史诗，它的规模和深度空前，揭露了中国宗法社会在夕阳下的场景，终结了中国古典村社文明，其中包含了大量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相关的信息和心理素材等，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民族文化。从这一点上来说，《白鹿原》影片中缺少了许多东西，大部分镜头仅描述了表面现象，并未表现出视土地为命的农民、新时代思想从文化和心理维度对祠堂宗族的冲击，可以说《白鹿原》电影没有抓住“白鹿精魂”。

此外，该电影在叙事方面也存在短板。影片中播放的麦浪、秦腔和长筷子等过于重视画面感和质感，然而就如同符号那样，没有凸显其叙事作用和推动作用。具有冲击力的画面和影像应当以叙事为基础，事情发展到某种程度才会有情绪、情感产生，才会具有艺术感染力的情绪和情感，才能够打动观众的内心。进而赢得观众对电影表达的认可。如果缺乏叙事性，大量的因素都只能作为符号，无法对观众起到引导和征服效果[6]。

二、电影《白鹿原》的影视改编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试图修正白鹿原改编电影，希望在当前的电影容量内，提升其真实性、本真人性和客观性。首先，应当重新选择扮演鹿兆鹏和白孝文的演员。扮演鹿兆鹏的演员不仅需要具有富家子弟的气质，还应当具有革命者的气质。扮演白孝文的演员需要有沧桑感和木讷感，兼具文雅气质。其次，应当调整部分电影人物情节。如果没有朱先生，也可以从白嘉轩入手凸显朱先生的智慧和儒家文化，也可以获得幸福的婚姻，与田小娥形成强烈的对比。可以将借种怀孕的孝义媳妇改为孝文媳妇[7]。如果不涉及百灵这一任务，就应当添加一些与她与鹿兆鹏共同参加的革命活动，如此可以更好地塑造鹿兆鹏人物形象。即使后来黑娃再没出现过，也比他殴打、逼死白嘉轩及其自己的父亲更为合理。接着应当变动一些电影情节。电影前期对小黑娃和小孝文情谊的铺垫过多，由于在电影中两人后来并未因为田小娥闹翻，不存在这样复杂的情节，所以可以留出更多时间详细描述多年后孝文是如何回归封建文化的[8]。

目前在改变纯文学作品时主要面临如下问题：首先希望借助影视作品呈现原著的内容和思想精髓;此外，导演需要选择追求艺术还是商业价值，也明确影片受众定位，选择难度较大。《白鹿原》影片虽然具有文艺气息，但是也不应当过于追求票房，导演在改编作品的过程中，应当对原著的时代背景及其创作背景作出全面思考。改变作品必须要有明确的目的，而不是盲目追崇改编，如此才可以通过改编超越原著或实现跨时空互动，体现影片的文学价值和影视价值。

结束语

从整体的角度来说，文学改编作品为中国电影创作剧本提供了重要的内容和精神骨架，电影对文学养分的汲取依赖性较强。宏大题材与影片质量密切相关。而想要成功改编名著小说为电影作品，就应当重点把握和凸显原著主题，丰满和深刻的刻画影片中的人物，传承和营造合理的意境，而不是对影片内容的删减，对故事情节的增添问题。观众更重视的是电影是否做到了尊重原著，是否能够引发观众的共鸣。以此为基础进行改编创作，即使无法做出最佳的诠释，也不会使观众产生不满情绪，这主要是由于他可以从意识和心灵上与观众达成共识。同时，改编文学作品为电影，还应当重视原著的背景时代和作者的社会生活环境。如此才能够全面地体现出原著作者的思想和情感。我们不应对文学改编电影做出过多的责备，而是应当从历史的角度，对整部作品作出客观地评价。

参考文献

[1] 王钦.从电影《白鹿原》评论看影视批评的现代性建构问题[J].北方文学旬刊，2014，000（008）：94-95.

[2] 金信仪.从"缩影"回到"本身"——对电影《白鹿原》的简浅评论[J].北方文学，2019（35）：2.

[3] 徐兆寿，杨天豪.电影《白鹿原》的改编问题与"精魂"理想[J].文艺争鸣，2017（2）：6.

[4] 周仲谋.西部乡土史诗与地域文化的影像呈现——论电影《白鹿原》的改编艺术[J].北京社会科学，2013（1）：4.

[5] 李鹏.在民俗的琴弦上弹拨激越的生命之歌——评电影《白鹿原》的民俗叙事和民俗奇观[J].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10）：196+198.

[6] 孙萌.中国地缘电影的传播符号生产与艺术风格研究 ——以影片《白鹿原》为例[J].视听，2020（10）：2.

[7] 蒋济永.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断裂——《白鹿原》创作方法的突破与价值重估[J].2021（2017-4）：20-25.

[8] 夏光富，唐睿.中国电影的民族文化与审美意境分析——以电影《白鹿原》中的戏曲元素为例[J].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21，2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