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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农业文明的衰弱与工业文明的冲击，中日两国的语言文化交流在文化对撞的大背景下也更加密切。甲午中日战争后和伪满洲国统治时期在东北地区形成了两次被动或主动地东北方言日语借词的高潮。本文以借词的主要阵地之一--东北为对象，对日据东北时期东北方言的日语借词特点进行研究，同时为揭示东北方言的产生和特点提供一种新的思索。

关键词：东北方言;日语借词;日据东北

作者简介： 张新凯，男，山东青岛;兰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日本近代史、日语语言

程亚亮，男，黑龙江绥化;兰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

一、输入过程与影响

（一）甲午战争后

1.历史背景及借词情况

甲午战争失败后，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彻底宣告破产，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一些有识之士在吸取洋务运动教训后，将学习的对象由西方转向当时国情与中国更加相似的日本，掀起了一股救亡图存的热潮。其中就包括选派赴日留学生，培养日语翻译人才等。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大量引进“西学”，实行全盘西化，从而成功走向近代化的道路。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进一步印证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优越性。因此，翻译家希望能够通过翻译日文文献接触到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政治制度、文化教育，于是在翻译的过程中引入了大量的日语词汇，最终引入到东北方言当中。

此时期进入东北的日语词汇以借形为主，词汇类型广泛、涉及社会各个层面，但由于历史背景原因，借形词汇主要集中于科学文化领域。

词汇类型既包括日语汉字词汇也包括日语中的外来语词汇。具有代表性的词汇如：参观（さんかん）、教科书（きょうかしょ）、能动（のうどう）、生产力（せいさんりょく）、世界观（せかいかん）、心理学（しんりがく）、直径（ちょっけい）、半径（はんけい）、密度（みつど）等。

此外，一些接头词、接尾词也进入到汉语之中，被广为应用。如：行动力（こうどうりょく），现代化（げんだいか），日本式（にほんしき），安全性（あんぜんせい），政治的（せいじてき）等。

2.影响

对日语的借词是近代中国为吸收外来优秀思想文化和先进技术而进行的生动又伟大的尝试。对日语词汇的引进以及对日语著作的翻译，使我们获得了日本基于原西方技术基础上的认知，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医学、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发展，加快了中国近代化进程。这些词汇的大部分是在进入汉语普通话后进而进入东北方言之中，直至今日我们仍在使用。

（二）满洲国统治时期

1.历史背景及借词情况

1929年，一场突如其来又酝酿已久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日本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政局动荡，经济大量外流，国内矛盾加剧，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日本军部终于将目标对准了当时软弱无力的中国。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柳条湖事变，次年2月占领东北，随即于3月在柳条湖事变后占领的中国东北地区扶持爱新觉罗溥仪上位，进行了长达14年的伪满洲国统治。在此期间，为了强化在思想文化上的控制，日本对伪满洲国进行丧心病狂的奴化教育，如开设大量日语学校，实行日本文化输出等。据统计，当时东北学校的日本教师达到了教师总人数的40%以上。同时，日本殖民者在伪满洲国推行其以日语为主的“国语”语言政策，将语言渗透运用于教育制度、广播新闻制度等制度中，以扩大日语在伪满洲国的影响力。以教科书书名为例，如《初级用新时代国语读本》，将日本语列为“国语”，而改称中国语为“满语”。并且在许多教科书中反复提到“东亚之共荣”、“开拓地的光荣”等内容。“日本开拓团”是日军为真正占领中国，向中国派来的组织。不仅有军队，还包括大量的日本移民。其主要目的是造成日本人在东北地区的人口优势，借此改变东北的民族构成，反客为主，霸占东北。在大批日本移民与东北人民共同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由日语音译、借型或音意兼译而衍生的东北方言。而当时东北方言中的音译词汇“红部”，来源于日语词汇“本部（ほんぶ）”，就是指代当时的开拓团团部。像这样来源于日语借词的东北方言还有很多，代表性方言文字如下：

（1）生产生活方面：

果子（音译类）：日语汉字“菓子（かし）”，读音“kasi”，译为：点心、糕点、糖果。东北方言意思稍有变化，是指点心、糕点之类，多指酥制饼干。并不包含水果之意。

柳子（音译类）：日语汉字“竜頭（りゅうず）”，读音“ryuuzu”，译为：龙头状吊钩或转柄，表把。而东北方言中发音几乎相同的“柳子”是指从井里向外打水时使用的盛水器具。

瞎掰（音译类）：来源于日语中的动词“喋る（しゃべる”，读音“shaberu”，译为：说，讲;说出泄露;喋喋不休，能说会道。东北方言的意思则为瞎说，说谎之意。

马葫芦（音译类）：来源于日语中的外来语“マンホール”，读音“mannhooru”，译为：窨井，下水道，暗渠等。与现今东北方言中马葫芦所表达的意思一致。

格纳箱（音译类）：来源于日语“格納箱（かくのうばこ）”读音“kakunouubako”，译为：工具收藏箱。在东北方言中特指垃圾箱。

红部（音译类）：来源于日语“本部（ほんぶ）”读音“honnbu”，译为：总部，大本营。而红部则指东北农村曾做过开拓团团部的地方。

（2）思想文化方面：

幼稚园（借形类）：来源于日语“幼稚園（ようちえん）”读音“youtienn”，译为：幼儿园，小学入学前的教育设施。与现今东北方言幼儿园意思一致。

生徒（借形类）：来源于日语“生徒（せいと）”读音“seito”，译为：学生，特指中小学的学生。与东北方言中生徒意思一致。

呱嗒板儿（音译类）：来源于日语“下駄（げた）”读音“geta”，译为：木屐，木履;空铅（印刷、出版领域中的倒空铅字）。由于日本的木屐在与木板撞击时会发出“呱嗒呱嗒”清脆的声响，与东北民间乐器快板打击的声音类似，故又称乐器快板为呱嗒板儿。

放送局（借形类）：来源于日语“放送局（ほうそうきょく）”读音“housoukyoku”，译为：广播电视台，播音设施。是当时日本殖民的重要宣传手段之一，现今已不在被使用。

2.影响

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来看，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东北方言对日语的借词意味着当时的东北正逐渐受到日本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基础的生产生活方面到思想文化方面都在向日本式变革，这将会加快日本对于包括东北三省在内的伪满洲国的奴化教育，达到实现民族分裂的目的。

从文化“自然的人化”这一本质上来看，这是一次残酷的文化入侵，是以语言作为承载的日本文化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的摧残。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在长期日常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产物，文化的载体语言文字的改变，证明日本文化已经深入到东北人民的生产生活中。

另一方面，日语借词的进入使得东北方言的词汇量、表达能力、语言体系更加完善，使原本多种语言交织的东北方言更加丰富多彩。

二、日据东北时期东北方言日语借词特点分析

（一）借词类型

日据东北时期，东北方言日语借词的类型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1.音译类：音译类是东北方言借词类型中最主要且最广泛的一种，主要是指不借用日语的形体，采用与日语假名读音相似的汉字来表示日语原读音下表达的含义。如：大连人常说的“马葫芦”一词，就来源于日语的外来语“マンホール”，意为下水道，下水井。

2.借型类：与日语的汉字读音无关，按照日语词汇中原有的汉字词汇，对事物进行重新命名。东北居民原本称“茅房”，“厕所”的排便场所，日本人称之为“便所（べんしょ）”读音“bennsyo”，而东北方言只借用了日语的汉字，却没有借用日语的读音。

3.音译兼意译类：音译兼意译类是东北方言日语借词中并不常见的一种方式，主要分为三种情况：借用过程中同时既满足音译又满足汉字表意的特征。如：幽默（humor）、基因（gene） ; 借用时一部分满足音译，一部分采用意译，属广义外来词，如 ：爱克斯光（X-ray）、冰淇淋（ice-cream）; 借用时整体音译后加入表意成分，也属于广义外来词，如：啤酒（beer）、芭蕾舞（ballet）。

（二）借词类别

1.生产类：包括经济用语（如：市场，通过膨胀，增长率），生产工具用语（磨机，拔路），科学技术用语（如：选矿，密度），工农业用语（如：打工族，农作物）

2.生活类：衣食用语（如：落花生，便当，婆婆丁），通信工具（如：邮便，电话），交通工具（如：机关车，满员）医疗卫生用语（如：点滴，）

3.思想文化类：文化教育用语（如：幼稚园，留级），政治思想用语（如：共产主义，民主）

（三）借词性质

1.甲午中日战争后：主动性。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做法，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重视，许多文人学者远赴日本留学，政府也派人编篆词典、发行报刊，在各个领域全方位的学习日本。翻译家大量翻译日语文献，希望借助日语文献深入探究学习西方政治思想，教育制度，科学文化来改变当时中国贫穷衰弱的现状，在翻译的进程中，引入大量的日语词汇。其中不乏沈纮、樊炳清这样的近代日语翻译学者，为词汇的引入做出巨大的贡献。

2.伪满洲国统治时期：被动性。

日本在东北全境建立伪满洲国政府后，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具有绝对的领导地位，这对日语借词这一现象的形成提供了保障;近200万日本人长期性移居东北，与东北人民不断深入交流，为借词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从日本侵略占领中国东北，对东北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到同东北人民共同生活，对于东北人民来说都是被迫接受的。所以，伪满洲国统治时期的日语借词充满被动性。

（四）分布特点

1.沿铁路线延伸分布：

东京法政大学教授中俣均的译著《语言地理学》中明确指出：“方言，与语言相对照，其独立性更差，更狭窄，更不稳定，而且呈现出地域性范围更不明确的形态。”方言是语言的变体，根据性质方言可分为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作为地域方言的东北方言是语言因地域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变体，地域不存在明确的界限，因此具有空间上的不稳定性。当时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铁路是跨区域交流的主要渠道。据统计，在整个“满洲国时期”日军新修“满铁”30多条，总长度达5300多公里，除承担人口运输的任务外，还是大豆、煤炭等货物运输以及军事运输的主要途径。因此，铁路周边的日语借词极为频繁。从日语借词上来看，在东北方言的日语借词中“走行（そうこう）”、“大豆（だいず）”、“投宿（とうしゅく）”、“社宅（しゃたく）”等词汇都准确恰当的印证了沿铁路线延伸的这一特征。

2.以城镇为中心的扩散性分布：

方言是有语言的人间群体所固有的表现和传达体系，因此，作为伪满洲政府官员和日本侨民的主要活动区域以及进行奴化教育和对日交流的主要场所的人口密集区——城镇，成为东北方言的扩散中心。词汇配给（はいきゅう）就充分地印证了这一点。满洲国的统治期间，日本以城镇为中心，对大米以及很多粮食的调配进行严格的把控，日本人称之为“配给”。由于配给制度的存“配给”一词也随城镇与乡村的粮食流动扩散开来。由此可知，以城镇为中心、随资源配给而传播至周边各乡镇是日语借词的传播重要途径之一。

3.南北对立及错综复杂分布：

伪满洲国包含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幅员辽阔。曾经为作为政治中心的女真民族的发祥地的沈阳与作为伪满洲国统治中心的长春，两种文化的交织碰撞，使日语借词存在以吉林长春为中心南北对立错综复杂分布的特征。如日语词汇：“点滴（てんてき）”读音“tennteki”，译为：点滴，吊瓶之意。在东北地区的北部（黑龙江）对于该词汇直接借形引用，而沈阳人则在原词的基础上从形和义两个视角出发，使用了“滴流”这一称呼。虽然是借词于同一日语词汇，也存在因借用主体地域的不同，而出现词汇差异的情况。这一差异在南北方向上尤为突出。

（五）借用优先性

1.甲午中日战争后：洋务运动失败，使当时的中国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并且在此基础上，对于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兴趣也愈发浓厚。因此，科学技术、思想文化，政治制度领域的专有名词占比很高。

2.伪满洲国统治时期：日本为强化对伪满洲国人民的控制，有意优先进行政治思想，文化教育领域的输出。同时，由于东北地区主要以农业为主，农民占据绝大多数，故农民的生产生活类用语成为被广泛借词用语。

据统计，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的汉语日源外来语词性分布情况如下：

相关领域名词如下：

科学技术领域：方程式、元素、分解、放射、电流、统计、力学、物质、空间等。

文化教育领域：歌剧、小说、学位、主人公、喜剧、文学、社会学、美术等。

政治思想领域：霸权、独裁、革命、宪法、理论、国家、精神、政党、阶级等。

生产生活领域：生产力、温度、商业、生产关系、劳动、所得税、植物、主食等。

（六）借词的时代性分析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身边总会出现一些热词，我们称之为流行语，如改革开放时期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强调了发展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性;“边腐边升”，“面子工程”形象的表达了人民对于改革开放时期贪污腐败的不满。从此可以看出，流行语是时代的产物，与时代的发展密切结合。而从日语中借词而成的东北方言，也存在这一特点。例如，20世纪30年代东北方言中出现的“街溜子”一词，《土语》日语注释为“当地的无赖汉;流氓，无赖”。就反应了当时东北因为贫穷所造就的社会风气的低下;20世纪初期对日语借词使用的“劳动者”一词来源于日语“労働者”，充分的反映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各行各业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现状。

三、结语

东北方言是东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由当地各民族语言的相互交织融合而产生，并且深受多国文化的影响。因此，东北方言独具特色，在与其他语言的沟通交流时，东北方言总是带有独特的感染力。大量的日语词汇被吸收和借词于东北方言中，丰富了东北方言的词汇，增强了东北方言的表达能力，在对日的跨国际间交流方面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研究东北方言日语借词特点的过程中，通过对东北方言借词类别和词汇的探究，或将成为除学习晦涩难懂的日语外，接触日本，了解日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有效途径。

但是方言总是不可避免地、深切地经受着社会变革对它所造成的冲击，中国东北方言在历史的大环境下也必然会随着历史的前进而发生变化。在走访调查中我们了解到，东北方言存在使用人数与年龄呈现正相关的特点。目前，老年和中老年是东北方言最大的使用群体。不可否认，日语词汇进入东北方言，为东北方言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命力，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方言也是一个国家宝贵的文化财富，是中华语言文化的一块瑰宝，它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多样性色彩，所以我们应该保护我们的传统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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