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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目录变化及原因
——以“六艺略”和“经部”目录为例
摘要:《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是我国古代目录发展史上的两大里程碑,从《汉志》到《隋志》,其目录发生了一些变化,本文主要以《汉志》的“六艺略”和《隋志》的“经部”著录情况为例,来分析其产生的变化及原因。
关键词:《汉书·艺文志》 ;《隋书·经籍志》;目录;变化;原因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J
Abstract: Han Shu · Yi Wen Zhi and Sui Shu · Jing Ji Zhi are two mileston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atalogues in China. From Han Zhi to Sui Zhi, some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ir catalogues. This paper mainly takes the "six art strategies" of Han Zhi and the "classics" of Sui Zhi as examples to analyze their changes and causes.
Key words: "Han Book Art Annals"; "Sui Book Book Annals"; catalogue; change; reason
《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叙述了先秦时期的学术思想源流,它根据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在分类上沿用了《七略》的“六分法”,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
《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则是继《汉志》后的又一部十分重要的目录书,叙述了从汉到隋这几百年间书籍的存亡和学术演变,它是根据隋唐时国家藏书情况,并参考其以前的有关目录书而编成的,在分类上,《隋志》则采用了“四分法”,即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
从《汉志》的六分法到《隋志》的四分法,反映了我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本文主要以《汉志》的“六艺略”到《隋志》的“经部”目录为例,来分析其变化及变化的原因。
一、六艺位置顺序的不变
首先可以看到,无论是《汉志》的“六艺略”,还是《隋志》的“经部”,对于六艺,两本书的位置顺序都没有变化,也就是说,至少在汉代和隋唐时期,六艺的地位和重要性是居于国家学术思想的顶端的。所谓六艺,这里是指儒家的六种经书,即《易》、《书》、《诗》、《礼》、《乐》、《春秋》,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班固《汉志》写道“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德,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而易为之原。[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汉武帝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被视为唯一正统的官方学术思想,六经作为儒家经典,起着教化人伦,巩固统治的作用,自然就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了。此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起,佛教东传,冲击到儒学的正统地位。《隋志》是唐代魏徵等撰,而隋唐则是继汉之后的又一个统一时期,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和巩固,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这些都为儒学振兴创造了条件。隋唐时期的统治者也都大力扶植儒学,隋文帝和隋炀帝在位时都开设了学校,唐初的诸帝在此基础上也继续扩充完善,唐太宗又令颜师古、孔颖达等校定《五经》文字并编撰义疏。所以,《隋志》也仍然将“六经”放在目录的首位且位置顺序不变,可见,儒家思想及经典在封建社会时期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二、《论语》和《孝经》位置的对调
《汉志》“六艺略”著录种类是: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
《隋志》“经部”著录种类是: 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纬谶、小学。
可以看到,在六经之后,《论语》和《孝经》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也就是侧面反映了这两部书的重要性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孝经》,它的地位提高了。《汉志》孝经类共计收书11家,59篇;《隋志》孝经类共计收书18部,63卷,加上通计亡书,有59部。首先,显而易见的是,在文献数量上,《隋志》有了很大的增加。
其次,细观文献的类别,就会发现,《汉志》的孝经类所收的文献大部分与孝经无关,只是附于其下,如《五经杂义》十八篇、《尔雅》三卷二十篇、《小尔雅》一篇、《古今字》一卷、《弟子职》一篇、《说》三篇,而到了《隋志》,这种情况就有了改变,《隋志》孝经类之下,基本上都是研究《孝经》的著作,即为《孝经》作注、作讲疏和义疏一类的著作,如《孝经解赞》一卷、《集解孝经》一卷、《集议孝经》一卷、《孝经义疏》一卷、《孝经讲疏》六卷等。而纵观为《孝经》作注讲疏的,上至一国之君,如晋穆帝、晋武帝、梁武帝、梁文帝,下至朝廷重臣,如孔安国、韦昭、黄侃等,可见整个社会对《孝经》的重视。
最后,看两书小序中对孝经产生与发展的总结,《汉志》言简意赅,只用一百个字概括了《孝经》的实质,以及汉代以《孝经》名家的学者与各家异处,而到《隋志》,却有将近五百字,从孝道的作用入手,叙述了《孝经》的成书过程以及《古文孝经》的发展,重点突出了“孝”的作用:“先王因之以治国家,化天下,故能不严而顺,不肃而成。斯实生灵之至德,王者之要道。[ 魏徵:《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认为孔子作“六经”后,恐大道离散,乃作《孝经》,先王以孝治理国家,教化天下,使臣民和顺,故此将《孝经》提到“六经”之后,《论语》之前。实际上,在汉代时,就已经十分重视孝道了,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宣扬“以孝治天下”,希望以此来加强宗法统治,汉代皇帝的谥号前面都会加上“孝”字,如汉孝文皇帝,孝景皇帝等,东汉以后征辟“举孝廉”,中央到地方都学习《孝经》,提倡孝道,大大鼓舞了人们学习《孝经》的热情,《孝经》普及率超过《论语》。到了魏晋六朝时期,各统治政权多靠杀伐篡夺获得,臣弑君、子弑父的现象屡见不鲜,统治秩序极其紊乱,世风颓废,所以统治者都希望通过宣扬孝道,实行孝治,来重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统治秩序,以维护其政权统治。北魏孝文帝还命人把《孝经》翻译成鲜卑语,教育国人。即《隋志》孝经类序最后说:“魏氏迁洛,未达华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今取以附此篇之末。[ 同①。]”这一时期,研究《孝经》 的有百家之多,《孝经》已成为一门显学。而且在《隋志》史部杂传一类还出现了《孝子传》。正是由于“孝”的重要作用,《孝经》涉及到封建伦理道德社会秩序,所以社会对《孝经》才会越来越重视,从这次调整之后,后来的绝大部分书目基本上都是将《孝经》类置于《论语》类之前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孝经》和《论语》位置的对调,反映了两部书重要性的变化,尤其是《孝经》位置的提升,也反映了学术思想的变化。
三、纬谶的增加
从上面列出的《汉志》“六艺略”和《隋志》“经部”著录种类的情况也能看到,除了《论语》和《孝经》位置的对调,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在于“纬谶”的增加,《隋志》经部序说:“班固列六艺为九种,或以纬书解经,合为十种。[ 魏徵:《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纬谶类共计收书13部,92卷。纬谶即谶纬,谶纬是古代中国官方的儒家神学,图谶和纬书的合称,纬书是附会于经学书而写的新书,每部经学都有纬书与之相对应,如《易纬》八卷、《尚书纬》三卷、《诗纬》十八卷、《礼纬》三卷、《乐纬》三卷、《春秋灾异》十五卷等。《隋志》关于纬谶的小序,就对其由来作了这样的描述:
《易》曰:“河出图,洛出书。然则圣人之受命也,必因积德累业,丰功厚利,诚著天地,泽被生人,万物之所归往,神明之所福飨,则有天命之应。盖龟龙衔负,出于河、洛,以纪易代之徵,其理幽昧,究极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传。说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 同①。]
这里的意思是谶纬是孔子所立,孔子传叙六经后,恐后世不能领略其道理,于是又别立纬书和图谶,随后,小序又对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纬谶的发展作了梳理。事实上,在两汉时期,谶纬之学已经兴起,到东汉是鼎盛时期。
“起王莽好符命, 光武以图谶兴, 遂盛行于世,汉时,又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俗儒趋时,益为其学,篇卷第目,转加增广。[ 同①。]”
王莽喜好符命、以谶言谋篡,开纬学之端,汉光武帝刘秀在建立东汉的过程中也利用了谶纬来号召群雄,中兴汉室,后来还宣布“图谶于天下”,也就是把谶纬写成定本,使谶纬定型化,此后凡有增损改易谶纬的都要治罪,这就用政治和法律的权力来维护谶纬神学的尊严。出于统治者的扶持,故此,谶纬便盛行起来,谶纬的经典化导致了经与纬的位置曾一度颠倒,经学被称为外学,纬书被称作内学,[ 张泽兵:《谶纬叙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当时的说经学者都以谶纬为标准,以谶纬之说来校正五经,郑玄,宋均等还曾花了很大力气来为纬书作注,郑玄曾编注群纬,如《河图》《洛书》《易纬》,《论语谶》等,这助长了谶纬之学的兴盛。只有古文经学家们,如孔安国、毛公、王璜、贾逵对谶纬加以批判,认为谶纬之说是妖妄之言,混乱了中庸经典,他们以古文经考正今文经,想通过发展“古学”来对抗谶纬之学,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古文经学受到当时官方儒学的的打压,未被立于学官。
而到了汉末,谶纬之学就出现了比较混乱的状况,《隋志》记载“汉末,郎中郗萌集图纬谶杂占为五十篇,谓之《春秋灾异》。宋均、郑玄并为谶律之注。然其文辞浅俗,颠倒舛谬,不类圣人之旨。相传疑世人造为之后,或者又加点窜,非其实录。[ 同①。]”不仅如此,东汉后期政治动荡不安,谶纬之学也陷入了权力的泥潭,成为人们夺权的武器,魏武帝曹操开始排斥谶纬,魏文帝曹丕也曾下令禁纬谶,“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典。”[ 同③。]这里所谓的“左道”也即谶纬,故此,谶纬之学在这种严厉的禁令之下开始走向了衰落。
魏晋南北朝时期,谶纬在官方层面受到禁止,《晋书》记载:“泰始三年冬十二月,禁星气谶纬之学。”(《晋书·武帝本纪》)虽然民间仍有作谶者,但谶纬已经脱离了官方正统学术,不再作为官方权威的解读者和理论引导者。
到隋炀帝时,大量焚毁了与谶纬有关的书籍,且“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此,谶纬由崇高的地位转变为一种文化的禁忌,谶纬之学也自是覆灭。
从《隋志》关于谶纬的小序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谶纬之学,它是持批判态度的,“妖妄” 、“乱中庸之典”,“经部”大序也有“至后汉好图谶,晋世重玄言,穿凿妄作,日以滋生。[ 魏徵:《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但《隋志》撰写者仍然将它记录了下来。理由是唐初时,其书尚存,也就是仍能看到一些谶纬之书,《隋志》记录其遗存之书共45部,故于“六经”之外,另设“异说”一类以纳之。至于班固《汉志》未收录纬谶,有学者认为是因为班固在《汉志》中写道自己是师承刘向父子,继承别录和七略的已有成果,而《别录》和《七略》均未收纬谶,且班固著书时,当时纬书亦非一些盛名大儒所作,所以也未收录。而到梁阮孝绪《七录序》时,已经开始收录纬谶,虽然是将其收录到术技一类,但也表明了其影响日益显著,到《隋志》,注意到其与经学的重要关系,将它附于经部,客观公正的记录,这实际上也表明了目录学的进步,尊重客观现实,符合目录学的原则。
从《汉志》到《隋志》,目录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不同时期学术思想的变化和文化的发展,本文主要以《汉志》的“六艺略”到《隋志》的“经部”的变化为例,分析了六艺位置的不变、《论语》和《孝经》位置的对调以及谶纬的增加,并揭示了这些变化的原因,反映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和儒家经典的重要地位,历代统治者越来越重视“以孝治天下”,从汉至隋谶纬之学的发展状况。通过上述比较,《隋志》对《汉志》有继承有创新,也反映了史志目录的发展历程。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2.魏徵:《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3.张泽兵:《谶纬叙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作者简介:方翠苹(1997-),女,籍贯安徽池州,安徽大学古代文学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元明清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