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江山如此多娇》《山海情》等具有影响力的扶贫题材影视剧引起了观众的广泛热议。由香港TVB出品的12集扶贫题材纪录片《无穷之路》紧跟时代步伐，聚焦于云南、四川等全中国具有代表性的贫困地区，展现了扶贫到脱贫道路上的话语转变和俯视到平视的视角变化。在创作逻辑上，它以声画结合的方式精确地描绘出中国脱贫攻坚的山河图景，反映了中国的精神风貌和时代的变迁力量，达到了以影像艺术语言来抒发国家政论情怀的高度。在价值表达上，它从景观符号和社会议题中传达人文关怀，积极围绕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国家脱贫经验和扶贫政策的传播价值以及记录社会与见证变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无穷之路》；他者视角；扶贫题材纪录片；价值表达

国家的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要努力做到脱贫不返贫是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扶贫题材纪录片，是在“扶贫”概念出现之后，逐渐形成的一种纪录片类型。其内涵主要是指以贫困地区的群众和扶贫干部为记录对象，真实全面地记录某个贫困地区开展的扶贫活动，展现脱贫前后的乡村变化以及讲述扶贫事迹，彰显国家脱贫攻坚战的伟大成果。[1]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作为第一部以香港人视角开展的扶贫纪录片《无穷之路》，仅由几人组成的摄制组深入全国各地的贫困地区，以最真实最客观的记录风格向观众呈现扶贫道路上的艰难与心酸，同时也见证了国家在扶贫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

一、“他者”讲述的叙事视角

纪录片不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影响着其呈现的影像范式和所要表达的深层价值。霍尔曾提出了对抗式、主导式及协商式这三种解码理论，其中的对抗式解码主要是指创作者和观众从完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解读文本的内容与意义。以往的扶贫题材纪录片多是以中国内地人的视角进行讲述，一定程度上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和局限性，容易使得观众对纪录片本身内容的真实性产生质疑并产生“对抗式解读”。因此，纪录片《无穷之路》在叙事角度上不仅摆脱了宏大的叙事逻辑和精英视角，而且从以往的“自我叙述”转向了“他者叙事”，他者视角可以提供一种新的看待内地脱贫经历的方式。通过香港媒体人陈贝儿的角度来洞察我国扶贫工程，在与扶贫书记、扶贫村民等人的采访对话中，展现扶贫地区的真实情况以及当地普通民众扶贫前后生活的变化，进而体现中国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付出的巨大努力。

纪录片《无穷之路》在大背景下讲述小故事，用生动的细节和温情的个体故事映射时代大局，具象化地呈现脱贫攻坚过程中探索出来的实战经验。如陈贝儿从西北戈壁到川藏高原，从四川凉山天梯到怒江峡谷钢索，从悬崖村村民的家居到迁入城市的新居，以参与体验的记录方式带领观众深入了解扶贫工作的具体实践。她每一次身体力行的体验方式赋予了观众强烈的代入感和现场感，呈现出最真实的扶贫过程以及成果。相对于中国主流媒体制作的脱贫攻坚影视题材作品，该片中没有过度去展现那些天文数字的资金、那些拔地而起的广厦千万间，而是拍摄脱贫攻坚中的普通人，如任劳任怨做调研的扶贫书记、多年来溜索看病的乡村医生、让孩子们重返校园的老师和校长，通过一段段细腻深刻的扶贫故事传达出纪录片创作者的思想内涵，这样的叙事角度让原本宏大陌生的公共议题变得触手可及，以普通人的生动图景映射出扶贫脱贫背后带来的时代变迁和人民群众生活的巨大变化，实现了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的有机融合，顺利给予国家和人民一份脱贫攻坚战的满意答卷。

面对西方媒体对中国脱贫成功的质疑以及部分香港人对内地脱贫的偏见，创作者陈贝尔决定用镜头真实地去记录眼前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处民生，亲身去感受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为贫困地区带来的巨大变化。如攀爬上千级的悬崖村天梯，体验云南怒江大峡谷的溜索，走进西北的戈壁荒漠，她以平易近人的态度最大限度地深入当地的村民生活，去感知贫困地区人民的艰辛和不易，在现实空间的一言一行中拉近香港和内地观众的心理距离。该片尽可能寻找纪录片政治倾向和艺术表达之间的均衡点，在“他者”的叙事视域下记录扶贫道路上的人物和事迹，为香港人“撇下偏见或者成见”提供了一扇窗户。同时也向内地人以更加广阔的视野展现了这片土地扶贫攻坚的努力过程和具体成果，从而创作出具有历史政治表征但不失风趣幽默的优秀扶贫纪录片。

二、真实质朴的影像风格

传播学者霍尔1973年在《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一文中提出了编码解码理论。纪录片通过不同的影像形式和表意符号传达内在意义，这一过程是由编码者的编辑活动和观众的解码行为共同完成的。纪录片《无穷之路》要想讲好中国的扶贫故事，除了编码者的“他者”叙事视角，在视听手段和影像风格上也要注重纪录片的编码过程，如尝试多样化的拍摄风格、多角度多景别的画面呈现等。在主持人自述体悟的部分不时穿插过去贫困地区的黑白影像资料，通过看到贫困、感知贫困、强烈鲜明的今昔对比回顾以往生活的恶劣条件，烘托出扶贫工程带来的伟大改变和今日幸福的来之不易。

“纪录片以一种声画结合的感官体验来触动我们：它们在激发感觉与情绪的同时不断汲取价值与信仰，并且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与文字相提并论甚至更强的艺术表现力。”[2]这部纪录片没有电影质感般的调色和高雅的背景配乐，也不见没有字正腔圆的配音，凭借着令人深思的细节内容和朴实真挚的记录风格打动观众的心。当身兼主持与摄像的陈贝儿为了看到横断山脉上原始“悬崖村”的真实面貌以及体验云南怒江人的溜索生活时，采用便携式的手持设备进行多角度多景别的拍摄，给予观众与其同行的带入感。同时，该片也采用了航拍、延时摄影、俯拍、远近景切换等方式展现从峡谷到高原、从雨林到沙漠的自然风景，将大自然风光的多样和惊险与鲜为人知的扶贫故事相结合，在过程中时刻注重人物采访和场景空间转换，以丰富的画面层次强化视觉冲击力。《无穷之路》通过影像画面和解说词相互配合的方式联结两个不同时段的空间，先从村落的历史和地理条件展开讲述，慢慢落实到具体的扶贫故事和村民工作。如采用大远景和全景拍摄村落过去与现在的环境变化，从与世隔绝的村落演变成交通便利的新型城镇，并结合解说和村民的聊天，从视听上营造出扶贫历程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该片立足精准扶贫的国家政策，以精确的帮扶指向和专业化的解读加之独到的细节深入剖析脱贫攻坚过程中的内在机理，从而达到“以小见大”的叙事目的。制作组挑选出代表性的脱贫地区，分别体现出了异地搬迁、产业扶持、教育扶贫、生态脱贫等的扶贫方式。以海南白沙黎族自治县为例，片中详细描述了黎族世代贫困的原因，以及政府如何针对该地区的具体情况，对当地进行异地搬迁和生态修复，从多方面制定相应措施帮助村民脱贫，让观众直观地了解到何为“精准”，通过解读海南白沙黎族地区的扶贫逻辑展现了中国智慧扶贫、精准扶贫的思路。纪录片《无穷之路》通过多元化的视听语言符号展现了贫困地区扶贫工作的艰难和心酸以及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壮观场面，同时又依托纪录片画面细节的真实性和平实淳朴的影像风格，再现了中国贫困乡村的形象变迁和人物的命运变化，引发人们对脱贫攻坚战的关注和思考。

三、人物形象的多元建构

恩格尔在《关于表情的思考》一书中指出人物身体的位置倾向所隐含的内在意义，当我们为了获得一个物体而想接近它的时候，身体的上半部分会呈现前倾的趋势，不仅因为这一动势可以使脚更快地跟上，而且还因为头和胸最容易处于运动之中，所以人总是先靠它们来满足他的冲动。[3]绘画或者电影中关于身体动作和姿势理论运用到纪录片中同样可以揭示出某种象征意味，人物的动作意义不是简单地呈现，而是被理解出来的，需要结合环境和人物的行为反应加以把握。如纪录片《无穷之路》的主持人既是创作者也是介入扶贫故事的参与者，当她在和悬崖村的拉伯聊天时，会像姐姐一样拍拍他的肩膀。每一次面对采访对象都是主动热情地伸手迎接上去，身体的姿态没有居高临下也没有畏惧或者抗拒，给予采访对象充足的安全感，此时人物的肢体动作也体现出人物关系的亲切感，塑造出随和具有同理心的主持人形象。在到达理塘拍摄之前，陈贝儿因高原反应难受而住院吸氧，但她没有选择放弃而是继续前行，体现出她敢于吃苦、不怕困难的女性形象。只有创作者这种近距离的接触，贫困地区的村民才会无形之中敞开心扉诉说自己的故事以及脱贫后带来的亲身感受，接地气的创作者形象能够增强贫困地区居民的话语空间。

除了对主持人随和形象的刻画，纪录片中还有对商人、医生、干部以及其他女性形象的塑造。在我们所熟悉的话语体系中的商人是那些对贫困地区进行投资并作为扶贫项目的整体出现的，而纪录片《无穷之路》选择将个人呈现在镜头前，如在贺兰山购买十万亩戈壁滩的福建商人陈德启，凭借着自身的执着热情改造这片土地，用于种植葡萄和酿造红酒，带动了该地区脱贫致富，同时也实现了宁夏红酒闻名远洋。再者就是该纪录片中的女性形象，改变了以往对女性形象的刻板印象，如自云南孟连的叶萍，一位勤劳、敢于打破传统偏见且有致富决心的人物。她生活在女性地位低下、保留许多传统陋习的民族，为了改变佤族的女性地位，带领着全村女性脱贫致富，最终她凭借着家乡的咖啡获得了全国咖啡生豆比赛的冠军。

纪录片《无穷之路》中这些性格鲜活的人物形象不仅仅是个体形象，更多的是通过国家脱贫扶贫道路上涌现的典型人物来折射出社会以及时代的缩影。该片中的人物选择以及建构紧密贴合当代社会正能量和精神文明要求，从基层扶贫书记、坚守岗位的医生再到贫困地区的村民等，以多元化的典型人物作为纪录片脱贫故事的主体，赋予了纪录片更全面的话语表达，从而建构起全方位立体化的扶贫文化。

四、家国情怀的价值表达

扶贫题材纪录片是伴随着国家乡村振兴、精准脱贫等战略的提出不断发展的，其内容和价值一定程度上带有政治色彩和国家社会层面的高度。纪录片《无穷之路》有讲述“小家”的平民化视角，也有体现出政府和国家的形象塑造以及家国情怀的价值表达。如四川悬崖村在政府出资的帮助和扶贫书记帕查有格带领下，在悬崖峭壁中实现了通往外界的“钢梯”，解决了村民上山下山的道路问题；凉山扶贫书记张大海深知贫困地区教育重要性，积极鼓励和帮助同学们去成都深造学习等，他们是扶贫工作中的亲历者也是执行者，其一言一行都代表了政府形象。国家和政府为了促进贫困地区脱贫之路的良性发展，在建设社区、配备医疗文体设施以及对村民开展就业规划等方面创造条件，这一系列的举动不仅使得政府和国家形象可视化，而且增强了纪录片中的国家话语空间，让观众也感受到了国家和政府在扶贫工作中的巨大努力。

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指出，中国的传统村落几乎都处于一种比较孤立和隔膜的状态。贫困地区的居民活动与经济发展都受到自然条件的约束，他们长时间生活相对封闭的小村落里，如与世隔绝的四川悬崖村，水流湍急的云南怒江州，草木不生的宁夏西海固等。其中的景观符号成为了地理空间的视觉表达，现代建筑景观符号与传统村落景观符号形成鲜明的对比关系，指涉了中国政府在改善村民生活条件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亮眼成果，也隐含了传统的乡村聚落正在一步步与城镇空间逐渐接轨的深层蕴意。并且乡村的交通道路状况与该地区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片中修建的公路和桥梁也成为了反映乡村现代化发展的标志性符号之一。纪录片《无穷之路》在地理位置的选取上为实施精准扶贫策略创造了条件，当封闭“悬崖村”异地搬迁后成为面向世界的彝族村庄，乡土重建之后面临着生活环境的改变，意味着贫困地区的村民要与过去的家园告别。“当人们开始面对陌生的环境，需要改变自身习惯去接受新事物和学习新经验时，人们的内心深处便会出现紧张和不安的心理。也就是说，就是学者们常说的文化中断、文化休克或者文化不适。”[4]该片真实又细腻地呈现了在国家政策和政府扶持下，贫困地区实现从重建小家、转换环境到接受新的生产生活和最后文化适应的过程。将“精准扶贫”政策落实到每家每户，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扶贫工作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视。

除了亲眼所见的国家自然风貌，更多的是聚焦人物的命运转变。片中涉及到了包括教育、生态、就业、医疗问题等许多社会性议题，这些话题多多少少都触及和揭示了普通人所具有的社会属性，体现出了纪录片《无穷之路》试图召唤大众的情感认同，洞见人民美好未来的人文关怀。当节目组在云南怒江一所青少年培训学校里询问傈僳族的阿恰达时，她对于“你长大后有什么计划”的回答从嫁人变成了长大后想做一名厨师开一家饭店，这触动心灵的回答便是教育的意义。

在理塘，丁真代表了“网红”赋能经济的新趋势，借助互联网的助力使他一夜之间成为了传遍网络的“甜野男孩”。许多和丁真一样的藏族年轻人也开始通过短视频抓住新机遇，宣传自己的家乡、特色产品、传统手艺等，先进的网络技术与众多的新媒体平台为这里的扶贫脱贫故事保驾护航。在广西乍洞村看到了身材高大的外国友人尼克和扶贫书记谢万举一同为修路奔波筹钱，尼克成为了村落脱贫攻坚战的志愿者，他曾表示对中国式扶贫的赞叹与惊讶。该片在注重内容叙事、契合时代需求的同时，也将视野拓展到全球视野中，努力做到讲好中国脱贫故事，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传递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内核。通过“路”这一符号化元素，使得观众的心理空间与贫困的现实空间产生互动，无论是香港人、内地人还是国际友人都能够从中找到自我身份的归属感以及家国情怀的认同感。

五、结语

总而言之，纪录片创作者在叙事视角、拍摄风格以及人物建构等方面进行了巧妙的设计，从四川悬崖村到广西乍洞村，用镜头记录和捕捉到了一个个质朴坚韧、血肉饱满的人物画像，讲述了一个个克服艰难和阻力、解放思想的脱贫故事。通过展现不同贫困地区和人群借助内外力与眼前的现实困难抗争的过程，以积极正能量的精神面貌召唤国人的家园归属和情感认同，引起观众对于自身生活环境以及未来发展方面的深度思考。《无穷之路》的“无穷”成为了一语双关的名字，不仅衬托出纪录片作品本身的扶贫主题，而且也是对国家没有贫穷的道路寄予期冀。整部片子以体验者和见证者的视角呈现扶贫一线的真实情况，用生动活泼、趣味十足的语言拉近与观众的距离，表达方式的创新使得扶贫纪录片更加具有吸引力，被视为“讲好中国故事”的典范。

参考文献

[1]于海悦.中国扶贫题材纪录片创作研究[D].山东：山东师范大学，2020.

[2]比尔·尼科尔斯.纪录片导论[M].陈犀禾，刘宇清，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100

[3][英]贡布里希．图像与眼睛——图画再现心理学的再研究[M]．范景中等译．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

[4]赵鑫.纪实影像中的乡土中国——兼论中国文化人类学纪录片的乡土特色[J].电视研究，2017（1）：7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