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湘江流域湘南传统音乐的历史起源十分丰厚，各种各样的文化特色对于湘江流域传统音乐的文化基因有很大的影响。本文通过湘南传统音乐概述，从与赣文化、广府文化、客家文化关系论述了湘南传统音乐与周边地区的文化关系，并梳理了湘南文化基因在传统音乐中的呈现。

关键词：音乐地理学；湘南传统音乐；文化基因

音乐地理学就是将音乐与地理特征、地理环境联系起来，探究其艺术形式、艺术风格形成原因和形成过程的学问，核心要旨就是把音乐同其生长的地理环境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突出从地理地貌对音乐形成产生影响的角度去分析、总结音乐学理论。音乐地理学是民族音乐学和文化地理学的交叉学科。

地理对音乐的形成究竟有何影响？ 有学者用“山的屏障，水的走廊和阻隔”[1]来形容这种影响，有学者提出“声音景观”和“流动的声音景观”[2]来形容音乐所具备的地理性文化特征，这些观点都成为研究湘江流域湘南传统音乐的理论基础。

湖南省是一个人口大省，境内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人口的民族结构都非常复杂，从而导致了湖南也是一个民歌色彩构成复杂的省份。然而，湖南民歌地域性差异虽然局面错综复杂，难以分区，却并不说明湖南民歌的地域性差异就失去了研究价值。透过错综复杂的表面，从多种角度人手，其实也能发现其中存在的一些规律。本文将从音乐地理学视角出发来发掘、研究湘南传统音乐大致存在的形态差别以及导致这些差异的各种因素。

一、湘南传统音乐概述

湘江发源于广西临桂县海洋好的海洋坪称海洋河。经零陵纳潇水，菱河口纳春陵水，衡阳汇蒸水和耒水，衡山纳洣水，禄口纳禄水，湘潭纳涓水和涟水，长沙汇浏阳河与捞刀河，新康纳沩水，至壕河口分左右两支流入洞庭湖。在零陵以南称上游，零陵至衡阳为中游，衡阳以北进入下游。干流全长856公里，湘境里程670公里，流域面积94660平方公里。湘江流域主要是湖南的东部和广西北部的广阔地区，在地理上跨越东经110.5º-114º，北纬25º-29º，包括湖南的岳阳、长沙、株洲、湘潭、衡阳、永州、郴州6个市的46个县市和广西的全州、兴安、灌阳3个县。湘江流域民间音乐是在这一区域内，由历史传承至今的各类音乐现象，是整个湘江流域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的大力推进，使得湘江流域湘南地区传统音乐面临着亟待保护传承的严峻问题，而整个区域的全面整合，也使得以整体视野对该区域音乐的研究具有了重要价值。

湘南传统音乐的分布情况与自然界的地形地貌有着十分的相似性，山地、高原、水乡的歌曲差别明显，尽管各种民歌、音乐间的过渡性、兼容性特征也较清晰，但越过各种民歌、民间音乐过渡带之后的地域性差别极为突出，所谓的民歌过渡带不过亦是明确的异域音乐的分水岭。民间音乐文化的过渡区是一个自然法则的具体体现，湘南从地理特征上来说也具有典型的过渡性，因此，该流域的民歌之流变特点亦当如此。另外，音乐天生是追求大量复制的艺术，这就决定了好的音乐具有极强的流动性、传播性，越过地理的阻隔，音乐文化的过渡区由此产生，过渡区音乐的不确定性往往具有更大的魅力。

1、湘南传统音乐演唱中的方言特征

如果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那么作为同一种语言的地域分支——“方言就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它凝聚着特定地域的历史文化内涵，透过方言现象可以了解特定地域的种种文化现象”[3]。任何地方的民歌都会在很多方面受到方言的影响，就湖南民歌而言，大块区域的色彩差异往往与大体的方言分布状况相吻合。

目前针对湖南方言的分区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李蓝在《湖南方言分区评述及再分区》一文中的分区理论很好地总结了前人的成果，并较好的解决了之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得到了较高的认同度。文中认为湖南的方言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湘方言，一类是西南官话。“湘语方言点主要集中在湘、资流域中下游和洞庭湖沿岸……，西南官话方言点为湘西北、湘南两片……，湖南境内没有真正的赣方言点，但赣语的影响可从湘赣交界的混杂性、独立型方言点中看出来。”湘南地区以西南官话为主。

（1）对旋律的影响

湘南地区是羽调式的民歌，但由于西南官话的语调相比湘语比较平缓，并整体音调较低，从而影响了该地区的民歌曲调风格。这些都是流传于郴州地区的民歌，都是羽调式。音区整体偏低，而且在曲调进行上的骨干音也不一样，民歌都围绕“商（2）、角（3）、徵（5）、羽（6）”四个骨干音展开，尤其是对“商”的使用显得格外重要。

（2）对衬词的影响

民歌用于其产生具有即兴、随意的特征，歌词往往会表现得口语化、生活化，因此也往往会大量使用衬词。由于民歌都是使用方言演唱，因此民歌中的衬词也就必然的与方言习惯紧密联系，而不同方言区的民歌在衬词的使用习惯上也就相应的体现出不同的特色。在湘南民歌中更多见的是“哎、呀”等衬词。

2、湘南传统音乐中的瑶族音乐元素

一个民族总会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本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这种特有的文化传统也会影响到民歌的风格，所以不同民族地区的民歌往往也是会有不同的风格的。湖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但少数民族却并不是均匀的分布在全省，而是主要集中在湘西、湘西南以及湘南地区。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统计：郴州地区总人口为4324812人，其中少数民族77736人（主要是瑶族，有70513人），占总人口数的1.21％；永州地区总人口为5367106人，其中少数民族535730人（主要是瑶族，有513831人），占总人口数的8.36％。很显然，湘南居有大量的瑶族人口。

由于湘南地区居有大量的瑶族人口（其中永州地区的江华县是我国唯一的瑶族自治县），瑶族聚居区得以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瑶族的文化传统，民歌也不例外，而湘南的瑶族民歌也成为了湘南民歌中闪耀的明珠。以江华瑶歌为例，主要分为过山瑶（本土瑶）和平地瑶两大类，过山瑶的歌腔以“拉发”歌调为主，其他歌腔均由“拉发”派生出来。平地瑶歌则分为断声、高声、歌舞度曼尼等。“瑶族音乐的基本音乐材料，是以五声调式“do、mi、sol”构成的骨干音，体现出音乐形态的风格定位，而骨干音和“装饰音”的配合运用，则描绘出音乐深层的神韵变化。”[4]

由于瑶、汉两族长期的文化交流，瑶族的文化必然会受到强势的汉族文化的影响，但同时该地区汉族的民歌也在不同程度的受到瑶族传统民歌的影响。正是由于大量的瑶族人口的存在，不仅为湘南地区民歌增添了色彩，也给本地区汉族民歌带来了影响。

3、湘南传统音乐中呈现的地理环境特征

湘南地区属于南岭山脉的北麓，以山地为主，海拔较高。湘南以山区为主，既没有平原，也没有大面积的水域。民间流传的“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就是对湘南地理环境的一个生动写照。

由于地处山区，湘南地区人们的主要劳动生产力方式为水稻种植、桑蚕纺织与采茶。清朝同治七年的《桂阳直隶州志》中的第二十七卷记录了一首诗，诗中写道：“采茶未了又蚕桑，萝婢荆妻镇日忙，闻道邻家新嫁女，花筵约伴唱娘娘”。诗中生动的再现了湘南农家日常的劳动、生活习惯。在湘南地区山岭几乎遍地都是，在翻山越岭的活动中大量的山歌也就成了人们生活中抒发内心情感，交流思想的重要T具。由于桑织与采茶都是湘南地区主要的劳动生产方式，所以湘南民歌中很多歌曲的题材都是围绕着这两种生产活动的，而大量的采茶歌也是湘南民歌中的一大特色。

另外在湘南地区流传着大量的“伴嫁歌”与“哭嫁歌”，其中一郴州的嘉禾县最为著名。其实哭嫁的习俗自古以来就在各地汉族中广泛存在，但是目前湖南境内主要只是在湘南地区很好的保存了。从文化传播论的理论来看，这是由于湘南地区都处于湖南省的边沿地带，且都以山区为主，交通极不便利。正是由于这种偏远、阻塞的地理条件才使得这两个地区能很好的保存年代久远的一些风俗文化。

二、音乐地理学视域下湘南传统音乐的文化基因

文化的融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特别是融合并内化为自己文化基因的一部分，更需要一个漫长而持续的传播、吸收、内化的过程，而人类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则是文化传播、渗透的一种平和主动的方式。湘南地区地处湖南南部，属湘、赣、粤、桂四省交界，古道纵横，多方文化在此碰撞交融，主要受到湘赣、广府、客家以及少数民族文化的共同影响，呈现多元的文化特征。湘南地区包括衡阳、永州、郴州三市，地处南岭山脉与罗霄山脉交错、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分流的地带。“北瞻衡岳之秀，南峙五岭之冲”，自古以来为中原通往华南沿海的“咽喉”。既是“兵家必争之地”，又是“人文毓秀之所”。素称湖南的“南大门”。近年来，永州、郴州先后荣获“国家宜居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荣誉称号，有着丰厚的本土民间音乐文化资源。其中，有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湘南昆曲”，还有嘉禾民歌、江华瑶歌、郴阳对子调等等。

1、湘南传统音乐与周边地区的文化关系

（1）与赣文化的关系

由于历史移民的影响，湘南乃至整个湖南片区接受了大量的江西移民，促使两省在传统村落及民居方面有诸多相同之处，湘赣文化承成为其主导文化，湘南地区的地区所体现的湘赣民系特征基本是由北及南逐渐减弱的过程，越靠近湘江流域其湘赣民系特征越明显。明清时期的“江西填湖广”运动中，大量的江西移民沿着湘江进入湘南地区，赣文化与湖湘文化相互影响，最终体现出同一民系特征。

（2）与广府文化的关系

广东与湘南文化共性颇多，特别是靠近湘南的粤北地区，同治《桂阳直隶州志》称“秦水（武水）通侦水而临武习越俗 ”。广府文化向湘南地区传播主要集中在两条线上，其中一条是从韶关经宜章至耒水，之后沿耒水一路向北的纵向通道，另一条是从汝城附近进入湘南的横向通道，前者不仅是单向迁移，更是两地之间的商贸来往通道，郴州地区自古以来盛产煤，沿此通道销往广东地区，后者则是广东移民进入汝城的关键通道，据汝城县志记载，明清时期的广东籍移民占到整个时期汝城移民总数的72%，因此，在这些地区呈现出受广府文化影响特征。

（3）与客家文化的关系

就整个湖南范围内来说，属于赣闽粤客家中心区向外扩散的首要区域之一，其中靠近赣西北的湘东北地区受客家影响较重。从客家在湖南的分布来看只要集中在东面，北起平江，南至汝城，湖南范围内的“老客”主要有闽西汀州、粤东北梅州入赣后自罗霄山脉北上形成，“新客”主要随江西移民一同，越过罗霄山脉向西迁移所形成。根据林浩先生的研究，在湘南范围内客家人主要在汝城、桂东，江永、江华一带的山区以及南岭山脉亦有少量分布，其中汝城、桂东的客家移民只要来自赣州、梅州，而南岭一带的郴州、宜章、临武、江华、江永、道县等地的客家一部分由梅州进入，另一部分则是由粤北韶州、连州以及桂北的贺州一带迁入，形成汉族客家民系、瑶族少数民族、汉族湘赣民系交错分布的状况[5]。但整体来说，客家移民在湘南属“大分散、小聚居”的形式存在。

“逢山必有客，有客必住山”。客家人进入湘南的时间较晚，规模相对较小，自然条件优越的平原、丘陵地区基本被原有居民占有，客家人不得不选择地势较高，环境较恶劣的山地地区，客家人在湘南地区范围内主要居住位于山地地区的汝城和桂东二县，属非纯客家县。

2、湘南文化基因在传统音乐中的呈现

区域音乐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分支，必然与整个区域文化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不可分隔的相关性。此相关性同样体现于湘江流域的传统音乐文化之中。虽然在秦之前的历史资料、典籍的记载中，关于音乐方面的记录较少，但结合现代考古发现的相关资料，依然可以得到湘南传统音乐与其区域文化基因具有同一性的结论。

我国传统音乐包含五大类：戏曲、民歌、说唱、歌舞、器乐等，流布于湘江流域的传统音乐种类丰富多彩。在秦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湘江流域依然经历了战争的洗礼、人口的迁徙、各种文化的激荡，其音乐文化依然表现出开放包容的特质，不断地吸收、融合、内化新的音乐文化元素而实现自我的丰富与发展；在保持自身“基因特色”的基础上兼容并蓄，不断丰富自己的内涵，凸显出其特有的“湖湘”属性。

湘南地区的语言亦为西南官话，主要歌种有山歌、地方小调、灯调中的对子调，而其中最具特点的是在低腔山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伴嫁歌。伴嫁歌，又称陪嫁或坐歌堂、坐花园等，即妇女歌手以唱歌起舞的方式陪送新娘出嫁之意。一来安慰出嫁女即将离开父母去婆家做媳妇，二来也借机抒发自己胸中长期积郁的各种感情。它大致可分为五种形式：第一，耍歌，即伴嫁姑娘们相互玩耍取乐之歌。第二，长歌，其内容通常完整地取材历史上的一些传说故事。第三，射歌，又称“励歌”或“利歌”，近似于相互“点歌”、“拉歌”的形式。第四，哭歌，又称哭嫁，即新娘上轿离家之时以哭代唱而唱中又有哭的一种特殊的歌曲。第五，骂媒歌，一种朴素的反封建思想内容的伴嫁歌曲。过去的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约之言而定，新娘和姑娘们把这种仇限之心向媒人发泻，这就产生了骂媒歌。

从其音乐特点来说，音域较窄，调式以羽调式居多，角的功能作用较明显，衬同衬腔应用频繁。除带叙事性的长歌采用较长的曲式结构外，大都曲调结构短小简练，多数由两个乐句构成一个乐段。善于经济地运用材料，洗炼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和塑造形象。节拍变化丰富，以二拍子、三拍子较多，“骂媒歌”则常以一拍子出现，还有许多曲调中的节拍交件进行。结束音常在弱拍或强拍的非强音位置，成为“阴性终止”[6]。

湘江流域湘南传统音乐，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开放包融的精神，除了在题材内容上保持丰富着其传统特色之外，在音乐的旋律、形式、风格等音乐形态艺术手法上也坚持了这一发展理念，使其“湖湘”之内涵体征于地方戏曲、民歌等传统音乐文化形式之中。

三、结语

湘南传统音乐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开放包融的精神，除了在题材内容上保持丰富着其传统特色之外，在音乐的旋律、形式、风格等音乐形态艺术手法上也坚持了这一发展理念，使其“湖湘”之内涵体征于地方戏曲、民歌、小调等传统音乐文化形式之中。湘南传统音乐在长期的发展中，有的像劳动号子、生活音调等民歌大都随人们生活和生产方式的的改变而逐渐消失了，有的如小调等被继续继承传唱着。但是在这种纵向的传承中，多数民歌都会随着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人文环境的改变而做出相应的适应性调整。

作者简介：崔少博（1980—），男，河南洛阳人，硕士，衡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主要从事声乐表演研究。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青年项目《区域文化视野下的湘南地区民歌文化研究》（20B086）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