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重庆方言中叙称“妻子”的称谓主要有堂客、婆娘、媳妇儿/媳妇子、右客、老婆、女人/女的、屋里人/屋头的、娃儿他妈、称呼名字等。“屋里人”“屋里的”“婆娘”“娃儿他妈”这几个称谓反映了“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残余，“堂客”“右客”两个称谓反映“女尊男卑”的独特地域文化。“女尊男卑”文化盛行可能是与重庆盆地的封闭地形有关，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延续远古社会的传统。

关键词：重庆方言；称谓；妻子；文化特征

重庆位于中国西南部、长江上游地区。东邻湖北、湖南，南靠贵州，西接四川，北连陕西。截至2021年底，下辖26个区、8个县、4个自治县。各区县在亲属称谓的使用上大同小异，但仍然特色鲜明。总体而言，重庆地区对妻子的叙称主要有堂客、婆娘、媳妇儿/媳妇子、右客、老婆、女人/女的、屋里人/屋头的、娃儿他妈、称呼名字等。因此，通过挖掘背后的文化特征利，进一步揭示乡土民情。

（一）传统文化

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思想影响深远。在古代社会关系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一种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具体地说，君、父、夫体现了天的“阳”面，臣、子、妻体现了天的“阴”面；“阳”永远处于主宰、尊贵的地位，“阴”永远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在古代夫妻关系中，男子隶属于家族，而女子通常是从属于男子，这是“夫为妻纲”。男子在家族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家族由男子继承；而女子从出生以来便没有独立的地位，在出嫁以前，随父族姓，在出嫁以后，随夫族姓。自古以来，男子在夫妻关系中多为称呼为“丈夫、老公、当家的”等，表现出对男子的尊重和家庭核心地位。他们在对外介绍妻子时多采用贱称，如：贱内、糟糠、拙荆等，女子在介绍自己时，也多使用卑称，如：妾身、奴家等。当然，随着社会思想的进步，这种“夫为妻纲”的思想得以改善，女性逐渐从传统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但在如今的称谓上仍然能所见一二。重庆方言中对“妻子”的叙称中足以见得男尊女卑思想的残留。重庆人使用“屋里人”“屋头的”叙称妻子，这样的称呼多是农村地区的夫妻称谓，人们以农业生产维系生计，男性因为力气大而成为主要的劳动力，女性因为体力受限而多在家庭内部担任角色。目前虽然很多地方已经不再以农业为主要生活生产方式，但是这种方式仍然在“妻子”称谓上反映。女性虽然可以与男性一样走出家门去工作，但照顾家庭的责任仍然多由女性承担，男性更多地负责在外赚钱养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男尊女卑”思想。

重庆方言中另一广泛分布的称谓“婆娘”，是一个没有贬义色彩的称谓词，但从与之相关的其他词语使用情况来看，“婆娘”本身仍然是“男尊女卑”传统观念的封建残余。重庆人不高兴或者在吵架时候，会辱骂对方是“瓜婆娘、骚婆娘、凶婆娘”等，这样的词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极高。这绝不只是“瓜、骚、凶”等词语能够赋予整个词语的贬低色彩，“婆娘”词语本身所具有的封建残余对整个词语的贬低色彩的影响也极大。

同时，在传统社会中，女性服从“夫死从长子”的原则，如今社会中从子称谓“娃儿他妈”是该原则的延续，也是这种传统文化最好的说明。女子在家庭关系中不是她自己，而是孩子的附庸，是从孩子的角度赋予女性身份。孩子处于家庭中的中心地位，而女性在这样的家庭关系中只能位于边缘，是传统中国家庭中对亲子关系、血缘关系的重视大于夫妻关系的体现。

总之，女性不管是婚前从父姓，还是婚后从夫、从子称呼，都是非独立个体，这是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赋予女性的枷锁，是封建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

（二）地域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亲属称谓是社会观念的反映。总体而言，重庆地区“妻子”的称谓残留传统文化的痕迹的同时，更多反映的是当地独特的“女尊男卑”的夫妻关系。重庆地区，妻子在家庭中具有尊崇地位，这里的男子因为怕妻子而被称为“耙耳朵”，“耙耳朵”男子对妻子心甘情愿的忠实、妥协和守护。“耙耳朵”是借耳朵耷拉的绵羊和忠实但不耷拉耳朵的护羊犬作比，是重庆人对羊耳朵的的模仿性借喻，是妻子崇高地位的反映。同时，将重庆妻子称作“堂客”（除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恭奉娇妻为高堂宾客，其礼仪待遇的规格是最高的，可说敬畏有加。“堂客”二字与古人所造“安”字有意义上的逻辑联系，可能是对“安”字的通俗解读，女子居于屋下为“安”。另外，在川渝一带，堂屋是供奉祖宗牌位的地方，也是接待客人的地方，还是家里商议大事的地方。“堂客”从字面上是堂屋的客人，也就是前文中说到的高堂宾客，是神圣、重要的人。

再者，重庆万州区等称呼妻子为“右客”，《四川方言文化：民间符号与地方性知识（修订本）》（2007）曾记载：不少地方如万县把妻子或已婚女子叫“右客”。现代筵席的基本礼仪之一是明确主宾席位，主人坐在“埋单”位置，最尊敬的客人则被安排在主人右手一侧。将“妻子”视作坐在右边的客人，古代方位以右为尊，是对妻子的尊重，可见妻子所获得的礼遇程度。《新唐书·李德裕传》也对此记载：“右客”是尊贵的客人。妻子在家庭中的极高的地位足以体现。

在这里，“夫为妻纲”的传统封建大男子主义对重庆人的影响有限，显得极为薄弱。至于原因，可能是与重庆盆地的封闭地形有关，四周地势较高，与周围的接触有限。另外，从远古神话传说上看，重庆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女尊男卑”的女性统治社会。在远古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女性一直处于统治地位，“女尊男卑”的对偶婚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根深蒂固的观念和习俗在炎帝神农氏的父系政权爆发了激烈的对抗。一些部落的女首领不愿交出政权，就连炎帝的三个女儿也反对新的婚姻制度。神农氏的三女儿女尸（又名瑶姬）因为抗拒婚嫁成为男子的专有妻子，逃走后在巫山自杀。死后，她被葬于巫山之阳（今重庆市巫山县南）。[2]炎帝三女在此留下的母系氏族文化无法否认，是否进一步宣扬不得而知。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窥见重庆“女尊男卑”思想的浓厚的缘由之一。

结 语

总体而言，重庆地区的“妻子叙称”称谓差异较小，“堂客”是重庆人叙称“妻子”最古老的称谓，“婆娘”仅次于“堂客”，其余几种称谓在重庆各大区县的分布皆有差异。这些称谓是“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残余和“女尊男卑”的独特地域文化最好的标志。

参考文献

[1] 孙和平.四川方言文化：民间符号与地方性知识（修订本）[M].成都：巴蜀书社，2007.

[2] 祝玉湖编.中国远古帝王谱（第1分册）[M].西安：西安出版社.2015.

作者简介：何肖霄（1999—），女，汉族，重庆市巴南区人，硕士在读，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研究方向：方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