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泉州石笋的建造年代和文化属性，社会和学界争议极大，说法很多。本文从石笋与泉州蕃佛寺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型制不符外形相差甚远、年代时间和位置座落不符、缠枝纹并非印度和印度教独有纹饰、印度教说对宋元时期印度教在泉州的影响有夸大之嫌五个方面，否定泉州石笋是宋元时期印度教林伽崇拜遗物的流行观点。同时提出，石笋的建造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商周时期，是同时期闽文化的石制建筑，是纯粹地道的中华本土文化，是闽文化或者说中华文化中以男阳祭祀、镇压水妖的男根崇拜宗教遗物，具有男根崇拜生殖祈育和水神崇拜镇压河妖的双重寓意。

关键词：泉州；石笋；商周时期；男根崇拜；土地崇拜

福建闽南沿海地区现存7处男根崇拜遗迹，其中最有名的是泉州南门外龟山浮桥石笋（泉州市鲤城区浮桥笋语村），简称泉州南门外石笋，是泉州的重要景观之一，历来都很受人们重视，对于其功能，人们都将其归属为生殖崇拜、男根崇拜，没有异议。但对其年代和文化属性，却争议很大，严肃对待认真探讨者有之，鹦鹉学舌人云亦云随意解释者亦有很多。目前，关于石笋年代和功能大概的说法有石器时代说、本土生殖崇拜原始宗教说、风水说、原始水神崇拜说、印度教林伽说等。持石器时代说的学者主要是吴文良[1]。持本土民族传统原始宗教说的学者有黄天柱[2]、彭德斌[3]、吴文良、李秀治、吴文娟、吴诗池[4]等。持风水说的学者主要有傅金星[5][6]等。持原始水神崇拜说的学者主要是朱亚仁[7]。持印度教林伽说的学者很多，主要有杨钦章[8]、庄为玑[9][10]、陈水德[11]、蒋颖贤[12]、吴幼雄[13][14]、段立生[15]、余得恩[16]、朱明忠[17]等等。此外，很多论著、出版物以及文化手册、旅游手册之类的宣传品、印刷品抄袭印度教林伽说的观点，流传甚广。其实，这些说法和观点，基本可以归纳为本土原始宗教说和外来印度教说两大类。上述学者，基本上都在福建本省执业或教学，或多或少都与泉州和泉州石笋有一定联系。作为一纯外省学人，笔者坚决否定印度教说，支持本土生殖崇拜说，且认为石笋为外来印度教林伽说无确切证据，是一厢情愿和想当然，误导社会公众，应予否定。

一、石笋并非印度教林伽的主要依据

1.石笋与泉州蕃佛寺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根据吴文良30多年的收集捐献和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展出的逾300方印度教石刻实物资料，泉州确实拥有大量的印度教石刻，在中国古代宗教石刻中非常罕见。但因此就能够说石笋是印度教林伽吗？显然不能！蕃佛寺在元末已经毁灭于战火，本身已无法考证复原，其建筑型制、规模、布局、寺庙样式均已无法考证。石笋与湿婆雕像、蕃佛寺之间没有直接关联，硬把石笋安插在蕃佛寺身上，缺乏有力证据，十分牵强且荒谬。

2.型制不符，外形相差甚远。目前已发现和展出的印度教石刻和遗迹中，有湿婆造像和林伽浮雕的石刻，都符合印度教和东南亚林伽造型特征。虽然，泉州也出土和发现了很多印度教石刻遗迹，但却没有发现林伽和优尼（女阴）圆雕。石笋与印度本土林伽造型、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林伽造型特征相比，差别很大，且外型差别十分明显，完全不属于同一类宗教文化的石刻品。

3.年代时间和位置座落不符。泉州蕃佛寺，是现代学者根据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展出的印度教石刻推测出来的概念性印度教寺庙，此神庙究竟如何，没有史迹记述，无法考证。学界可以肯定的是，蕃佛寺始建于元代，存在和毁灭于元代。泉州文保部门收集的印度教石刻，以及考古发掘的印度教遗迹，均位于泉州市区老城内。而石笋位于泉州老城外，位置座落明显不符。《泉州府志》说，北宋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郡守高惠连击断石笋，明朝成化郡守张昆补之。今存石笋有断裂痕。又据《泉州府志·桥渡》，南宋乾道元年（1170）年）泉州太守王十朋迓客出郊过石笋桥，有诗云：“刺桐为城石为笋”，则石笋之名由来已久。可见石笋最迟在北宋之初就存在，石笋有史料可考的存在历史，大大早于泉州印度教寺庙和石刻，说石笋就是印度教林伽，年代和时间不符，太牵强附会。杨钦章说：“据《泉州府志》（乾隆本）记载，石笋于北宋初年就已存在。蒋颖贤很正确地指出这就是林伽。依据雕刻的形式，这无疑是湿婆的化身林伽。”[18]杨钦章、蒋颖贤都是很严肃的学者，令人尊敬，但其结论太草率，不严谨，也不可靠。

4.缠枝纹并非印度和印度教独有纹饰，中国古已有之。诸多专家之所以认为石笋是印度教遗物，主要的根据是，发现“石笋”的基座刻有缠枝花纹，与印度教的石刻相符，从而确认该物就是印度教遗物。泉州石笋在北宋年间曾被击毁，现存泉州石笋为明代重修，其基座究竟是原件还是后配，已无法考证。即使基座为原件，也不能证明缠枝纹为印度独有纹饰，更不能证明石笋为印度教寺庙遗物。其实，早在战国和秦汉时期的青铜器、金银器上，就已经出现了缠枝纹饰。秦代铜镜上已出现缠枝云藻四叶纹；南北朝十六国前凉金错泥筒铜器上，有复杂的龙虎缠枝纹；江苏南京和丹阳的南朝陵墓石刻中，也已使用缠枝纹；唐代铜镜上，大量出现并广泛使用缠枝纹。因此，唐代之前，缠枝纹已是在中国淬很久的民族纹饰，并不是外来文化。

5.印度教说对宋元时期印度教在泉州的影响有夸大之嫌。宋元时期，在泉州传播和流传的外来宗教，除了印度教，还有摩尼教（明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拜物教等等。此时的泉州，是一个多元文化、多种宗教聚集地，多种宗教都有流传和影响，但影响最大、深深植根的仍然是本土的儒、道二教和早已本土化的佛教，即儒、释、道三种宗教。外来宗教在泉州的流传、对泉州的影响都很有限，不能随意夸大、人为拨高其影响。对宋元时期印度教在泉州的传播和影响，亦不可夸大，不可估值过高。宋元时期，特别是元代的泉州印度教，主要是在生活于泉州的印度商人和侨民中流传，对中国泉州本土居民影响甚微。笔者两次对泉州宗教遗迹考察发现，印度教在泉州，除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里那些石刻外，已经难觅痕迹。在当今闽南地区，妈祖崇拜、财神崇拜、土地公崇拜等土生土长的本土宗教，都要比印度教的影响大得多。历史文化的发展联系不可能一刀斩断，现如今，印度教在泉州的信仰传承无任何踪迹，其传播痕迹也仅限于海史馆中的那些石刻，凭这些石刻就主观臆测并论断印度教在泉州有很大影响，很难令人信服。在现今东南亚多国，都有不少印度教寺庙，但其影响仅限于印度裔侨民，在当地民众中影响很小，宋元时期的泉州亦是如此。对外来文化的开放包容不等于轻易接受。中华民族自古崇尚自由，反抗等级压迫，婆罗门教严格的四级种姓加贱民等级制度，在中国根本没有群众基础和信仰根基。华丽石刻不是宗教影响大的必然证据，没有确切根据地夸大其影响不符合唯物主义史观。持石笋为印度教林伽说者，无论是吴幼雄、段立生、余得恩、朱明忠，或是杨钦章、蒋颖贤、庄为玑、陈水德等等，大都是猜测或联想，并没有拿出泉州石笋与印度教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的确切证据。

二、石笋的建造年代

笔者基本赞同石笋为本土风水建筑的说法。但是，风水说者大都仅仅从风水角度，说明石笋为平衡山川阴阳、镇水镇妖的意图，却并未论证石笋的建造年代和文化属性，也并未以充分理由有效反驳石笋为印度教林伽说。傅金星认为，民间称清源山是“山公”，紫帽山是“山母”，二山交会于笋江，但“山公”卑下，“山母”隆起，故堪舆家认为需建此阳物即石笋，以振乾纲。石笋遥对双阳山之正中，双阳山状女性之双乳，地居北属阴，致泉州“阴气”太重，故以象征阳具的石笋在南为阳来破煞，以求阴阳合一，万物繁衍。彭德斌认为：“在南宋以前在此处就一直有一座“山川社稷坛”，祭拜风伯、雨师、雷公、电母、城隍、土地诸神，是个非常神圣的地方，岂可容忍这么一个异教的生殖怪物在此存在，但作为民族的产物为了克服其风水败位，是可以容忍的。而在此处也的确存在有风水败位问题，因为在此处除有高耸的双乳峰直面外，还听老人说，从这里伸向笋江的地方原有两块大石板，石板之间有一缝隙，长年流黄水，且周围多湿地，这些都是阴盛阳衰的地理现象，因此是绝对的风水败位，于是需要利用既纯阳如刚健的生殖器‘石笋’矗立其间，然而这些做法均只是民族心理与理念的表达，与印度教无关。况且在泉州地面上还有许多石笋，如晋江、东海镇、安溪、南安、德化等的诸多石笋，又与印度教何干？”[19]但是，把宝塔、文峰塔、石塔等高大建筑作为风水建筑是明清时期的风俗和惯例，明清时期此类建筑遍布全国各地。乾隆版《泉州府志》记载：“高惠连，大中祥符四年（1011）任。以私憾迁府学于郡西，击断荀江石笋为二。”[20][21]此后，石笋被废置400多年，直到明代再为修复。既然石笋如此重要，为什么被废置这么长的时间而没有任何僧侣缙绅为之修复呢？傅金星先生认为，南宋人才鼎盛，不感到其为害；元亡明兴，泉州人才未振，故又想到振作乾岗而重修，此说可从[22]。但问题是，把石笋当作为振乾岗、兴人才，只是明清人的想法，并不是石笋最初建造者的本意。且石笋在明代只是修复重立，并非新建。石笋在北宋已经存在，且在北宋时被击毁。那么，其建造年代，只可能是北宋之前。

石笋究竟建于何时？笔者认为，石笋建于商周时期。石笋不是宋元时期的建筑，其建造年代可上溯至商周时期河神崇拜、生殖崇拜盛行的商周时期应更合情合理。首先，秦汉以后直到清中期约2000多年的封建时代，随着儒家文化忌淫欲讳淫秽观念的一再强化，在中国中原和东南沿海汉文化区，兴文振乾的风水建筑大都以宝塔、文峰塔代之，生殖崇拜宗教形式也逐步演变成送子娘娘、送子观音等等以宗教造像崇拜为主的大雅、唯美形式，男性生殖器造像有悖封建理学礼教伦理纲常，成为被打砸破坏对象，以男根本相等为崇拜对象的生殖崇拜方式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因此，秦汉以后特别是宋代以后，已不太可能再建此类大型石祖、石笋之类的男根崇拜物。汉代以后中国各地，除云贵川渝藏等西南地区尚存在生殖崇拜造像外，中国中东部包括北方和沿海各省，均不再出现大型男根雕塑，福建地处东南沿海，亦不可能例外。其次，秦汉魏晋以后，包括福建在内的中国各地地方志渐兴，历史记载逐渐丰富，大型建筑，特别是公共建筑、石制建筑都会以艺文风水等各种方式记录在地方史志中，泉州石笋这样的大型石制建筑，其初始建造年代，未见诸任何地方志等书籍记录，说明其可能是一种比较古老的建筑。再次，商周时期建造石笋这样的大型石制建筑已完全不成问题。有学者认为，石笋高达4.18米，先秦时期人力技术无法达成。其实，这完全不是问题。在龙山时期，在金属（铜）刚刚出现、尚不普及的中原地区，已经产生了多处大型男根雕塑[23]。商周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工具已经普及，春秋战国时期已经进入铁器时代，建造制作石笋这样的大型石头建筑，完全不成问题。

三、石笋的用途寓意

闽南沿海地区虽然地处相对偏僻，但并不是落后的文化孤岛，而是与中原地区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文化和文明发展程度基本与中原地区保持同步。现代考古发掘资料证明，距今7500～5800年的壳丘头文化遗址，就出土了包括祖形支架在内的陶石器200余件，表明早期的壳丘头闽人已存在生殖崇拜和男根崇拜，这与中原地区相比几乎是同步发展的。距今约5000～4000年的昙石山文化中，出土有大量陶器和石器，经器物类型标型研究，它们与中原和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存在密切联系。距今约3250年的闽侯黄土仑文化遗址，出土陶石器近200件，主要是“圜底器和高圈足器，纹饰以拍印和刻印的变体雷纹、方格纹、斜线三角纹为最普遍。从陶器造型到纹饰，都体现出浓厚的仿中原商周青铜器的特征”[24]。1978年、1992年，在建瓯市黄科山遗址出土了铙、觚等多件西周时期青铜器。其中，青铜大铙高达76.8厘米，重达100.35公斤，器形硕大，保存完好，反映出中原礼乐文化对福建地区的传播和影响已经很深。这件青铜大铙，即使放在中原腹地也属于等级很高的稀罕物件。

但是，由于地处相对偏远、发展落后，福建在商代之前的文字记录几乎是空白。《周礼》记载福建为“闽”、“七闽”。因此，学者们将这一时期的福建文化称之为闽文化。在闽侯县白沙溪头遗址中，还发现有男女合葬墓，男子仰身直肢，女子侧身屈膝，说明“七闽”社会已处在父系社会阶段[25]。笔者认为，石笋正是这一时期闽文化的石制建筑，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商周时期，是闽文化或者说中华文化中以男阳祭祀、镇压水妖的男根崇拜、阳神崇拜宗教遗物，不是外来文化，是纯粹地道的中华本土文化。

现代人公认，石笋是男性生殖器石雕的雅称，没有疑义。明代诗人黄吾野有“一片云根天琢成”句；根，也是男性生殖器的另一别称。为什么古人在城外、河边建造这么一尊巨大的仿男根建筑呢？何时建造的？朱亚仁认为：“石笋是原始社会性崇拜的产物，是早期泉州地区与水有关的崇拜物。”[26]非常有道理，此说可从。石笋的地理位置在晋江东岸，这段江又称笋江，笋江的上游为金鸡溪，下游称沿江，全称晋江，现存石笋遗迹的龟山，其东面至市区防洪堤，西至笋江，有古河道遗迹存在。龟山原有两条古石桥连接今观音亭（又称接官亭），为古代主要交通要道。笋江未架设浮桥以前，只有渡，但因江面宽而深，水流急，渡者危险性大。宋代王十朋有诗记云：清源郡城之西有渡，名笋溪，与江会，险而深，涉者病之……。又有诗云：“刺桐为城石为笋，万壑西来流不尽。”笋江的上游为金鸡溪，风高浪巨，其下游为浯江，明顾伯记云：“镇南门外有浯江，百溪汇也，江之横二里许……而且经常为”阴风怒号，霖潦暴溢，巨涛翻天，惊雷憾地，汹涌激射之患，可畏也……。因此古代先民认为江中有水妖兴风作浪，故立石笋以为阳性水神，祭祀之，用以镇压或娱欢阴性水妖。

古代中华先民认为水属阴类，而男性男根属阳。《周易说卦传》：八卦方位，龟山处于笋江艮位，艮属阳土；笋江处兑位，属阴金；又艮为少男，兑为少女。又曰：“说（悦）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速，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意思是泽与水能和悦万物，润湿万物。山能终止万物，始生万物；这和水与火，雷与风，既相及相济又不互相悖乱，山和泽能互相以气相通，消除灾难，化成万物。现代有关专家研究认为《易》卦中的阳爻（一）和阴爻（一一）分别是男女性器官的符号，实质上是古代生殖崇拜和水神崇拜的反映。泉州地区的石笋，大都位于江边、河边、溪边，正寄托了人们以阳克阴，战胜水妖的理想。因此，石笋是泉州先民在古代祭祀水神镇压水妖的宗教遗物，也是男根崇拜、祭祀祈育的原始宗教遗物。归根结底，它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特别是夏商周时期广泛兴起的土地崇拜的一种转化形式。在东南沿海，土地公崇拜往往以阳神爷面貌出现。因为男性以阳性为主，男根为纯阳之物，将阳神概念与人体、男性阳具相结合，就衍生出石笋、阳神这尊新的镇水神灵，它以至真至阳的男性生殖器本相为视觉形象。在信众心目中，以男根形象塑造的阳神是创造生命的神，既是供给土地阳气、人体真气、增强生命元气、护佑生命的神，也是平衡阴阳、压制邪气、镇压水妖、镇邪禳灾的土地神。

在我国，水神崇拜贯穿各个历史时期，但其起源和盛行期却是在商周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人口增长迅速，但社会生产力低下，河患水患频繁，类似西门豹治邺之前人们将少女投河祭祀漳河水神之举，在当时中国南北各地多有存在。商周先民建造阳性建筑祭祀水神、镇压河妖，都是为了崇拜水神，祈求控制水患。汉魏隋唐以后历代逐渐演变为“宝塔镇河妖”，在河边建造宝塔、风水塔之类的高大阳性建筑，用以镇压阴性水妖水怪。中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灵渠、郑国渠等，大多都是战国秦汉时期的建筑。闽南地处江河溪流下游入海地区，水患愈加严重。因此，闽南沿海各地宋代以前的早期石笋，大多都是古代镇压水妖、祭祀水神的宗教遗物。同时，商周时期也是中国男根崇拜盛行期，在笔者统计的中国古今210多处男根崇拜遗址遗迹中，夏商周三代多达77处，占总量的37%[27][28]。处于男根崇拜盛行期的闽人，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文化和文明发展基本同步，不可能不留下男根崇拜的任何痕迹，石笋正是闽文化时期闽人实行男根崇拜和阳神崇拜的遗迹。此类石笋，不仅存在于泉州，近年来随着文物普查工作的细致深入，在闽南地区多有发现。如德化县龙门滩镇碧坑村、德化县雷峰镇长基村、德化县雷峰镇焦溪村、德化县葛坑镇祭头村、连江县蓼沿镇朱公桥村、漳州市区东侧一幢居民院子内，等等地方，均发现了类似石笋。它们的特点是都靠近居民村、座落在河边，具有男根崇拜生殖祈育和水神崇拜、阳神崇拜镇压河妖阴鬼的双重寓意。当然，在男根崇拜和水神崇拜的关系地位中，男根崇拜和生殖崇拜寓意是第一位的。建造石笋的目的寓意主要是男根崇拜、生殖崇拜，镇水、镇妖和水神崇拜作用从属于男根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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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楚天佑，男，汉族，江苏南京，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南京市税务局调研员，历史研究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男根崇拜和民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