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熙丰变法是王安石等政治家在宋朝中期的时代环境下主持的以“富国强兵”、“开源节流”为主题的一场综合改革，这次改革对以后的宋朝乃至中华文明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我们以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通过分析思考变法中经济改革的历程，总结出可供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改革所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熙宁变法;王安石;公共选择理论

一、新制度经济学观点和公共选择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是指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以加尔布雷为代表的经济思想。新制度经济学继承了旧制度经济学“制度分析”、“结构分析”的传统内容，并主张在所有制的基础上对经济进行变革。

其中，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的变革的最大作用是用来巩固科技革命的成果，降低各类市场主体交易的制度性成本。在一个社会的进步中，制度的变革进步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中对“制度”这一概念重新给予了定义：所谓的制度，就是人或组织之间的行为准则和互动关系。这里的制度定义的指向范围不再是宏观层面的制度，而是包含了潜规则、风俗传统、人情关系等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实用行为关系，是及其现实且普遍的。这种对制度的研究会为分析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农业社会提供了理论基础;新制度经济学也提出了自身独特的交易费用理论，科斯在他书中《企业的性质》中指出，交易的费用反映了经济对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新制度能够降低交易费用，使其低于旧制度的交易费用，新的制度便会取代旧制度，这是制度变迁的理论根源。

公共选择理论则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以布坎南为代表人物。公共选择理论脱胎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继承了传统的“理性经济人”、“个人利己主义”、“政治的市场化交换”三大假设。其主要学说理论有：将主流经济学的市场理论推广到政治领域中，将政治进行市场化考察;宪法学说，强调决策规则对决策结果的决定和约束作用，主张规则的效率与公平，推崇宪政改革。

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有着相同的制度观，两种学说都认为，政治制度作为一种规则，是先于经济制度发生作用，国家的宪政是一个大的交易规则，宪政的改革遵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政治和经济这两个市场、两类制度互相影响，结构重合。这将为下面的改革思想分析奠定理论基础。

二、熙宁变法经济改革思想分析

当时北宋中期，社会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之中。从内部来看，由于宋朝建立的特殊性，宋朝历代统治者对土地采取“不抑兼并”“田制不立”的政策，这就必然导致了占有大量土地资源的大地主阶层产生。与之伴随出现的便是小农阶层的境遇逐渐恶化，他们或是贱卖土地沦落为佃农，或是失业四处流窜，大大加剧了宋朝社会的不稳定性。在政治方面，宋朝采取官、职、差三者分离的官僚管理方法，导致大量的闲散官僚产生，形成了“冗官”局面，加剧了当时朝廷的财政开支;军事方面，宋朝统治者为巩固统治、防御外患，维持了一个具有相当大规模的军队，财政上的军费开支巨大;军事和政治两大压力便造成了财政上“冗费”局面，有了“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的财政局面。外部环境则面临契丹和党项两个外族的战争威胁，但是由于北宋军政混乱涣散，即使有财政上雄厚的财力基础，多数战争仍以失败告终。综合起来看，北宋的财政问题是极为严重的。

但我们须注意到一点，此时的改革背景是非常特殊的。就在熙宁变法开始前的不久，由范仲淹等人主持的庆历新政以失败收场。即使是庆历新政这场微弱的改革，也遭到仁宗时期朝廷内大部分官僚的反对，可见当时北宋改革的阻力是相当大的，这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则被解释为制度变革成本过高。制度变革成本的过高就需要制度变革所产生的收益大于过高的成本，这样就不可避免的需要在改革创造出足够的收益使得整个社会的福利有所增长。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王安石由于改革操之过急，缺乏足够的改革定力和正确的方法，使得王安石所推动的改革在短期内创造的整个社会的收益低于其所需的制度变革创造的收益，为其失败埋下了伏笔。

面对北宋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社会矛盾，政治家王安石在取得君主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了一场极具现代化思想的经济改革。在现代经济学视角下来看，其经济思想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1. 主张发展整个国家的生产，实现经济总量的增长，并不是简单地调整国家的财富的分配格局。王安石所提出的经济思想打破了传统的“均赋役”、“养其本源”、“养其所自来”理财观念，创新性地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根据剑桥方程式： 王安石的经济主张是主要增加“Py”人们的收入，已实现国家财富的增长。我们虽然承认其财政思想的超前性，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改革措施的实施效果来看，这种思想在当时明显无法付诸于实践。

2. 政府主动干预市场与农业生产，降低经济活动交易成本。王安石采取青苗法“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为农业生产提供短期小额低息贷款，相较于从富商手中获取贷款，这就降低了农民获得资金的交易费用，政府变为资金的供给方。还有“市易法”，在东京设置官方商业垄断机构，收购滞销物品，控制物价，降低了商品紧缺时期商品的交易费用，同时政府的商品买卖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均输法”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统一收购和运输商品，降低了由于空间距离产生的过高费用。多项措施从其理论层面来看，目的是通过政府这一市场主体的干预，来降低商品在市场中流通和交易的费用，促进商品的流通，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实现“富其国

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的目的。

3.以农为本，扶植小农经济。王安石提出“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的农业方针，“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等均是围绕农业生产制定，以稳定农业生产。在古代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发展农业生产始终是任何统治阶层的首要任务。在新制度经济学中，

4.轻视“政治市场”，忽视政治改革和人事配套改革。王安石所任命的改革官员，如章惇、曾布、吕嘉问、蔡京等，被当时的世人评价为品行不端，且在改革中死守法制，这就导致许多改革议题转化为道德领域的争论，为改革增添了许多阻力。再看改革的反对派，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都在当时有着极高的社会评价和影响力，不可不谓实力强大。前文提到过，庆历新政的失败，又推高了王安石制度改革的成本。可见当时王安石推动改革时，不同政治派系之间交易成本的巨大，这就必然会影响到经济改革的政策落实。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君主专制政体下，王安石推动的变法在当时的政治市场上只有宋神宗和少数同僚的支持，仅凭一位君主在大多数政治家的反对下所做出的决策，更是加剧了决策规则上的不公平性，这就必然导致改革过程中决策结果的无法实现。王安石所制定的多项改革措施，又因为人事上的问题在后期执行中严重歪曲，一度高于现有制度中的交易成本。这样的执行结果，必然决定了改革的失败。

三、熙宁变法评价及启示

熙宁变法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变法初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当时“贫弱”的局面，使当时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军队的战斗力等方面均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富商对农民的高利贷盘剥也得到了一定的缓和，农业生产也因农田水利法得到了发展。梁启超曾评价”王安石变法取尧舜以来之掣政而一扫之。实国史，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变革也。”列宁也把王安石评价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

但是我们也从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出发，看到了熙宁变法失败的原由：君主专制政体下，君主决策的专断性和不公平性，造成了决策结果的实现冒着极大地成本风险。在当时的君主专制政治制度下，制度变迁所带来的的收益、技术革命成果的巩固都要受制于于君主的更迭，给制度的变迁造成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也是中国古代王朝改革大多失败的制度原因。

中国历代改革大都缺乏制度性变革来巩固改革所带来整体社会收益，对政治制度或是政治市场的改革更是少有触及。经济改革要想取得长远的收益，就必须对政治制度进行配套的改革，以此来降低决策的难度和风险，确保决策成果的落实与制度巩固。没有政治制度的相应变革，单纯依靠于经济改革来推动社会进步只会是一纸空谈。

参考文献

[1]宋锡辉.生态文明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1）.

[2]廖金香.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时代诉求与路径选择[J].高教探索，2013.

[3]段伟伟，焦嘉程.当代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路径探析[J].江苏高教，2013.

[4]王绮，陈丽鸿.中国生态文明教育理论探究综述[J].林业经济，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