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建国以来，我国城乡的面貌有了极大的改善，建立了平等、健康、积极的社会发展模式，为各方面的发展提供了普遍的机会和扎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城乡两元制的突出问题。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在注重效率和强调利润的导向下，城乡两元制的问题不仅没有改善，在不少方面却有加剧的趋势。城市区域的繁荣和乡村区域的衰落形成越来越大的反差。这构成了影响我国社会安全和后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黄河流域横跨中国的西北和华北，涵盖和贯穿从最不发达到富裕先进的所有地区类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社会发展的矛盾和冲突非常突出。黄河流域城乡发展的差异和困顿也到了必须解决的历史关头。国家提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对黄河流域的发展目标、定位、标准提出了新的、高质量和引领性的要求。具体到城乡发展领域，我们必须采取全面和深入的思考、研究、探索和行动。

二、城乡发展问题的表现和实质

城乡发展问题表现表现为：

1、城乡分化，城市发展迅猛，乡村发展滞后。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的发展重心在城市。在市场经济的选择下，市场各要素集中的城市占据了天时地利、资金技术和物资人才。城市在不断充实、增强、发展和膨胀。城市对周边乡村的磁吸作用日益增强。国家对城市的各种限制（边界、户籍、经营方式、租住政策）实际上都在不断放松。我国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到1981年变为20.16%，到2018年激增至60.1%。我国的城市数量从1978年的193，到1981年变为226，到2018年激增至673。我国的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17245万，到1981年变为20171万，到2018年激增至83137万。城市区域面积从1978年的206684平方公里，到2018年激增至2431832平方公里。30年间增长了近12倍。与此同时，我国的农村人口从1981年的79901万，到2018年变为56401万，比城镇人口少约2.7亿。

与此同时，乡村除临近城区（城郊村）或有特殊资源（旅游景点、工矿点）以外，绝大部分仍然保持农林牧副渔为主的生产方式和传统农村生活方式。经济单一、产值低下，管理松懈、组织涣散。发展缓慢、衰退明显。虽然乡村民众的物质生活与自身以前相比有明显改善，但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存在明显不足。城乡之间的生活水平差距普遍加大。

2、城市污染向乡村扩散，污染问题宽泛化和隐形化

城市发展起来后，土地、空间、交通变得紧张。环保、劳保等要求日益提高。产业迭代速度加快。部分和落后产能以及低技术、低投资门槛企业向乡镇和农村转移。其一方面为乡村带来有限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动能，同时也带来污染扩散和劳保失控的问题。污染和劳动保障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反而因为转移和扩散，带来上述问题的扩大和失焦，增加了治理的难度。这种现象，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性、天然性痼疾。

3、城市密集化，乡村空心化

城市开发投资强度高，导致建筑和设施密集，土地和空间紧张。城市居民生活与生产、交通、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各种矛盾突出。阳光、空气、水面、绿化、生态和自然都成了城市中的稀缺品。高楼大厦、立交纵横、车流不息、人群涌动构成了我国城市的普遍面貌。

与此同时，我国农村自然村落锐减了近10%。有数万个行政村消失。约70%的村庄存在不同程度的空心化现象。城市实力越强，其周边的乡村区域的衰落就更加突出。

我国千百年来稳定而延续的传统乡村生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彻底性冲击，存在乡村社会难以为继的重大风险。

4、城市吸引力趋强，农村活力不足

我国城市拥有当今现代社会运转的几乎一切物质、人员、资金、技术、信息和设施资源。其发达的产业、丰厚的收入、快速的节奏、众多的机会、多元的文化、时尚的潮流都是现代社会的表征，对绝大多数的社会群体都能产生强大吸引力。城市生活满足人们的需求，带来进步和发展。城市所能提供的可能性是不可限量的。所有这些，都是当今农村无法提供的。

5、城市人才齐备，乡村人才流失

人才与产业有密切的关联性。人才还需要发展空间。城市发达的产业和多样性的行业，提供了丰厚的薪资和发展的可能性。它对各类人才都有吸引力，也有巨大的市场容量。在这种全面和持续的引力作用下，乡村为数有限的各类人才也被吸引进城，就连只有体力的普通劳动者也纷纷进城“打工”、谋求生计。乡村留存人员大多为老幼病残等弱势群体。有的村子连村干部都推选不出来。

6、城市成为主流，乡村落寞沉寂

在当代经济社会的运作中，城市处于枢纽地位和重点地区，占据着齐全的资源条件，拥有巨大和灵活的能量。因此，城市在社会经济分工中，具有主动和优势，居于上层地位。城市的经济体量和产业体系不仅具有庞大的体量和明显的高效，还有出色的流动性和强大的适应性。因此，城市（社会和地理上有限范围内的点）成为了当今社会的主流和潮流。相应的，广大的乡村地区（社会和地理上无限范围内的面）处于被动地位，容易成为当代经济潮流中的静水区和洄流区，而与时代发展相脱节。

7、城市产业高端，利润丰厚;乡村产业低端，效益低下

城市产业或者定位高精尖，或者具有大出大进的巨大产能。其依托的是资金、技术、管理、制度的密集和配套。城市产业往往具有前瞻性或引导性或垄断性，其效能突出，承载力也非常巨大。城市产业常常具有独特性或性价比，难以替代性。

乡村主要提供普通的、低附加值的农、林、畜、果、水产等出产，产品价值低，运行周期长，抗风险能力弱，产业定位低端。农副产品往往缺乏独特性或优异的性价比，能被同类产品（相邻地域或海外）所替代。

8、城市资源过剩，乡村资源短缺

在现代商品经济体系中，城市由于充分的集聚度和良好匹配度，更能够产生效率和效益。这种结果，又进一步促进各种资源向城市聚集。同时，造成乡村各种资源的短缺。在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最近几十年的形成过程中，上述局面在各区域都已经不同程度地形成。此即“马太效应”在城乡演变过程中的典型呈现。

上述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城市占据几乎所有资源;乡村的社会游离于现代社会;城乡之间存在各种隔离和壁垒。

三、如何破解问题？

首先，应当认识到：城乡发展的差异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总是先产生差异，差异产生动力，动力带来提升，提升逐渐减少差异。这也是市场经济的巨大能量。承认城乡发展的差异也就为改变不平衡状况带来了社会共识。国家近些年来日益关注农村问题，把以往单纯的“农村”升级为“乡村”，也表明要用全面的、更新的思维来解决上述问题。

其次，破解问题的条件具备，时机成熟。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城市改革完成度很高。城市的产业接近饱和，城市土地资源接近枯竭（最典型的城市就是深圳），城市的地理边界也很难扩张。同时，城市集聚了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人才，需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和发展领域。城市拥挤、嘈杂、快速的氛围和节奏也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高端和品质生活需求。城市已经不具备提供这些高端、创新或独特的生活、创业空间和环境的能力。城市的部分职能借助农村的空间、土地、空气和社会进一步提质、扩容、转移、转型。华为集团在广东东莞松山湖建设科技产业园就是这种迁移过程的实际案例。这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反哺农村，而是城乡结合、创新生产生活方式的积极实践。

最后。城乡差异化发展是城乡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城市依然是当代社会经济的主体。但是，城市土地和空间紧缺，交通、环境、生态条件紧张。资金、高端消费和新兴产业都在寻找出口。城市在产业和生活模式的迭代和创新方面，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乡村最大的优势在于土地、空间的宽松，人口的稀疏和分散，环境和生态的优势。乡村的产业升级、新型创业方式探索、新田园生活模式创造，在当今交通便捷化、信息高速化的强大技术支持下，可以为其所长，避其所短。乡村的资源优势（空、散、缓、静）一定可以转变为产业优势和生活优势。小而优、小而特、小而利、小而强的新型乡镇可以成为城乡成功人士的新选择。我国乡村的传统社会和文化优势将成为新时代中国生活的精神基础和创新基点。

四、具体策略

通过城乡融合和协调统筹，解决城乡发展的悬崖式落差。

1、以改革思维，以基础设施贯通为保障，以新型社会管理为手段，将城乡视为共享互通的整体，从而彻底打破城乡隔绝和城乡壁垒。这需要政府推动和管理手段改革。

2、在人口和产业分布上，实现城在乡中，城乡互通。分工不同，利益共享。乡村中可以有产业技术人员和自主创业者，城市中也可以有农副产品直营店和花园工匠。这需要经济和产业政策的支持和引导。

3、创造乡居理念和乡创模式。鼓励产生新村民、新乡绅、新生活。农民可以将房屋、田产、林地和水面以出租、入股等形式与外来人口和产业实现合作和共享。促进乡村现代产业和新型产业形成。培育“城乡飞人”、“新创客”、“闲散客”在城乡之间移动生活，为沉寂、落后的乡村带来人气、信息、潮流、机会和活力。同时，这些高端人士在乡村更自然、更生态、更传统的氛围中可以寻找提升、完善和创造的新动力。这需要人的观念的改变和财产权制度的重大改革。

4、一地一策，一村一品，一户一业。在多样式探索中，寻找解决方案和具体办法。

五、目标

在市场调控和政府行政调控不同手段之间，实现协调，达成合力。

努力探索、创建介于传统城市和乡村模式之间的第三种生产生活型态——乡城（有城市水准的乡村;和当代经济生活链接的乡村;城市不脱钩的乡村）。这不仅能够应对我国城市和农村进一步发展的矛盾和瓶颈，也会为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六、结语

黄河流域位于我国的核心地带，它所承载的社会、人口、产业、文化具有难以替代的地位。黄河流域城乡发展问题的复杂性和典型性都很突出，在我国，特别是北方，黄河流域城乡发展的探索具有示范意义。

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双重要求下，黄河流域从源头到入海口的巨大地理跨度、从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到环渤海经济圈的社会发展水平落差，构成了差异化且系统性的地区案例。这些不同且有关联的地区的积极探索、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将构成我国城乡和社会在新时代全面发展和普遍性提质的伟大历史进程。

作者简介：

李红光，建筑学博士，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副教授，高级工程师，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地域建筑和乡村建设研究和实践。参与完成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主持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

刘宇清，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讲师。长期从事建筑环境和建筑文化研究。参与完成多项省级、厅级科研项目。

说明：本文章及研究工作得到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于“广义建设推动方式”的河南乡村发展综合途径研究》（项目批准号2019-ZZJH-147）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