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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可持续发展研究
——以数字敦煌为例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世界性的问题,而近几年在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发展成为大趋势,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提供载体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发展也是由探索到成熟不断发展的,涉及到遗产的采集、记录、保存、保护、展示及传播等多项内容。目前越来越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数字化技术支持下得以活化,重新进入大众视野。我们在肯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发展成果的同时也应思考发展中存在的不足,以更为深化的研究探明数字化发展的规范路径,以真正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可持续;数字敦煌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构成,在当前文化强国、科教兴国战略实施的时代背景下具有传承发展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传承的过程中,数字化技术发挥实效,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再发展提供技术支持,起积极的助推作用。综合来说,数字化技术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模式,扩大其传播范围,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活化。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发展概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定义为被各群体、各社区视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工具、实物、手工艺品、文化场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分为五大类,分别对应口头传统及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及节日活动仪式、自然界与宇宙相关知识及实践、传统手工艺[1]。我国一般将民间文学、传统音乐、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民俗等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发展则是文化遗产的数字化采集、存储、处理、展示、传播等,以数字技术带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转化、再现、复原,真正让其共享、可再生,并使人们从新的角度解读非物质文化遗产,满足人们非物质文化遗产新时代的利用需求。使用数字化技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采集、整理与记录就是要采集非遗信息,包括但不局限于文字、数据、图片、音视频、动作等,以数据采集和科学记录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资料的数字化转化、存储,实现对非遗实践动态过程的动态、立体记录与存储。数字技术作为新兴技术,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再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以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传承有较大的局限性,很可能存在内容片面、信息失真、图像精度的展示受限等问题[2]。而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了数字化发展领域的重大变革,特别是3D扫描、3D建模、3D打印等技术的运用,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朝着高精度、立体化、数字化的方向发展,有助于信息丢失或损坏情形下的恢复,有助于改变较低的分辨率,有助于通过扫描修正遗产信息,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与利用。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发展的必要性
数字媒体时代的到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的创新变革[3],而这种变革是循序渐进与多维度兼顾的。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模式与数字媒体时代发展矛盾冲突加剧,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亟待新思维、新模式的支持。以数字媒体技术赋能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具有多重价值。其一,现有非物质文化资源处于冲击与排挤的尴尬地位,民族、传统、国粹性的艺术资源缺乏,也面临着传承断层的风险,多数年轻群体对部分非遗艺术缺乏研究兴趣和传承的自觉性。在时尚元素为主的非主流艺术面前,戏剧、国粹等非遗产物处于被冷落境地,非遗文化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令人担忧。就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来说,通过数字技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的融合可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焕发新发展活力[4],达到拯救非遗、传承非遗艺术、实物及文化的目的。其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现有压力增加,甚至进入瓶颈期,以数字媒体技术赋能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将一定程度上打破管理瓶颈,带来非遗管理内容与形式的丰富,进一步推动优秀非物质文化资源的传播。在常见的实物资源之外,也增加了音视频材料,有着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主体[5],共同着手非遗资源库的建构,创建资源共享平台,扩大非遗管理范畴,使得非遗管理触角广泛延伸。其三,数字媒体技术赋能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提升资源利用率。长期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一些濒临消亡的非遗艺术多处于不被人们了解、知晓的尴尬境地,大众无法接触了解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在口耳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表现最为明显,资源利用率偏低。数字媒体技术的支持下非遗资源复制、共享、传播,避免孤本非遗资料的遗失、损毁,让非遗资源更好地被大众借阅使用,带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成果的高度共享。
三、敦煌数字化发展历程
敦煌莫高窟及其数字化研究主要是针对敦煌莫高窟的735个洞窟、两千余身彩塑及四万多平米壁画进行活化利用[6]。其是历朝历代艺术家及传承本土文化并融合、吸收外来文化进行再创作的艺术杰作。敦煌莫高窟在世界上占有较高地位,是我国十分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莫蒿窟内有大量的图像和文字材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美术、音乐、建筑等历史发展情况,而藏经洞内的藏书更包含政治、宗教、法律、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无疑为巨大的文化宝藏。但随着朝代的发展,敦煌莫高窟也呈没落趋势。直到20世纪初,张大千等研究者探寻敦煌艺术,才使得敦煌艺术重新焕发活力,进入大众视野。
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和支持的加大,敦煌文化艺术价值被广泛关注,敦煌莫高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也成为当前非常急迫的工作。而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将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视觉体验相融合,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开辟新道路。我国敦煌莫高窟数字化技术研究也逐渐走向正轨。敦煌数字化发展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原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首次提出“数字敦煌”概念[7],倡导用现代化技术保存敦煌石窟艺术,留存敦煌壁画,利用现代科技资源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在多年的探索与实践中,“数字敦煌”项目建设初见成效,敦煌艺术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逐渐走向全国、面向世界。
四、敦煌数字化建设项目及其成果
数字敦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创造提供了更多可能,值得借鉴与学习。数字敦煌的创新成果主要体现为数字敦煌线上平台。推出数字敦煌线上平台对30个洞窟和4430平米的壁画进行综合展示,足不出户,人们借助线上平台便可以浏览敦煌石窟艺术,仿佛置身于莫高窟内,领悟壁画的奥秘。在数字敦煌建设平台一经推出之时,就吸引了大批的敦煌艺术爱好者,不仅可以观赏敦煌石窟艺术,且爱好者可以学习与交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可以加以借鉴,但数字化技术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线上平台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以数字敦煌为例,大量的洞窟与壁画急需修复,修复后还需要进行数字化的转录,只有准确录入计算机系统才能完成线上的精彩展示,而这一过程十分漫长[8]。非物质文化遗产线上平台也面临着推广难题。文化遗产线上平台受众更集中于文化遗产爱好者、研究者,相对来说受众群体数量较少,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应被每个人关注与保护,需要人们自发地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需要工作人员不遗余力地进行非质物质文化遗产线上平台的宣传与推广。数字虚拟技术展示也是数字敦煌的成果之一。在敦煌数字化研究中,研究人员也借助数字化技术进行石窟艺术的保留展示,让数字石窟艺术积极地与大众见面,特别是数字化技术与虚拟现实技术共同构成敦煌石窟艺术展,以《梦幻佛宫》的球幕展示形式,多方位展示石窟内的场景。相关人员在《梦幻佛宫》中将数字化技术与虚拟现实技术融合,让观看者体验感更强,人们可以查询石窟资料,与工作人员建立积极互动,增加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而且球幕技术也用于敦煌壁画的展示上。敦煌数字化实践中创造出数字交互游览情境,让人们体验数字化壁画虚拟游览的乐趣,这恰恰得益于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工作人员将拍摄的多幅敦煌壁画图片制作成视频,让游客进行虚拟游览,且支持回放,反复观看。此外还建立数字展示中心。2014年,敦煌莫高窟基于数字化研究中心也推出了数字展示中心,并有完善的石窟实景漫游厅、球幕电影展播厅等配套设施,实现科技与文化的交融。游客可通过光影体验了解敦煌文化,有效避免人流过大对敦煌石窟的人为损害。由此可见,数字化技术的运用缓解当前敦煌文化遗产保护及利用之间的矛盾,真正达到了敦煌石窟艺术保护的目的。此外还有敦煌文献库。敦煌数字化研究中也推出了敦煌文献库。敦煌文献库又被称为敦煌文献数字图书馆,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负责开发制作,属于《汉籍数字图书馆》2.0版的专库之一,于2016年上线。目前来说,敦煌文献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比较丰富,文献目录,数据库和文献图版数据库是主要构成部分,共收录14类机构所藏的敦煌文献,文献详细信息中包含文献编号,文献机构,文献试文研究等多个子项目,目前已对外开放。
五、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数字媒体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要想取得实效必须充分发挥数字媒体技术管理优势,以数字技术的灵活运用、数字平台的科学建构、档案资源共享格局的创设,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不落窠臼,真正遵循数字化规律技法提升非遗文化的时代感染力,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走上高效、高质、规范化发展的轨道。具体来说,数字媒体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在发展中应针对冲击深化研究并创新发展。
(一)发挥数字技术非遗保护管理支撑作用
数字媒体技术实效的发挥应以技术支撑基础的打牢为前提,分析不同的数字媒体技术应用特点,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实际诉求、管理情形合理选用技术,以带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力的散发。这也必然要求管理人员加强岗位技能训练。管理人员要转变认知,产生非遗数字化管理的自觉性,认识到数字化管理的复杂性、系统性要求[9],发挥能动性,以技术创新让非遗管理新理念、新模式真正落地,让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平稳过渡到数字化管理及运营阶段。管理部门、人员要致力于数字化管理平台的建设,总结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的经验,并于数字化管理平台建设中补差位,以两者相得益彰带来平台运转的长效化、规范化、标准化。管理中也要注重数字化处理技术的规范运用,注重对原始非遗资源及素材的甄别,及时将有效信息纳入资源库,及时归档并发布,促成资源的标准化存档。例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中借助幻影成像全息数字媒体系统提升敦煌艺术的时代感染力,3D、4D等数字技术打造逼真的敦煌艺术场景,让受众具有身临其境感。而此时,受众已不再是单纯的旁观者,而是主动融于艺术场景中,多感官体验丰富,加深对敦煌艺术的认知,感受非遗资产背后的人文内涵,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传承。
(二)明确非遗数字化开发流程和规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不仅仅是资料的采集、整合,其更多的是资源筛选分析基础上的再利用,是量变基础上的质变。“守、创、取”是基本的非遗资源开发规程,既可以扩展资源获取渠道,又可以调动多主体非遗资源整合及管理的能动性。“守、创、取”各有侧重点,“守”侧重于原有非遗资源的保护,特别是容易被损毁或遗失的传统纸质非遗资源应妥善保管、科学备份、定期盘点,使得传统非遗资料得以活化,提升资源利用率。“创”更倾向于稀有非遗资产的保护与创作,针对口耳相传、面临濒危窘境的非遗文化或者项目资源进行整合创编,建立非遗文化目录,及时收录稀有的非遗资产。为老艺人、艺术家颁发收入证书,使得地方性、特色性的非遗资产得以再发展。“取”更强调以数字化技术进行档案资源的科学选取,在非遗资源管理中要避免以管理者为中心,要适当考虑资源需求、用户诉求,让“取”与“用”积极对话,建立安全的资源检索通道,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与资源利用的精准化。
(三)构建共享化的非遗信息服务平台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活化利用需要平台支撑,当务之急是建构信息化平台,以实现非遗信息资料的规范、统一化管理。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数字化发展具有促进作用。非物质遗产资源的共享流通理应是无时间与无空间障碍的,方便人们获取资料并有效运用。在共享化信息平台的支持下,优秀的非遗资源从“神坛”走入群众之间,对于非遗文化、技艺的传承、非遗艺术的再创作和再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也推动更多的人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使年轻群体充分利用非遗资源,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与此同时,非遗资源对青年群体的吸引力增强也为优秀传承人的培养提供帮助,减少相关非遗艺术传承断层的问题。资源平台上的各主体不仅共享资源,且参与资源体系建构,解决了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人员靠个人、部门力量难以全面收集材料的难题。
(四)加强非遗数字化国际研究合作
数字化发展与计算机发展紧密相连,计算机技术发展迅速,数字化技术应用更为频繁与广泛。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发展与数字化技术相结合也需要我们树立国际化发展视野,主动加强数字化国际研究与合作。以敦煌数字化遗产保护实践来说,应继承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国际化的优良传统,并加强与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吸收国外数字化发展新理念,借鉴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的新模式,弥补现有数字化技术运用的不足,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物本体特性得以技术性性的改进与优化。在开展数字化国际研究合作的过程中也必须保护以自身文化遗产为核心的知识产权,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中的关键技术,避免过度依赖外国,避免机械性的复制、摹仿,避免功利化的商业运作。以合作基础上的创新突破带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研发的先进成果。
结束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再发展具有现实必要性和时代紧迫性,是当代人的责任与使命。而数字技术创新发展也实现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融合,发挥数字化技术优势将带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特别是二维、三维、5D技术的成熟运用大大开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扩大保护范围,并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实效,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具文化影响力和时代感召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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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党元淼.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模式研究[D].西安工业大学,2016.
作者简介:龙怡忻(2001.2-),女,苗族,湖南永顺人,本科,研究方向:视觉传达设计、人工智能及数字媒体设计。
基金项目:苏州大学第23批大学生学术科研基金项目(KY2021011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