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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后疫情时代的国家治理仍然面临着风险社会这一新常态，这无疑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应对风险社会的一道关键防线，关乎着整个国家的基层稳定秩序。风险社区增进乡村“扰动—转化”韧性的目标框架包含了风险感知能力、风险沟通能力、风险化解能力以及秩序恢复能力等四个维度，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探讨了其实践路径，乡村风险治理韧性的增强应该从保持敏锐，感知风险;多方互动，信息共享;汇聚力量，整合资源;恢复秩序，优化治理等多路并进。

关键词：风险社会;“扰动—转化”;乡村韧性;后疫情时代

一、引言

随着现代性文明秩序的建立，风险社会逐渐成为国家治理所面临的一种新常态，正威胁着一国乃至全球的稳定秩序。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肆虐使全球遭遇着巨大的不确定风险，因其呈现出潜在性、突发性、大规模破坏性等特征而对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高要求。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应对风险社会的一道关键防线，关乎着整个国家的基层稳定秩序。在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历程中乡村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既涌现了乡村治理的优秀样本，又暴露了乡村治理中尚存的短板，主要表现为风险面前适应性不足和治理低效。后疫情时代，为了有效抵御风险社会所带来的潜在危害和提升国家整体治理效能，更好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我们必须充分重视乡村在实现风险治理现代化目标中的战略地位，因此需要探索途径来逐步增进乡村治理的多维韧性，使其能够在风险面前快速促成“扰动—转化”，以夯实风险社会的国家治理之基。

二、概念界定：“风险社会”与“乡村韧性”

（一）“风险社会”

贝克在其1986年的德文著作《风险社会：迈向一种新的现代性》中首次运用了“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来理解充满风险因素的现代性社会。在他看来，这些风险包括完全逃离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的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1]可见，贝克最初将风险主要定义为现代技术变迁对环境所造成的危害，而后随着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他将“风险”概念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普遍意义上的拓展，即指出：“风险是一种应对现代化本身诱致和带来的灾难与不安全的系统方法。与以前的危险不同，风险是具有威胁性的现代化力量以及现代化造成的怀疑全球化所引发的结果。它们在政治上具有反思性”。[2]基于此，风险社会就被界定为一组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情境，其特点是伴随着不断增长的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这种特定情境要求当前及未来的社会结构、制度和联系要转向一种能够包容诸多复杂性、偶然性和断裂性的形态。[3]环境污染、贫困、疾病等依然对人们的生活构成了威胁，人们随时都有可能为现代技术变迁所带来的负外部性承担后果，这就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

（二）“乡村韧性”

学术界对于“韧性”一词的理解经历了三种范式，即工程韧性、生态韧性和演进韧性。它们的区别在于：前两者都认为系统存在一个最佳的均衡状态，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终极平衡，而后者则认为系统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总处于一种“变”的常态，不存在向原始状态回归的“永恒均衡”，而是转化为新的平衡态势。因此，有学者基于演进范式将韧性理解为“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为回应压力和限制条件而激发的一种变化、适应和改变的能力”[4]，这就包含了系统自身在风险应对过程中实现能力转化和变革创新的特殊内涵。后来，该词被广泛应用于市政管理领域，提出了“城市韧性”这一概念。随着研究对象的进一步拓展，有学者又对“乡村韧性”给出了以下定义：“乡村社区居民活动的主体特征对外界干扰或变化（社会生产方式、居民生活方式、自然环境过程等变化）的适应和创造性转变的能力”[5]。结合当今所处的风险社会，“乡村韧性”即可被理解为乡村社区居民活动的主体特征对未来各种无法精确计算的社会风险的适应和创造性转变的能力，这其中重点强调的是乡村社区系统应对风险干扰的能力和经验转化以实现风险治理变革的能力。

三、现实意蕴：风险社会增进乡村韧性的重要性

（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保障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大战略，更是巩固前期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举措。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乡村稳定系统作为强有力支撑，但是随着社会转型期和城镇化进程中各种不确定性风险因素的出现，乡村系统内部的平衡往往易被打破，进而影响着乡村系统正常功能的发挥，甚至引发一种“失序”局面。例如：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就对乡村系统内部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态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乡村并不具备像城市一样健全完善的多功能服务系统，所以在风险面前则更易表现出脆弱性，如物资供应短缺、无收入来源、精神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等问题严重干扰着乡村稳定秩序和制约着乡村经济发展，在此情境下也往往激化出各种村民矛盾和社会冲突，这无时无刻不在消解着乡村系统于正常情况下所应发挥的有效功能。由此可见，重大风险对乡村内部系统造成的冲击往往使得原有功能发挥面临着障碍，因而无法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充足的条件支持。为了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贯彻与实施，营造良好的政策落实环境，乡村必须注重自身“扰动—转化”韧性的增进。

（二）提升基层风险治理效能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创新社会治理成为了加强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而基层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和支撑也逐渐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十九大以来国家层面也多次倡导通过治理重心下移即尽可能将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来提升其治理效能，然而治理重心下移与治理效能提升之间并非是一种必然关系，还取决于基层自身进行资源整合利用的主观能力。乡村风险治理是基层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一方面依赖于从乡镇政府那里获取的治理资源，另一方面也凭借自身的风险治理能力和地方风险治理经验。结合各地乡村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经历来看，充足的人财物等资源并不一定总能产生良好的治理效果，地方官员的决策失误、资源分配不当、心理警惕放松等都可能成为疫情蔓延的引致因素，这背后反映的是乡村风险治理效能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其自身合理运用资源应对风险干扰、进行治理经验转化以及不断优化治理体系的能力。后疫情时代的乡村风险治理也应该从前期疫情防治中汲取经验教训，将其转化为治理体系优化过程中考虑的重要依据，以在“风险应对——经验总结——能力提升——新的风险治理”这一良性循环中不断提升基层的风险治理效能。

（三）维护国家稳定秩序的坚强防线

一个国家的和谐发展总是离不开乡村社会的治理有方和安定有序，乡村安宁是社会稳定的大后方，[6]维护乡村稳定秩序也是保障国家发展战略顺利贯彻与执行的重点内容。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根基，根基不牢必将威胁整个国家的总体发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更需要培育乡村治理能力，提升乡村治理效率。在此次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中，大多数乡村基层组织发挥了显著作用，通过张贴劝返标语、大喇叭硬核喊话、互助供应生活物资等措施尽力抵御疫情风险，构筑起了一道道防范疫情蔓延的坚强防线，也通过自发组织村民募捐为城市抗疫工作提供了一定的物力与财力支持。反之，乡村如果未能守住疫情防控这道重要防线，则容易分散疫情重灾区业已紧张的抗疫物资，进而影响国家整体抗疫工作的有序推进。可见，乡村较高的风险治理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是维护国家稳定秩序的有力后盾。为了有效防范风险社会对国家整体稳定层面造成大的不确定性危机，乡村有必要通过增强自身治理韧性来更好地适应风险与应对风险，以构筑起维护国家稳定秩序的坚强防线。

四、目标框架：风险社会增进乡村韧性的维度

结合风险发生的一般过程以及乡村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中的防控经验，笔者认为，乡村系统在抵御内外部风险扰动以实现治理能力转化并建立起更加完善的风险治理体系的过程中实际上反映出来的是乡村所具有的四种能力的综合：风险感知能力、风险沟通能力、风险化解能力以及秩序恢复能力。基于此，本文试图提出风险社会下增进乡村“扰动—转化”韧性的四维度模型（如下图所示），力求为乡村风险治理韧性的增进提供较为明晰的目标框架。

（一）风险感知维度

风险感知能力通常指的是主体对各种风险信息的敏感度，包括对风险信息的识别能力、获取能力、接受能力以及根据风险信息作出决策的能力。风险感知是构成乡村风险治理全过程的首要环节，也是影响乡村治理绩效的关键环节。风险产生的初期总是伴随着各种风险信号的释放，由于风险自身的潜在性，这些风险信号也表现出较强的隐匿性，人们对这些早期释放出来的风险信号也就往往保持“屏蔽”状态。人们接收到风险信号的时间点相较于风险产生即风险信号释放这一时间点之间总是存在着“滞后”现象，其严重程度影响着风险治理的效率。例如，乡村对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信息的识别和获取的时间越早，就越能争取足够的时间去做好应对疫情的准备工作，抵御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此外，不同乡村对疫情信息的接受能力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个别乡村村民因总体受教育程度低或者对医学专家信任度低而对疫情信息的接受能力比较差，表现出不重视的心理态度，因而也无法利用有限且关键的风险信息来辅助作出决策。因此，风险感知能力应该作为乡村增强自身风险治理韧性的一个首要维度，以在尽可能早的时间点更准确地获取风险信息，并利用其作出科学决策。

（二）风险沟通维度

美国国家科学院将风险沟通定义为个体、群体和机构之间交换信息和看法的互动过程。[7]风险沟通往往发生在风险感知之后，当人们感知到内外部风险时，往往就开始传播风险相关信息，普及风险科学知识，并逐渐交流对风险事件的看法，以在各方主体之间实现风险信息的共享，这有助于增强人们对风险本身的了解，形成关于风险事件的全面认知，在此基础上展开风险防范措施的思考，并推动其在风险治理场域中的有效贯彻。具体到乡村疫情防控工作当中来看，乡村干部通过大喇叭广播疫情最新消息，并及时传达上级政府防控精神与政策，喊话村民做好个人防范措施;村民之间通过微信群交流对疫情的看法;村民向干部反馈自身健康信息与举报恶意隐瞒行为，这些就构成了风险沟通的具体表现。由于信息资源总是决策作出的重要凭借，村民对疫情信息的了解程度和对上级防控政策的贯彻力度，以及乡村干部对村内疫情的把握程度，都深受风险沟通这一过程的影响。可见，风险沟通是通过信息共享使风险信息资源价值最大化的一种途径，并在信息交流中产生新的风险认知与共谋治理策略，这对于乡村风险治理韧性的增进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三）风险化解维度

风险化解是风险治理过程的核心环节，往往决定着风险治理的成败。乡村风险化解能力则指的是乡村系统充分调动内外部各种治理资源，并有效运用其应对风险、化解风险、消除风险的能力，这一能力的强弱通常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乡村干部的应急领导能力、乡村精英人物的带领作用、村民之间信息的整合效率、以及自身拥有治理资源的丰富程度等等。从乡村疫情防控实践经验来看，风险化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乡村干部较高的危机应对能力，能够通过所掌握的关键信息资源对外界风险尽快作出反应，在村庄封闭期间亦通过组织村民募捐、成立村民互助小组等方式来获取治理资源以维持乡村系统的运转。此外，乡村精英的出谋划策、党员同志的带头示范、普通村民的自觉遵守以及乡村企业的大力支持都共同为乡村疫情风险的化解过程注入了力量。反之，如果乡村在风险化解能力方面比较匮乏，如干部应急领导能力短缺、乡村精英积极性不高、村民自主性不强以及乡村企业公共精神欠缺等原因都可能会构成乡村整体抗疫不力的原因变量，延长了乡村系统持续遭受风险扰动的时间。可见，风险化解过程是克服风险扰动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也是推动风险治理变革与创新的实践来源，相应地，增强乡村的风险化解能力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四）秩序恢复维度

当风险成功化解之后，乡村就面临着系统内部的秩序恢复工作，即尽力使乡村秩序恢复至遭受风险扰动之前的稳定状态，使乡村功能恢复正常运转。秩序恢复包含的工作内容往往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是一个综合性的范畴。当然，这种恢复并不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恢复，因为随着时间的变化各种条件不可能恢复至所谓的原初状态，而是相较于风险入侵前状态的一种相对恢复，甚至会是一种超越。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之后，各个乡村的秩序也开始逐渐恢复，例如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乡村企业正常运转、田间劳作正常进行等等，除此之外还包括人们心理上的恢复，疫情期间的压抑心理回归健康状态，并对未来全面战胜疫情充满了希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疫情后乡村系统也实现了某种超越，这往往建立在对抗疫经验进行认真总结的基础上，从而使村民的风险防范意识得到加强、乡村风险防御系统得到优化以及干部应急管理能力得到全方位提升。尽管秩序恢复是风险治理的最后一个阶段，但是其却关系到风险治理经验的转化和风险治理体系的完善，从这个层面看也深刻影响着乡村系统对未来新的风险的防范、适应及应对能力。所以，秩序恢复应该作为乡村韧性增进的一个目标维度，去增强乡村系统快速恢复稳定状态并有效总结经验教训进行能力转化的本领。

五、实践路径：风险社会增进乡村韧性的策略

（一）保持敏锐，感知风险

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交往习惯的影响，乡村系统相较于城市系统表现出一定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因而在接收外界风险信息时存在着延迟，这进一步导致了乡村面对外部风险时经常处于被动地位。为了增强乡村系统的风险感知能力，提升其对风险信息的敏锐度，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首先，引导村民自身树立风险意识。乡村干部可以通过会议或讲座的形式宣传危机事件应对的案例及经验，从而引导村民逐渐树立一种风险意识。其次，充分运用信息技术和工具快速获取风险信息。风险社会中信息资源总是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乡村干部和村民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等加强与外界的联系，时常关注热点话题，并从中识别出可能引发风险的各种因素，以尽量缩小乡村获取风险信息时存在的时间差。再次，注重对真假风险信息的甄别。村民在接收各种外界信息时也应该时刻保持审慎的态度，以科学的标准去判断事物的真假，对于未经证实的消息不要肆意传播，以防造成乡村内部大范围的心理恐慌。最后，对于风险要始终保持警惕，切记因疏忽小的风险而酿成大的风险。当风险初露苗头时就应该给予其足够的重视，从源头处发现风险源，并解决引致风险的矛盾和冲突，以将风险扼杀在摇篮里。

（二）多方互动，信息共享

从风险沟通维度来看，增强风险信息在乡村各主体间的充分流动，以实现重要信息资源的共享是提高乡村治理效能的关键要求。首先，由于乡村干部在获取某些信息时总是存在着一些优势，所以他们掌握的风险信息也往往更加及时和全面，因此他们需要做好向普通村民的信息传递工作。乡村干部需要及时向村民传达上级政府要求，并明确村民需要承担的工作内容和履行的个人义务。其次，注重发挥乡村精英在风险沟通中的积极作用。乡村精英可以运用科学知识来正确引导村民对风险事件形成客观准确的认识，并能够向村民进一步解读乡镇政府乃至乡村干部所制定的防范治理措施，以帮助增强政府政策与村民行为的一致性。最后，普通村民在风险沟通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因为其可能掌握着关于风险的局部重要信息，如果未能及时上报，则可能引致大的风险危机。因此，村民应该通过提升自身的自觉性来实现风险信息的向上传输，使自己所掌握的重要信息资源发挥其最大价值。同时，乡村干部也应该为其提供丰富的信息上报渠道，创造良好的信息共享渠道。此外，乡村干部应该注重对此类信息的主动收集和监督工作，以至于当村民自身的风险信息共享意愿不强时不处于一种被动地位，争取获得全面准确的风险信息。

（三）汇聚力量，整合资源

“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和活动，韧性的构建需要政府、居民、资本团体、规划师等共同参与才能实现。”[8]从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经历来看，风险的成功化解往往依赖于多主体间的协同共治，因此在未来的乡村风险化解当中，其也应该注重多元主体力量的有效整合，形成风险化解的合力。首先，成事之要，关键在人，关键在领导干部。[9]乡村干部在风险治理当中往往占据着主导地位，其对于风险化解的作用也往往是关键性的，所以乡村干部应该注意自身一系列能力的提升：应急管理能力、资源挖掘与整合能力、舆论引导能力。其次，应当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的自治功能。村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乡村疫情防控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村民抗疫提供了各类便捷服务，彰显了群众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的优势。后疫情时代的风险治理则应该进一步调动村民委员会参与的积极性，使其成为帮助村民应对风险扰动、适应风险和化解风险的重要力量。最后，积极调动乡村企业和村民个人的力量到风险化解工作当中。乡村企业是乡村经济的主要代表，掌握着一定程度的资本，可以为风险化解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缓解乡村财政危机。村民个人则是风险化解的基础性力量，应当充分培育村民的主人翁精神，为乡村风险化解贡献自身力量。

（四）恢复秩序，优化治理

后疫情时代的乡村秩序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秩序，主要表现在人们疫情防范意识的增强和乡村疫情防御系统的加固等等，因此恢复后的秩序是一种稳定系数更高的秩序。后疫情时代应该大力培育领导干部和村民的适应性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以疫情治理为契机，总结前期抗击疫情的经验与教训，发现当前乡村在风险治理方面尚存的不足，并围绕这些问题进行风险治理体系的优化，以此将风险治理经验转化为完善的风险治理体系及较高的风险治理效能。乡村从风险干扰完成转化的过程中还依赖于政府治理观念的转变和治理方法的改进，从治理观念来讲，后疫情时代乡村干部应该注重增强对内部系统的回应性，即应该充分重视村民产生的经济需求、政治需求、社会需求、文化需求、以及生态需求等等，并努力从各个方面满足其合理需求。治理方法的改进也是转化的重要内容，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风险治理也变得逐渐数字化和智慧化，因此乡村干部在未来的风险治理当中也应该充分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创新工作方法，提升风险治理效率。

综上所述，乡村在风险过后所建立起来的秩序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风险治理经验的转化能力，后疫情时代乡村必须充分从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经历中汲取教训，提升自身的风险治理效能，筑牢维护国家稳定秩序的坚强防线，并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实施。

参考文献：

[1]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20）.

[2]Ulrich Beck. Risk Society：Towards a New Modernity[M]. Trans. Mark Ritter. 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2（21）.

[3]芭芭拉·亚当，乌尔里希·贝克，约斯特·房·龙.风险社会及其超越[M].北京出版社，2005（7）.

[4] Walker B，Holling C S，Carpenter S R，et al. Resilience，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J]. Ecology and Society，2004，9（2）：5.

[5]张甜，刘焱序，王仰麟.恢复力视角下的乡村空间演变与重构[J].生态学报，2017（7）：1-11.

[6]段德罡.让乡村成为社会稳定的大后方——应对2020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突发事件笔谈会[J].城市规划，2020（11）.

[7]唐英，曹新伟.风险沟通理论下突发性灾难事件不同场域传播互动研究——以台风“尼伯特”事件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37（12）：174-177.

[8]颜文涛，卢江林.乡村社区复兴的两种模式：韧性视角下的启示与思考[J].国际城市规划，2017，32（04）：22-28.

[9]邱霈恩.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未雨绸缪[N].经济日报，2019-03-05（013）.

作者简介：温娜娜（1986.8—），女，汉族，河南焦作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