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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的实施路径研究

——基于成都市石坝村的实践分析

王廷溁 左永宝
  
一起生活科学
2022年7期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成都 60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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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实地调研及对国内外乡村振兴政策的分析,认为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成都石坝村大致处于中国农村由农民自由耕种向产业规模化生产的转换阶段,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基础设施薄弱、资源盘活困难和人力资源匮乏。本文通过对国家政策文件的梳理与对美日两国的经验借鉴,提出成都石坝村应立足实际情况,积极对接上级政府的发展目标、补贴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盘活农村拥有的各种资源,促进城乡互联互通,加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激发农民参与积极性,以此科学开展农村规划。

关键词:乡村振兴;集体经济;公司化改制

一、引言

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之一就体现在城乡发展不平衡,如何缓解解决城乡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习近平同志同样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一系列相关文件,均提出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当前我国已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要巩固扩展脱贫攻坚成果,就需要同乡村振兴进行有效衔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必然要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要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发展。有如下四方面的措施:一,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建设农产品加工示范园、农村电商基地、乡村旅游工程等。二,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优化村庄布局、凸显乡土文化民族特色、提升村容村貌等。三,做好乡镇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后半篇”文章,统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便民服务设施等。四,实现巩固扩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持续改善欠发达地区发展条件、继续加强脱贫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等。本文调研的石坝村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和盛镇西北部,西临玉河村、北接土桥村和广水社区、南与渡桥村毗邻、东靠柳岸社区,距离成都中心城区较近。全村幅员面积2.024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2699亩、道路沟渠占地310亩、宅基地296亩(其中村集体80平方米)。人口2148人,846户,人均耕地1.25亩、人均宅基地0.21亩,集体资产仅有80平方米的集体建设用地和10亩耕地。村委会无自建的办公场地,靠租用。村主要经营花卉苗木的种植与售卖。

二、成都石坝村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困难

基础设施薄弱,无法享受便利服务。全村除一条府通路是双车道以外,其余的道路只能单车通行,不利于发展产业;且无自来水设施、污水处理设施,天然气也未能进农户,村民无法享用到现代化便捷化的生活设施。此外,村公共配套设施十分不齐全,村委会未建有办公服务中心、健康中心、娱乐文化中心、健身广场等公益设施,村民无法享受到和城镇居民同样的公益服务。若进行公益建设,则会涉及到农户的建设用地,就需要与各家各户进行协商,谈判成本极高,还可能碰上“钉子户”,工作极难展开。如何在完善村内各种基础设施的过程,争取绝大多数村民的一致同意且做到保障不侵犯村民的权益,是村委干部需要花费精力的一项任务。

资源盘活困难,难以形成规模经济。由于村民土地极其分散,农户圈占宅基地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农户对各自承包的土地使用不一样,有的与其他经济主体签订了土地长期租用合同,有的将自家土地闲置或者自用,这些问题都不利于村集体经济组织将土地资源整合起来,以便集体组织开展规模化的生产经营或吸引外来企业落户于此,带动当地农户的就业和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此外没有一定的人口聚集规模,公益设施的运营及其配套的第三产业也难以持续和生存。因此,如何实现村内各项资源的有效盘活是当前石坝村亟需解决的问题。

人力资源匮乏,振兴乡村动力不足。部分干部对上级政府发展乡村的文件的理解不够深刻,相关产业布局发展的理论知识需要进一步加深,发展经济的经验需要进一步积累。务农人员普遍文化程度低,与村干部合作的效率低下。村民们的“公民意识”不强,没有意识到乡村振兴战略会对其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村民们主动与村干部对接,讨论村庄如何发展、种植什么农作物等问题的次数稀少;少有自发组织全村村民讨论各级各部门、设计建设单位提供的方案,对乡村发展政策漠不关心。可以看出,农民尚未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就需要将乡村振兴的主体权还给农民,同时不断对农民赋能,培养农民的乡村振兴能力。

三、国内外乡村振兴的经验

(一)国内

乡村振兴首先要产业振兴,而产业振兴需要大量的集中的土地作为生产要素投入。为盘活乡村的各种土地资源来促进乡村振兴,国家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改革:

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改革

在农村土地进行“三权分置”改革前,农村土地的承包权与经营权都归属于农户,但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户进城务工,造成土地闲置。虽然部分农户会将土地流转给种田大户,但由于土地产权的不明晰、没有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对土地流转涉及的双方来说,都感到不踏实。故2014年9月29日,在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在《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中习近平总书记用三权分置的思路给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定了调。“三权分置”即将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拆分开,承包权归承包户,而经营权流转给愿意种地的经营主体,所有权归集体。随后,2016年8月30日,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两个月后文件正式发布。改革方向笃定,承包户和经营主体都吃了一颗“定心丸”。对于承包户来说,即便外出务工也可从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中获得部分财产性收入,再加上在外务工的工资收入,可以有客观的收入;对于无法外出务工但有一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农户来说,可以通过流转更多的土地来扩大经营范围,实现收入的增长。通过“三权分置”改革,农户的收入来源得到了丰富,农村土地的利用率得到了提升,农业经营的适度规模化也得到了提高。

2.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制度改革

2019年修正的《土地管理法》和2021年颁布的《乡村振兴促进法》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范围、途径和主体作出了全面的法律界定[1],这些举措让集体建设用地的资产价值得以体现,也提升了农村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针对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出台了多项政策和法律法规,旨在通过赋予农民拥有更多的土地使用权利来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3.探索农民股份制新型集体经济

由于农民分散占有资源,外界的市场主体若逐一与其进行协商谈判,交易成本将极高,也不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若将集体经济进行公司化改制,即把农村的集体资源量化到农户,然后农户再将占有的资源作价入股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现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的三大改变,统一对外谈判,后与市场主体通过合作与联合的方式,吸纳外界的人才、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从而促进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

(二)其他国家

1.日本

作为与我国一水相隔、农村发展情况较为接近的发达国家,日本农村振兴战略在实施的50多年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就其农村振兴的历程和政策做法进行分析研究,对探讨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措施部署,科学制定符合中国国情与农情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在经历20世纪60年代农村经济停滞、农村开始衰落的农业危机之后,日本政府为了破解城市化进程中乡村衰弱的困局,日本开始实施“新农村建设”,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乡村全面振兴。1961年,日本颁布《农业基本法》,并制定了农业生产结构优化的发展目标、制定补贴政策鼓励和促进高品质农产品种植及推广的具体措施[2]。为保证“新农村建设”发展目标的实现,1967年,日本农林水产省提出了《结构政策的基本方针》,着眼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农村生产要素流动等问题[3]。1969年,日本政府颁布以优化农业结构、发展乡村经济、农村现代化为核心的《农业振兴法》[4]。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政府发起“造村运动”,明确指出要发展乡村旅游与农业产业化,实现农村生态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999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新农业基本法》,进一步确立了农村地域政策在农业政策中的地位[5]。2015年,日本再次修改“食品、农业、农村基本计划”,在食品产业、乡村旅游、地域资源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以进一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2.美国

从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陆续颁布了农村发展的相关法案,逐渐形成完整的乡村振兴政策体系。1936年,美国颁布了《农村电气化法》,对提高农村电气化水平进行规划,确定了农村电气化设施建设的补贴政策,电气化、机械化程度急剧提升,大大降低了农民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强度[6]。1972年,美国政府提出的《农村发展法》,从政策制度入手,着眼于加强农业部的领导地位、强化农村发展的中心职能等问题。为完善农村发展的相关法律制度,1977年的《食品与农业法》等法案连续出台,为乡村基础设施、项目融资、规模化生产等多个方面提供制度保障[7]。90年代初,美国政府对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增加,在农业补贴、自由种植、环境保护等方面给予农民更多的优惠,乡村地区贫困率从1993年的17.2%降至2000年的13.4%。在美国《2014年农业法案》中,乡村发展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8]。在政策和市场的引导下,美国利用农业规模化、专业化生产的优势,把生产富余的产品放到本土、国际市场上交易,极大增强了农村发展活力,探索了一条城乡融合、专业分工、规模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农村产业发展路径。

通过梳理中国在盘活乡村各种资源方面进行的改革可知,由于农村的各种资源都可以加入到市场竞争的环境中,一是让农民无论是外出务工还是留在农村本地,都可以获得保障性的财产性收入,同时也实现农村资源的利用最大化。二是在保障农民权益的同时也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经济性,也让外部的市场主体有机会以市场化、合法化的行动加入到乡村振兴中。另外,通过对美日两国农村发展历程的比较分析可知,在乡村振兴的初级阶段,乡村需要依靠政府的财政补贴与优惠政策,来完成乡村在基础设施、道路规划、农产品升级等方面的第一轮改造。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加强乡村与城镇之间的交流,促进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形成以城镇带乡村、城乡融合的发展路径。从而,促进农村从农产品生产到销售再生产的正向盈利闭环模式的形成,达到刺激乡村经济活力,以市场为导向来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四、对策建议

针对石坝村当前所处于的乡村振兴发展阶段,结合国内外的先进农村发展经验,本文提出如下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因地制宜,合理科学规划石坝村每块土地的用途。在打造新型的农村社区、实现农民住房集中方面,按照合法合规的搬迁安置流程与各家各户进行协商,并且在协商过程中做到信息的公开、透明、全面,补偿的到位。形成一定的人口聚集规模后,有利于后续公共设施的建设与运行和第三产业的生存。在基础生活设施方面,可聘请专业人士,结合本村的实际情况,合理规划自来水设施、污水处理设施、天然气设施以及相应的教育、医疗设施、休闲广场、文体活动中心、办公服务中心等的布局,如此村民既可以享受完善的现代生活设施,又可以享受农村清新的空气和美好的乡村风光。在公共交通设施方面,依据石坝村产业的布局进行相应的规划,打通与外界连接的通道,交通便利后,既能方便村民的出行、外来人员的进入,也能吸引外来企业的入驻、降低运输成本、提升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加强完善整个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提升村土地的利用效率,提高村的土地溢价,可为村民创收。

(二)盘活村集体资源

在行政村的层面,可以由石坝村村委会牵头组建“石坝村XX有限公司”。农民把花卉苗木、房屋、耕地等资产入股到村小组,村小组再把资产入股到村成立的公司,其中石坝村的集体资产、上级政府拨发的无偿项目资金也作价入股到公司,然后由“石坝村XX有限公司”按照公司化、市场化的方式对所有资产进行管理和运营,可与外部的市场主体进行管理和技术的合作,或直接对外部的投资人做资产出租或资产入股,小组、农民则从公司中获得股份分红。此外,在镇级(乡级)层面,成都市温江区和盛镇可以成立和盛镇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并建立农村产权交易中心[9]。和盛镇下辖的5个社区和6个行政村均可以通过成立公司,以公司的资金资产入股加入到和盛镇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然后再由联合社通过产权交易中心对外部的投资人做资产出租或资产入股,如此每个社区和行政村的房屋土地绿水青山就可以通过出租入股得到股份分红,这样和盛镇下辖区域就能共同发展,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形成农文旅的融合发展。通过这种方式让当地的空间生态资源发挥出应有的价值,变成新的生产力要素。

(三)乡村人才培养

乡村要与其他科研单位展开产学研合作,干部与农民积极参加高校或企业举办的乡村发展培训以及专题讲座,提高乡村发展团队的理论水平与知识素养,为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以及经验借鉴。村集体向上级政府咨询申请,选择发展水平高的乡村、机构作为调研学习对象,为本村发展团队提供必要的便利和条件。发挥农民主人公意识,农民是最接近农业的群体,乡村中出现什么问题,农民最有发言权。设立农业技术交流中心,提开办高级农作物培训班,帮助农民了解现代化的农业知识。满足当地民众生活的基本需求,把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生活质量与乡村振兴的正向发展结合在一起,提高农民乡村建设参与度,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让参与的广大农民获得优厚的报酬,在农民的积极参与过程中推进乡村振兴,推动乡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严金明,蔡大伟,夏方舟.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进展、成效与展望[J]. 改革, 2022(6).

[2]曹斌.乡村振兴的日本实践:背景、措施与启示[J].浙江国土资源,2018(09).

[3]刘松涛,罗炜琳,王林萍.日本“新农村建设”经验对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J].农业经济,2018(12).

[4]贾磊,刘增金,张莉侠,方志权,覃梦妮.日本农村振兴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8(03).

[5]赵广帅,刘珉,高静.日本生态村与韩国新村运动对中国乡村振兴的启示[J].世界农业,2018(12).

[6]夏金梅.“三农”强富美:美国乡村振兴的实践及其经验借鉴[J].世界农业,2019(05).

[7]潘启龙,韩振,陈珏颖.美国农村阶段发展及对中国乡村振兴的启示[J].世界农业,2021(09).

[8] 陈兆红.美国乡村振兴的运行机制与实现路径[J].中国国情国力,2019(03).

[9]陈美球,廖彩荣,刘桃菊. 乡村振兴、集体经济组织与土地使用制度创新——基于江西黄溪村的实践分析[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8,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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