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面对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首先确定了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危机应对的价值取向;启动了危机应对的机制，对内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制，统一了全党认识，对外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更多更强的抗战力量;最后实施了正确的权力前移策略，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西安斡旋，成功地促成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之成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危机应对的成功范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危机应对的政治智慧。

【关键词】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危机应对;模式

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一石激起千层浪，西安事变的结局不仅关系到国内各政治派别力量的消长、各国在中国的势力争夺，更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的走向，真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确定了危机应对的价值取向、启动了危机应对的有效机制和实施了正确的权力前移措施，成功地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它是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危机应对的成功范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危机应对的政治智慧，为后来的危机应对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启示。

一、确定了危机应对的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是指在价值认识和价值评价中主体的价值观念变化发展所表现出的总体趋向，对主体的评价原则和行为选择起着重要作用，表现为一定的信念、主张、态度和目标。作为中国先进阶级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并为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共中央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体现了这个价值取向。

得知事变消息后，中共中央立即针对该事件的起因、可能趋向及影响做出评估，明确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首先，充分肯定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爱国之心。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学术界存在多种观点。历史学家郭德宏教授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理由更为充分”。抗日救亡是时代的主题，是中国社会各阶层评判的价值标准和政治态度的根本出发点，他们要求停止国共内战，集中国力，共御外侮。他们也是要求国民党政府革新政治，开放民主，以调动各种抗日力量。但是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与中国民众抗日救亡的潮流背道而驰，其对抗日民主运动的镇压和迫害，进一步激起了广大爱国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的义愤。西安事变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爆发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当时和后来都一再阐明自己发动该事变的初衷是逼蒋抗日。中共中央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中明确指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首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 充分肯定了西安事变的正义性和张学良等将领的拳拳爱国心，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的价值评价原则。第二，正确分析了西安事变结局的两种不同的趋向。西安事变的主要环节是如何处置蒋介石。蒋介石被抓，就政党利益而言，国民党内部的进一步分化瓦解，不仅有利于扩大和巩固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也可以为千千万万死去的革命烈士和群众报仇。然而就中华民族的利益而言，它是危机事件，处理不当，将极有可能成为新内战的开始，导致日本帝国主义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不利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这是最大的危机所在。此时，国内众多地方实力派、社会名流、主流媒体一反过去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和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批判态度，而指责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错误行为。被西方人称为是“中国最有影响的独立无党派报纸”的《大公报》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连发数篇社论指责张学良。一直与蒋介石矛盾重重的地方实力派公开表示不支持西安事变，而是拥护蒋介石南京政府。阎锡山最具代表性。同处“剿共”前线的阎锡山与张学良、杨虎城在“守土”、“抗战”的立场上具有一致性。但是当得知西安事变后，阎锡山立即致电责备张学良等的行为，反问“今兄等是否更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为乎？”认为“今兄等行此断然之行为，增加国人之忧虑”。并对致电南京政府表示“西安事变起非常，我辈自当协力共维大局”。当时的西安还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南京的“讨逆军”的五个师纷纷西进，步步进逼，两军对垒，剑拔弩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因此，蒋介石的安危直接关系到西安事变的趋向。武力解决有可能造成中华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亲日派欢迎的局面。和平解决则有可能为结束国共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条件，从而形成全国抗日新局面。面对政党利益与民族利益抉择，中共中央最终确定了处理西安事变的价值取向，以民族利益为重，并提出了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在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确定的价值取向无疑指明了西安事变处理的正确方向，在世人面前树立了一个以民族利益为重的政党形象。杨虎城曾说：“共产党置党派的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

二、启动了危机应对的有效机制

机制在工程学上是指人们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制造的工具和采取的手段的总称。如果将其引入危机应对层面，可以把机制看作是促进危机中有机结合着的各个组成部分和环节解决的制度、形式和方法。在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内启动党内民主集中制，对外启动广泛的统一战线，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为统一全党、全军和革命群众的认识，中共中央对内启动了党内民主制。以毛泽东为首的多这数派并没有一意孤行，机械地行使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执行群众路线，而是不断地听取各方主张，分析国内外各政治势力的动态，交换不同意见，修正自己的认识，最后改变了最初对蒋介石的处置主张，决定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再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问题。通过激烈的民主争论，形成共识。作为党内民主集中制的结晶便是产生了两大文件。一个是当天发表的党内文件《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它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成为实现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的指针。另一个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这是中共中央对外公开表示和平解决事变主张的一个正式文件。应该说，确定西安事和平解决的方针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集中制具有决策机制和纠错机制的功能。

西安事变后，国内各政治势力都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事变促使国民党内部进一步分化。亲日头子何应钦力主讨伐张杨，企图置蒋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亲英美派的宋子文、宋美龄坚持营救蒋介石，主张和平解决;地方实力派、中间阶层和中间力量大多反对西安事变，他们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制止大规模内战的发生，促使蒋介石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西北军和东北军的许多爱国将领痛恨蒋介石借“剿共”排除异己，更担心蒋介石的报复，要求杀蒋。面对各政治势力的主张，中共中央实施了正确的统一战线策略。在下层统一战线方面，中共中央主要是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逼蒋抗日。针对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杀掉蒋介石的愿望特别迫切的情况，周周来着生命危险来到东北军、西北军军政干部会议上，宣传中共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的主张，宣传防止内战，逼蒋抗日的重大意义。努力促使东北军、十七路军以及西安各界一些反对和平解决事变的人士转变态度，使和平解决事变成为西安舆论界的主导思想。全面启动统一战线机制的最大意义在于争取了当时中国国内最大的政治集团、国内合法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和最有实力的国民党军队参与抗战，使之成为未来中国的重要抗日力量，实为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

三、实施了正确的权力前移策略

权力前移是通过特定情境下的放权，使在外指挥之将拥有依据实情临机处事的最大权限。其特点是灵活高效。中国古代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说，更有钦差大臣的形式。中国共产党也经常成立前敌委员会等机构。这些都是权力前移的具体表现。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实施权力前移策略，派出以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商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事实证明在西安事变中实施权力前移是中国共产党处理政治危机的新尝试。它能快速反应，提高效率，及时化解矛盾，解除危机。危机事件的紧迫性对可供做出正确决策的时间是极其有限的，常规的决策机构不能满足特定要求，需要成立具有最大权限的核心机构，迅速灵活有序地处理危机事件。西安事变发生的初期，在中共党内关于如何处理蒋介石存在很大分歧意见的情况下，实施权力前移措施，于12月17日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西安全权处理这个突发事件，体现了中共中央的信任。该代表团不负众望，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一，快速收集和传递信息。作为事件的起源地，西安是当时国内外各种信息的聚集地。中共代表团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了张学良、杨虎城的主张和南京方面的分歧意见，再将这些信息传达给在保安的中共中央，为中共中央决策提供快速准确的信息支持。其二，创造性地执行中共中央精神。代表团奔赴西安时，中共中央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应对决策，代表团采取灵活的策略，一方面随机应变与张学良、杨虎城进行沟通，明确表明中共中央的态度和主张，同时，又及时通过电报向毛泽东等汇报情况，交换思想，谋求更好的解决方法。其三，做深入细致的一线工作。当时的西安是危机的焦点，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代表团直面西安各种政治军事力量和各界群众的不同反应，快速应对，主动出击，最大限度地将危机及时化解于萌芽阶段。权力前移措施能否正确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人本身的综合素质。作为中共中央处理西安事变的全权代表，周恩来是最合适的人选。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他一直负责统一战线工作，和张学良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其坚定的民族立场、非凡的胆识、过人的勇气、卓越的谋略和务实的态度倍受张学良由衷的尊重和信任。很多年后张学良仍然认为：“中国的现代政治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事实证明，周恩来在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确实起了关键作用，堪称原则性和灵活性完美结合的典范。其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不仅促进了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关系形成，而且与张学良结下了真挚的友谊。中共代表团的综合素质在西安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其一，给张学良、杨虎城有力的支持。自12日事变发生至周恩来到达西安之前是张、杨处境最困难的时期。国内外舆论普遍要求无条件地释放蒋介石，蒋介石的态度是不合作，加上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就如何处置蒋介石存在严重的分歧意见。这一切使张、杨感到“彷徨束手，问策无人”。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西安后，从商定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到代表西北军队与蒋介石一方进行谈判都给予了他们极大的支持。其二，代表团成员分工协助，互相配合。周恩来负责上层统一战线工作，首先使东北军、西北军的高层领导人接受中共中央的决策;继而同蒋介石的代表宋美龄、宋子文谈判达成了停止“剿共”政策等六项协议;叶剑英以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身份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做好对付亲日派军事进攻的军事部署。代表团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任务，这是中共中央实施正确的权力前移策略体现。危机意味着危险和机会并存。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化解无数危机事件不断进步和壮大的历史。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危机应对的成功范例，在于它坚定了中国共产党人正确的价值取向、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超的政治智慧、培养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局意识、强化了中国共产党人知难而上的作风、提升了中国共产党人卓有成效的应对能力。这些不仅完善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危机应对模式，为民主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且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为后来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和最终成为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执政党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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