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之中国各方面迅速发展以来，对流动人口主观融入状况研究也就显得非常必要和及时。我们重点梳理了十年来流动人口文献，通过对已有文献研究问题、数据来源、分析方法、研究发现等分析，以对该领域已有研究成果和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一定小结和思考。

流动人口在经济活动中的限制首先源自就业市场。从就业结构与收入水平来看，其就业主要分布在电子、制造业、建筑业、餐饮业等行业，主要从事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且技术含量不高的低端工作，而且大多在私营和个体企业，所占比例在一半以上，进入国企、外企的比例较低，工作也不稳定，目前在公司工作时间超过3年的只有34.2%。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月收入超过4000元的只有21.5%。另一项调查表明，目前流动人口主要面临的困难和担忧，排在首位的是收入较低，占21.3%。近年来，虽然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覆盖面较过去有了较大提升，但保障水平较低，在被询问“您生病的时候一般去哪里就医”时，32.4%的人选择自己买药吃。加之社会保险跨省转移过程还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都制约着流动人口的经济，就消费水平来看，虽然流动人口群体的消费水平有所分化，有一部分收入相对较高且有闲暇时间的流动人群，开始追求更高层面的消费，但所占比例很少。流动人口的整体消费水平较低。调查显示，流动人口家庭月消费低于2000元的比例为66.5%。另一项有关流动人口消费方式的调查显示，平时购物最常去的地方，20.5%是去批发市场与小卖部，58.8%是去超市，去大型商场的只有15.8%。因此，从总体来看，被调查流动人口的消费特征大多是以保证基本的日常消费为主，仅限于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

流动人口的行为方式与城市社会存在较大反差。首先，流动人口家庭生活模式与城市的背离。一是婚育行为的差异，调查表明，流动人口的初婚年龄普遍低于城市，初婚年龄在20-25岁之间占67.7%，另有10.7%的人在20岁以下。同时，在被调查的35-40岁左右的流动人口家庭，普遍拥有两个以上的孩子，流动人口的学龄子女数27.1%都是两个以上，其中5.4%的家庭拥有三个孩子。

二是对孩子教育方式的落差，有69.5%认为孩子将来的文化程度应在大学本科以上，这与城市家庭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期望是有距离的。目前还有42.9%的学龄孩子并没有跟父母进城，而是在家乡的公办或私立学校上学。在询问关于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就学遇到的主要困难时，认为城市学费太贵的占了30.8%，公办学校进不去的占了19.6%，自己缺乏教育孩子的知识和技巧则占了12.6%。其次，流动人往方式相对狭窄，社区参与度偏低。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往往会选择自己比较熟悉的人群交往，与城市社区和居民交往的机会非常少。加之工作时间过长，居住地与城市相距较远，从而导致流动人口缺乏与城市、城市居民交往的时间，社区参与度偏低。根据调查结果，有近一半的流动人口从来没参加过社区组织的任何活动。再次，流动人口的居住条件和环境较差。调查显示，流动人口自己租房的比例为51.2%，进一步的访谈表明，租房的主要是一些从事个体经营的商户以及举家迁入城市的流动人口家庭，所租房屋大多是在离工作地较远的地方或者在城市郊区，居住空间狭小。相对闭塞的居住环境使流动人口与城市文明隔离开来，很难有机会融入城市生活。

流动人口融入城市主流文化圈的意愿与机会相对缺失。其一，语言沟通存在一定障碍。调查表明，流动人口能熟练讲普通话的比例不到一半，只有42.7%；完全能听懂流入地方言的比例更低，只有13.6%。大多数人都能听懂普通话，但听不懂更不会说流入地的方言。其二，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风俗习惯较为陌生，缺乏真正融入城市主流文化的意愿。调查显示，流动人口很熟悉流入地风俗习惯的比例仅有5.3%，即使加上“大部分都熟悉”的比例，也只有22%。对流入地风俗习惯的不熟悉，会影响流动人口对流入地文化的认可。另有45.9%的被调查者选择“仅仅与本地人交往时才遵守”流入地的风俗习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流动人口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主流文化的意愿，或者说缺乏融入的内在动力。其三，流动人口的业余文化活动范围较窄，与城市文化互动机会较少。调查显示，流动人口的业余活动较为单一，大多是看电视（电影或录像）、上网玩游戏等室内活动。此外，虽然相当一部分人善于利用电视与网络等现代传媒获取社会生活的信息，并以此丰富自己的业余文化生活，但在城市家庭普及电脑与网络的今天，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流动人口被阻隔在电脑与网络的门外。调查显示，有37.3%的流动人口家庭没有电脑，22.2%不会上网。

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与角色认知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身份认同是社会融入的最高层次。由于城乡差异的客观事实，流动人口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常年在外打工的经历，一方面，他们十分迷恋城市生活，无法再认同乡村生活，不愿回到农村，另一方面，又不认为自己是城里人。这就使得他们处于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边缘人”状态，强化了其“过客心态”与“打工心态”，削弱了其对城市社会的归属感。调查显示，大部分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模糊，并没有把自己当城市人。被调查的流动人口中只有15.1%的人认为自己是城市人，对于自己的身份说不清楚的比例为15.4%，还有66.7%的人选择不会留在目前的城市谋求发展。流动人口对于自己能否真正融入城市缺乏自信，仅有25.7%的人相信自己能融入城市。与此同时，流动人口对城市居民的认知存有一定的矛盾和困惑，也强化了其融入城市的畏难情绪。59.4%的人认为城市居民对自己的态度比较友好，而且有59%的人愿意与城市居民交往。但是，在交往的过程中，57.9%的人认为“城市居民总是看不起外地人”。另有59.6%的人认为“无论挣多少钱，我也不可能成为本地人中的一员”。

流动人口二代的心理与行为问题日益显著，一代农民工“孵化”二代农民工现象值得关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并非朝夕之功，真正的融入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这就是说流动人口的二代与其父辈一样肩负着融入城市社会的使命。调查访谈中发现，在城市夹缝中被边缘化的流动人口子女，其心理与行为问题偏离了融入的轨道。特别是举家迁入城市的家庭，由于父母整天忙于生计，超长时间工作，他们一方面对自己的孩子寄予较高的期望，同时又无暇顾及孩子，虽然孩子随父母一起到了城市，可由于长期缺乏沟通与交流，导致孩子与父母情感的疏离，流动少年儿童的厌学与失范行为较为普遍，长此以往，农民工二代的境遇可能还不如其父辈。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既是新型城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新型城镇化的终极目标之一。在未来一个时期，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将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环节，也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为此，在加快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同时，必须创新与完善流动人口管理机制，有序推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

创新流动人口管理机制，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流动人口管理机制作为政府建立的一项管理制度，从广义上说也是政府提供的一种公共物品，其改革与创新需要作为利益相关者的多方主体参与选择和决策，才能最大限度地反映有关各方的利益和意志，并获得更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因此，除了给予流动人口必要的经济资助和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外，关键是要提高他们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其诉求表达和利益博弈能力。为此，必须建立健全流动人口的自我管理运行机制。流动人口自治组织的建立， 顺应了社会公共管理模式的要求，既有助于弥补政府职能部门管理的不足，也有利于培育流动人口的政治素质，推进我国基层民主化进程。

以社区为载体，构建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社会支持系统，尤其要建立健全针对流动人口弱势人群的社区互助网络。要充分发挥社区在增进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互信融通的纽带作用，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流动人口走出相对封闭的交往圈，加强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良性互动沟通，促进双方的再社会化和心态的转变，创造促进融合的条件和氛围，提高社区聚合力。应以社区为载体，充分发挥社区自治组织、社区中介组织、居民群众以及驻街企事业单位的多元主体作用，建立健全针对流动人口弱势人群的多元互助网络和协调机制，使流动人口融入问题与社区发展相结合，通过动员、组织社区成员，发展社区经济，完善针对流动人口的社区服务，健全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机制。

加快建立流动人口的法律法规体系，构建统一、完善、约束力强的政策法规框架，为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提供法律保障。人口管理方式与手段必须是在尊重法治和尊重人权的前提下使用，流动人口管理也需要有相应的法律保证。为此，应尽快出台并制定统一、完善、权威的全国流动人口管理法规，为流动人口依法管理提供必要的法制环境。同时在国家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法规的统一指导下，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也应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及符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的配套地方性法律法规，对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法律机制予以完善和细化，从而规范管理者与管理对象双方的行为。流动人口也能借此明确自己的法律责任与应有的合法权益，做到主体行为的自律与规范，并且在受到权益伤害时能依法维权。

强化对流动人口及其子女的教育引导，促进其社会融入。必须强化和完善对流动人口及其子女的教育引导机制。一方面，流出地政府要对流出人员进行有计划、有针对性的职业技术培训，继续加大对农民工输出地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流入地政府的教育培训体系要向农民工开放，在对流动人口的文化素质与劳动技能进行培训的同时，还要着力培育其乐观开放、自强不息的阳光心态，改变传统的生育观念与生活方式，增强城市“主人翁”意识，尽快实现由农民工到新市民的转变。至于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与融入，可以借鉴早期华人移民融入西方主流社会的进程，从制度设计层面，构建流动人口子女共享城市教育资源的平台，以代际传递的模式促进流动人口后代的城市融入。

以经济整合、社会适应、文化习得和心理认同四个维度测量，发现流动人口的总体社会融入水平一般，且各维度的融入状况差别较大：制度约束和结构排斥使得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融入进程严重滞后于文化和心理方面的融入，凸显融入的差异性；乡—城流动人口的融入水平不如城—城流动人口的融入水平，表现出融入的分层性；良好的社区服务与接纳环境可有效推进融入进程，凸显融入的社区依赖性；流入地和流出地以及流动人口和本地市民的联接影响流动人口的融入进程，凸显融入的互动性。推进融入既需要个人的努力，更需要消除歧视、排斥的制度障碍，以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区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