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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确保农户实现稳定持续增收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内容。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不断加强，土地流转政策的快速实施，对农户收入产生影响。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今天，如何实现农民的持续增收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紧迫性。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农户收入；

引言

1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研究背景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增收问题，保障农民稳定增收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核心内容，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更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到要促进脱贫人口持续增收，推动脱贫地区更多依靠发展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据数据统计，2021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5128元，与去年相比增长8.1％，比2019年增长14.3％，两年平均增长5.1％。由此可见，中国在促进农户增收方面已然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疫情的突然爆发对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今天，如何实现农民的持续增收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紧迫性。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农民经历了土地制度、农业经营体制和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三农”问题改革的创举，农民权益、农村发展和农业效率都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目前中国正处在“隐性农业革命”的进程中，人口压力导致农户的耕地面积不断减小，以至于难以维持生计，因此必须依靠劳动力人口的转移来满足正常的生活需求。为此，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5号）指出，“应该要把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作为重要任务”；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促进劳动力转移就业，并支持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创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再次强调，“要积极地落实农民转向非农岗位的就业政策，鼓励发展多渠道灵活就业，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创业”。时至今日，2021年中国的城镇劳动力占全国的62.65%，农村劳动力占比则为37.35%，其中，外出农民工人数达17172万人，比去年增长213万人，越来越趋向“三分之二劳动者在城里、三分之一劳动者在农村”的格局。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力的流动和城镇化的步伐不断加快，提高了土地市场的流转频率，为农户增收提供强力的引擎，也推进了农业规模化的发展。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开始推动以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为核心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旨在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农民收入增长。近年来，土地流转作为一种新的土地资源配置方式得到快速推广运用，也被政府部门和较多学者寄予厚望： 希望通过土地流转促进农地集中和规模化经营，进而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缓解收入差距。但也有研究表明，现行的土地流转市场并未对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很大的影响，也很难对农民增收起到提高作用；甚至有可能会对农户收入产生抑制作用。既然劳动力的城镇化流动、强化土地流转会影响农民增收，那么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又是怎样的呢？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二者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动态关系？基于此，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和梳理，探究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以期进一步扩充农户增收的方法，从而逐渐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助力乡村振兴。

1.2研究意义

1.2.1理论意义

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中国，怎样有效地利用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推动农村经济的改革，是提高农户增收、实现城乡统筹均衡发展的必经之路。而土地流转作为深入推进农村制度改革以及快速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对农业农村生产现代化和农户增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现有研究来看，学者们大都主要从土地流转行为、土地流转决策等角度或者单独从劳动力转移以及土地流转的视角来研究农户收入的影响变化，但是将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二者相结合的研究分析较少。因此，本文以二元结构理论、人口流动模型理论、农户行为理论以及产权理论为指导，实证研究劳动力转移及土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为农民实现持续稳定增收提供科学依据，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决策提供政策参考和理论依据。

1.2.2现实意义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中国在经历漫长的农村制度改革之后，正面临土地制度改革“深水区”和农民收入增长放缓的双重困境，土地流转能够有效地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和土地空置现象，并且流转一般发生在生产效率较高的农户家庭，提高了农户的生产效率，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农户增收。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大，生产力较城市相比落后，其边际产出效益不高，导致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而对贫困家庭稳定增收、缓解收入压力、丰富其收入结构而言，劳动力转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今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等的不稳定格局下，为缩小城乡差距、助力乡村振兴，本文利用全国微观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和分析，这对于合理分配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进一步实施和完善土地流转政策以及稳定农户增收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态势良好，但是困扰我国的“三农”问题却长期存在。“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破解农民问题的关键是要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林毅夫，200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将“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主要内容。众多学者已经对农户收入进行了卓有成效地探讨，也取得了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收入的研究，张兵等（2022）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减少农村劳动力的金融约束，在为其人力资本积累提供金融支持的同时，还能够降低就业难度，进而促进农户收入。杨伟明等（2020）也实证得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和创业的中介作用，对农户收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二是有学者从退耕还林（吉雨欣等，2022）、农地休耕（谢先雄等，2020）的角度分析其对农户收入的影响，部分学者认为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的增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张旭锐，高建中，2021；康子昊等，2021）：退耕还林导致耕地数量减少，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显著提升了农户的非农收入（潘丹等，2022）。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城镇居民生活保障以及补贴等政策的不断完善，使得农村劳动力大量地向城市涌入。那么如何合理、有效地分配劳动力资源，使其对农户增收效益最大化成为了学术界备受关注的问题（梁远等，2021）。首先，就发生劳动力转移的原因，现有研究主要从以下几点进行讨论：一是从农户自身的劳动收入预期来看，如果流出地区的收入低于流入地区的预计收入，就会导致农村劳动力的流失（张广胜，田洲宇，2021），在此基础上，劳动力所处地区的社会资本也是导致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原因（Zhang S，et al，2019）。二是农村环境的愈况日下加速了劳动力的转移（Lu H，Xie H，2018），我国的贫困人口大都集中在环境脆弱、自然资源匮乏、交通不便利的地区，而当地劳动力一般选择易地搬迁或转移就业的方式来摆脱贫困现状。即原生地资源匮乏、基础设施薄弱、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衡使得这些地区越来越贫困，为改善现存的生活条件、脱离贫困，劳动力只能向发展前景更优、环境更好的地区转移（袁说，2019）。在现行的农村土地所有权框架下，土地流转作为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它可以有效地解决农户与市场的矛盾。尽管近年来，我国农民土地流转规模不断扩大，农民的市场参与度也在不断增加，但对土地流转增收效应和是否应当进行流转仍存在着争论。部分学者最先对流转的规模、流转方式和流转去向进行研究：首先，张苇锟等（2020）通过微观调研数据发现，土地流转规模对农民增收有较大的推动作用；钟国辉（2016）认为，随着农村土地的流转范围扩大，农户的收入也在增加；流转规模与农户收入的线性关系不存在单向性，而是呈现倒“U”形（徐玉婷等，2016）。其次，对于流转方式的划分，Briggeman（2007）按照流转的不同，将流转方式分为政府主导模式、农业合作社带动模式以及农户自发模式等；印子（2021）根据流转有无组织集中管理分为集中流转和分散流转；而张高丽（2018）将农村合作社、承包、租赁三种方式进行比较得出，前者对收入的正向影响比后两者要更明显。

3理论基础

3.1理论基础之规模经济理论

规模经济理论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创始的，主要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两方面。而农业规模经济是指当农产品的产量增长时，单位产品的单位成本会降低，而在生产同一产品时，企业的效益和利润也会随之提高。在农业生产中产生规模经济，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由于生产的产品可变成本随生产而提高，而固定成本却没有随生产的增长而提高，因而，生产的产品价格必然会下降，从而使单位产品的价格下降。其次，由于农业产出提高，竞争会更加激烈。在此基础上，企业能够实施集约化管理，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减少每个单位产品所付出的劳动力成本，从而降低生产成本，从而达到规模经济。造成农业外部规模经济的原因有三：首先，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产品市场的蓬勃发展，各农业生产部门的产量持续增长，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规模经济的内在效益，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成本。第二，全域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农业系统内部的劳动分工和农业服务制度的完善，使得整个农业部门得到更多的高效服务，从而减少了生产单位的生产成本，实现了社会的分工，实现了规模效益。第三种是农业生产部门在不付出成本的情况下从其它领域得到的利益，例如不能有效地利用农业技术成果，也可以自由地利用全部社会科学技术，从而改善劳动质量和社会和经济。

也就是说，当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时，在初期阶段，由于规模的扩大致使经济效益得到了明显地增加，从而就产生了规模经济。但是达到一定的规模扩张以后，如果再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就会导致经济效益的降低，从而就产生了规模不经济。因此，企业的投资规模与生产成本之间是呈现倒“U”形特征的曲线。在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流转的过程中，也可能存在这样一个转折点，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以及流转行为发生的初期，农户家庭收入得到提高，而在到达转折点值之后，收入的增收效应就会慢慢减弱。

4实证分析

从表1来看，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的动态关系在五个分位点以及OLS模型中均通过1％的显著水平，说明随着动态关系的程度加深，能够显著促进农户收入的提高。其中，高收入组由弱显著性增至强显著性，说明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若高收入农户同时参与土地流转，可以显著提升对农户收入的促进作用，可能的原因是高收入组的土地规模大、数量多，愿意将闲置土地承包给其他农户经营能够解决剩余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为劳动力转移提供更良好的环境；对于低收入组、中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和中高收入组来说，他们的土地规模不大、数量较少，并且承担流转风险的能力也不如高收入组，若不能很好地调节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的动态关系，反而会降低其劳动力转移的效率，削弱了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收入的正向显著影响。从总体来看，由模型12的结果可知，除性别以外，其他所有变量均通过1％的显著水平检验。对比模型6，从个人特征来看，党员对低收入组的影响变化由无显著影响到显著正向影响，对中高收入组由显著正向影响变为无显著性；健康状况对低收入组的影响从强显著性变为弱显著性；学历从整体显著水平来看无明显变化，但影响系数随分位点的增加而增加。从家庭特征来看，农用机械总值对数对中等收入组的作用由显著促进作用变为无显著作用，对高收入组由无显著作用变为显著促进作用；是否从事农业工作对低收入组的影响从无显著性到负向显著，对中低收入组的抑制作用由强抑制性变为弱抑制性；是否有住房出租与家庭规模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本没有变化，均通过1％的显著水平检验。从地区特征来看，东部地区始终保持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为显著的正向影响。

5研究结论

从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的动态关系对农户收入的模型结果来看，动态关系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明合理地分配家庭资源配置能够最大化平衡同时参与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的农户，加深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之间的动态关系程度，进而获得增收。而对低收入组、中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的正向影响均通过1％的显著水平检验，且影响系数仍然是依次减小，说明虽然同时参与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能够促进各收入组获得增收，但是增收效益会随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减小。

6政策建议

（1）强化对农户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就业竞争力。在劳动力市场愈发激烈的竞争下，只有相对竞争力较强的农户才能成功流向城市，剩余劳动力则大量滞留在农村，而进入城镇就业的农户大都文化程度较低，无法真正从市场中获利。因此，政府要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在市场中发挥潜力，加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集中培训，提升自身素质水平以及专业技能素养，增强其从事非农就业的竞争力，在注重劳动力数量的同时也要加大对质量的重视程度。

（2）完善土地流转市场，稳定土地租金。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家庭收入显著高于未参与流转户，表明土地流转是作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因此，政府应建立一个价格市场化、信息公开透明的土地流转市场，通过降低信息交易成本，促进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积极性，为流转规模大户提供更多的土地资源，也为倾向于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户解决了土地闲置问题。

参考文献

[1]张兵，李娜.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与农户增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J/OL].农业现代化研究：1-12[2022-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