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主”一直是西方世界攻击我国的一张王牌。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百年历程中，我们回顾历史，梳理近现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发展之路，从理论、现状、实践、优势、受益等方面来分析中国式协商民主的价值归依，对坚定制度自信，践行“两个维护”，破除西方的“民主”攻势，稳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实现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民主;协商民主;中国式协商民主;价值归依;党的领导

在今年北京冬奥会进展的如火如荼之时，远在北美的加拿大却闹起了内乱，起因竟是卡车司机认为政府的防疫要求妨碍了他们的“民主自由”。“民主”和“自由”在西方似乎有着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但为追求其所谓的“民主”和“自由”做出的事情却往往让人瞠目结舌，难以理解。究其根本，西方所谓的“民主”和“自由”的最终价值归依点都是落在“个人利益”上，因此，我们才看到在新冠疫情流行时，西方很多民众不戴口罩，不打疫苗，更不愿隔离，因为这些都是妨碍他们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权利。中国也有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自身的特色，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党史，党始终将民主的最终价值归依点落在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上，中国人民也永远把群体利益和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前面，因此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式民主可以避免西方民主追求个人绝对自由而带来的那种脱序和失控，更好的引领人类走向未来。

一、从中国式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看价值归依

（一）中国传统文化蕴含协商思想的内生基础

首先“和而不同”是协商的思想前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本质的价值取向是追求协调、和谐，但又不是表面上的一致和象征性地媾和，是“和而不同”，是事物在和谐共生中差异性、多样性的统一，蕴含着中国式协商民主的最初的文化内核。“和而不同”的理念具有的开放和包容的特质，是社会和谐、治国安邦的执政基石，为中国式协商民主追求多样性下的同一性奠定了强大的文化内因。其次“中庸之道”是协商的有效方法。中庸思想的核心要义不是无原则的和稀泥和无尊严地顺从，不是简单的折中和调和，而是主张过犹不及，追求事物的平衡、协调与统一，强调表里如一、知行合一。中庸之道富含的哲辨思维和宽猛相济的处世态度，对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最后“以人为本”是协商的政治理念。“以人为本”最早见于 《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人是治国安邦的根本。“以人为本”是孔子的仁政、孟子的善政、老子的无为而治、管子的以民为本、荀子的“人为天下贵”。“以人为本”奠定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执政理念，中国共产党的协商民主继承了这种将民众看作国家主体的执政理念，这也成为中国式协商民主重要思想来源。

（二）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带来思想启蒙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虽然提供了协商民主孕育的土壤，但是因为社会发展阶段限制，一直到近代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影响才真正开始萌芽。晚清时期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与中国的封建专制进行对比后，部分封建阶级改良派开始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要求以西为鉴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以西为鉴的改革失败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进一步深入研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在自身认同西方天赋人权、社会契约、平等、自由等民主思想后，利用自身影响力将这些思想在中国进行广泛传播，这种传播对当时的社会知识界的思想变革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相对更为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与维新派的论战中又进一步深化了对民主的认识，形成完整的“民族、民权、民生”的民主政治主张，明确提出废除君主专制，赋权于民，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中国大地鼎盛之时，其所倡导的否定君权、强调民权、追求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对早期的共产党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客观上为他们下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做好了思想准备。

（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观奠定理论之基

首先关于无产阶级民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是统治阶级用于统治的工具，具有阶级性;民主是目的也是手段，既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也是无产阶级实施政治统治的手段;民主是社会自治和人民参与的有机结合，民主的真正价值就是社会的自治和人民的政治参与。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取得民主，掌握民主，人民群众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当家作主。其次关于社会主义民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社会主义民主下人民是社会、自然、自身的主人，公共权力已回归人民，可以通过自由人的联合体平等、友好、公开地参与公共事务，因而是 “真正的民主制”。列宁则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民主思想，他认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重点强调要发挥广大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通过民主的选举，让人民直接参与管理，建立由群众自己从下面来管理整个国家的制度。最后关于多党合作和统一战线。恩格斯早在1845年就主张各国的无产阶级应“在共产主义民主的旗帜下真正地结成兄弟”，共产党人要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共产主义不能单打独斗，需要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盟友的加入，因此要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尽可能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列宁则在领导革命是实践中对统一战线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提出来要在建立统一战线的同时由无产阶级政党掌握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这一极其重要的关键问题。

二、从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实践脉络看价值归依

（一）通过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实现政党协商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当时中国有大大小小党派上百个，最终走到最后的只有中国共产党。除了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外，还得益于争取到了最广泛的党派合作，建立最大范围的统一战线，形成了适应国情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理论并有效指导实践。早在1922年中共二大就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并在此基础上于1924年国共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开启了政党协商序幕。在抗击日本侵略时，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充分体现民主协商的精神实质的“三三制”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实践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典范。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从人民和民族利益出发，以最大诚意与国民党协商探讨和平建立新中国的问题，尽管没有成功，但中国共产党致力政党协商和平建国的印象已经深入人民心中。统一战线与多党合作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协商理念的集中体现。

（二）通过群众路线和人民民主实现政治协商

群众路线是党带领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法宝之一，群众路线宗旨是通过群众工作能让人民把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自身的自觉行动，进而为党争取到最大、最深、最广的拥护和支持。早在1922年我党就提出我党两个重大的律之一就是：“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党的六大提出“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的重要论断，“群众路线”这一概念也在随后李立三在同浙江地区负责人谈话时被首次使用。抗日战争时期推动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不断完善和成熟，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阐述并明确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在群众路线指引下，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落实完成了各党派、各团体、各界人士联合协商建国的任务，这也标志着中国式协商民主制度正式确立。

（三）通过协调不同利益和矛盾实现社会协商

改革开放推动的巨大变革带来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不同区域间、城乡间、阶层间的利益矛盾冲突导致社会矛盾频发，倒逼着协商民主从政治层面向社会层面延展。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要“逐步使国家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重大问题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经常化”，首次明确社会协商概念，强调必须使社会协商对话形成制度。中国式协商民主开始从政治领域转向大众领域，中国式协商民主理论内涵的进一步扩展。如果说针对人民来说社会协商还主要集中在民生领域，那么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协商为处理社会矛盾冲突搭建的平台与机制已经无法满足公民对于有序政治参与的需要，这就呼唤更高级别的社会协商即公共协商的出现。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将协商民主进一步拓展到公民社会和公共事务领域。至此中国式协商民主体系包含党派协商、政治协商、社会协商、公共协商等多种形式，良性互动、层次合理、搭配科学的架构体系开始形成。

三、从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发展现状看价值归依

（一）协商主体不断扩大

马克思认为，人不是自我意识或绝对精神的产物，具有实践性和历史生成性，是 “有意识的类存在物”。类存在和个体存在之间的多种矛盾和利益的张力，作为公民社会，需要多元化的个体真正觉醒与参与，从而实现个体存在与类存在的矛盾化解、利益平衡。西方协商民主的主体一般是公民，强调公民平等参与政治生活，但只有交往能力强的精英才做到了真正参与，就公共议题发表意见、质疑、抗辩和促成共识，它属于个体协商，是一种低层级协商。而中国式协商民主的主体十分广泛，有政党、政府、民族、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基层社团和普通公民等，呈现出广泛性、多层性、多样性，各利益群体及所联系的个体都可以成为协商主体，这极大地丰富了协商民主的主体范围，真正保证了全民参与、共同治理。中国共产党对众多主体的集中统一领导，又避免了西方协商民主中群龙无首、政党相互倾轧的问题，做到民主与集中的统一、多元协商与高效决策的统一。

（二）协商平台愈加丰富

毛主席说：“民主不是掌权者手中的工具，民主应该不仅仅能用理论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能动的改造世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各级党委和政府完备的组织体系，自上而下构建起系统的制度化、规范化的协商平台，包括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社会组织协商和基层协商等。这些平台和渠道通过各自优势和侧重，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架起政党之间、党政之间、党群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以及不同部门、不同单位、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群体之间平等交流、多向协商的桥梁。中国式协商民主的不是选举代表，而是决策审议，为此构建起了分布合理、环环相扣的协商民主体系，为民意表达提供了更多渠道，为公共决策提供了更多平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规范性实践样态。

（三）协商内容愈加夯实

不同于西方内容单一，比较狭隘的协商民主，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实践内容不断完善，越来越注重差异性、边界性。根据不同协商主体内容的差异性和边界性，大体可分为政治协商和社会协商两大部分。政治协商，以党委部门为主导对决策前、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开展研讨、会商，以达成政治共识。社会协商，以政府部门为主导，就公共服务、群众利益、民心实事等大家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商讨具体的实施办法或解决方案。为了防止可能越界，有关部门依据职能职责的差异性和边界性，重点划定了各自的协商清单，以消除协商的随意性、可变性和不可控性，这些措施完成了协商的规范性、有限性约束，进一步提升了协商实效。从建国前的政党协商革命到建国初期政治协商建国再到今天的社会协商治理，协商内容已经逐步涉及到政党关系、公共事务、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百姓生活等各个方面。

（四）协商机制日益健全

程序化、法治化是协商民主实践的重要保障。经过自由表达的平等协商，由共识转换为决策的过程，是民主政治运行的重要介质，离开了系统完备的程序与法治，民主将无法实现。作为非强制性的柔性民主，程序是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的延展和补充，是制度运行的生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协商机制注重过程的程序化、决策内容的法治化、协商执行的实效化，依靠国家强大的组织网络，使处于离散状态的个体意志变成网络议题或社群观念，避免偏激的、冲动的、非理性的行为，减少协商程序混乱和协商资源内耗，以保证公民在法治轨道上有序政治参与，这是中国式协商民主的真谛与妥协的涵义。中国式协商民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各协商机构信息共享、协调配合、优势互补，建立起了横向联动、纵向衔接的信息通报和成果采纳机制，形成中国式协商民主的闭环运行流程，确保协商成果落地。

当前的民主还无法超越权力范畴，但先进的民主不应以权力为本。民主制度优劣的评判标准如果从“民主得益对象”的角度去考察，“民主的受益者是人民”必然是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唯一标准。中国式协商民主涵盖最广大主体、拥有最广泛平台，在党的领导下，即团结了大多数，又保持了集中统一领导，有效避免了矛盾激化和失控脱序，可有效协调社会利益与矛盾，达成社会共识，做出最符合民意的公共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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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金鹏（1978-），女，内蒙古通辽市人，满族，内蒙古通辽市，中共东阳市委党校讲师，国际贸易学专业硕士，研究方向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