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先秦诸子百家的“天下为公”“大同”思想主张，到近代以来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富裕的“均贫富”理念，再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深切关注劳苦大众的生活实际，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几代领导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追求“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从中可见，共同富裕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理想追求，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期盼。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今天，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党各族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这条路上，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点的共同富裕，也需要借鉴前人的理论，从中汲取经验，探寻规律，从而更好地推动惠及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进程。旨在以历史为依据，通过系统梳理各个历史时期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主张、做法和经验教训，为新时代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思路。

关键词：共同富裕;贫富分化;贫富差异;贫富差距

共同富裕是一种良好的社会状态，中华五千年文明，不乏治世、盛世的繁荣景象，比如西汉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朝的“康乾盛世”等等。从历史记载和描述中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经济繁荣、物产丰盛，民众安居乐业，但是这种繁盛往往是短暂的，而且富裕程度较低，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大对共同富裕进行了明确规划：从2020年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正在成为新的时代主题。

一、共同富裕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理想追求

“均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文化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从古圣先贤、王侯将相到农民领袖，再到近代的仁人志士，世代追求天下为公、“耕者有其田”以及均贫富、等贵贱的梦想，昭示出中国人民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境界。

（一）先秦思想家以入世济世的态度构想“均贫富”的理想社会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由于阶级分化，导致贫富差异相互交织、社会矛盾加剧，贫富差距的财富鸿沟开始出现。比如，通过考古发现的商代殷墟遗址中的妇好墓，是一座宗庙建筑，也是一处商代王室墓葬，里面出土的陪葬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都是稀世珍宝。还有最为人熟知的战国时期的曾侯乙墓，此墓出土的陪葬品超过3万件。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的背景下，因阶级分化，从墓葬的大小、工艺、装饰、陪葬品等级及数量等方面，早就超出了当时的社会平均水平。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的贫富分化和贫富差距已经相当明显。

基于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我国古代思想大家，在大同思想学说方面，不约而同都有过关于均贫富的论述和政治追求。比如在中国传统政治认知中，往往把国家和人民不自觉地对立起来，国家的富强常常建立在对百姓的苛捐杂税之上，而先秦诸子百家的管仲，则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久”（《管子·版法解》）、“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管子·霸言》）的治国主张，这一观点是为了使国家在经济上富强，也能在政治上稳定。

老子提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道德经》）他从天道的角度，审视社会财富分配的问题，透露出一种模糊的平等思想。老子认为人类要像自然一样，减少有余的补给不足的，而不是像现实社会中要减少不足的，奉献给有余的。老子主张社会财富平等分配，但他并没有提出实质性的斗争纲领，而是通过劝说剥削者，希望他们能够主动改变，收效微乎甚微，这样的方式充分暴露了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的软弱。

在《论语·季氏》中，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许多人在理解孔子的“患不均”时，关注点在于财物的多寡和分配的均与不均，讨论的中心是贫富差异，其实这种理解是片面的。这里的“患不均”的“均”是指土地分配平均，是对生产资料的分配，是按照周礼的规定来分配土地、管理农务。这个“均”在周朝是指在等级差异的基础上，进行以土地为基础的平均分配，是针对同一阶层、等级的内部平均，不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平均。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实际上已经礼崩乐坏，“患不均”是指普通民众获得平均数量的耕地，即“均田”，这是孔子所大力倡导的政治主张和治国理念。“均田”关注的不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平均主义分配，而是社会生产资料的平均分配，虽然“患不均”是一种同等级内的相对平均，但却是从生产资料的分配角度来解决贫困问题，这为我们今天所努力的共同富裕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方法参考。

在《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中，晏婴在向齐景公建议收入分配原则时，提到“古之盛君”应该“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这里的“权”和“均”是国家层面的一种宏观调剂政策，通过对富人、穷人合理征收赋税，使贫富差距不那么悬殊，从而使社会保持一种稳定，不搞“大锅饭”或“平均主义”。

（二）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以“均贫富”的主张为主要斗争武器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大多也提出了反对封建剥削的朴素平均主义要求，农民领袖在起义时经常打着“均贫富”的口号，常常是口号一出，万众响应。比如东汉末年的张角、张鲁提出“致太平”的口号;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自封“天补均平大将军”;北宋的王小波在起义时用的口号是“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方腊提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南宋的钟相、杨幺起义时的口号是“等贵贱，均贫富”;明末的李自成起义在迈过最困难时期后，也马上喊出“均田免赋”的口号;清朝的太平天国起义的口号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还有从唐朝时就出现，一直到清朝还在延续的白莲教，他们历经千余年，让各朝代都剿之不绝的核心口号就是“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

均贫富的口号对古代贫苦农民反对封建赋税和徭役剥削，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然而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均贫富只能停留在口号层面，真正能落到实处的却不太多，实际上就是“打土豪”容易，“分田地”难，这也是古代的农民起义最后都以失败告终的最主要原因，共同富裕也只能是难以企及的愿景。

（三）近代中国思想家政治家在忧国忧民中探索“大同世界”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民众面临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重重压迫，近代中国经历了有史以来变动最为剧烈的时期，期间涌现出了一大批政治思想家，其中不乏大同世界、平等均富的思想和主张。

康有为作为维新派的领袖，同时也是近代中国颇具代表性的思想家，他倡导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但他还有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主张大同。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大同社会是没有任何痛苦的“至平”“至公”“至仁”的理想社会，在这里人人平等、天下为公，大同社会是一个没有私有财产的公有制社会，他指出：“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具体而言，在农业上，国家的土地都归国有，人们没有私田，私人不可进行土地买卖;工业上，所有的生产资料均为国有，由政府负责工业发展，由下属工部、工曹等相关部门统一调配;商业上，全部商业都由政府的商部管理，进行有针对性的分配。

谭嗣同作为激进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在追求变法的过程中，“从价值论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对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的发展”^[1]做了阐述。他提出了“散利于民”“申民权，抑官权”和“均贫富”的思想主张。但是他也曾说：“以目前而论，贫富万无可均之理。”这就是谭嗣同“均贫富”思想中的矛盾体现，一方面以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缺乏现实可能性，无法实现“均贫富”，另一方面又不放弃对未来的期许和希望，认为在将来的某一天是会实现的。这深刻反映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软弱和最终不会成功的结果，因为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屡遭西方列强蹂躏，只有中国先富强起来，才能解决其他社会问题。

孙中山相继提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后，将“民生主义”作为第三个社会革命纲领，把它视作社会主义，并且作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起点和归宿。孙中山对欧美社会非常熟悉，他认为贫富分化是造成社会动荡和冲突的主要原因，他提出的民生主义的核心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也就是“土地国有”和“资本国有”，在土地方面进一步发展为“耕者有其田”，在资本方面“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和利用外国资本”^[2]。孙中山还指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两者是不冲突的。总体而言，孙中山认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这两个办法，可以防止少数人独占土地收益和垄断财富，将这两个办法付诸实践的话，就可以防止贫富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虽然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理想还没能实施就以失败告终，但他强调要防止贫富分化的思想，丰富了共同富裕的内涵，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借鉴。

以上种种思想主张，都彰显了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夙愿，虽然始终没有找到一条使国家富强、使民众富裕的道路，但却是中华民族对共同富裕的有益追求和探索，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而且具有稳妥的现实实践意义。

二、马克思恩格斯指明了共同富裕的未来图景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得益于生产力极大提高，物质财富得到迅速积累，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他们依然处于贫困之下，甚至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程度快速加深这一现象。该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都将关注点集中于自由平等、共同富裕，并将其作为建设理想社会的途径、目标。

（一）空想社会主义幻想了共同富裕的美好前景

从16世纪到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简单协作到手工作坊再到大机器生产，空想社会主义者看到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羊吃人”，贫富悬殊等罪恶，以及劳苦大众的苦难生活，基于对民众的同情，精心描绘了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共同富裕的美好社会。

著有《乌托邦》一书并因此名垂史册的莫尔，在书中描绘到“每人一无所有，而又每人都富裕。”也就是全社会财产公有，大家集体劳动，集体共享。他提出：“只有完全废除私有制度，财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人类才能有福利。”这是社会主义史上，首次提出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问题。

巴贝夫作为空想共产主义者，平等派运动领袖，其核心思想是“平等论”，他鼓动人们消灭私有制，建立“普遍幸福的”“人人平等的”社会，建立“共产主义公社”。马克思称他为第一个“真正能动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奠基人。

19世纪初，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三大思想家把空想社会主义推向新的理论高度。圣西门提出了他最重要的思想观点——“实业制度”。他认为实业制度的目的是提高无产阶级的福利，“人们应当把自己的社会尽量组织得有益于大多数人”。傅立叶为自己的理想社会设计了一种“和谐制度”，是一种城乡结合、工农结合的社会基层组织，各阶层人民无差别对待，人人平等，按照劳动、资本和才能进行收入分配，从而达到人人幸福社会和谐。欧文在《致拉纳克郡报告》中提出建立财产共有、权利平等、消灭私有制的主张，他把空想社会主义付诸试验，开启了实践检验的阶段，虽然结果是失败的，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出现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共同富裕的发展规律

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像空想社会主义者依靠个人天赋创造出来的、较为空洞的理论，而是在充分吸收和应用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政治学和德国的古典哲学等的社会科学最高成就的基础上，结合现实的工人运动实践，借助唯物史观创造出来的，它描绘了一个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生产力高度发展，“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3]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阐述了实现共同富裕所需的物质基础和制度要求，让共同富裕有了实现的可能。列宁也明确提到，社会主义要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而且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它的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个真理。”^[4]

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富裕思想是以按劳分配、按需分配为核心的，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历史渐进性，马克思科学地阐明了共同富裕有两种内涵。

马克思认为，“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力量。”^[5]这是对按劳分配的高度概括，但又不是平均主义，因为劳动者有体力、智力等方面的差异，他们所能提供的劳动必然有所差异，从而获得不同的收入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按劳分配的本质，承认劳动者在收入上的差别，甚至鼓励大家多劳多得，体现了按劳分配领域的平等性。这就是马克思在《哥斯达纲领批判》中深刻阐明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由于个体差异造成事实上个人消费资料占有量不平等，但这个社会是比以往任何一个阶级社会无论是个人还是所有人都共同富裕的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还存在个人消费资料占有和分配上的不平等，不是绝对的均贫富。共产主义社会第二阶段——“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实现条件是“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况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6]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共同富裕，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不需要再追求个人财富占有量和分配，这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而是已经实现的结果。第二阶段的共同富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社会全员共同富裕的社会。

三、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和赓续拓新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特征。

（一）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探索和追求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伊始，就已经萌发了追求共同富裕的萌芽。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时就刊登过这样的论断，“贫富之度过差，决非社会之福”。李大钊也曾提出，社会主义是“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给，得最大的幸福”。^[7]

毛泽东首倡“共同富裕起来”。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首次在《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3年）中提到“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8]毛泽东还提出“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9]这些论断明确了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让人民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

邓小平对共同富裕的路径提出明确要求。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结合中国实际，发展了共同富裕的理论体系，提出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实践路径。把共同富裕上升到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10]邓小平提出，人民群众搞经济建设，除了精神鼓励，也要物质鼓励，但是利益分配要有依据，保障利益分配的公平性。

以江泽民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强调，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缩小地区差距，帮助贫困地区群众也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提出“兼顾效率与公平。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1]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在提高效率的前提下，实现社会公平的大胆探索。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胡锦涛强调，必须“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12]，“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13]。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共同富裕的内涵，在实现手段上也提供了统筹兼顾这一方法。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作为新时代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新时代共同富裕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共同富裕理论。再次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4]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既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又要防止两极分化，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是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同富裕的先导措施——精准扶贫，通过8年的艰苦奋战，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工作任务。但我们也要认识到，共同富裕不能像脱贫攻坚一样，通过几年的攻坚战就可以实现，而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强调共享理念，保证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平等发展，促进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更不是劫富济贫，所以，允许富裕存在先后差别和合理的差距，这是实现共同富裕必经的过程。

（二）共同富裕的实践理念在于发展

推进共同富裕，发展是第一位，共同富裕没有捷径，必须通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在初次分配领域，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激励引导人们通过勤奋工作来创造美好生活;在再分配领域，要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这些调节力度，更重要的是提高调节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完善相关的公共服务政策，努力实现均等化。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从实际出发，不能超越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科学定位，精准施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需要全体人民一起参与，共同努力。我们只有赓续和拓新不同时期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理论和实践内容，才能使共同富裕在全体人民的接续奋斗中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1]谭嗣同经济伦理思想探究[J]，周中之，船山学刊，2016（05）。

[2]孙中山民生主义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宋浠睿，吉林大学，2020。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4页。

[4]《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56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3-304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5-306页。

[7]《李大钊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6页。

[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95页。

[9]《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95页。

[1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34页。

[11]《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7页。

[12]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26页。

[13]《胡锦涛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91页。

[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89页。

作者简介：王睿（1988.01-），女，汉族，山西榆次，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现任浙江省团校办公室副主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党建，团干部教育培训，青年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