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乡村振兴的实施过程当中，承担战略的中心环节是农民，因此乡村振兴做的好不好，就要调动农民的参与积极性，要着重考虑农民最基本的诉求和现实当中的基础利益，以此为出发点，来调动农村民的参与积极性。即在整个战略过程中凸显主体农民的作用，同样亦是重在发挥其本身这个主体本身的主观能动作用。三农问题是国之根本，民生大计，几千年的农耕文化造就了农民的根，中国特色发展之路沉淀下来确立了农业为农民的根，广袤的农村是农民心中的家，而在发展农村致富的道路上，乡村振兴战略真正的实干家就是农民自身。政策千般好，不如农民“动一动”，只有农民调动起来，主动“干起来”，才能达到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才能解决当前我国在现阶段，发展中尚存的“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为了使乡村振兴的主体元素走出破冰一步，本文使用了文献研究和案例分析法，首先结合作者的乡村工作经历和在扶贫攻坚中的工作过往，分析了调研中出现的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参与现状，阐述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主体发挥主动性的意义，提出了推动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民参与;主动性

前言

在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针对乡村振兴有过直接指导，“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1]。”而后出台的《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基础上又更加进一步地明确指出精髓，文件中标明“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2]。”由此可知，在整个乡村振兴大局之中，主力军即主体就是农民，同时农民作为主体，获益人也是其自身，而所谓主动性，是指人在完成某项活动的过程中，来源于自身并驱动自己去行动的动力的强度。主动性又是一种道德境界，为整体利益建功立业的精神。因此，要顺利落实好乡村振兴战略各项规划，确保整体动作完成到位，就需要调动起主体参与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挥农民主动性的背景

为了解决当前发展特别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发展不足的问题，逐步增强承担乡村振兴重任的农民的“利益感”，实现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完美实践，最终达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朴素愿望，中国开始了实现马克思理想中的“以所有人富裕为目的”的乡村振兴战略。而这个战略效果则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息息相关。梁漱溟老先生曾在其乡村建设理念当中说过：“农村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农村人，农村问题的解决自然要依靠农村人作为主力军。”可以认定，先生认为，在各种任务中的重中之重就是激发农民意识。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充分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尊重农民意愿，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越来越多的政策倾斜农村，越来越多的项目也在乡村落地生根，但农民的参与并不明显。政府干预和农民参与的现象普遍存在。叶庆兴认为，乡村振兴要激发农村各资源要素的潜力和各学科的活力。王立生提出，乡村振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增强农民的内生动力。

“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和始于安徽凤阳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都是从农村开始的，以农民为主体，激发农民主动性再配合国家政策导向并逐渐取得了成功。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十九大针对性地提出了中国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正确结论，其中重点和难点是“三农”，基础最广泛、最深刻的是农村。如何解决当前农民主体缺失的问题，让其在推动振兴过程中觉醒，是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关键[3]。

二、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主动性的现状分析

从战略现状分析可以看出，主体参与度不大，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程度仍需加大主体渗透力度。由于外部环境问题以及自身素养的局限性，乡村振兴中农民作为主体的参与过程中凸显的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不强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主体。积极性是围绕在任何事件进程的重要部分，在乡村振兴中，农民的积极性的高或者低其实就决定着整个战略进程的成功与否。千百年来的“农耕文化”是扎根在中国农民的骨血里，他们来自于农村，生长于斯，对于农村有着独特的深情。在统计数据上，以安徽和县为例，虽然和县籍农民在外务工人数多达二十余万，占总人口数一半以上，但是笔者经过商会、流动党群的调研显示，绝大多数外出务工的农民中，年长农民对农村事务较为熟悉，年轻农民对于农民事务关注度虽然不高，但是返乡就业是他们的潜在愿望，在笔者从事的基层党组织学历提升工程中，近三年返乡青年就由百分之十不到提升到了百分之七十，所以乡村振兴着力点在于内生，但是受外部环境与乡村的落差感和自身的限制，这个群体过于注重短期利益的变现，外在表现就是自身发展能力受限，被动参与。此外，在笔者日常工作中发现，由于乡村振兴工作量较大，涉及知识点较广，基层政府对于农民群体的解释力度，服务态度导致部分地区产生信息差，政府与农民直接缺乏直接沟通，对战略的不理解也是导致的主观能动不足的根源。依据公共选择理论，规模化的居住地如城市，有更优渥的教育环境，更多的务工机会和更全面的服务咨询，生活质量落差过大，使他们脱离农村生活意愿上升而一些打算回到农村工作的年轻人要么缺乏创业资金，要么缺乏政策的了解和创业的想法。该群体被前两点吸引，也会导致农民参与振兴的积极性较低。再者，就产业发展而言，第一产业一直处于弱势发展地位，以安徽和县为例，虽本身定位为长三角地区的菜篮子，但是产业发展并不平衡，存在南北差异，农产品以生鲜为主，加工产品较少，换言之，三产融合比较低，低回报率压制了积极性，同时，农业投资周期和利润周期间隔较长，导致农村收入不稳定，也是削弱积极性的关键因素。

（二）乡村“官本位”与“小农”思想残余

当前，乡村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官本位”思想依然存在，“小农”思想在部分地区依稀可见，由于社会工作的深度广度欠缺，作为农民，很难有正确理解能力去提升其参与公共服务，这样就导致主动性较低，另有部分少数基层干部迷失工作方向，片面为了经济二字，过于放大自己的主导作用，对农民群体参与乡村振兴的关注度不足，笔者在调研中发现，有青壮年劳动力就直接被定性为自身发展动力不足而习惯政府帮扶，养成“习惯被扶”而不是“主动创业”，在政策宣传方面，也由于教育不力，激发不了参与积极性，以致使部分农民认为乡村振兴、建设美好乡村是国家和政府的事，不能联系到自身及其后代长远发展。农民狭隘地把自己当做国家和政府的附属物，把自己当作可以等待帮扶的对象。在一些基层，村或社区工作人员工作能力的不足也严重影响了农民对政策的了解程度和自身的主体意识觉醒，也因此限制了发展，这是受长期以来的“小农”思想影响所致。

近年来，我国国力逐渐增强，城市建设和配套服务越来越国际化，与高水平接轨，但是除了江浙沿海地区，大部分乡村是人力资源流失，人去了城市，形成了城市中心主义。2010年，上海世博会就向世界喊出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随后一批类似“城市是实现梦想的地方”的词汇不断被复制宣传，塑造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即城市代表先进，农村代表落后，形象一经固定，没有大世界观和知识面不足人群则会深受影响，心理需求被影响，需以“被扶者”的身份等待着经济发达地区的“援助”。这种意识形态极其危险，引导社会潮流目光追随城市发展忽视。也正是由于这种意识形态在基层的渗如，使农民身处漩涡中心，陷入语言陷阱，挣脱不出思维束缚，保持弱者意识，被动地等待“援助”。

（三）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不足

农村发展相对于城市来说，差距明显，同时，农民参与能力不足，表现也为政治意识较低，在有良好机遇时又因资金匮乏措施许多良机。就技术层面而言，农村职业教育不够有针对性，笔者曾经做过相关调研，大多数农民身边没有成体系的职业教育与正统的环境氛围，该群体多数从事着体力劳动，不主动吸收先进技术，自身素养较差，该群体在面对乡村振兴实施过程中的技术面就容易产生畏难情绪，而该群体发觉技术难题不能马上解决时，他们积极性就会再次挫伤。在知识与管理经验层面，该群体文化程度不够高，而在笔者从事了一年半的农村技术下乡和学历拔高工作后，发现该群体虽然自身素养不高，但是存在对于送学下乡，送技术下乡的利好措施反而看不上农学，既不愿主动学习又想轻松获取某些“高大上”学科的学历，未能落实好国家政策，提升自己，因此出现了该群体仍然不能提升素养，面临经济、社会、基层组织甚至日常集体经济产生的经营情况，政策落实获利情况就难以应付，致使政府投入较多却未有过多社会收益。在产业资金的筹集与利用层面，笔者处于中部地区，以笔者所在村集体为例，2018年度村集体收入只有2600元，至2021年末，由于政策扶持和村集体经济扩大发展特色种植，村集体收入已经提升至二十余万，但平均下来可支配性收入并不高，该群体从事农业获取收益较少，又要分出多余精力去改善生活，时间体力不足导致热情退却丧失“冒险”精神，敢于自我创业的农民占比较低。近年来，国家一号文件始终对于乡村振兴和“三农”扶持力度不断加强，解决了农民自筹资金难等问题，但是在某些偏远地区，却“卡”在了政策宣传和解读上，因此诸多优惠政策对于农民来说仅仅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四）科层化管理体制的传统弊端

马克斯·韦伯认为科层制不是指一种政府类型而是指一种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依照既定规则持续运作的行政（管理） 体制。但是管理体制的正如行政规划[4]，并非开始就完美无缺，而是逐步修改，在偏远地区或者欠发达资讯落后地区，可能出现政策不通达，行政力低下现象。甚至产生政策误读、错读，一些政策在不同的层面上发布，并在到达农村后“改变”。国家政策是层层传递的，但是最后一棒的基层却往往是政策误解和政策扭曲的出错环节。近年来，体制机制不停更新，针对基层乡镇诸多状况，听证制度，这样的监督方式和民主评估这样的面向公众的公开制度不停涌现，解决了一部分问题，提高了一部分农民的参与积极性，但是基层仍存在一些问题。

官僚管理体制的管理模式就是金字塔式，内在就是公共行政管理，基层组织是各级指示的主要执行者，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在实践中，基层组织的政策执行能力是“倒金字塔”。前文也提到，笔者遇见的基层农村干部，大多自身素养不够，即使学历拔高，仍存在着诸多问题，所以当他们同时肩负着农民和干部的双重身份任务过重时，就会产生农村组织管理“无能为力”。达尔说：“在一个民主国家，至少在大型民主国家，独立的社会组织是非常可取的。”但是现实中，村民委员会作为一个群众性自治组织，承担着太多的行政职能。加之农村事务复杂，难以管理。村级组织干部待遇虽然近年一再提高，但是随着工作量的增加，收入相对全职工作相对较少，很难激发他们管理农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难以充分发挥群众自治的作用，也难以有效实现农民参与农村管理的目标和价值。

三、农民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积极性不足的原因分析

（一）农民素质文化水平相对偏低

农民文化素质整体偏低，学历多在高中及其以下，文化素质偏低，进一步导致其不能快速了解新政策与新技术，增加了参加乡村振兴工作的难度。并且部分农民缺乏有效的经营管理能力，他们获得信息资料的渠道单一化，对市场信息的分析、组织协调能力明显不足。于市场经济内不能组建有效合作关系，容易引起增产不增收的情况。

（二）农民参与权不足

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各级政府和村组织都是将眼光放向国内外的农产品大市场，而农民大多还都是小农经营，基层村组织在政策讲读不清晰，农民工作基本不做的情况下，就强势推动和干预，越是如此，农民越是不想参与，也不敢参与，他们只是想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作为自己生活最后的屏障。这是长久以来积攒下来的问题，在农村大部分农民的平等权都受限，无论是在推进乡村规划，还是发展集体经济，还是土地流转上农民都缺乏话语权，甚至都没有平等协商的权利，甚至在有些村庄，原本应该村民集体决议的村务都成了村干部一手包办，再加上一些干部为了政绩，过多的包办也限制了农民的参与权，这也就造成了现在政府拼命干，农民一边看的局面。

（三）外出务工村民对乡村建设不关心，留守村民参与乡村建设效率不高

离土农民从事非农化生产，农民收入与土地割裂，对土地和集体经济依赖度降低。以上这些是在乡村生产生活的村民的想法，那些乡村人口却不在乡村生活的人，有的仅仅春节回家一趟，有的几年才回家一趟。认为村里的建设与己无关，不想参与乡村建设。留守村民参与乡村建设效率不高。随着各种都市圈的建设，大量农村青壮年被吸引去了城市，拿安徽和县为例，身处长三角都市圈，是南京都市圈成员，也是合肥都市圈成员，更有民间传统产业在北京和广州（和县大多数务工人员集中在北京从事建筑行业，广州从事饮食行业），留守村民就越来越少，而这部分人大多数都不是年轻人，他们虽然对乡村建设有很高的积极性，极其愿意把家乡建设好，但是因为人力资本不足，参与效率不高。

四、推动农民主动参与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近年来，政府主导了许多农村建设，也在政府规划下，社会参与中迅速实现了预期目标，但是整个过程中，农民作为主体甚至是直接受益者，却参与较少，只享受“现成”成果却缺乏了真正的获取意识和亲身体验，自身对于整个美好乡村的建设和重视却犹如旁观者一样，“单中心”变成了常见模式。根据调研情况，笔者深思，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农民参与乡村政协必须成为我们探讨的主体，要改变“单中心”，就要多设多中心，将其他公共面，多项服务主体共同参与，共同促进。

（一）发挥政府“引导者”作用，完善农民参与制度

乡村振兴，政府非常重要，需要发挥引导作用。首先在制度层面，各级政府相应的职责就是推出推动政策，推动以农民为主体的机制走向完善，并辅助配套监督体系，配合决策机构，使农民参与合法合规，同时，加大监管力度，兼顾精神文明引导，使农民培养好自我主体意识的外部环境。

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关键在于各个方面，首先在产业振兴方面，政府要调整方式方法，转变途径。在文化上，要配合意识形态，加大宣传力度，塑造主人翁思想，推进农村特色文化传承，尊重农村特色文化，移风易俗在潜移默化中。在生态治理方面，效仿安吉余村，要让农民了解青山理念的精髓，了解环境整治是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让农民主动动起来，改造自己环境。在人才建设方面，虽然省委组织部与安徽农业大学合作的学历提升政策很好，但是有名额控制，甚至在有些偏远地区，例如含山林头，就出现有学员想学习没有名额，有名额的还不愿意上学的情况，要让他们自觉产生学习欲望，了解掌握政策风向就要提高学习，让他们自己主动起来，此外，对于人才引进，除了欢迎人员回流，更要欢迎本地区技术人才返乡，政策要加大补贴力度。在组织层面，农村基层组织应尽快转变角色，明确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避免“一刀切”现象。

（二）发挥农民的“主人”作用，塑造农民的自觉参与意识

乡村振兴，承担者是农民，主体是农民，受益也是农民，必须有振兴乡村为己任，美丽乡村靠大家的思想，对于子孙万代的千秋大计，实际利益对于农民来说是无法估量的，用利益调动起来积极性，也可以作为方法之一，用来激发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乡村建设和后期管理中，农民的高度参与其实与乡村振兴的目标是相衔接的，作为政府，应该引导扩宽其参与事务管理的方法方式，扭转农民小农思想，完善村一级别的自治组织，在村组织建设中加以改进，该健全健全，该重新选举重新选举，完善与每一个村民相关的议事机构，加大政策倾斜，改进组织建设，促进“主人翁”意识觉醒，创新与农民相关的各项事务管理、组织职责和会议流程，真正让村一级别走上规模化，制度化，规范化，让农民牢牢扎根在自己的地盘上发奋作为。

（三）发挥集体经济“火车头”作用，增强农民参与动机

在我国经济体制中，集体经济是农村经济的关键一环，许多地区，集体经济犹如火车头一样可以带动当地农民的生活标准。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只有当人们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时，他们才能考虑自我价值的实现。简单来说，就是对农民来说，只有他们赚到钱了，才能推动乡村振兴文化发展，农村生态走向绿色，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海，在这个环节中，集体经济就应该发挥“火车头”作用。在实践中，集体经济与国有经济不一样，集体经济以灵活为主，可提供就业机会，可以增强集体经济，可促进意识觉醒，此外，看得见的分红，可以极大的调动农民积极性，带动起来农民投身农业生产建设之中，推动乡村振兴真正发展在近年的实际调研中，例如安徽和县的宋桥村，就是由于重建了集体经济，抓住政策机遇，发展特色种植，将葡萄、黄桃优势种植与农业旅游相结合，将一个年收入2600的村集体推动成了年收入20万元的村集体，其中，村集体经济发展犹如“火车头”一般强势推动了农民的主观积极性。

（四）发挥社会非营利组织的“辅助者”作用，提高农民参与能力

欠发达地区一般原因非常相似，巨大的城乡差，落后的农村教育，欠缺的各项职业培训都是现实因素，前文分析的农民劣势中，信息差，理解能力薄弱，生产经营能力欠缺都是显著原因。在安徽和县，近五十万人，仅有一座职业教育的中专体制学校，急需补充的社会力量辅助，例如社会非盈利组织，像高校和公益性组织。例如农民欠缺的技术，需要创造学习机会，农民欠缺的管理能力，需要帮助其学习管理农村事务，因此，善于使用学习资源是最重要的环节，目前，整个安徽由省委组织部牵头，安徽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在全省设立教学点，仅和县党校一个教学点，我们最高峰就可以同时在籍八百三十多位学员，虽然仍存在一些怠学懒学学员，但是随着近年青壮年回流，新鲜血液加入，这些学员大部分承担了推动乡村振兴的主体工作，此外，除了建立学籍，在册学习，在广袤的田野里，哪里才是乡村振兴的主场，可以采取边干边学、积极引导和定期培训的方法，利用互联网等先进技术直播录播课程，采取贴近生活、深受农民喜爱的灵活多样的形式，广泛宣传乡村振兴的基本内容和国家农村发展政策，逐步培养农民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责任感和主体意识[5]。

（五）充分发挥新乡贤的“开拓者”作用，拓宽农民参与的便捷渠道

新乡贤是指关心当地社区，愿意为家乡发展做出贡献的社会精英。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多数新乡贤都是出身农村，对于自己的故土有着强烈的感情，地方政府在人才引进工作中更应重视四十五岁以上群体，将有经验，有技术的农业工业领头人发挥余热，改变身份由“城市建设者”转变为“乡村振兴开拓者”，使他们转变成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而该群体自身的经验和技术亦会为农村带来更丰富的资源，更容易被农民接受。他们的作用不容忽视。为了更加凸显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导地位，新乡贤应该产生效益转化，一是积极搭建桥梁，做好沟通的“乡村接头人”。二是向积极宣传政策，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政策普及，做好宣传的“政策小喇叭”。第三，积极提供资源，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农村事务管理，提高农民在管理农村事务和乡村振兴的收益感和满意度，做好走向共同富裕的“带队人”。

参考文献：

[1]周星宇.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民和基层干部参与主体积极性探析[J].现代农业科技，2018（18）：255-256+267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7（11）：33-52.

[3]许伟.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探研[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6（06）：146-153

[4]李绍元.科层组织的效率实现及其提升路径[N].深圳特区报，20150707.

[5]曾凡军，韦锦银.乡村振兴中的农民参与：现实困境与实现策略[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9（03）：35-40.

课题名称：本文系马鞍山市社科联2022年度课题“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民参与的主动性研究”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