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唐宋瓷祖功能，一个流行甚广的观点认为，唐宋到明清时期的瓷祖属于太监墓葬陪葬品，事实并非如此，瓷祖不是太监男根陪葬替代品;也不能主观臆断，随意夸大其性工具功能。梳理研究发现，各地出土的唐宋时期瓷制的男根象形物，称其为“瓷祖”完全合适。其功能寓意主要有三：一是生殖崇拜和男根崇拜，唐宋以后生殖崇拜并未消失，仍以各种形式继续广泛存在。二是避邪魇胜和祛邪求吉，人们将男根模拟物视为崇阳圣物，当做克阴避邪、降魔魇妖的灵物。三是性教育工具，压箱底的“压子”等器具物件是一种暗示引导的性教育指导工具，具有消阴避邪、压子求子的寓意。

关键词：瓷祖;压子;寓意;生殖崇拜;性教育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唐宋历史文化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有多种瓷制的男性生殖器模型，其器物名称存在分歧，笔者仍坚持将其称为“祖”;瓷制的祖形器，简称瓷祖。对于这些瓷祖的功能寓意，目前学界也存在较大分歧。其中，一个流行甚广的观点认为，唐宋到明清时期的瓷祖属于太监墓葬陪葬品。真的如此吗？笔者并不赞同。为此，笔者梳理近七十年唐宋元明清太监墓葬考古发掘报告，根据出土唐宋瓷祖的考古遗址环境情况，提出自己的看法，就教于方家。

一、唐宋瓷祖遗存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考古发掘和文物机构收藏唐宋瓷祖并见诸文献论著的遗址和遗存约有9处，分布于陕西、河南、山东、湖南4省。这9处遗存分别如下：

（一）陕西省西安市博物馆馆藏唐代绿釉陶瓷祖，长18.5、径5.2～6.5、壁厚0.3～0.5厘米，现藏西安市博物馆。通体施绿釉，制作工艺较精细，有非常逼真的龟头，龟头前端有孔（马眼），与中间的茎体连通;冠状沟凸起。茎体前细后粗，茎前部有5道表示褶皱的螺纹，根部侧面有两个对穿孔。[1]

（二）湖南省长沙市唐代长沙窑褐釉瓷祖，长13.7厘米，径（粗）4.2厘米。瓷祖的龟头成半圆形，顶部有圆孔，功能部位有九道凸凹弦纹，径由小渐大，尾部开有一对穿圆孔。[2]

（三）河南省汝州市公安局基建工地，宋金时期汝瓷集散地，出土瓷祖1件。标本T2④：7，施酱黄釉，形制逼真，在接近根处有一圆孔，径0.8厘米，通体长17厘米，根径5厘米。（图九，13;封三，3一5）。[3]

（四）河南省洛阳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北宋瓷祖一件。与陕西等地出土的宋代瓷祖近似，青白瓷，属宋代烧制瓷祖。[4]

（五）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古窑址，清理出土宋金时期瓷祖6件。

1.三彩釉龙衔瓷祖。全长16.5公分，中间直径4公分，头部直径4.5公分。中空，胎厚1公分，龟头有尿孔，造型逼真。后部为一龙头，形状生动，张口露齿，口衔瓷祖。整条瓷祖既象是被蛟龙吞含，又象是被蛟龙吐衔，令人生畏。末端有对穿小孔，似为系绳悬挂或连接之用。

2.黄褐釉瓷祖。全长18公分。头部直径5公分，后部直径4公分，中空，胎厚0.5公分，龟头有尿孔，形象逼真。通体施黄褐色单色釉，釉不及底，根部露胎，胎色黄中透红。根部有对穿小孔，直径0.6公分。

3.绿釉瓷祖。全长19公分，头部直径5公分，后部直径4公分。中空，胎厚0.5公分。龟头有尿孔。根部有模压云纹。通体施绿釉，釉层有脱落。

4.三彩釉瓷祖。是其中直径最大的一件，只剩头部。直径6.5公分，残长8公分，中空，胎厚1.2公分，有尿孔，施黄、绿、褐彩釉，异常美丽。

5.白釉瓷祖。只剩头部。残长6公分，直径4公分，中空，胎厚0.4公分，无尿孔。施白釉，光滑圆润，形象逼真。

6.彩釉瓷祖。是其中直径最小的一件，根部残缺。直径2公分，残长4.5公分。中空，有尿孔，施透明釉，釉下面，透出淡黄绿色，小巧精致。[5]

（六）陕西宝鸡长岭机器厂北宋墓，1988年出土瓷祖1件，与陕西等地出土的宋代瓷祖近似，龟棱明显，但无螺纹，胎壁较厚，釉色为酱色。[6]

（七）陕西铜川宋代耀州窑址，1959年出土北宋瓷祖2件。两件皆瓷制，一件有非常逼真的龟头，龟头有孔通于中空的腹内，茎部有20道螺纹，根部侧面有两个穿孔，釉色青白，长19.2、径5.5～5.5、壁厚0.3～0.5厘米，现藏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另一件残，出土时与前者烧粘，尺寸不祥，无图像发表，现藏铜川市博物馆。[7]

（八）陕西省黄陵县城关公社河北宋墓，1981年10月，清理宋墓一座，出土瓷祖1件。瓷祖碎片5块，皆瓷制品。其中完整一件形制与耀州窑出土的瓷祖相同，釉色温润。通长16.2、直径4.2、龟头长5，径为3.7厘米，整体空心。[8]

（九）陕西省黄陵县城西桥山镇北坡底旧庙址，1981年8月，出土宋代耀州窑瓷祖1件。耀州窑烧制，青釉色，通长16.2厘米，直径4.4厘米。整体空心，龟头有小孔通于中空的腹内;茎体部位有多道刻花凸凹弦纹，根部露胎，根部两侧有两小园孔，似为穿系之用。[9]

另外，民间收藏者还收藏有至少20件以上唐宋辽金时期的瓷祖，窑口除上述汝窑、耀州窑、淄川窑、长沙窑外，还涉及钧窑、巩县窑、定窑、邢窑、磁州窑，以及北方辽瓷窑口等等。如北京一收藏者收藏有宋代耀州窑瓷祖1件，青釉质，直径4厘米，长15厘米，龟头有小孔通于中空的腹内;近龟头冠状沟部有三道弧形刻花纹，尾部开有一对穿圆孔。多位专家鉴定其为宋代耀州窑青瓷祖，收入《中国民间收藏陶瓷大系》图录。[10]在年代上，除唐宋辽金外，元明清三代仍有元钧窑天青釉点红瓷祖、明磁州窑黑釉瓷祖、民窑粗砂酱黑釉瓷祖等各类瓷祖烧造，出土和民间传承不在少数，古玩市场也常可见到，并不奇怪。清代雕瓷家陈国治也有多件雕瓷精品瓷祖传世。如2015年7月，日本横滨国际拍卖公司上拍元代钧窑瓷祖供1件，哄动一时，此器为元代钧窑器物，长18.7cm，前半截似男性生殖器，顶部有一小孔，造型逼真;后半截为直筒形。外表除近底处无釉外，施天青釉，胎体呈灰黑色，无釉露胎处呈火石红色，精美绝伦，无论胎釉均符合元代钧窑的典型特征，实为存世罕见的元代钧窑瓷祖供。

二、几个相关问题辨析

对于唐宋直到明清各代的瓷祖的功能，目前学界大概有太监陪葬品说、性工具（房中用具）说、崇拜物说、避邪物说。对于崇拜物说、避邪物说，笔者是赞同的;对于性工具（房中用具）说，笔者不完全赞同;对于太监陪葬品说，笔者完全不赞同，并坚决予以否定。

（一）关于名称：为瓷祖正名，“瓷祖”之称完全合适

关于上述各类瓷制的男性生殖器模拟物的名称，目前学界、收藏界还存在较大分歧。收藏界沿习石祖、玉祖、陶祖等习惯名称，大都将瓷质祖形器称为“瓷祖”。但是，学界、考古界一些专家提出了不同意见。主要有：

一是李零在《中国方术考》中提出：“把陶制或石制的前一类早期出土物与汉代，甚至晚到宋、明的类似出土物一律称之为‘祖’，并把它们全都当作生殖崇拜物，这并不合适。……它和前者只是形状相似，性质已起变化，应归入实用房中工具的范畴。”[11]

二是肖健一认为：“同为考古中所出，但出自不同时期、不同种类的墓葬，其表达的意义也不尽相同。”一些考古报告称其发现的铜男性生殖器形象为铜且，称瓷男根象形物为瓷祖，“也把明、清太监墓中陪葬的男根模拟物称为祖或且，等等不一而足。我们认为似有不妥。因为新石器时期的男根象形物和汉、唐以及以后的男根象形物与太监墓中的男根模拟物，寓意不同，用途、社会功能差异较大。”[12]

这种说法貌似很有道理，其实很荒谬，也不符合历史实际。若其立论正确，其前提必须是：唐宋以后的祖形器完全丧失生殖崇拜功能。但事实是，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历史发展的逻辑和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不是一刀切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等，都具有顽强的延续性、传承性的特点。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经夏商周到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生殖崇拜的内容、形式和内涵，虽然在不断地变化，但其祈求繁衍生殖和种的延续的核心内容却一直未变，一直延续着、传承着。虽然，唐宋辽金以后，直到元明清，包括瓷祖、石祖、玉祖、铜祖、木祖在内的各类祖形器，与新石器时代以及夏商周秦汉时期的祖形器，社会功能、用途、寓意大不相同，差异较大，但其生殖崇拜的基本功能、寓意并未完全消失。唐宋元明清历代，无论南方北方、东部西部，无论西南西北边疆，还是中原腹地，都依然广泛存在以祖形器（男根模拟物）为偶像的生殖崇拜和男根崇拜。其存在方式，有“供”“种”“压箱底”“粗鲁棍”“龙”“祖先”“送子神”“石婆婆”等多种形式。因此，将以男性生殖器为原型塑造的各类祖形器称之为“祖”，并无不妥;将瓷制的男性生殖器模拟物称为瓷祖，完全合适。

（二）瓷祖是太监墓陪葬品吗？回答：非也！

关于宦官和太监研究，学界已有很多专著和论文。但是，关于瓷祖与太监的关系，却仅有少量论文、文章提及或论及。其中，杨元生首创的瓷祖为宦官陪葬明器、弥补生理缺陷说，得到很多学者拥趸附和。由此，瓷祖为太监陪葬品之说，几成定论。

1984年，杨元生在《考古与文物》发表《黄陵县发现宋代瓷祖》信息短文，提出：“该墓出土的瓷陶，应是作为明器陪葬的。墓主人生前很可能是宦官或有生理缺陷而丧失生育能力的男子，瓷祖出自墓穴，当为弥补墓主人的生前缺憾而陪葬。”[13]1989年，杨静荣在《考古与文物》发表论文《陶瓷与原始宗教中的生殖崇拜》，指出黄陵宋代瓷且：“据冯先铭先生见告，类似的瓷且在明清时期的太监墓中亦有出土……既非生殖崇拜之物，也不是祖先崇拜之物。它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中人们追求完善圆满的传统文化心理。”[14]将太监陪葬、追求完善圆满一说发扬光大。此后，李零、肖健一、魏传来等学者和收藏者都反复重复、强化这种观点。

笔者认为，把瓷祖当作宦官、太监墓葬陪葬品之说无法成立，理由有五：

1.首创者杨元生提出宦官陪葬明器说，只是猜测，用词是“很可能”，纯属个人主观猜测，没有任何证据。

2.附和追随太监陪葬品说者，都未能拿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杨静荣立论很不严谨。其依据是“冯先铭先生见告，类似的瓷且在明清时期的太监墓中亦有出土”。所谓依据，仅仅是“见告”，即见面交谈，没有提供任何真凭实据。作者仅凭“见告”就主观臆断，不足为信，立论完全不能成立。刘达临在其多部著作中，反复、长篇幅叙述太监被阉割之苦，但是关于陪葬瓷男根，或极少论证，或论证很不充分，证据含混不清。《中国情色文化史》第491页收录《瓷阳具》图片1张，并注明静海出土，太监死后用于陪葬。[15]但是，遍查中国考古报告和天津文物资料，既没有关于静海太监墓的发掘报告，也没有关于静海出土瓷阳具的任何信息资料。难道是刘教授自己从太监墓中挖出了这个瓷祖吗！如此信口开河，不得不让人怀疑刘教授说法的真实性。

3.上述出土唐宋瓷祖的9处遗存地，均非太监墓。其中窑址3处，文物机构2处，古代瓷器集散市场1处，庙址1处，宋代墓葬2处。2处宋墓，墓主身份无法确定，更不能确定墓主为太监。因此，9处遗存瓷祖均非太监陪葬品。

4.考古发掘的唐宋元明清历代太监墓，均无瓷祖出土记录。笔者查阅梳理唐宋辽金元明清历朝历代太监墓数十座考古报告，包括陕西西安东郊唐内侍省六品宦官段伯阳墓;北京碧云寺太监墓群、模式口太监墓群、田义墓;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苑家村明江西镇守御用监太监董让墓、北京永定河引水工程西便门工地（宣武关外白云观之后原）明司设监太监苏瑾墓、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民族学院旁工地明御马监总理太监张赟墓、北京市昌平区魏家窑明代太监刘通墓、北京市海淀区八里庄清代“御赐”恩济庄太监墓地墓群、北京海淀区恩济庄李莲英墓;河北涿县东鹿头村明两京司礼监太监牛玉墓、河北遵化苏家洼镇闫家沟村明代太监王法兴墓;江苏南京中华门外马家山明御用监太监吴经墓、南京铁心桥一工地明代早期太监墓;四川成都新北小区四期明代蜀王府太监墓群、成都红牌楼九座明代太监墓葬、成都武侯区沙竹苑4座明代太监墓、成都华阳桂溪乡2座明代太监墓、广州东山明代太监韦眷墓;陕西铜川天使小区明内官监太监成敬墓，等等，均无瓷祖出土记录。有些太监墓，出土文物器具数量多、等级高、工艺精美，如玉带饰、玉牌、官窑瓷器等，出土文物也堪称精品，但却无1件瓷祖出土。唐内侍省从三品太监段伯阳墓出土器物丰富精美，但并无瓷祖出土。[16]陕西铜川明内官监太监成敬墓出土文物种类丰富，器物精美，有瓷器、金器、玉器、钱币、墓志及买地券等，亦无瓷祖出土。[17]刘达临创办的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中保存的一个瓷祖，来历不明，其注明出自天津静海太监墓，很不可信。

5.太监回忆录、太监访谈等文史资料，均无任何太监去世后陪葬瓷祖或其它男根象形物、男根模拟物的信息。民国以来，特别是新中国70多年，关于太监净身入宫、清宫太监日常工作生活的访谈、回忆录、传记、杂记、谈往录、秘闻、漫谈等等文史资料很多。根据孙耀庭、耿进喜、春和的访谈录、回忆录，以及赵立贤回忆自小与孙耀庭、张自光、赵荣升、边法长、侯长贵、张修德、池焕卿、蔡当家的、老郭三、刘兴桥、刘子杰和马德清等太监们接触、了解的情况，太监群体不存在死后陪葬瓷祖或其它祖形器的情况。由于终生的生理伤害和心理扭曲，太监们非常忌讳“割”“切”“阉”“骟”“大喜”“老公”之类的词，对“屌”“鸡巴”等民俗粗话用词也十分敏感。但是，他们却十分珍视净身时被割下的男根。据末代军机大臣爱新觉罗·恒兰回忆：太监们净身时被割下的生殖器并不丢弃，都要做成类似标本的物件。被割下之物要用特殊方法处理，以黄色油绸包“八宝散”（石灰、珍珠末、樟脑、樟脑面、麝香、透骨倒草、沉香、辰砂等研成粉末）包裹防腐，再将油绸包装在黄缎或黄布缝制的口袋内，盛在一特制木匣或金、银、玉、翡翠制的匣内，写上被阉人姓名、年龄、籍贯及保证人姓名，和阉割之年月日、被阉人生辰八字，木匣外再裹以黄绸，用黄丝绳捆好，将匣放在一柳条编织的“升”内，用红色纸条上写“百岁吉祥”或“吉祥如意”等字，贴在升上，并在升旁编上号码。等被阉人充当太监到三四十岁后或富贵时，选择吉日、吉时，以大量金钱，到“刀儿匠”家中“赎升”。届时，赎升人穿着礼服将“升”接回家里，在本人卧室的房棺上，收拾一尺余长的地方，将“升”供奉棺上，借“棺”、“升”两字之音，影射“托生”一词，表示来生来世托生时，不可没有此物。因此，被割下之物不能弃之，因太监死后人殓时，必须将原物放在原来位置，方能盖棺下葬。[18]由此可见，太监死后陪葬的是“升”，即每个太监自己的生殖器标本，而不是瓷阳具。因此，瓷祖不是太监男根陪葬替代品，所谓使太监们“完善圆满”的，并非瓷祖，仍然是太监自己的男根。

（三）瓷祖是性工具吗？回答：有这种可能，但不能主观臆断，随意夸大

持性工具说者，主要有李零、刘达临、魏传来、吴小平等。

李零认为瓷祖“往往都在根部两侧穿孔，也是用以系绳，束于腰间，造型要比汉代更为逼真，尺寸也大一些，它们都很明显是实用的房中工具。”[19]他根据明清小说中的描写，认为宋代瓷祖类似明清小说中的“角帽儿”，其作用都是起阴茎增大器的作用，且只有角帽是“真正属于中国自己的传统”[20]。

刘达临认为：性工具在中国古代出现得很早，中国人至少在3500年前就会使用性工具了，且认为性工具在中国古代广泛使用，原因有四，一是寡妇守节，长夜难眠，就用这个性工具解渴;二是官宦富豪之家的姬妾，男主人无法给予满足，只能用性工具解渴;三是性功能障碍者使用;四是福建广东出海谋生男人的妻子，长守空房，就用性工具自慰。[21]

魏传来认为瓷祖有多种功能，但也是一种特殊需要物，即性工具：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女性可能也买来作为它用;古代交通非常不便，外出经商的男人常年居住在外，不能经常回家，留在家中的这个特殊人群，就会有特殊需要，这是会促进瓷祖的生产和销售的。他的根据是民国时期确曾有过半公开销售瓷祖的商贩，并说在清末民国时期，东北人曾经制造一种用鹿皮造型，内装木耳的叫作“木耳嗙子”的男根，销售给一些特殊人群。[22]

吴小平认为，瓷祖“应主要还是作性生活用品”。第一、其大小与男性实物相当，且做工精细，高度仿真，由于龟头后增加九道凸凹纹，从生理学与实践方面分析，使用瓷祖时，抽动更有利于刺激女性阴道内隔膜，由于瓷祖有长久的硬度、深度，进出快慢、频率、时间由自慰者控制，可延长女性的高潮期并达到最大的“无害”性念的滿足。为确保使用安全，长沙窑瓷祖根部，留有二个系绸小圆孔，防止使用过度时，安全取出。[23]

上述几位学者的说法，都是根据瓷祖造型所作的一种猜测，并没有证据，既没有确凿的考古证据，也没有真实确切的文字证据。很期待将来有新的考古证据或文字证据，佐证性工具说，但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不能用主观猜测替代历史事实。笔者认为，将瓷祖用做性工具，有这种可能，或者说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但也不能任意夸大其性工具功能。主要理由：

1.性工具说依据不足。刘达临认为中国人至少在3500年前就会使用性工具了，其依据是其个人收藏的石祖。但是，其石祖无出土地点、无测年数据、无考古信息、无附属信息，不仅3500年这个年代依据不可靠，而且是否性工具也很难说。3500年前的商代，人们的性生活是自由自在的，无论男性女性，都没有太多的限制和禁锢，是否有必要使用性自慰工具，实在无法考证。用一个没有出处、无法考证年代的石祖，硬要证明中国在3500年前就开始使用性工具，显然有些牵强附会。

2.主观臆想不能替代历史真实。自唐宋以来，性生活都是一种很私秘的行为;在古代，除小说的虚构外，人们的性生活很少有文字记载，无论正史、野史杂记都几乎没有关于瓷祖和性工具的记录描述。用明清小说、民国时期的民俗，揣测唐宋元明清时期民俗，与使用现代硅胶性工具来推测瓷祖功能一样，有点主观臆断，不可靠也不可信。

3.一些瓷祖结构造型并不适合做性工具或女用自慰器。首先，瓷祖材质普遍太硬，对人体易造成伤害。其次，一些瓷祖尺寸太大。如淄川区古窑址出土的6件瓷祖中，最大的一件，直径达6.5厘米，比农夫山泉、怡宝等圆柱型饮用水瓶子的直径还大出0.5厘米，大大超出大多数正常女性性器官接受容纳限度，不合情理。陕西黄陵桥山镇北坡底出土的宋代瓷祖，龟头冠状隆起边缘棱角锐利，锋利无比，极易割伤女性性器官组织，完全不适合做性工具或性自慰器。

三、功能寓意

（一）祖：生殖崇拜和男根崇拜

男根崇拜起源和发生发展于古代社会。在中原地区，男根崇拜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裴李岗文化，距今已有8000年左右的历史。此后历经新石器时代、金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封建时代，一直存在不同程度的男根崇拜现象。夏商周时期，在全国各地，无论中央王室还是黎民百姓，都普遍施行生殖崇拜和男根崇拜。民间百姓崇拜祭祀生殖神，王室崇拜祭祀高禖神，高禖神也就是生殖神。无论王室或是民间，生殖神的视觉形象就是男性生殖器象形物，或男根雕塑，即具像化的石祖、木祖、陶祖、铜祖等等。这种石祖、生殖神，或者以男性生殖器为原型的生殖神造像，直到目前，在山东、河南、江苏、福建、新疆等省区还有很多大型石祖遗存，是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盛行生殖崇拜和男根崇拜的历史见证。汉代以后，由于国家的限制和社会观念的变化，以男性生殖器本相为视觉形象的生殖崇拜造像逐渐弱化，皇室和民间都不再塑造男根造像，但是此前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石祖、外观具有男性生殖器特征的自然山石，仍然发挥着生殖神的作用，仍然受到当地人们的祭祀崇拜。

宋代以后，道学理学兴起，理学倡导仁义礼智，理超于一切之上;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未有夫妻，已先有夫妻之理。为学之道在于存天理去人欲，变化人的气质之性，恢复人的义理之性。在魏晋、隋唐时期，女子贞节就被反复强调。到北宋，对于妇女贞节的观念就更加严格起来，“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就成了一句传世名言，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以及贞节观、贞操观迅速控制社会各个领域，成为社会普遍奉行的圭臬，使人们的思想和性的需要处于空前的压抑和禁锢之中，且性禁锢逐渐加强，男女授受不亲，设男女之大防的礼教大行其道。但是，社会生活、人类繁衍、生殖之道、男女生活并不能因此而中断。在礼教束缚和民风保守的社会风俗下，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那种直接供奉石祖、陶祖等男性生殖器模型等直裸裸地、不加掩饰的崇拜方式，逐步变成秘密的、掩饰的、隐讳的、暗喻的崇拜方式，文学艺术也以新的形式表现生殖崇拜和交媾行为。在生殖崇拜偶像和仪式方面，青铜时代的高禖（男根象形物）崇拜、生殖神崇拜（男根本相）纷纷退居幕后，女娲娘娘、云霄娘娘、碧霞元君、观世音、张仙、金花娘娘等各路送子神光鲜亮丽地登上神殿，成为生育大神，成为生殖崇拜主角。人们只求生育结果，不再深究可能涉及淫秽的生殖过程。在文学上，艳词、话本、杂剧、言情小说逐步登上历史舞台。在视觉艺术上，春宫画大行其道，成为宋元明清一大绘画元素和题材;春宫题材铜镜、暗喻男女交媾的双鱼镜成为铜镜重要品种;明为瓷盒，暗含裸体人物、暴露男根、男女交媾的春宫瓷雕、瓷塑成为一个瓷器品种。在民间，相比较男根祖形器、女阴崇拜器等先秦时期比较形象、暴露的生殖崇拜物件，生殖崇拜、男根崇拜器具并未消失，而是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顽强存在。男根雕塑、男根模拟物也并未禁绝，不仅原有的男根雕塑在各地继续存在，继续受到人们的崇拜祭祀，而且还以嫁妆品、“压箱底”、“压子”等新的、私秘的形式继续广泛存在。因此，性和生殖这类伴随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事物，人为禁止压制是禁不住的。

与此同时，以男性生殖器象形物为视觉形象的生殖崇拜、男根崇拜，并未消失，而是在我国东西南北各地仍广泛存在。在江苏连云港、徐州等地，至今仍遗存各类石祖16处，其中高度在50公分以上的大型石祖有14处之多。这些自古代遗存下来的大石祖，当代民众仍然焚香祭祀崇拜。因石祖形似男性生殖器，是民间求子习俗中崇拜祭祀的典型对象。其中，赣榆区石祖遗存分布较多，金山、赣马、墩尚等乡镇均有分布。其中，赣马镇和墩尚镇的匡林村、马厂村、河口村、东上堰村石祖祭祀遗存分布较集中。据赣榆当地村民介绍，当地人称石祖为石婆，新婚夫妻不能生养，便带着猪头、糕点等贡品前去烧香祈愿。如若灵验，便携子前往祷告还愿，并命孩子认石婆为干娘，希望孩子如石头一般茁壮成长，祈求风调雨顺、家人平安。在位于赣马镇马厂村外的农田旁，保存有七尊形态各异的石祖刻石。据村民介绍，这些石祖过去都立在马厂村内各要道口处。近年来，由于当地村民翻修房屋，马厂村民为避免石祖遭到破坏，将其运至村外集中保存。每年农历五月端午节时，祭祀活动尤为隆重，祭品有粽子、鸡蛋等，村民在“石婆干妈”前焚香、放鞭炮。当地人为保佑孩子健康，在孩子一周岁时拜石婆婆为干妈。用五色彩线拴一个铜钱挂在孩子的脖子上，当地人称之为“锁”，意为锁住孩子。赣榆地区自古即有此风俗，且沿袭至今长盛不衰。

海州区、连云区也有多处遗存大石祖。连云区平山镇伏羲雄风园，竖立2尊大石祖，由当地民众从不同地方收集后建园集中保护。云台山水牛村一带也有人工制作的粗壮石柱，高约1米多，形若男根，名为“始祖石”，又名男根、人根，俗称石笋。当地有一种风俗，不孕妇女在每年正月初七（人日），或不论日期自选个好日子，早晨天不亮从家中向前不调头跑到有“男根”“石笋”（石祖）的地方祭拜，在石笋前磕一个头，用手摸或用衣罩遮掩摩擦等动作，希望得“石笋”（男根）感应怀孕，祈求生子。[24]

山东省安丘县城顶山半山腰陡坡上，有一个神根祠（男根庙），供奉的唯一造像就是一尊大石祖，高182厘米，直径52厘米，重约2-3吨，利用天然巨石的自然形状，经过人工雕刻加工，造型成劲勃伟岸的男根形象，龟头和冠状沟逼真，壮硕挺拔。石祖前置放供案，案台上有焚香炉，还有香客供奉的点心水果等，常年香火不断。邹城峄山脚下有一个天然巨石，高4米多，远看象一尊高矗的巨大男根，被称为“子孙石”;近看巨石四围凸凹奇异，阳面腰凹处刻“子孙石”三个字，为元人所题。[25]其它三面亦有历代游人题记石刻。子孙堂内塑有云霄娘娘（送子娘娘）的塑像，云霄娘娘身背褡裢，呈现出登山朝拜的生动形象。她的前后褡裢内装着许多神态各异的小泥娃娃，意思是她到峄山来为人间送娃娃，为世人增添子子孙孙。因为她褡裢里面的娃娃有限，只能送给登上峄山心中虔诚的人。民间传颂拜子孙石很灵验，相传孟子的母亲仉氏就是在这里求子生下孟子。子孙石下，堆积排列着陶瓷、石膏、石头等各种材质塑造的云霄娘娘、碧霞元君、观世音、张仙、女娲娘娘、王母娘娘等各路送子神，数量多达200多尊。古时，欲生儿育女者可将一石子投入子孙堂内即可;近现代祭拜求子者大都采用烧香磕头方式。时至今日依然香火旺盛，每天都有信众进香叩拜，笔者就近观察半个多小时即有10多个男女信众烧香叩拜。

上述淮海、鲁南地区遗存的大石祖和民众的生殖崇拜行为，既是青铜时代东夷族男根崇拜的孑遗和历史见证，也是古代以来民众对男性崇拜的集中体现。同时，在现代民俗中拜石祖为石干爸石干妈之俗，又是古代和近现代海州人拜石干爸石干妈之俗在先秦石祖上的附加功能，是后代人附加在先秦石祖上的新功能，是石头崇拜与生殖崇拜、男根崇拜功能的重合和叠代附加。因此，生殖崇拜仍是瓷祖等祖形器的基本功能。

（二）胜：避邪魇胜，祛邪求吉

以祖形器（男根模拟物）为避邪神物，在中国各地具有普遍性，其用意是以阳抑阴、以阳制邪。这种习俗，在中原汉族、华南和沿海客家人中，都广泛存在;在包括彝族、哈尼族、傣族、白族、黎族、壮族、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等在内的中国西南各少数民族中，也非常普遍。

男根崇拜是男性崇拜和阳刚崇拜的的集中体现，自古如此。人们为什么要崇拜男性、崇拜男根呢？因为崇拜男性就是崇拜男性的阳刚之力和军事战斗力。在古代，由于冲突加剧、战争规模扩大，男性的地位越来越高，男性力量也就是战斗力越来越受尊崇。男性具有阳刚之力，阳具是男人的符号。人们把男性力量、男性战斗力和男性生殖器结合起来，将阳具从男人身体中独立出来，以阳具代表男性，雕塑成石祖，竖立在村庄、街巷，祈求大石祖为族群带来强大的生殖力、战斗力、保护力。石祖就是男性化身、战神化身，象征男根，代表男性;崇拜石祖，就是崇拜男性。因此，祖形器是对男性和男性力量的崇拜，是男性崇拜的集中体现。中国人把男性看成是真阳之身、盛阳之身，阳具更是男性至阳符号。例如《易经》就把男性看成是天、是阳气、是刚性。自古以来，中国原始宗教、巫术甚至道教等，都把男根当做克阴避邪、降妖魇胜的灵物、宝物。那么，男性的阳具的压阴避邪功能也就顺理成俗了。以男根为避邪灵物，往往有多种表现，主要有：

1.供奉避邪。唐宋时期，中国瓷器逐步完成由陶到瓷的技术突破和工艺创新，在此历史进程中，无数匠人毕生努力，付出无尽艰辛，对瓷神崇敬有加。他们往往将成功归功于瓷神，将失败归咎于阴邪恶祟，因此就用阳物避邪求吉，有的供奉瓷神，有的供奉瓷制的男性生殖器象形物，以阳气消除阴邪。这些供奉物件，都叫“瓷供”，实际上就是窑工瓷匠用以避邪的瓷神，既有人形造像，也有且形瓷神即“瓷祖”造像。在河南禹州，这种瓷祖叫压子。“据一些瓷窑匠工的后人传说，旧时瓷窑点火烧窑，在拜完窑神后，要专门供奉瓷祖，并把它悬在窑门一定位置，起镇邪之用，以防止邪鬼野神破坏干扰烧瓷火候，保护窑炉烧瓷成功。”[26]本文统计列举的9处遗存，涉及耀州窑、长沙窑、淄川窑，其清理出土瓷祖都有可能是瓷供避邪用具。其它如汝窑、钧窑、巩县窑、定窑、邢窑、磁州窑等，也都有瓷祖瓷供出土，用于避邪的可能性也很大。

2.奠基镇邪。据史料记载，南北朝时期，先后有6个王朝定都邺城，其中东魏和北齐定都邺城后，大加扩建整修，由于惧怕中原关洛周齐之地王气太盛，其统治者大建佛寺，广立高大佛塔，崇阳镇邪;同时还以长条石代表阳物，加固建筑基础，以高大石柱为大殿梁柱，甚至还雕凿石祖、烧制瓷祖以为阳物，埋入地下作为充实邺城阳气、镇压关洛王气之具。在关中长安的杨坚，是北周的丞相，此时独掌大权，正在谋划夺取皇位。而相州总管尉迟迥断然起兵，从邺城讨伐杨坚谋逆。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杨坚攻毁邺城，斩杀尉迟迥。一些堪舆师、方术师认为此地风水甚佳，对杨坚说，邺城王气太盛，大有压过关中河洛之势。对此，正在气头上的杨坚，十分担忧，因为邺城地处平原，背依太行，交通方便，物产丰饶，易守难攻，400年皇都城建使其成为北方政治中心、经济中心，皇权象征性极强。于是杨坚下令摧毁邺城，断其王气。为毁灭邺城王气，杨坚不仅下令将邺城所有建筑彻底焚烧摧毁，就连建筑基础也连根破坏，象征阳物的高大石柱、柱础全部掘出砸烂，众多佛寺也全部拆毁，目的就是要摧毁邺城阳气、王气，去除心头大患。从此以后一代名都成为废墟，一獗不振，彻底败落，一个北方大都市沦为农村。其实，以祖形器（男根模拟物）奠基建筑城池房屋，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先例。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27]、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28]、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29]出土的陶祖，都出自城墙或城墙脚下，或建筑基址内，都具有崇阳抑邪、奠基永固之意。商周时期使用男性奴隶和雄性牲畜祭祀奠基，不仅只是为了敬神，也有以阳抑邪之意。台湾嘉义县阿里山邹族，在1999年“9·21”大地震后新建大型男根雕塑，祈求预防地震山崩、镇邪禳灾。因此，唐宋瓷祖亦有奠基崇阳、镇邪稳固之意。

3.祛邪求吉。在中国人的哲学思想中，天为阳，地为阴;男为阳，女为阴;活人为阳，死鬼为阴。虽然提倡阴阳匹配、阴阳协调、阴阳和谐，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总是崇阳抑阴，极少崇阴抑阳。人们普遍认为阳为生，为蓬勃向上生气;阴为煞，为肃杀萧条晦气。汉族、壮族都有男人钻过妇女晒的衣裤不吉利的说法，也都属于把女性生殖器视为不祥之物所造成。相反地，则把男根视为吉利、吉祥、避邪之物。在汉族聚居的广大地区，特别是仍沿习土葬的地区，葬礼中抬棺者必须是青壮年男性，意在用青壮年男性至刚阳气阻杀亡者阴气。在皖南的宣城地区，田地里竖有一个石雕和尚像，阴茎被刻意放大，当地人经过这里时，都要瞻拜触摸，或祈神赐得子，或求逢凶化吉，或求祛除晦气;即使无所求，也要图个吉祥平安。因此，在一些地区和民族中，佩戴小型男根象形物雕塑避邪图吉，成为一种常见的做法。民国以前，西双版纳傣族多有佩戴木雕小男根的习俗，少的戴一个，多则成串佩戴，用以避邪。在北方广大地区，如辽宁阜新、朝阳，内蒙古赤峰、通辽、兴安盟，吉林白城等地区，也有一些群众特别是牧民，常年佩带用玉髓、玛瑙、绿松石、煤精石、玉石等各种美石材质雕琢的小男根，用以避邪，大小约3-7公分，最小的长仅2.5厘米。在现代大城市浴室中，也时不时会见到一些男青年戴挂小玉祖入浴。考古发掘中，也多次出土此类小型祖形器，有玉祖、陶祖、铜祖等等，学者们称其为饰祖，即佩戴妆饰用的祖形器，其主要功能也是避邪。在豫中豫西，对男性生殖器的称谓，除了俗语中常见的㞗、屌、鸡巴、压子外，还有一个文雅的称呼，叫“胜”，不仅把动物牡器叫胜，如马胜、驴胜、骡胜、狗胜等，把男人的阴茎也叫做“胜”，其本意即为从肉中滋生、新生。因此，胜即新生、创生，胜即圣物。西王母戴胜，最初所顶戴之胜不是花，而是男根模型偶像。称男根为胜，不仅从语言学上印证了男根崇拜的神圣性，也是古代数千年流传下来的习俗，是中国古代施行男根崇拜、将男根尊为神圣、避邪灵物的真实写照。

（三）压子：压箱底，性教育工具和避邪灵物

压箱底这一风俗，在中国各地，包括中原地区、江南地区、华南地区等都广泛存在，甚至在西南山区、北方草原等方大地区都普遍存在。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江南地区，压箱底风俗更浓。明清时期，江南人家在女儿出嫁时，除了丰厚的嫁妆外，还必须配备一件能起避邪、消灾的陪嫁品作压箱底。这种压箱底的物件，常见的有房中器具、春宫器、春宫画、儿拉爹等等，外藏内露。[30]当然，普通人家，压箱底的物件很少，大多就是一件男根象征物，也就是今人所说的瓷祖、木祖等祖形器。这些压箱底物件，除有上述作用外，更重要的是作为传授性知识的指导工具。明清时期，百姓婚配仍沿习汉魏唐宋风俗，普遍早婚早育，婚配男女大者十七八岁，小者仅十三四岁;至于童养媳，年龄更小。已婚青少年小小年纪，对房事和生育更处在朦胧懵懂的状态，父母公婆们不放心，除言语暗示外，就用这种压箱底的春宫画、祖形器等进行视觉暗示。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压箱底往往是一种古代起暗示引导的性教育指导工具，有时甚至是一对成男女交合状的瓷器，女儿出嫁时，父母把“压箱底”送给女儿示意“夫妻之道”，暗示传授性知识，使青年男女婚后懂得生男育女，传宗接代，早生早育，起着性启蒙教育的作用。压箱底用的瓷祖，当时并不被称为“瓷祖”，直到民国时期，瓷祖这一名称都很少见。各地的称呼并不相同，大都因随民间俗称，很多地方称“瓷屌”，在河南这类器物被称为“压子”;或者，人们就当其为无名器物，大多是悄悄放入，人们既并不明说，也不直接称呼其名。

2000年左右，赣州市博物馆征集到一件制作奇特的客家竹制品，“其结构为：采用一段竹料，长23.4厘米，尾部直径3厘米，头部直径5.5厘米，制作成长圆锥体，尾部有洞，头部用木质固定，然后套进一段长32.5厘米、直径6厘米的竹箱里，形成阴、阳两极的竹筒式盒，通长34厘米。同时在竹筒式盒表面雕刻六圈阴纹，两端各钻有两孔，供穿绳悬挂用。”[31]据客家人老前辈介绍：这器物是从客家祖居地（中原）留传下来的风俗习惯，供女孩子出嫁时，在迎亲轿启程之前，由母亲放到女儿的陪嫁品箱子底下，或放进花轿里边，或放在新衣服的夹缝中，并神神秘秘地告知女儿，到男家以后，把它放置在某个地方，起着避邪、消灾和传授性知识的作用。由于置放在箱子底下，顾名思义称之为“压箱底”。[32]压箱底究竟起源于何时，已无法考证，但客家的祖居地、迁居、定居都是有据可寻的。根据历史记载，从魏晋南北朝直到明清，在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中原汉族为躲避战乱或另谋生路，先后进行了五次大迁徙，移居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海南等地，成为汉民族的八大民系之一。客家人的祖籍地大都为北方豫晋冀鲁各省，以中原地区为中心，今河南省居多。他们虽然远离中原，但在他们身上仍然存在着中原地区的古韵和各种文化及风俗习惯。“其中还有一种沿袭着古中原地区古朴的风俗，即在女儿出嫁时，必须配备一件能起避邪、消灾的陪嫁品作压箱底，而赣南客家人居住在群山峻岭之中，受各条件和材料限制，又没有中原地区专门生产瓷祖的场所，加上赣南山区盛产毛竹和木材，智慧的客家人因地制宜，采用毛竹制成形状逼真的阴阳两极的压箱底代替了“祖”的作用，供新婚夫妻悬挂于床上或床头，但在赣南客家人群体中，压箱底除有上述作用外，更重要的是作为传授性知识的指导工具，使男女婚后懂得生男育女，传宗接代。”[33]以前，汉族人们对此风俗并不在意，也很少有人记录整理。笔者回忆起小时候确实听老年长辈们说过，河南禹州有个神垕窑，是钧窑的一个窑址，民国时代仍生产各类生活瓷器和象生瓷器，瓷制的水果、动物和人体象生瓷玲珑美奂，令人爱怜垂涎，其中就有瓷“压子”，即瓷祖。旧时，不少人家都悄悄放置压子，大多是放在衣箱底部，所以叫“压箱底”，外人很难发现，就连自家人也难得一见。有些人家的压子，是女主人出嫁结婚时，随嫁妆一起进家的，以后数十年间从未公开展示过。这种民俗，在河南民间一般是秘密传承的。20世纪百年间，中国发生了剧烈的社会文化变革，历经辛亥革命剪辫子、放裹足、易服装、改风俗，五四运动倡导科学反对迷信，国民大革命反帝反封建反旧俗，新中国成立移风易俗，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与清朝相比，社会风气和民俗大变革，压箱底这一民俗逐渐没落失传。

在河南，“压子”一词是对男性生殖器的专有俗称。在民间，广大民众虽然对男性生殖器有多种俗称，但在豫中，特别是新密、新郑、登封、禹州一带，人们称呼男性生殖器，使用最多的词仍是“压子”，甚至是一些男子的口头禅和习惯用语，开口闭口满嘴“压子”。汉族民间大都有新婚闹新房、找个小男孩压床的习俗。其时，新郎亲属们在婚床新被褥下放置喜糖、枣子、花生、桂圆、瓜子等，把小男孩放在床上压床，也叫压子，寓意早生、花生、生子、贵子。在有些地方，婚后不育或未生儿子的女子，生儿子心切，认个干儿了，祈求生儿子，也叫“压子”。但是，这里的压子，不是指男性生殖器，与河南话“压子”一词词义完全不同。同时，当今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压子就是鸭子，是以鸟类代称男根，其实大错。豫中方言中的“压子”，不是“鸭子”，既不是指家禽鸭子，更不是指男妓。地处淮河以北的河南北部、中部属于北方，少雨缺水，河湖水塘较少，饲养家禽多为鸡，很少饲养鸭等嗜水禽类。河南方言中，鸭叫做“鸹鹳”，并不称鸭。因此，压子一词，词源词意都不是鸭子;其词义是十分明确的，就是特指男性生殖器，没有任何歧义，男女老少都懂。“压子”这个词汇，究竟起源于何时，无据可考，或许其在中原方言中已经使用传承了数千年。压子一词本义应该是“以男根将女子压在身下生孩子”，简称压子，具有明显的男女交媾、繁衍生子的生殖崇拜之意。因其关键器官是男根，所以用压子替代男根。将男根替称为压子，与直呼男性生殖器俗名相比，既含蓄又文雅。

在中国，1899年甲骨文发现之前，没有男根称“祖”之说，无论学界或是民间，并没有将男根模拟物称为“祖”的说法。明清小说中有将男根模拟物、性工具称为角帽、角先生、银托子等，但这些名词和说法在民间并不流行，知者甚少。将不同材质的男根象形物称之为祖，是古文字学者们发现并释读甲骨文、金文之后的事情，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末郭沫若发表《释祖妣》之后才有的事情。那么，晚清之前，男根模拟物叫什么？唐宋时期，男根模拟物叫什么？先秦时期，男根模拟物又叫什么？甲骨文、金文中有“且”字，但这只是少数贵族和文人的专利，民间和民众对于男性生殖器的称呼，不可能叫“且”。汉族语言文字起源和发生发展地主要在中原、在河南，笔者认为，在古代，至少在豫中地区，各类男根模拟物本来就叫压子，既是对男性生殖器本体的称呼，也是对各类男根模拟物、象形物的称谓。据网民交流，赣南和闽西客家，也有“压子”一词，一些人不懂其词义，经常上网询问。所以，在河南民间，钧瓷中的男根象生瓷，被称为压子，与男根本相被称为压子，其词义是相通的。由此，新石器时代，如偃师高崖、荥阳楚湾等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陶祖，新密古城寨等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陶祖，方城八里桥等遗址出土的二里头文化陶祖，郑州二里岗、郑州小双桥等遗址出土的商代陶祖和石祖等，或许不叫且，就叫压子。唐宋以后直到明清，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窑口，诸如汝窑、钧窑、巩县窑、定窑、邢窑、磁州窑等，都有瓷男根生产，在当时它们的名称当然不可能叫瓷祖，很可能与同时代民间的称呼相同，就叫“压子”。其寓意：一是消阴避邪，二是压子求子。否则，到清末民初时代，人们不可能突然造出一个既把男性生殖器叫“压子”，又把瓷男根叫“压子”的新词汇来。2015年7月，日本横滨国际拍卖公司上拍元代钧窑瓷祖1件，哄动一时，当时，在拍卖名录上拍卖商并没有将其定名为瓷祖，而是定名为瓷供。这样的定名是谨慎的、正确的，因为此器实为存世罕见的元代钧窑“压子”，是中原民间俗语“压子”和供奉压子、祈求压子民俗的实物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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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楚天佑（1964.05-），男，汉族，河南省郑州市人，本科学历，198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现任职于南京市税务局，调研员，历史研究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男根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