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安徽省位于中国中东部，是最具活力的长三角组成部分。历史上安徽与江浙沪为一体的江南区域关系密切，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化相通。明清时期，安徽经济、文化都对长江中下游地区产生重要影响。从历史维度出发，安徽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有较强的地缘人缘优势和较高的历史文化认同感。发挥好历史文化认同优势，构建长三角人文生态圈，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安徽;长三角;区域历史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调研时指出，“安徽要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安徽濒江近海，外承沿海地区经济辐射、内拥长江水道黄金经济带，正是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的重镇。安徽与长三角其他省市历史渊源颇深，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情感。长三角一体化建设成为安徽发展的重要机遇。梳理长三角区域历史文化脉络，培育长三角区域文化认同感，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一、政治：安徽——历史上江南的一部分

长三角一体化的雏形，在历史上已有显现。安徽曾是江南省的一部分，与江苏、浙江、上海的全部或者部分区域，曾同属同一个政治管理区域。

元朝至道三年（997年），朱元璋在占据的地方建立了江南行中书省，治所在应天府（今南京），管辖江苏、安徽、上海等地。明洪武元年（1368年）改置中书省（京师）。朱元璋定都南京，将江苏、安徽凤阳、浙江嘉兴一带都划入首都直辖区。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迁都北京，北京成为京师，为与北直隶相区分，将南面的京师称为南京，又称南直隶，区划范围与今江苏省、安徽省以及上海市二省一市相当。清朝入关后，顺治二年（1645年）改南直隶为江南省。清初江南省区域广大，“江南，府一十四，州一十七，县九十六”“东抵海，东南抵大海，南抵浙江界，西南抵江西界，西抵湖广界，西北抵河南界，北抵山东界，东北抵山东界”[1]。江南省的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江苏省、上海市、安徽省全境以及江西省婺源县、湖北省英山县、浙江省嵊泗县。

江南省是中国历史上的钱粮大省，风流俊赏、冠盖如云。“而江南雄长诸省也，亘江淮扼荆楚而接中州，环瀛海而引闽越，洵寰宇之要区，国家之外府，声名文物之渊薮。[2]”江南省每年上缴赋税占了明朝总赋税的三分之一，每年参加科考的人才，也有一半来自江南省。然而地域广袤、物华天宝既是优点，但却成为清朝王权统治的难点。一方面，江南省离京师较远，且地域范围广，清政府管理难度较大。另一方面，江南省经济总量高，且人口稠密。富裕的江南省很容易诞生一方诸侯。

清统治者为巩固王权统治，于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将江南省从纵向划分为左右两半，江苏与安徽都横跨了淮北、江淮和长江以南三大地貌区，达到有效消除地方割据隐患的目的。“江南右”取江宁府、苏州府首字，改称为江苏省。而“江南左”取安庆府、徽州首字，改称为安徽省。江苏和安徽由此而来，此时上海还是江苏松江府的一个县。安徽在江南省有较高的区域影响力。光绪时期的安徽官员在总结历史上江南省内安徽、江苏分合后，认为“安徽负江淮之胜，面潜霍之势，合岳渎之雄邦也。三国六朝矜喉，控制文武材用，政治盛衰，为天下安危所系，与中原交错而提掣之”[3]。

二、经济：徽商——江南经济圈的主要动力

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1976年在《全球大都市带体系》一文中将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都市密集区划为世界六大城市群之一。长三角在历史上的回眸掠影便是明清时期的江南。从康熙首度南巡后写下的“东南财赋地，江左人文薮”中可见一斑。

而富裕江南之中，安徽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谢肇淛《五杂俎》卷四中称，“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汤显祖在《游黄山白岳不果》序中，“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从“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可见当时徽州当地商业经济的繁荣。

“财赋江南”“新安富室”离不开当时的企业家群像——徽商。徽商成为一个现象级的存在，有其自身历史文化渊源。道光《徽州府志》记载，“田少民稠，商贾十之九”“农十之三，贾七焉”“以货殖为恒产”。一是皖南多山地丘陵，人多地少，传统的农耕模式不能满足生产发展的需要，因此多从外出经商寻求出路。二是物产丰富，优质特产和手工业品众多。唐宋时“澄心堂纸、汪伯玄笔、李廷珪墨、旧坑石砚”广富盛名，被誉为新安“四宝”。此外，茶叶、棉布、木材、漆等产品品质高。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及手工业品成为徽商发展的资本来源。三是水陆交通便捷。安徽水上航道（线）发达，安徽境内416公里的长江干流称之为“八百里皖江”，这些航道（线）直接与长江航线相联通。徽商以此建立了发达的水运交通线——徽饶水道与徽杭水道。徽饶水道成为徽州与饶州（今鄱阳县）之间商业往来的重要通道;徽杭水道被誉为水上商业之路，由新安江—钱塘江构成，沟通了徽商桑梓地徽州与江南繁华地杭州。此外，徽商还建立了徽杭古道、旌浙古道等15条府际陆地交通古道。徽商通过发达的水陆交通线实现货物往来，财富流动。

徽商在当时的商业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成为江南商业发展、资本流动的主要动力。依靠便捷的水运交通，长江流域成为徽商的主要活动地，尤其是在当时经济最发达的杭州、扬州、南京和松江（上海）等地非常活跃，形成了“无徽不成镇”的局面。陈去病的《五石斋》中记载：“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可见徽商对扬州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徽州和杭州共饮一江水，也有较深的历史渊源。黄金水路新安江从徽州过钱塘，流入大海。徽商许多货物由徽杭水道新安江—钱塘江通抵杭州，顺江东下浙江各地。“南宋偏安杭州，大建宫殿所需的木材有的是从徽州砍伐，顺新安江东下经严州运去。[4]”杭州与徽州地缘相近，水陆交通便利，杭州成为徽商聚集的重要场所。历史上众多的徽州人通过新安江水道来到杭州经商致学，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便是在杭州开启了他的政商传奇。徽商从杭州获得巨大财富的同时，也潜移默化的影响了杭州，尤其化育了杭州的商业文明。“浙商风行天下，其精神源头可以追溯到徽商。[5]”

三、文化：多元融合——人文交流异彩纷呈

安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积淀厚重、且影响深远。早在先秦时期，淮河流域就创造了中华文明史上学术纵横、群星璀璨的高峰。黄河中下流、中原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的各类文化于此交流交锋交融，“汝颍奇士、谯沛俊彦、邹鲁儒士、涡淮道家各展其长，管、老、孔、墨、庄、孟的思想光照千古，构筑了中国的‘文化中原’”[6]。哲学史家劳思光说：“南方哲学思想之代表，即为老子庄子之学说。”

安徽传统文化呈现出多元融合、开放包容的特点。吴头楚尾的皖江地区，随处显现出中原文化、淮河文化与楚文化、吴越文化等交流融合的痕迹。处在江南文化圈的皖南文化对江南地区的影响也较为深刻。在某种意义上说，皖南是最传统的江南。杨国荣在《江南儒学：长三角的文化之维》中说，“南方经学较北方更侧重创造性的方面。……吴派可视为比较偏重学术者，皖派则同时侧重思想的层面。……江南儒学一方面以乾嘉学派为主流，另外一方面又包含处于边缘地位的桐城学派。[7]”作为通俗文学之一的徽剧在明清时期得到快速发展。徽州每逢年节有演戏的风俗。徽商富商巨贾在扬州、南京、宿州等地畜养家班。徽剧与汉剧相互融合，兼收昆曲、秦腔以及其他民间曲调的唱腔、剧目和表演方式，形成了京剧。“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的徽派建筑，也影响了众多建筑流派，成为中国面向世界的符号。

安徽人才辈出，近代就有胡适之、陈独秀、戴安澜等一大批杰出人物。这些人才在地域流动中不断输出安徽传统文化。徽商在江南地区的活动，推动了江南经济和市镇的发展，使得江南的文化和教育事业更进一步。很多江浙的名人祖籍都在徽州，祖辈把他们带到苏沪一带长大，将徽州程朱理学、传统教育、人格和家训等。此外，外籍人在安徽的也数不胜数。《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曾留寓芜湖，写了不少芜湖的人和事。汤显祖的千古名作《牡丹亭》也是创作于此。李白一生走遍名山大川，从仗剑去国到绝笔当涂，先后五次来到安徽，安庆、铜陵、马鞍山、芜湖、宣城等地留下了李白的“诗仙之路”。

四、新机遇——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建设

居国之中的安徽，既是地理分野地，又是文化大熔炉。风云于此际会，人文于此闪耀，商业于此兴旺。内陆经济时期，安徽由于耕地面积多，人口密度大，整体经济比长三角中的江苏、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浙江稍发达，徽商一时风头无两。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安徽经济也不落下风。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走向世界，大陆型经济转向半海洋型经济，安徽由于地理位置和政策原因，经济发展缓慢于江浙沪地区。

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将安徽、江苏、浙江加上海三省一市全部纳入到长三角范围内，力度之大前所未有。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统筹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2021年《安徽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安徽将着力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深化重点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自贸试验区建设，推进更高水平开放等。”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体现了国家尊重区域经济发展规律;安徽省全域加入长三角，标志着安徽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由“全面参与”迈向“深度融合”。长三角扩容发展成为安徽面临的新机遇。

首先，有利于提升安徽发展层级。通过区域内更高层次对外开放、持续放宽市场准入等，安徽将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和集聚配置要素资源，进一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发展能级。其次，有利于增强发展动力。国家要求把长三角地区打造成为全球创新的高地，安徽科技创新优势将进一步凸显，通过打造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可以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最后，有利于优化发展环境。借助区域一体化政策红利，依托三省一市基础设施、产业分工、市场体系、公共服务等全方位融合的契机，有助于安徽补齐短板、夯实基础，打造更加优质的营商环境。

同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也离不开安徽。第一，安徽加入长三角一体化建设极大地拓展了长三角的发展腹地。第二，科技创新基础扎实，安徽拥有一大批重点科研院所、高校和大科学装置，能够增强高水平科技供给能力，推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第三，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不断为江浙沪地区输送高素质劳动力人才。此外，安徽也分担了长三角地区电力输出、环境改善等方面的压力。

如今安徽发展势头强劲，处于长三角和中部战略双覆盖的要地，省际地位正在呈现不断崛起的态势。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抓住长三角一体化建设的重要机遇，安徽一定会再现历史的荣光。

五、认同感——培育长三角区域文化

“区域的发展离不开三大关键要素：基因、契机和生态。[5]”长三角三省一市本身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建设、高质量发展，不能忽视一体化文化生态的认同培养。“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对长三角城市群来说，最怕的就是“进了一家门，也不是一家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大特区中，深圳走在前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打造了特区发展的认同感，形成了“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共识。

目前，长三角区域建设围绕“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取得一系列成效，交通互通互联、公共服务便利化、产业协作向深推进、科技创新携手向前。同属长三角一体化建设区域仍有“你”“我”之间的泾渭分明，缺少某种地域相关的共同荣誉感和使命感。在打破行政壁垒、打通人流、物流、资金流的同时，培育地缘人缘优势之上的区域认同感，构建人文生态一体化的区域文化也愈发重要。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要“强化区域联动发展”，要“继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共同打造江南文化等区域特色文化品牌”。2022年6月7日，省委书记郑栅洁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要提升安徽文化认同，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打造一系列优秀文化品牌、文化工程、文化产品，持续增强安徽文化的整体影响力。”

高度的区域认同感是维系一定地域内的群体凝聚力、向心力的纽带，是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长久动力。构建区域文化的认同感，要充分发挥安徽文化在长三角文化精神中的作用，以历史上江浙沪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商贸往来频繁构建江浙沪皖文化共性根基夯实历史人文基础;以徽学、徽商、戏曲等文化积淀挖掘传承江南文脉、打造江南文化品牌;以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伟大序幕——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联手敢于冒险的浙东文化;以广迎四海百折不挠——开放进取的黄山松精神对接开放国际化的海派文化;以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农民工精神牵手勤劳、温和的淮扬文化。从长三角区域优性文化的科学融合破题，提升区域文化认同，进而推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制度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大清会典·康熙朝》卷十八《户部二》：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711-721册），第683页。

[2]《江南通志序·康熙甲子孟夏吉旦巡抚安徽宁池太庐凤滁和广等处地方提督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薛柱斗撰》。

[3]《安徽通志序·光绪三年安徽布政使司布政使绍诚撰》。

[4]叶显恩.试论徽州商人资本的形成与发展[J].《中国史研究》，1980（3）;106页。

[5]王志纲.为什么是安徽[EB/OL].《正和岛》专栏.https：//mp.weixin.qq.com/s/AqM2rw6S76z_jftuik3Ncg.html，2019-12-08。

[6]黄伟.安徽传统文化的特点[N].《安徽日报》，2019年3月15日。

[7]杨国荣：《江南儒学：长三角的文化之维》，载《长三角文化论丛》编委会编：《长三角文化与区域一体化：2019年“长三角文化论坛”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61。

基金项目：本文系阜阳市2022年社科规划课题（项目编号：FSK2022072）阶段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韩红梅，女，汉族，安徽阜阳人，中共阜阳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资料信息科科长，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区域文化。

袁方园，女，汉族，安徽阜阳人，中共阜阳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四级主任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