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龙山时代诸多考古遗址中，有63处遗址出土或遗存陶祖、石祖等各类祖形器，器型大体上可分为古拙写意、具像写实、具像写意和巨型雕塑四种类型;其中，新密造型、长安造型、南召造型、昌乐造型是其四种突出造型。其用途寓意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生殖神灵。祈育求子是其主要用途，是人类生存和繁衍本能观念的体现;是中国人以阴阳和谐、阴阳互补为主调的阴阳哲学世界观，在生殖崇拜造像上的反映。二是祖先崇拜的象征物。祖形器是男根象形物，是祖先之象征，男根即祖先。三是血缘根胻和种胤的象征。祖形器是父亲之化身，人类种子象征;以男根为根基和根胻，象征根祖相连、根基永固和家族种胤血脉永续。四是英雄崇拜的象征物。祖形器与父权、族权、军权、神权等由男性掌控的家族权力和公共权力具有密切关系，是男性崇拜和英雄崇拜的象征物。

关键词：龙山时代;祖形器;男根崇拜;生殖神;男性崇拜

本文在笔者拙文《龙山时代祖类器的时空分布统计分析》[1]的基础上，继续对全国各地出土的龙山时代祖类器之器形大小、器形分类、主要特点和用途寓意进行分析。

一、器型大小

龙山时代出土祖形器和类祖形器的63处遗址，66组祖形器样本，以10厘米、20厘米为界限，划分为小、大、中、巨四类。长度9.9厘米以下者，为小型器物;长度10—19.9厘米之间者，为中型器物;长度20厘米以上者，为大型器物;大型男根雕塑，列为巨型石祖。

（一）小型器

出土小型祖形器的遗址共17处，占比为27%。分别是：湖北天门邓家湾、陕西华县泉护村、广西邕宁坛楼、广西钦州独料、青海乐都柳湾、湖北天门肖家屋脊、安徽蒙城尉迟寺、河南淅川下王岗、湖南澧县孙家岗、黑龙江梅里斯屯北湖、江苏南京锁金村、陕西长安镐京观、浙江杭州水田畈、广东紫金在光顶、甘肃天水西山坪、河南新密古城寨、山西襄汾陶寺。青海乐都柳湾墓地采集的人象形陶祖彩陶壶，具有生殖崇拜意义，亦统计在列。

（二）中型器

出土中型祖形器的遗址8处，占比为13%。分别是：甘肃临夏州博物馆、河南新乡、浙江余杭南湖、湖北天门肖家屋脊、江苏邳州大墩子、广西百色坎屯、山西襄汾大柴、甘肃武山县。黑龙江梅里斯屯北湖出土2件陶祖，其中1件列入中型器。

（三）大型器和巨型雕塑

归类统计发现，龙山时代祖形器和类祖形器仍以小型雕塑器物为主，但也出现了大型雕塑及大型男根象征器物。其中，出土20厘米以上大型祖形器的遗址4处，占比为5%;分别是：河南南召板山坪南河遗址（大型石祖雕塑）、湖北秭归中堡岛、海南保亭毛道村。广东紫金在光顶遗址出土2件陶祖，其中1件列入大型器。

巨型男根雕塑遗址3处，占比为5%，分别是：河南南召板山坪小街遗址（巨型雕塑）、河南南召板山坪南河大石祖、山东昌乐崇山石祖林。

（四）形制器型不明

因发掘报告记录不详、发掘报告未发表等诸多原因，器型大小不明、形制不详，此类形制不明的出土祖形器遗址有32处，占比高达51%。分别是：山东栖霞杨家圈、山东潍坊鲁家口、山东潍坊姚官庄、山东淄博张店区浮山驿、山东茌平台子高、河南信阳三里店、河南信阳南山嘴、河南夏邑县马头、河南卢氏西照、陕西宝鸡关道原、陕西临潼康家、陕西长安客省庄、陕西神木石峁、陕西黄陵桥山、甘肃会宁牛门洞、甘肃舟曲上坝子、甘肃临夏张家嘴、甘肃古浪朵家梁、湖北郧县青龙泉、湖北枝江关庙山、湖北十堰唐湾、湖南安乡度家岗、湖南安乡汤家岗、河北涿鹿蚩尤兵寨、河北蔚县筛子绫罗、内蒙古准格尔大口、广东增城金兰寺、广西隆安大龙潭、广西横县江口、广西贵港京屋村、广西百色革新桥、云南大理金圭村。

二、主要特点

统观龙山时代的出土祖形器，类型丰富，形制各种各样，有大有小。根据器型大小和残器残长判断，小者如澧县孙家岗墓中出土的玉祖，长度仅2.65厘米;钦州独料陶祖，长仅4厘米;华县泉护村陶祖，长仅4.5厘米;乐都柳湾陶祖，长仅4.6厘米;淅川下王岗出土的3件陶祖都不大，其中一件长仅4.6厘米。大者，如河南南召板山坪南河遗址、湖北秭归中堡岛、海南保亭毛道村出土的石祖，广东紫金在光顶出土的陶祖，长度均在20厘米以上。南召南河遗址出土的大石祖，不仅形象逼真，而且器型巨大，长80厘米，直径35厘米，仅其龟头部分即长达15厘米;海南保亭毛道村大石祖，由花岗岩打制加工而成，长达32厘米，直径12厘米;广东紫金在光顶出土的陶祖，虽然仅余阴茎头冠部分，但残长4.5厘米、直径达7厘米，估计原器物总长在20-30厘米。经统计对比、综合分析，龙山时代祖形器雕塑艺术主要呈现三个特点：

一是材质多种多样。从材质看，仰韶时代出土的祖形器，材质比较少，只有陶、石两种，且以陶祖为主，29处遗址，出土石祖者仅5处，占比仅为17%，其余皆为陶祖。或许因为年代久远，木制品容易腐朽，在仰韶时代祖形器中，未发现木祖。龙山时代祖形器，材质增多，不仅有陶祖、石祖，而且还出土了角祖、木祖。由于生产力水平提高和雕塑技术的进步，龙山时代祖形器中，石质材料比例明显提高，63处遗址中，共有25处石质祖形器样本，占比达40%。

二是器物类型丰富，以具象写实圆雕为主。从塑造技法看，大体上可分为捏、贴、堆塑和泥条盘筑等方法。塑造方法主要是用泥块泥条直接捏塑成型之捏塑法。圆雕、贴塑、绘画与贴塑结合的绘塑法等多种雕塑手法综合运用。从器物类型看，65处遗址出土的祖形器雕塑品，100%都是人工雕塑或捏塑的具象圆雕。

三是具象写实和抽象概括相结合。龙山时代雕塑技艺不断发展完善。从裴李岗时代、仰韶时代早中期祖形器的随意、稚拙、意像、神似，到仰韶时代后期和龙山时代，祖形器雕塑技法逐步提高，发展到器型规整、写实、具像、夸张、写意，写实与写意相结合，具象与抽象相结合，造型丰富，制作技艺和水平逐步提高。同时，圆雕、贴塑、绘塑等多种艺术手法互相结合，自如运用，逐步发展到将祖形器艺术化，男根艺术形象以各种形式丰富多彩地予以表现。

四是大型男根雕塑、巨型石雕异军突起。出现了河南南召板山坪南河遗址巨型石祖雕塑、河南南召板山坪小街遗址巨型石祖雕塑、山东昌乐崇山石祖林巨型石祖雕塑群雕。

三、器型分类

具体地说，其器型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古拙写意型

笔者在考察仰韶时代祖形器时发现，仰韶时代早期祖形器大都造型古拙，以写意为主，器形制作并不讲究形象逼真。这类祖形器，基本上都是泥质红陶，模仿男性生殖器形状，以写实手法手工捏塑而成。[2]综合比较发现，龙山时代的一些出土祖形器，也呈现出古拙写意的明显特点。这些祖型器，以石祖居多，大都利用石头的天然形状、纹理，加以加工和巧妙利用，形成神似写意、形神兼备的特点。这一类型的祖形器，主要有：甘肃武山县石祖和陶祖;河南新乡石祖;浙江杭州余杭南湖角祖;湖北天门肖家屋脊石祖;湖南澧县孙家岗玉祖;湖北十堰唐湾石祖;广西百色砍屯石祖等。如湖北天门肖家屋脊石祖[3]，长12厘米，扁圆状，通体磨光，巧妙利用石头的自然形状进行艺术加工，前端利用石头的天然筋线形成冠头沟和冠状沟盘脉，前端巧妙利用石头自然纹理形成的椭圆形圈，酷似男根龟头和包皮，自然纹理与人工雕琢完美结合。百色坎屯遗址出土的2件石祖[4]，制作工艺稚拙，一件残损，仅余龟头部分;完整的一件，呈纺槌状，中间粗两头细，一端琢磨出浅凹槽，形成明显龟头。余杭南湖出土的良渚文化角祖[5]，利用骨角的自然形状，在骨角的细端雕琢出龟头，保持骨角本身的形态，形成细长的棒形骨祖，虽不够逼真，但却不失祖形器样貌。东北地区在龙山时代仅有齐齐哈尔梅里斯屯北湖一处遗址出土2件陶祖[6]，1件略小，长6.7厘米;另1件略大，长10.8厘米，呈向下弯曲状。2件陶祖均制作粗糙，烧制火候不高，反映出其居民制陶工艺和社会阶段尚处于原始落后状态。

（二）具像写实型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雕塑工艺技术的进步，龙山时代祖形器制作工艺技术普遍提高，工艺细腻、制作精美的具像写实型的祖形器成为主流器型。陕西华县泉户村陶祖、湖北天门肖家屋脊陶祖、安徽蒙城尉迟寺陶祖、江苏南京锁金村陶祖、浙江杭州水田畈木祖、广东紫金在光顶陶祖、甘肃天水西山坪陶祖、河南新密古城寨陶祖和甘肃临夏张家嘴石祖，等等，都是这类具像写实器型的代表。新密古城寨陶祖[7]泥质磨光黑陶，不仅制作细腻且通体磨光，器型呈扁圆柱体，祖首龟头呈斜圆形，扁顶部钻有一小孔，首下有一圈凹槽，将茎体与龟头分隔开，根部渐粗，微妙微肖地塑造了松弛状态的男根;原似有底座，但已残失，十分写实。这类陶祖，均出自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具有鲜明的中原特色，因此笔者按其出土地将其命名为“新密造型”祖形器。华县泉户村陶祖[8]，用泥质灰陶仿真塑造，在龟头顶端刻划出尿道沟，龟头圆润光滑，比例准确和谐，形象逼真。肖家屋脊陶祖表皮残损剥落，龟头部位完好无损，龟头的制作细腻入微，尿道外口微妙微肖。尉迟寺陶祖[9]用夹砂红褐陶制作，呈圆锥体，茎体部分筋脉凸起，形成凸棱，龟头写实，整体呈勃起状，坚挺有力。南京锁金村陶祖[10]断残，仅剩龟头和小半段茎体，但其制作精细，形象非常逼真。天水西山坪陶祖用泥质红褐陶制作，龟头似锥头，仿真处理形象逼真。考古学家傅山泉对本世纪五十年代在新乡一处考古遗址龙山文化层中发现的一件石祖作介绍说：“该石祖呈不规则柱状锥形体，长10.3厘米，根径4.7厘米，首部3.5厘米。根部1.5厘米处磨制出两条纹带环绕，中部一条0.4厘米处各磨制出一条纹带环绕，纹带意图是为展现男根外皮的皱折纹。其质是一块青石的自然造型磨制加工而成，周身还留有磨制时的痕迹，造型十分形象逼真。”[11]

（三）具像写意型

这种类型，是具像型祖形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与具像写实型没有本质区别。其主要特点是：在具像造型的基础上，对器物进行了适当的、程度不同的夸张。主要有：河南南召板山坪乡南河大石祖、陕西临潼康家陶祖、陕西长安客省庄灰陶祖、陕西长安镐京观采集的陶祖。南召南河大石祖，由一农户在翻建房屋时挖出，“直径35厘米，长80厘米的小型男根雕塑，其龟头部分长约15厘米，中间较粗，呈勃起状。此雕塑用青石雕凿开，阴茎为石青色，肌理丰富，凿点清晰，这些凿点不同于汉画像石用铁簪雕刻的手法，而是用其它手段砸凿的，明显感觉到规律性不同。龟头部分却很光滑，是经过了打磨抛光处理，涂沫有朱红色，色彩依然可辨。整个雕塑采用极写实的手法，连阴茎上盘键结构刻画都十分到位。”[12]临潼康家陶祖、长安客省庄灰陶祖、长安镐京观采集的陶祖，虽然器物大小不一，但外形大同小异：根部有一底座，圆形茎体，龟头前端刻划有尿道外口，龟头夸张放大，大于正常龟头却又不失逼真，形成一个伞状蘑菇覆盖于茎体上，具有较强的艺术效果。这类陶祖，均出自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因此笔者将此类祖形器按其出土地命名为“长安造型”。“长安造型”可上溯至仰韶山时代的高陵杨官寨陶祖，是杨官寨陶祖的直接继承者，具有鲜明的关中特色。

（四）巨型雕塑型

21世纪以来20多年间，在河南、山东等省陆续发现了一些史前生殖崇拜遗迹，其中一些属于巨型男根雕塑，主要有：河南南召板山坪小街遗址巨型大石祖、河南南召板山坪南河遗址巨型大石祖、山东昌乐崇山石祖林。这类大型石祖雕塑均远离现代都市，器形高大，工程浩大，非少数个人所能为之。南河遗址巨型男根雕塑遗迹，为一深入泥土中的巨大石柱，直径2米，残高1.5米，原高度约达5米。小街遗址巨型男根雕塑直径约两米，高出地面1.7米，它的茎体主干大部分被山坡上冲刷下的泥土覆盖，仅余龟头和阴茎体的上半部分露出地面，其中龟头部分顶端有尿道孔，龟头下端刻有丹状窝，龟头与阴茎连接处刻有凹槽。在阴茎背面上端凿有直径5厘米的两个圆窝状槽，呈上下斜向。整个造型结构，刻画到位，线条清晰，比例准确，采用的石头质地和周边的卵石一样，就地取材，石质粗糙松软，根部有风化现象，呈褐黄色.整个雕塑用完整的一根长型鹅卵石雕凿，手法写实、粗犷，浑然一体。这类巨型男根雕塑，造型高大，男女阴阳相对，具有鲜明的南召特色，笔者将其命名为“南召造型”。

昌乐崇山石祖林位于昌乐县营邱镇阿陀村崇山山顶，崇山不高，海拔仅177米，面积大约900平方米，残存有大大小小石祖近百个，小的两三吨，大的有七八吨。现存石祖主要分布在北小区的西半部分，虽多已残毁，有的拦腰毁断，有的只剩根茬子，但根部多数还深埋于原处。从石祖残存断痕的风化程度分析，早在汉唐以前就被破坏。现存较完整的一根石柱，安置在此小区的最南端，高约3.8米，呈圆柱状，直径约1米，周长2.7米。该石祖顶端龟头处虽经千年风雨的侵蚀，已有残缺和破损，看上去却依然傲勃雄健，气度不凡，昂扬着一股阳刚之气。令人称绝的是，石柱西侧背荫处，有道直上直下呈槽沟状的裂缝，形神逼真酷似男性生殖器的输精管，雕刻十分精细，虽然经过了4000年风雨的侵蚀，血管脉络仍清晰可见。另外残存的石祖亦呈圆柱状或近似圆柱状，直径有的大到130厘米，小的有50厘米左右。均系坚硬的黑色火成岩雕成，亦呈圆柱状或近似圆柱状，根据比较完好的一件石祖分析，直径130厘米的石祖，完整时可能高出地面五米以上，规模之雄伟，工程之浩大，技艺之精湛，实为世所罕见。北小区东边横放着一石祖的根基部，残高约100厘米，显得弥足珍贵。古人凿好安置于地面的底部保存较好，残存的输精管和睾丸逼真生动。这类巨型男根雕塑，造型高大，傲勃雄健，具有鲜明的昌乐特色，笔者将其命名为“昌乐造型”。

综上所述，在龙山时代四种类型祖形器中，根据突出特点、雕塑造型、地域特色等，可归类出新密造型、长安造型、南召造型、昌乐造型四种特点鲜明的祖形器造型。

四、用途寓意

（一）祖形器是生殖神灵，祭祀崇拜祈育求子是其主要用途

从龙山时代祖形器的时空分布统计分析可知，龙山时代出土祖形器遗址达63处，遍布全国18个省区。从地域看，龙山时代祖形器遗址主要集中分布在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在中原、关中、江汉平原、汉江上游谷地和广西桂南平原地区，呈现出明显的集中连片分布特点。可以说，在龙山时代已普遍存在男根崇拜原始宗教，男根崇拜已是满天星斗，遍地开花，在中国广大地区男根崇拜已经是一种比较普遍存在的原始宗教和文化现象。

从器型看，一些出土祖形器带有底座，如属于长安造型的临潼康家陶祖、长安客省庄陶祖、长安镐京观陶祖;属于“新密造型”的新密古城寨陶祖、蒙城尉迟寺陶祖、华县泉户村陶祖，甘肃武山出土的陶祖和石祖等等。这些祖形器，底座有方有圆;加上底座，便于将祖形器置放、安插于某处固定位置，具有明显的崇拜祭祀祈愿意味。南召南河遗址大石祖，虽然不带底座，但其长达80厘米，重达百余斤，通体涂沫有朱砂红，崇拜祭祀和祈子之意不言自明，应为祭坛之物。其出土地点在祭祀区之内，也可能是与南河生殖崇拜主体布局相呼应的辅助造型群中的一个物件。天门邓家湾陶祖出土于祭祀区，用于祭祀祈愿应可确认。

考古发掘出土的大中小型祖形器，留给后人的信息太少，只能根据有限信息判断其用途寓意。但是，龙山时代大型男根雕塑的陆续发现，无疑带来了丰富的生殖崇拜和男根崇拜信息。南召小街遗址巨型男根雕塑直径约两米，高出地面1.7米，估计整体高度约达5米左右。根据地面生殖崇拜雕塑—般都有对偶性这一特点，顺着它所指的方向寻找，没有发现相对应的雕塑遗迹，但在几里开外是远处群山的轮廓，男根指向对应的那座山，有两座山峰，中间形成了一个山凹，以这个山凹代表女阴。“它目的明确，就是寻找一个对应的‘母山造型’，它的设计特点是把天然形似和人工雕塑图腾联系起来，在理念上形成一种完整统一，从而达到祭祀的目的。”[13]

如果说南召小街遗址以山凹代表女阴有些勉强的话，南河遗址人工雕凿的男根、女阴遗迹，展示了一幅生动的生殖崇拜画面。南河自然村位于两山之间的谷地，一条小河和公路穿村而过，村东西两边200米对峙着“公山”“母山”。两山之间，分布着母山雕塑、沐浴潭，公山男根雕塑、祭祀台和其他辅助造型。“在母山的正下方，也就是面对公山的正面角度，一个高7米，宽3米左右呈张弛状态的女阴雕塑图腾挖嵌在石壁上，保存非常完好。在认真观察其细部后发现，母山下方正中间位置进行了多方面加工，是人工雕凿而成的，由拓宽、扩高、凿深、雕琢、刨光打磨、填充、镶嵌等多种技法制作而成。洞口周围石壁上做了大量的皱纹肌理雕凿，洞内壁做了打磨抛光处理，其结构也按写实方法雕凿。”[14]从母山遗迹对应的公山坡地，有一个顺势而起的土台阶，高出地面4米左右，残存面积约20米×20米，其高台状十分明显，其正上方就是男根遗迹，他们浑然一体，经考证是祭祀台。男根雕塑遗迹为一深入泥土的巨大石柱，直径为2米，高出地面1.5米，它与母山遗迹角度为正东西向，对应得非常准确。在它旁边的杂草中，横卧着两个同样粗的横断残存石柱，是断残的男根和残留的睾丸。根据“男根”横截面积推算，高度应在5米以上，这么大的石柱是用多个横断石柱垒接起来的。每块断石约两立方米，只能是用原始的建桥墩方法，先用土围平第一块石柱，然后在第一层上搬运第二块石头垒上，以此类推，每块石柱重约两吨，工程之大，非少数人所为。以中轴线为主导作用的环境设计理念，建造出母山的女阴雕塑，对应的公山男根雕塑、祭祀台等造型，与华夏民族传统的祭坛建筑、王宫建筑审美模式相吻合，体现了宏大的庄严感、崇高的虔诚感和神圣的仪式感，生殖崇拜原始宗教在这里完整体现。孙保瑞认为：男根建在了整个遗址的主体位置，而祭祀台和男根建造在一起，更是对主体的烘托。同时，利用两个遗址之间200米×500米的空场地，以作为人群集会的大型活动场所。整个遗址地势东高西低遥相呼应，是一个主体明确的大型生殖崇拜图腾和宗教祭祀场地。为了使两山的雕塑与周围环境大小比例协调，古人把母山遗迹进行拓宽、扩高处理，同时公山的男根雕塑建造直径达两米，以造成视觉上的震撼。在男根旁边发掘出的石质男根，证明了当时还有更多的与主体布局相呼应的辅助造型群。[15]对此，笔者实地考察后亦深表赞同。

崇山石祖林所在地地名曰崇山，又名丛山，当地人称庙山，海拔仅177米，与其说是一座山，还不如称它为一道岭。因它实在没有山的嶙峋峭拔之状，无陡峭之坡，无崎岖之路，更无险峻之峰。其实，崇山之崇，并不是指山的高峻之意，而是崇拜之意，因祭祀崇拜而得名崇山。因山上有石头雕塑的男性生殖器而闻名。现代人称为石祖;当地人直呼其为“石屌”。其崇拜祭祀的对象，就是这些大石祖，自古以来就是人们瞻仰祭祀崇拜的一方胜地。在《太平寰宇记》、《隋书·地理志》、《水经注》中注称之为“丛角山”;《金史·地理志》、马端临《文献统考·舆地考》称之为“聚角山”。角者，其实就是男根的又一雅称。聚角山，显然就是石男根聚集之地，名符其实。

刘凤君考证，崇山石祖林是父系氏族社会的男性生殖崇拜物。“这是一些特殊的男性生殖器大型雕刻艺术，只有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才可能产生。龙山文化时期正值父系氏族社会发展的盛期，对人类增长的渴求促进了对男性生殖器的狂热崇拜，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雕刻大型的男性生殖器艺术，应在情理之中。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对性的掩饰遮盖住了性文化艺术的发展，仅在一些隐蔽而不公开的场所能见到一些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小型男性生殖器雕塑艺术。”[16]4000多年前，营丘乃东夷文明中心之一，崇山“石祖”是东夷文明盛期的产物。崇山是远古时代东夷民族的祭坛遗址，每个氏族树立一根石祖代表自己的氏族留种传宗、生生不息。“石祖”雕塑在世界各地多有发现，但形体如此巨大、群体如此集中、造型如此逼真的崇山“石祖林”确属世界奇迹。

据昌乐县志记载，民国时在崇山上还有九座大庙，有娘娘庙，阎王殿，魁星楼，龙王庙，百子殿，三清庙，玉皇大帝庙，天祈殿、道士庙等，共占地100亩，甚是壮观。供奉着观音菩萨、送子娘娘等诸多神灵，山东、河南、河北等诸多地方的善男信女，特别是妇女结婚多年不生育者，多到此祈祷、许愿，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和九月初九为崇山香火会，香火十分旺盛。可惜的是，崇山九座大庙于1940年农历4月28日被日本侵略军炸毁。2010年12月《崇山栓孩子习俗》已列入了潍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崇山香火会，虽历经兴废，却至今香火不竭。每年的三月三、四月八、九月九香火特别旺盛，山上依然能看到满地香火纸灰。崇山石祖林，就是一处中国生殖崇拜的活化石。从新石器时代的男根崇拜，到青铜时代的生殖神高禖崇拜，再到封建时代的送子娘娘神崇拜，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们的影子。

龙山时代为什么涌现这么多的祖形器或男根崇拜物，且器型越造越大？这固然与中华文明普遍进入父系社会有关，但其折射的更重要的思想意识依然是种嗣观念和祈子意愿。以尉迟寺遗址为例，龙山时代尉迟寺先民的生存条件和环境依然十分恶劣，死亡率很高，人口增长缓慢。据尉迟寺遗址人骨研究，“男性多死于壮年期和中年期（24岁～55岁），约占男性死亡人数的68%;女性死于壮年期（24岁～35岁）的比例较高，超过女性死亡人数的40%，女性青年期的死亡率高于男性。总的看来，绝大多数个体死于壮年和中年期，未发现活到老年者。男性平均死亡年龄为31.2岁，女性平均死亡年龄为29岁，女性平均死亡年龄低于男性。其原因可能与当时缺乏卫生常识，女性在孕产时期容易因护理不当等引起难产或患产褥疾病而死有关。未成年个体（尤其是婴幼儿）死亡比例相当高，死于3岁以下的占全部未成年个体的73.4%，6岁以下的死亡率高达89.9%，显示出尉迟寺遗址人口中婴幼儿的高死亡率。”[17]尉迟寺陶祖制作精细，出土于遗址中心区T2014②灰坑H1，说明当时人们经常以此器为生殖神灵，举行祭祀崇拜，祈求氏族和家族生殖繁盛、人丁兴旺。祖形器是原始生殖神灵，即生殖神。

龙山时代，中国各地出土祖形器的遗址多达63处，材质种类有石祖、陶祖、木祖、骨祖等。有些地方还出土了一些女阴造型的石女阴“石妣”。距出土石祖的广西横县江口遗址不远的西津水库遗址，出土有石女阴。河南、陕西、山西、内蒙古民间也有很多这样的出土文物或传世品，有牡有牝，有雄有雌，或雌雄同体;或负阴抱阳，或负阳抱阴。一些学者和广大民众一概将这类器物列入“性文化”。其实，这不是性崇拜用品，这是中国生殖崇拜文化盛行期的原始宗教用品。笔者认为，这些物件就是龙山时代的生殖神形象。生殖神，在中国青铜时代被称为“高禖”，龙山时代有没有高禖这一称呼，无法考证。龙山时代63处遗址66个祖形器样本中，器型大小明确者有33个;其中，长度在10厘米以下的小形器17个，占总量的26%，占器型明确者50%。这么多的小型祖形器，作何用途呢？淅川下王岗出土的陶祖，器中龟头处钻一孔，与底部相贯通，用于系绳。孙保瑞将这一类祖形器叫“饰祖”。陈艳认为，从全国发掘出土的遗址来看，这类体积较小的陶祖、玉祖或木祖，似装饰物，可以称为饰祖，是生殖崇拜表现形式之一，它应为随身携带或悬挂在某处以求生育或辟邪之用[18]。将其定名为“饰祖”没有问题，但装饰作用只是其表象，根本原因在于古人将其视为生殖灵物、生殖神灵，崇拜其生殖能力，祈愿生子繁衍后代。中华先民对生殖器官的崇拜，正是人类生存和繁衍本能观念的体现。

根据万物有灵论，在原始社会，先民认为万物皆有灵魂，各类神灵往往以其未加改造和掩蔽的本相面貌出现。主管生殖的生殖器官也有灵魂、灵性，就是生殖灵。这种生殖灵在生殖崇拜原始宗教上的表现，就是祖形器及各种男根模拟物或男根象形物。早期，大约在旧石器时代，以巨石山体、凸凹地貌为象征;中期，从新石器时代直到青铜时代，以男女生殖器本相做崇拜对象;后期，封建时代以后，逐渐以象征物、抽象符号、神祗偶像作为崇拜对象。在距今7000年-3000年上下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中国的生殖崇拜基本都是以生殖器本相做崇拜对象，即生殖神灵以其未加改造和掩蔽的本相面貌出现。因此，龙山时代的祖形器，无论大中小器物或是巨型雕塑，都是生殖神的原始形态。由此，青海柳湾遗址出土的人像浮雕陶祖彩陶壶，就是生殖神形象。这件人像形浮雕陶祖壶，通高33.4厘米，口径9.2厘米，泥质橙黄色陶，一面有黑彩大圆圈网格纹、人蛙纹，颈部绘交错斜线，另一面从器口到腹部捏塑一浮雕裸体人像，人体位于罐腹部，捏塑有形象夸张的外生殖器。罐上的这个生殖器，既有女性特征，又有男性特征，像女阴中立了一个男根。学术界对该罐表面捏塑的浮雕裸体人像有不同的认识，争议很大。有的学者认为属男性，有的学者认为属女性，有的学者认为该人体表现的生殖器具有男女两性的双重特征，似乎表现的是集男女为一身的阴阳人。有人认为人像整体表现的是女性生育图，有的甚至说是女娲像，有人说是远古两性同体崇拜，五花八门。宋兆麟、龚维英、杨知勇等众多学者都将这类集男女两性性器官为一体的生殖造型，称为“两性同体崇拜”。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很荒谬，即没有历史文献依据，也没有民族民俗依据，考古依据也不足。艺术高于现实生活，但又来源于现实生活。现实社会中阴阳人很少，即使有阴阳人存在，也不太可能受到崇拜，反而有可能会受到社会歧视。那么类似的雕塑、图像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它们就是早期的生殖神或高禖神形象，它是自远古以来中国人以阴阳交合、阴阳互补、阴阳平衡、阴阳和谐为主基调的阴阳学说和阴阳哲学世界观，在生殖崇拜造像上的反映。

（二）祖先崇拜的象征物：祖形器是男根象形物，是祖先之象征，男根即祖先

现代考古虽然能够发掘出祖形器，但是类似精液之类的古人类种子物质证据却无法获取，原始人对精液有什么具体的看法，今人仍然无从获知。但是，今人还是可以从古人以及考古发现的蛛丝马迹窥探其端倪。中国古代房中医书和西方古老的神话故事都说，精液是生命的基本物质。这不仅仅是因为精液使女人怀孕，还因为它与脑物质相似，因此被看作是构成灵魂的物质。中国的道家认为精液是珍贵的物质，不能随意浪费，但他们也相信精液能重生，能提高质量。信奉道教修炼房中术的男人和其他女人性交时“强固不泄”，即强忍着不射精，认为这能“吸阴补阳”，强身健体，成仙长寿，还容易使配偶受孕。早在距今约5500年左右的仰韶时代河南汝州洪山庙遗址[19]出土的彩绘陶缸上，绘制有男根射精纹，说明生活在仰韶时代洪山庙遗址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了男性精液的种子作用，清晰地表达了当时人们对射精的重视和对男性精液的珍视，这是人类对自身身体功能认识的重大进步和飞跃。

人类学家认为，人类认识精液的种子作用并非从人类自身获知，而是从蓄养的家畜身上获知的。这些人类学家提出自从人类开始蓄养家畜后，就在向父系社会发展，因为他们从饲养的动物身上发现了雄性在生殖方面所起的作用。考古资料表明，从距今9000年的裴李岗文化开始，中原先民就开始饲养家畜。舞阳贾湖遗址，年代为距今9000年—7800年。通过对动物遗存的分析鉴定，研究者认为猪和狗为家养动物。[20]但此时野生动物的数量大于家养动物。到仰韶时代，中原地区已普遍饲养家畜，且家养蓄养动物比例大大提高[21]。如郑州西山遗址以仰韶文化遗存为主，年代距今6500年—4800年。通过定性定量研究，研究者认为狗、马、家猪为家养动物。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结果，仰韶时期家养动物占哺乳动物总量的60.91%，家猪占全部家养动物总数的91.73%。西山遗址以家养动物为主，家猪的数量最多。[22]邓州八里岗遗址：动物遗存集中在仰韶前、早、中期。通过定性定量研究，研究者认为猪为家畜，从可鉴定标本数来看，前仰韶文化时期，家猪的数量占全部哺乳动物总数的45.5%，仰韶文化早期家猪占35%，仰韶文化中期家猪占59.9%，家猪的地位不断增强，反映了家猪饲养的扩大[23]。到龙山时代，家畜饲养已遍及中原及全国各地。如出土陶祖的新密古城寨遗址[18]及其附近龙山时代遗址，均发现了大量的家畜遗迹。新密新砦遗址，研究者认为狗、家猪、黄牛、绵羊、山羊为家养动物。从最小个体数的统计来看，家养动物的数量占哺乳动物总数的76.87%，其中家猪的数量占家畜总数的70.87%，狗占6.8%，黄牛占8.74%，羊占13.59%。新砦遗址以家养动物为主，家猪的数量最多。[24]出土陶祖的淅川下王岗遗址及其附近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遗址，也均发现了大量的家畜遗迹。通过对淅川下王岗遗址动物遗存鉴定，研究者认为狗、家猪、黄牛为家养动物。[25]淅川龙山岗遗址：通过定性定量的研究，确定猪为家养动物。从最小个体数来看，石家河文化时期家猪占全部哺乳动物的76.9%。[26]

尉迟寺遗址龙山文化遗存“家畜以养猪为主，占已鉴定动物骨骼的49%，另外还有牛和狗。”[27]

环太湖流域的众多良渚文化遗址也发现了猪、狗等家养动物遗存。如杭州余杭卞家山遗址，家猪占总数的93%[28]。良渚古城美人地遗址，猪属占动物遗存总数的77%，且家猪最多。[29]昆山少卿山遗址动物组合中家猪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75%，野生动物约占25%，以家养动物为主[30]。良渚社会政权中心区域即今浙江余杭一带的遗址中，家养动物都占绝对优势。在中心区域以外的今江苏苏州、上海一带，家养动物仍占50%以上。[31]

猪的大量蓄养家养需要选育公猪、配种、骟性器官等，在蓄养家畜过程中，先民们逐渐认识了牲畜牡器的功能，将牡器等同于“种”，并推及人类自身。自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的数千年时间，人们都将男性生殖器看作是“种”，等同于人种。这种民俗一直留传至今。至今在以河南、皖北、鲁西为中心的大中原地区，成人在唬逗男童时常说：“看护好你的鸡鸡，留种用的。”小男孩从小就被强化灌输男性生殖器是“种”的观念。龙山时代众多出土祖形器中，有些祖形器明确标明出自墓中，如湖南澧县孙家岗玉祖、青海乐都柳湾人像浮雕陶祖彩陶壶和石祖、广西百色坎屯石祖。这些出自墓地的祖形器，一般都是在葬仪或祭祀时，以“种”的形式埋入墓地，做为父亲、父辈或祖先的种子象征物、灵物或替身，祈愿、寓意子孙繁茂、世代昌盛。也有的出自窖穴中，如甘肃临夏张家嘴齐家文化陶祖。齐家先民将陶祖视为生殖灵物，十分珍视，平时将其珍藏在窖穴里，祭祀时才取出来供奉崇拜一番。

自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进入父系社会后，父与种的观念密切相关。父和父亲的功能涵义有很多，例如生育子女、保护者、供养者、抚养者、劳动力、狩猎者、战士、英雄等等，但其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其生物特征和性特征，即男性生殖器，或称男根、阳具。每个人的宗亲根源在于祖和祖先，但血缘之种在父;父是今日之种，未来之祖;父之父为祖父，三代以上才可称祖。在中国古代“祖”“且”特指男性祖先，是男性的专享词。祖是神，但不是父，祖和父不可混淆，祖不可代替父;每个人只有一个生身之父。龙山时代，女性和母亲的地位大大降低，子女虽然是母亲、女性身上掉下来的肉，但肉体生命来自父亲的血缘观念逐步根深蒂固，所以家庭家族传宗接代要以男性世系计算，宗室和财产由男性一代一代传承继承，作为一种不成文的社会制度、宗法制度确立并固定下来。《荀子·致仕》篇曰：“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32]考古发掘和中外对比发现，中国先秦时代人物造像和偶像崇拜不发达，考古出土的人物造像、祖先神像、人物偶像与埃及、印度、古巴比伦、欧洲相比，都不太多。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众多考古遗址中，都出土有数量不多的、陶塑的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男性人像或人面像。这些人像或人面像，就是父、祖之形象。民间收藏的龙山文化石祖雕像，弥补了中国先秦偶像之不足，向后人展示了龙山时代的父与种的形象，父就是人之种，人之种就是父亲，直接形象地表达了男根与父亲的统一关系。由此可知，各种祖形器就是父亲之替身，人种之象征;父之父之父……，一代一代又一代，逐渐成为祖、曾祖、高祖……，其象征，即陶祖、石祖、木祖、玉祖、角祖等各类祖形器。祖形器是男根象形物，象征祖先。因此，男根即祖先！

（三）血缘根胻和种胤的象征：祖形器是父亲之化身，人类种子象征;以男根为根基和根胻，象征根祖相连、根基永固和家族种胤血脉永续

从考古发掘资料看，大多祖形器都出自灰坑或祭坑中，但是新密古城寨遗址出土的陶祖和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石祖，出土地点却很特别，它们出自城址中，特别是靠近城墙遗址内外。往前追溯，仰韶时代的高陵杨官寨陶祖也出自城址内城墙遗址附近。蒙城尉迟寺陶祖出自遗址内的房基内，紧靠附近的防御性濠沟。邓家湾陶祖出自石家河古城外的邓家湾祭祀坑。凡此种种，都与古人以男性阴茎为根和根基的观念密切相关。

根的本义是指树根、植物的根系。根是形声字，从木，艮声。本义：草木之根，植物生长于土中或水中吸收营养的部分。所以，根是植物的营养器官，能够把植物固定在土地上，吸收土壤里的水分和溶解在水中的养分，有的根还能贮藏养料。根通常生长在地下，可以起到固定植株的作用。一般与地面垂直向下的为主根，主根上长出的分支就是侧根。除此之外，从植株的茎、叶以及老根上也会长出不定根。《说文》蔓根为根，直根为柢。因为根为植物生命之源，由此又派生根的象征义，如《广雅·释诂一》：根，始也。《淮南子·原道训》：“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33]——意为根是事物的本源、根由、依据。由此，从根的本义、象征义又衍生出很多引申义，最主要的引申义为根基和根祖。

根基，指物体的下部、基础部。白居易《早春》：“满庭田地湿。荠叶生墙根。”根祖指祖宗、祖先，家族、氏族的起始、源头，后代称为子嗣、根嗣（长子）。创造和延续后代子孙的性器官，被称为男根女根。根的概念和涵义被引申至万物之始。《老子》：“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34]。近现代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在调查研究氏族部落时发现，人类社会普遍存在基于亲族血缘的“根的观念”。摩尔根在对北美印第安人的的长期观察中发现：易洛魁人认为，凡是同一个氏族的死者都葬在同一个墓地，把一个亲属的尸骨和一个外人的尸骨混在一起是违反宗教规矩的，凡是亲骨肉，彼此就应当永远不分离。[35]因“氏族是以血缘亲属关系为基础的，赖有这种血缘亲属关系，它所联合起来的个人才成为一个氏族，氏族有着共同的墓地”[36]。在人死后还有灵魂的观念及氏族血缘观念的支配下，他们认为“同氏族的骨与骨，肉与肉，应该是互相结合在一起的”，他们都是“一个根子生出来的，有共同的祖先，有着骨肉关系，活着的时候在一起，死了也要在一起”。[37]于是出现了墓葬排列密集的墓葬区，这也是氏族亲情观念的反映。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称有血缘关系的后代、亲族为“根胻”，把同族有血缘关系的人称为“一条根胻”。这里的根胻，主要指父系制度下的男性子嗣，具有“种”的含义。进一步说，“根胻”具有崇祖敬祖和蕃衍继嗣的双种涵义。正如恩格斯强调：“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是不可缺或的一种社会生产，要同物质生产一样受到重视，相互协调，劳动愈不发展，社会制度就愈是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落后的生产力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使龙山时代先民十分重视人的自身生产。考古资料和研究发现，史前聚落和古城内的居民大都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宗亲，属于一条根胻。在城址和城墙遗址附近出土的祖形器，既用于祭祀，祈愿氏族繁盛、人丁兴旺、香火永续;同时，也具有且即根基的奠基意义，祈愿城池牢固、代代守护、生生不息。因此，祖形器具有明显的生殖和亲族血缘象征性，即以祖形器为根基和根胻，象征根胻相连、根基永固和血脉永续。

（四）祖形器也是男性崇拜和英雄崇拜的象征物

祖形器与父权、族权、军权、神权等由男性掌控的家族权力和公共权力有密切关系，是男性力量崇拜和英雄崇拜的象征物。龙山时代是中华文明的集结形成期，大量祖形器的出现既是男性崇拜和父系社会的显著标志，也是男性主导社会权力的标志。笔者对大量考古资料研究分析发现，龙山时代普遍且广泛存在祖先崇拜，崇拜祭祀的对象主要是男系男性血缘祖先。为什么是男性祖先而不是女性祖先？因为男性在社会生产生活中起决定和支配作用;特别是，在农业生产、狩猎防御、战争冲突等需要以力量取胜的社会活动中，男性都具有决定作用。龙山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墓地墓葬，如中原龙山文化的襄汾陶寺、淅川下王岗，山东龙山文化的呈子、三里河、朱封墓地，齐家文化的柳湾、皇娘娘台、大何庄、秦魏家墓地等;良渚文化的瑶山、反山、草鞋山墓地和武进寺墩墓地;石家河文化的邓家湾墓地，等等，都存在氏族公共墓地，但在同一墓地内，各墓随葬品种类、品质、数量都存在极大悬殊，少数男性权贵大墓不仅墓葬等级高，且随葬品丰富精美，这在陶寺M2001大墓、朱封大墓、寺墩M3大墓、皇娘娘台M30和M48大墓、反山M20大墓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寺墩M3的主人是一个仅20岁左右的青年，却随葬了玉器陶器120多件，其中仅高品质玉琮玉璧就多达57件[38][39]，无论是其自身努力获取或是家族继承，都反映了其尊贵富有和崇高的权势地位。龙山时代祖形器集中连片分布的中原、关中、江汉平原、汉江上游谷地、广西桂南平原，以及甘南高原和河西走廊地区，都是史前农业或农牧业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对男性劳动力的依赖程度较高。同时，这些地区也是各种氏族聚落、部落、酋邦、方国之间争斗、冲突和战争频发的地区，对男性的作战力量依赖度更高。南河遗址和小街遗址所在的南召县板山坪乡并没有大型原始聚落遗址，为什么会出现2处高达5米的巨大男根雕塑呢？孙保瑞认为，南河遗址、小街遗址所处的板山坪乡，周围的山脉叫南阳衡山，是屈家岭文化与龙山文化的交界地，是三苗部落的北部边缘。在先秦时期，这里是三苗部落与中原华夏舜禹部落军事冲突对峙的地方，三苗集团和后来的楚国，与中原和北方武装力量抗衡长达一千多年，三苗集团“在南河遗址处，进行大规模的祭祀军祖仪式，他们向军祖宣誓，祈求保佑战争胜利，保佑他的民族有旺盛的生命力。”[40]P52这里的男根雕塑是不是军祖，已无法考证，但以巨大的男性阳具象征男性、力量、战斗力，完全可以信从。同理，山东海岱龙山文化区域也是聚落城址发达、酋邦林立、方国众多的地区，昌乐崇山石祖林也应该具有祈育生殖和崇拜男性力量、崇拜战神的双重寓意。由此可见，龙山时代祖形器大量出现且密集增多，与这一时期男性地位凸显，特别是男性在氏族部落冲突、酋邦方国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凸显，社会普遍存在男性崇拜、英雄崇拜等集体意识，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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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楚天佑，男，汉族，江苏南京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本科，南京市税务局调研员，历史研究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男根崇拜和中国民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