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古以来，书品与人品就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人们往往认为“书品即人品”，但是在对王铎的历史评价中，往往出现矛盾的情况。在世人看来，王铎身为“贰臣”，出仕明清两朝，人品受人诟病，但是书法作品却在明末清初的书坛上具有重要地位。笔者在查阅文献发现，王铎虽出仕清朝但是内心始终充满矛盾与愧疚之情，导致其书法作品展示出与明初董其昌、祝允明、文徵明等人相对立的豪放粗狂的书法风格，王铎的巨尺条幅的创作方式也为书法开辟了新的表现形式。本文将以客观的态度，以王铎及其书法为例探讨书品与人品的关系。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一、书品与人品的含义；二、王铎的书品与人品；三、以王铎为例谈论书品与人品的关系；四、以历史上著名书法家为例谈书品与人品的关系。

关键词：书品；人品；王铎

一、书品与人品的含义

书品，有三层含义。首先是指评论书法优劣的书籍。庾肩吾的《书品》是南北朝时期书法品评的开山之作，唐代李嗣真的《书后品》也是一部具有价值的书法理论著作，南朝以后，出现张怀瓘《书断》、项穆《书法雅言》以及包世臣的《国朝书品》等书法品评的文章。

其次，书品是指书法的风格造诣。唐代张又新《东林寺碑阴记》载：“北海守李公，文人之雄，书品之能者也”这里的书品一词指的是书法的风格造诣。

最后，书品还指册命的官品之意。唐代杜牧《战论》：“夫战輒小胜则张皇其功，奔走献状以邀上赏，或一日再赐，一月累封，凯旋未歌，书品已崇，爵命极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我矣。此赏厚之过，其败三也。”

本文所探讨的书品指的是书法的风格造诣，从王铎的书法风格形成的原因、特点和对后世的影响多角度来解读王铎书风。

人品是指人的品德、德行。《世说新语》就是一部南朝时期著名的品评人物之书，其上卷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门，德行就是重要的一个类别。魏文帝曹丕创立的“九品中正制”，以品第人物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其中，品评的主要内容有家室、行状和定品，行状指的便是个人的品德。

二、王铎的书品与人品

王铎（1592—1652年），字觉斯（之），号十樵、嵩樵等，平阳府洪洞县（今山西省洪洞县）人。明末清初大臣、书画家。

天启二年（1622年），考中进士，入选庶吉士，历任太子左谕德、太子右庶子、太子詹事、南京礼部尚书。弘光政权建立，出任东阁大学士。顺治元年（1644年），跟随钱谦益投降清朝，授礼部尚书、弘文院学士、太子少保。顺治九年（1652年），病逝，享年六十一岁，谥号文安。

王铎自幼学书，善于书法，与董其昌齐名，有“南董北王”之称。由《圣教序》入手，对二王流派情有独钟。他一生于《淳化阁帖》用功最勤，从现存王铎临摹作品中来看，王铎临摹《淳化阁帖》作品就达到百件之多，而其中以二王法帖为主，可以看出王铎“独尊羲献”，用功颇深。书法作品有《拟山园帖》和《琅华馆帖》等。此外，王铎的书法也多取法米芾，米芾的《吴江舟中诗卷》卷首王铎题跋：“米芾书本羲献，纵横飘忽，飞仙哉！深得《兰亭法》，不规规摹拟，予为焚香寝卧其下。”

晚年王铎书风走向成熟，这也印证了黄道周所言“行草近推王觉斯，觉斯方盛年，看其五十自化，如欲骨力嶙峋，筋肉辅茂，俯仰操纵，俱不由人。”晚年的王铎书法风格沉着痛快、欹侧跳宕。以长卷式的书写方式和浓重的焦渴之墨，具有超强的艺术感染力。

钟明善在《中国书法史》中说：

他的行草书‘苍郁雄畅’腾蛟舞蛇，笔墨憨厚，气势壮阔。由于他为明朝重臣，降清之举为人不齿，书名也因此受了影响。倘以书论，王孟津的书法沉雄劲健，笔势跌宕，刚劲中见婀娜，气贯、神足、韵厚，并不在倪元璐、黄道周之下。巨幅大作更见雄厚奔腾，大气磅礴，远逾其祖王大令。

可见，王铎书法艺术在明末清初的书坛地位十分重要，王铎所创立的条幅书法，改变了历代的以手卷为主的书法表现形式，并且采用涨墨的表现手法，使得王铎的书法艺术更加富有变化与创新。在明末清初的书坛里，与明代早期的吴门四家和董其昌书风形成鲜明对比。

沃兴华《书法技法新论》提到：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有感于元明“两朝之书率姿媚多而刚健少”，扬王贬董，说“王觉斯飞腾跳掷其间，董实未胜之也。”

王铎的书艺精妙更在于其章法的变化多端，明代中后期，超大条幅流行，随着每行字数的增多，书法家的行式处理多用组，王铎就是其中的代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为了扩大正侧变化的单位量，连续几个字左倾，连续几个字右斜，使得作品的章法变化更加流畅舒适，不至于像单个字的左右摆动过大而显得整个作品琐碎不堪。如刘熙载在《艺概诗概》所说的“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用之长篇，比如黄河之百里一曲，千里一曲一直也。”

王铎的书法在明末清初的书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从王铎的作品中可以看出，王铎擅长用涨墨的表现手法，浓墨与枯墨对比强烈，长卷中的一行的中轴线也是摆动强烈，跌宕起伏的章法也反映了王铎的内心世界。

王铎在一首诗中写到：“人生六十不得意，胸中包藏五斗泪。负日凌云还自嗤，鼎鼐匡时心已碎。”

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王铎被迫降清，关于王铎备受争议的降清做法，不难看出，王铎是被迫降清的，在崇祯死后，王铎拥立福王为帝，建立南明小朝廷，可以看出王铎仍然是忠于明朝统治者，但是不料南京也被清军攻破，他与福王一同成了阶下囚，因此，王铎选择降清，对于南京城内的百姓来说，更是避免了一场腥风血雨一样残酷的战争。

可以看出，王铎虽然出仕清朝，但是清朝统治者并没有对汉族知识分子予以重用，而王铎自己身负愧疚之意，将纵情酒色作为心灵解脱的方式。同为进士出身的黄道周和倪元璐以及傅山，作为明代遗民书家，对待清政府或是宁死不屈，又或是退隐江湖，拒不出仕。而王铎作为朝廷新贵，内心恐怕也是惴惴不安，矛盾纠结，王铎也经常用纵情酒色来逃避现实生活。

王铎在《题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云：“寄意玄邈，直作解脱观。摹拟郭汾阳，本乎老庄之微枢。”

韩熙载为南唐宰相，韩熙载因是北人，始终在南唐没有得到重用。后主李煜刚即位时，猜忌心很重，杀了很多从北方来的大臣，韩熙载为逃避李煜猜疑而故意纵情声色。王铎自比为韩熙载也是为了逃避现实与清政府，将纵情于酒色当做解脱自己的良药。

顺治九年，王铎在双槐村病逝。百年后，乾隆皇帝以“率先投顺，游陟列卿，大节有亏，实不齿于人类”为由，把王铎削去谥号，扣上了“贰臣”的帽子。

王铎的晚年过得并不洒脱，但是，王铎仍然心系百姓苍生，《赠张抱一行书诗卷》和《赠张抱一草书诗卷》是王铎五十岁在怀州所书作品，这二卷分别是王铎行书和草书的精品。

《赠张抱一行书诗卷》中写道：“邃深更得静，萧瑟答幽声。众派朱灯泛，一痕白鸟鸣。烟花身未老，丘壑道弥荣。百感中原事，魂魂向夜声。”《赠张抱一行书诗卷》写于明崇祯15年，王铎正流寓怀州，为父亲奔丧。诗中更是写出了“百感中原事，魂魂向夜生”的悲鸣。

三、以王铎为例谈论书品与人品的关系

关于书品与人品的关系，前文中已经提到过存在两种关系，分别是书品与人品密切相关，甚至是“以人论书”，人品大于书品，如颜真卿、傅山等。第二种情况便是书品与人品并不具有直接关系，甚至是书品与人品相违背，如王铎、赵孟頫等人。

本文以王铎为例是因为王铎的为人世人众说纷纭，而人品的好坏与否也不能单单从他降清这个做法来定义，他是个奸臣或是个人品低下之人。况且，王铎在降清后，内心充满矛盾。

钱谦益为王铎写的墓志铭提到：“既入北廷，颓然自放。粉黛横陈，二八递代。按旧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欢间作。”为什么投降满清之后就颓然自放，溺情昆曲，是因为他仍有羞耻感，放纵的表象背后是深沉的故国之悲。

对于王铎的人品探究，其实不难发现，王铎并非是个简单的“奸臣”，他虽然出仕二朝，但是依然心中怀有爱国之情以及对于现实的不满，因此在晚年沉迷于声色歌酒当中，将沉迷酒色当作是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寻求心灵解脱的良药。

王铎的书法艺术在他所在的明末清初的时代背景下，具有开创性的特殊意义。也许当时的时人认为这样的书法过于粗糙狂放，缺少正统宗庙之气，但是真正看懂他书法的人可以看出他书法中根植二王，吸取米芾之法，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书法贵在创新，临摹古人的书法艺术即使技法再高超也是临摹，而不是自己的艺术，他无愧于是一个善于创新的伟大书法家。

书法是以章法、墨色、笔法、形式等多种方式结合付诸于人的感官，书法艺术水平的高低从客观上来讲是一种人们对于作品的审美趋向。在不了解创作者的前提之下，人们只会关注作品本身，而当关注到创作者之后，便会带有一种主观色彩来再次审视作品。所以，我认为，以人品论书品的观点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书品与人品的关系应该重新被认识与理解。

四、以历史上著名书法家为例谈论书品与人品的关系

历史上有很多以人品高尚闻名的书法家，如唐代颜真卿，他不仅善书，作品《祭侄文稿》被称为天下第二大行书，他的忠君爱国的人品也被世人称赞。颜真卿历仕四朝，多受帝王重用。天宝十二年（753年）任平原太守时，安禄山谋反，河朔尽陷，独平原城固守未失，人称“颜平原”。

明末清初的傅山以为人耿介、气节过人的人品被世人所熟知，其书法也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傅山处于明末清初时期，在明亡后，康熙十八年被举荐“博学鸿儒”科，但是傅山坚持拒不出仕。他在《作字示儿孙》中抨击赵孟頫的书法软媚浅俗，提出“宁拙毋巧，宁丑勿媚，宁支离勿轻滑，宁直率勿安排。”的主张，傅山的“四宁四勿”的主张更是他将人品与书品等同起来的做法。而傅山同样也因为其忠贞爱国的民族气节被后世传为一段佳话。

但书如其人的观点也并不能完全成立。清代钱泳《书学》说道：“褚中令书，昔人比之美女婵娟，不胜罗绮，而其忠言谠论，直为有唐一代名臣，岂在区区笔墨间以定其人品乎？”

褚遂良为唐代著名的宰相、书法家、褚遂良的书法清朗秀劲，如美女婵娟，但是，他为人耿直，忠言谠论，书法风格的柔美俊秀确实与人品的忠贞相反。因此，不能以书法风格的好坏来定人品的高低。

同样，书法风格以柔媚著称的元代书法家赵孟頫，他的书法艺术诸体兼备，“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

但是，自元代后对赵孟頫的贬抑之评不绝于耳。明代张丑、项穆、傅山，清代冯班、包世臣、康有为等都有专门文字批评赵书，如张丑《清河书画舫》说：“赵书过为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自明代以来赵孟頫之所以被评“殊乏大节不夺之气”；“为人少骨力”；“骨气乃弱，类其为人”皆是因他身为宋朝宗室后裔，出仕元朝所致。

赵孟頫的出现，使处于元蒙统治下的书坛，不仅没有走向放纵恣肆和粗放狂野，反而呈现出一种纯正典雅的古风。赵孟頫的“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强调用笔的思想以及在各个书体上的突破，改变了宋末怒张燥露，师法不古的书风。而且在赵孟頫的影响下，元代书法在百余年间形成了以赵氏为核心的书风，元书坛呈现出一派清新雅正的风气。

可以看出，书法艺术的风格高低与人品并无直接关系，不能简单的“以人论书”或是“以书论人”，书法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是反映人的思想感情的一种工具。而在古代，书法作为一种书写工具，我认为是没有提升到如今艺术的高度，当今的书法艺术已经脱离了实用性，因此，当今对书法的审美也是建立在今人的眼光和对古人生平事迹以及人品的评价上来。单纯来以笔法、墨色、章法等简单的因素来评价书法的高低已经过于简单和直白，所以，当今在评价时也往往兼顾其为人正直与否。可见，在书品与人品的比较上来看，人品的高低更加重要。宋四家中的“苏、黄、米、蔡”中的“蔡”，传说中指的是“蔡京”。但是，因为蔡京的为人奸诈被后世的人们更改为蔡襄。

在书法品评中，应该保持一种客观的心态来对待一个人的书法艺术。不能因为人品低下而带有一种眼光看待其人的书法，也不能因为人品很高而过度夸赞一个本就写的不怎么好的书法。对于艺术品评来说，我认为，客观性和真实性是最重要的。而对于人品的评价来说，更需要审视多种因素来决定人品的高低。我认为，对于王铎的人品的评价，是个复杂的命题。但是对于王铎的书法艺术，是明末清初数一数二的。近代书画大家吴昌硕称赞他：“文安健笔蟠蛟螭，有明书法推第一。”启功先生则说：“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近代书法家沙孟海说：“（王铎）一生吃着二王法帖，天分又高，功力又深，结果居然能得其正传，矫正赵孟頫、董其昌的末流之失，在于明季，可说是书学界的‘中兴之主’。”我认为，书法艺术的风格高低与人品并无直接关系，不能简单的“以人论书”或是“以书论人”。

书学一技，立品第一。清代书论家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写道：“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书品和人品相比较，人品实属第一。艺术家的艺术作品能够表露出艺术家的心性，但是人品的高低并不一定决定书品的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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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任杰（1996-），本科毕业于湖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国画系，目前为西安美术学院书法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