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互联网的应用日益普及，数字成瘾已经成为大学生群体中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然而，大学生群体的数字成瘾到底有多严重，又受到哪些因素的促成，学术界对此尚无共识。因此，本研究设计适合大学生的数字成瘾量表，基于贵州省646份调查样本展开数字成瘾的影响因素研究。根据社会认知等理论将数字资源及其使用，数字用户自我感知，数字成瘾纳入一个有机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构建结构方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最终发现：大学生数字成瘾主要受到内部个人因素的影响。即大学生对于数字资源的自我感知发挥中介作用，最终影响其数字成瘾。

关键词：大学生；数字成瘾；自我感知

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人，20-29岁的网民占比分别为13.7%[1]。由此可见，青年使用网络的规模持续扩大。但有研究表明，数字成瘾正产生对大学生的生活及身心健康方面产生不良影响。因此，探究大学生数字成瘾的影响因素不仅对大学生具有重要影响，也对推进健康数字中国研究具有一定意义。

1.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1.1文献综述

当前对于数字成瘾概念的表述，心理学、精神病学、计算机科学、社会学等领域研究的表述略有不同，概念界定尚未达成共识。在数字成瘾测量方面，国际上通用的量表是Young的网络成瘾量（MPAS），该量表通过评估智能手机使用行为特征进而判断使用行为是否为成瘾。陈淑惠等学者综合DMS-IV对各成瘾症状的诊断标准以及临床案例的观察与网络重度使用者的焦点访谈结果，在Young的基础上改编建立了中文网络成瘾量表修订版（CIAS-R）[2]。

现有研究对理解、测量数字成瘾和探究数字成瘾的影响因素做了重大贡献，但尚且存在不足。鉴于此，本研究引入数字用户自我感知为中介变量，设计一套适用于大学生的数字成瘾的测量量表，并从贵州省内高校随机抽样进行测量，运用社会认知等理论探究大学生数字成瘾的因素并得出相应的结论。

1.2理论假设

1.2.1数字资源的使用与数字成瘾

斯金纳提出操作条件反射理论，即操作行为受到其结果的影响。这一论述强调行为结果对行为的影响，行为结果决定有机体行为的加强或减弱、是否重复某种行为，从而决定有机体行为模式的形成。当大学生们进行数字使用时，可能会得到如点赞、通关等积极的奖励。这种奖励性刺激会在大脑中形成积极的反馈循环，使个体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数字设备，进而发展为数字成瘾。

1.2.2数字用户自我感知与数字成瘾

社会认知理论，即三元交互决定论，由Bandura在社会学习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该理论认为人类的活动由个体行为、个体认知及特征、以及个体所处的外部环境相互作用决定[3]。其认为个体通过自身信念和行动影响行为结果，同时环境也塑造行为和情绪。鉴于此，本研究以社会认知理论为理论基础，认为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当代大学生数字成瘾是由主体、行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故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数字资源的使用与数字成瘾呈显著正相关

H2：数字资源的使用与数字用户自我感知呈显著正相关

H3：数字用户自我感知对数字成瘾呈显著正向影响

H4：数字用户自我感知在数字资源的使用与数字成瘾之间发挥中介效应

2.研究设计

2.1量表信效度检验

在本次研究中，主要因素均通过量表的形式进行测量。数字成瘾核心心理症状、数字用户自我感知、数字资源及其使用三个维度的信度系数均在0.88以上，说明本次研究所使用的量表均具有很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很好。根据数字成瘾量表CFI模型适配度检验根据模型适配度结果可以看出，CMIN/DF为3.436，RMSEA为0.062，均在良好范围内，ITL、TLI、CFI的检验结果均在0.92以上，因此，该分析结果可以说明，数字成瘾量表CFI模型具有良好的适配度。

在本次数字成瘾量表的效度检验中，三个维度的AVE值均大于0.5，CR值分别均大于0.87。综合可以说明各个维度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和组合信度。本次区别效度检验中各个维度两两之间的标准化相关系数均小于维度所对应的AVE值的平方根，因此说明各个维度之间均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2.2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本文使用SPSS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得出本次研究对象在自我感知、数字资源、数字成瘾都是在中等以上水平，使用PCCs对变量均值差异进行显著性检验，用户自我感知在月消费上存在显著性差异，用户数字资源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数字成瘾在性别和使用时长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且数字成瘾与自我感知、数字资源之间均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3数字成瘾模型路径关系

基于收集的数据分析发现：自我感知→数字资源→心理症状的中介效应估计值为0.439，其95%置信区间为[0.336，0.566]，中介效应存在，假设H4成立。自我感知→心理症状的效应估计值为0.185其95%置信区间为[0.061，0.315]，直接效应存在，假设H3成立。

基于数据分析，自我感知对数字资源的标准化系数为0.79，表明自我感知对数字资源有显著正向作用；数字资源对数字成瘾的标准化系数为0.56，表明数字资源对数字成瘾有显著正向作用；自我感知对心理症状的标准化系数为0.18，表明自我感知对心理症状有显著正向作用。其次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70.4%，说明在此模型中，中介作用起主要作用。

3.结论

研究表明，数字资源及其使用对数字成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大学生拥有的数字资源越多，使用涉及的方面越多，频率越高，越容易导致数字成瘾。其次，数字用户自我感知在数字资源及其使用与数字成瘾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即大学生在使用数字资源时受到自我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增加数字资源的使用，进而形成数字成瘾。如无限刷新等成瘾性技术让大学生对平台产生心理依赖，使有限理性消费者沦为数字平台的非理性拥趸。尤其对于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自制力较差的大学生而言，在这样数字环境长期生活后，自然会产生戒断性、强迫性、耐受性等数字成瘾症状。因此，大学生应从自身做起，自觉控制对数字设备的使用，以减少数字成瘾的发生。

参考文献：

[1]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北京：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4年.

[2]陈淑惠（Sue-HueiChen），翁俪祯（Li-JenWeng），苏逸人（Yi-JenSu），等.中文网路成瘾量表之编制与心理计量特性研究[J].中华心理学刊，2003，45（3）：79-294.DOI：10139656-200309-45-3-279-294-a.

[3]向安玲，高爽，彭影彤，等.知识重组与场景再构：面向数字资源管理的元宇宙[J].图书情报知识，2022，39（01）：30-38.DOI：10.13366/j.dik.2022.0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