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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2011-2020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利用熵值法对我国各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和分析。结果表明，当前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投资疲软、基础工程设备不完善、专业技术人员短缺等问题。结合“数字中国”战略的实施，针对不同省份提出进一步发展数字基建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信息基础设施；熵值法；评价体系

信息基础设施是一种特殊的基础设施建设，既具备了基础设施的一般特性，同时又具有信息基建自身特有的特征，即网络性。信息基础设施好比是网状的桥梁，它囊括的信息网络覆盖全球，紧密连接了了个人、家庭、企业等单位，同时可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异质性要求。

相较于在国际上的发展，我国的信息基础设施兴起时间较晚，但发展势头极为迅猛。1994年，我国开通了64Kbps国际专线，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互联网使用阶段，也是信息基础设施正式开始启用的阶段。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存在缺乏技术人员和经验不足等各种问题导致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势头时强时弱，但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十三五”期间，信息技术的使用规模急剧上涨，这五年我国的网民规模剧增43.7%，由6.88亿达到了9.89亿，可见我国信息基础建设已经卓有成效。当是时，对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进行评价就显得尤为重要，有助于对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总体把握，取长补短，更好的服务“十四五”时期“数字中国”建设。

一、相关研究

Braa（2007）则认为信息基础设施是确保现代化城市正常运转的动力，为现代化进程提供电力、信息、技术等资源[1]。王忠民（2019）提出基础设施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物理层面，数字层面以及服务层面，其中信息基础设施将会替代物理和服务基建，成为未来最为重要的基础设施[2]。马荣等（2019）提出，新时代我国应逐步实现传统基础设施的信息化转型，着力构建信息网络模式的快速发展[3]。吴维仕等（2019）则注重国家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同时将其为两大块：网络基础设施以及应用基础设施[4]。刘生龙等（2010）认为光缆单位面积长度、邮政业务收入、局用交换机总量、互联网接入端口等可以衡量一个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存量多少的指标[5]。

而在针对信息基础设施的评价方面，国内学者已经做了一些研究。吴韬（2017）对云南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做了详细的分析，提出推进“五网”建设、以大区位构建大通道、以大中心汇聚大资源的解决措施[6]。陈泰伊（2020）从数字资源基地建设方面，针对新疆地区提出加快大数据资源基地建设、云计算产业基地建设、拓宽电子商务市场、人才队伍建设等政策建议[7]。杨道玲等（2018）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信息化发展水平进行了研究，测算出当前各个国家和地区目前的信息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以及未来需要着重发展的短板[8]。

在评价方法方面，徐清源等（2018）对比评述了世界各国认可的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并针对中国当下的数字经济发展阶段，给出了如何建立科学的测度指标体系的政策建议[9]。林云等（2019）通过介绍浙江省目前使用的数字经济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和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就当前数字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给予了加大创新投人、加大监测力度、严格分类监督等建议[10]。白科等（2022）运用熵值法和K-means聚类分析法对“数字丝绸之路”沿线省份的信息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11]。

基于现有理论研究，木文采用综合评价方法熵值法对我国各省份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现状做出综合评价和排名，并利用统计分析结果，分析各省份当前发展数字基建存在的不足，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二、实证分析

2.1 模型设计

熵的概念源于热力学，是对系统状态不确定性的一种度量。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根据每一项指标数值提供的信息大小确定其权重。信息量越大，不确定性就越小，熵也就越小。根据熵的特性，可以用熵值来判断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离散程度越大，说明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大。通过这一属性，可对含有相同指标的不同方案，计算综合得分，进行综合评价[12]。

熵值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1）选取个方案，个指标，则矩阵表示为第个省份的第个指标数据（=1，2，…，；=1，2，…，）；

（2）将各个方案的指标值进行规范化处理，采用功效系数法，避免出现量纲和极端值的影响，计算公式为：

（3）计算第项指标中第个方案指标值的比重

（4）计算第项指标的熵值

（5）计算第项指标的差异系数

（6）计算各个指标的权重

（7）计算各方案的综合得分

2.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反映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本文主要选取如下控制变量：

①互联网宽带普及率（X1），基础信息设施建设水平很大程度上受到互联网普及率的影响。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农村地区基础信息设施建设全面强化，我国现有行政村已实现“村村通宽带”，推动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8.8%；

②移动电话普及率（X2），移动电话普及也对基础信息基础建设有着显著影响。移动电话普及率指它是某个地区（或国家）的电话总数与该地区（或国家）的人口总数之比，计量单位是“部/百人”。即平均每百人拥有的电话数量。近年来，中国的移动电话发展非常快，中国在2014年的移动电话普及率是25.49%，就已超过世界的平均水平24.1%：中国移动电话数占世界的比重有很大的提高，由2015年的4%提高到2020年的18.41%；

③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X3），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在国内占比也对基础信息设施建设的水平有明显影响，截至2022年8月，我国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5.71亿户。其中，百兆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5.36亿户，占总用户数的93.8%。

④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X4），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同样重要。截至2022年6月末，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达10．3亿个，比上年末净增1685万个。

⑤网页数（X5），网页数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进展。与我国基础信息建设发展的整体趋势相反，我国网站的数量近年来一直保持下降的整体态势，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站数量为422万个，较2020年12月下降4.7%。

⑥域名数（X6），域名数量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基础信息建设发展的趋势。截至2021年6月，我国域名总数为3136万个。其中，“.cn”域名数量为1509万个，占我国域名总数的48.1%;“.com”域名数量为1134万个，占我国域名总数的36.2%。

⑦长途光缆线路长度（X7），长途光缆线路长度对于我国信息基础建设水平有着直接的影响。根据工信部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长途光缆线路长度为112.08万公里，虽然中国光缆线路长度仍然保持增长，但是增速逐渐下降。具体指标体系见下表：

样本选择是2011-2020年31省（直辖市、自治区）数据，数据来源是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并且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规定，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划分如下表所示：

3 结果分析

3.1 指标权重分析

通过熵值法和搜集到的数据，求解出各个指标的权重以及排名，计算得出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字基建的综合得分和排名情况见表2。

通过测度指标的熵值计算，发现互联网宽带普及率X1、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X3、域名数X6、长途光缆线路长度X7这4项指标的重要程度更加靠前，说明这4项测度指标在衡量数字基础信息技术设施建设水平中具有重要作用；移动电话普及率X2、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X4、网页数X5这3项指标的重要程度相对较弱，排在后面，但并能说明他们在衡量数字基础信息技术水平中意义不大。

3.2 熵值结果分析

按地区差异，根据2011-2020年的熵值法直观数据（如表3、表4和表5所示），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基础信息设施建设整体上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其中以北京、广东、江苏、浙江表现最为良好，保持在东部平均值以上，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上处于引领型地位，天津、海南、辽宁则相对较差，处于发展型地位，但海南整体处于上升状态，发展势头和潜力相对较大。其余整体处于上升状态的仅有河北与江苏；中部地区则整体上与东部依然存在差距，其中表现较好的主要省份有河南、安徽、湖南、湖北，相对落后的则是吉林，且发展始终缓慢。但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的基础信息建设整体上呈上升趋势，除吉林、黑龙江以外，其余省份均在上升，处于追赶型地位；西部地区目前的基础信息建设仍然处于三大地区相对落后的地位，西部地区以四川为引领型地位带动基础信息建设的进步，广西和陕西也在逐渐进步，而西藏和青海的信息基础建设仍然需要进一步地提升。

按时间变化，2011-2016年之间，东部地区在保持高质量基础信息建设的同时，也是在本地区中保持着相对较好态势，但从2016年之后开始，整体数据开始相对有所下滑，北京、上海在此期间有一个相对较大的数据下滑；中西部地区则是在初期落后的情况下，整体上呈现逐渐加强基础信息建设的趋势，其中中部地区的表现更为靠前，从2014年开始已经逐渐加强，在2018年之后有了较为快速的提升，西部地区则一直保持着低速提高一直到2018年开始有了较为明显的提升，其中以中部的河南以及西部的四川提升最为明显。

4 政策建议

就上述分析得出的结论以及研究过程中突显出来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提出如下建议：

（1）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和完善。数字经济的发展以信息基础设施作为依托。为了实现各地区“互联网+”产业的发展，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要完备，无论是域名基数和网页质量，还是光缆线路密度和互联网使用，都要扩大建设规模和加大宣传力度。

（2）在未来的建设规划中，以4G网络建设为支撑，将5G网络建设作为关键，实现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全覆盖，信息基础设施又以数字经济的发展作为动力。为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生活需求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建设完善的信息基础设施成为重点，提高数字设施建设规模的质量、拓宽信息化应用领域显得尤为重要，提质增效更有利于长久发展。

参考文献：

[1]Jorn Braa， Ole Hanseth， Arthur Heywood， Woinshet Mohammed， Vincent Shaw. Developing Health Information Syste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Flexible Standards Strategy [J].MIS Quarterly， 2007，31（2）：381-402.

[2]王忠民.基础设施的三个维度及其投资效应探析[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9（02）：7-11.

[3]马荣，郭立宏，李梦欣.新时代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及路径研究[J].经济学家2019（10）：58-65.

[4]吴维仕，孔岚.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模式[J].通信企业管理，2019（3）：57-59.

[5]刘生龙、胡鞍钢.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在中国的检验1988-2007 [J].经济研究，2010（03）：4-15.

[6]吴韬.加快云南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研究[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7，18（01）：126-131.

[7]陈泰伊.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及对策建议[J].新疆社科论坛，2020（03）：56-60.

[8]杨道玲，李祥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化发展水平测评研究[J].电子政务，2018（01）：100-109.

[9]徐清源，单志广，马潮江.国内外数字经济测度指标体系研究综述[J].调研世界，2018（11）：52-58.

[10]林云，蒋晓雁.建立和完善数字经济统计体系研究[J].统计科学与实践，2019（01）：17-20.

[11]白科，王营营，周健，聂僮.我国“数字丝绸之路经济带”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评价[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2022，51（03）：229-235+242.

[12]李子兴，刘春学.新发展理念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基于云南省16个州（市）的实证分析[J].经济视角，2020（06）：78-87.

作者简介：钟阳媚（1989.10- ），女，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应用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