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商业银行是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在商业银行发展中，“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却存在着制度不合理、落实不到位、防范不健全等问题。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坚持问题导向，立足监督实践提出 “365”工作机制，采取AHP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算法，对“一把手”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进行综合性、立体性、闭环性分析，打造“三份清单”、“六项体检”、“五维画像”的监督与评价机制，进而探索商业银行“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机制的新思路。

关键词：商业银行；一把手；监督机制；创新

健全“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既是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发展的鲜明体现，也是实现国有银行资产保值增值、守好人民“钱袋子”的现实需要。本文以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为例，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工作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度解析，提出“三份清单” “六项体检” “五维画像”的“365监督工作机制”，以期不断完善商业银行监督机制与评价体系，进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一、国有商业银行“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重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关键少数”监督，加强对国有企业“一把手”与领导班子的监督，是中国特色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一）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有利于落实党内监督责任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在国有企业改革实践中，党的领导体现着核心作用，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治理各环节中都应该有效融入，而国有企业“一把手”是的主要负责人，拥有领导权、决策权和指挥权。为确保“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有法可依、有规可循，2021年6月党中央专门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详细界定了监督的具体内容；此后，党的二十大对“一把手”政治监督提出了更高要求，包括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和常态化。这些有效弥补了以往党内监督的制度漏洞，改变了党内监督中“宽、松、软”的弱点，使我们更加意识到“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有力举措。为此，要准确把握“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责任，把党内监督的利剑磨得更光更亮，始终做到利剑高悬、震慑常在。

（二）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有利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品格而勇于自我革命也是我党最大的优势，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各级党组织“一把手”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推动者和实施者，也是带头实践者。“一把手”的一言一行关系党风、政风等作风建设，在国有企业中也关系到企业经营的健康发展，必须强化监督力度。加强对“一把手”进行监督，要在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上下更大功夫，通过创新构建新体系，进一步完善监督体系，全面学习、把握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纪委全会部署，有助于发挥“一把手”干事创业的示范作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三）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有利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保证，加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经验。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宏观形势下，国有控股的金融产业需要发挥带头作用，确保将党的路线方针和经济金融政策落实到公司治理经营中，推动公司切实履行支持国企改革，承担维护金融安全稳定的社会职能。[1]金融企业作为国家治理稳定的重要基石，对其进行有效监督，构建完善的党内监督体系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大型国资背景的银行是金融业与政治体制的混合产物，以此作为研究主体会更具代表性，将党内监督落实到实际，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有利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国有企业的中流砥柱作用。

二、国有商业银行“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现实困境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国有商业银行“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工作取得长足发展，但在实践中仍存在监督制度不健全、监督力量不均衡、监督意识不够高等问题，需要从监督机制体制层面深刻剖析这些现实困境，进而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一）部分银行“一把手”和领导班子重业务、轻监督

一段时间里，经济指标作为衡量国有银行“一把手”政绩的主要标准，使得部分领导干部认为“业务工作容易出显绩”“党建工作是走过场”的理念仍然存在[2]，具体表现为三种类型：一是放松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一把手”在职场上具有绝对权力与统治力，由于部分银行中存在党建弱化、重视发展而轻视监督等问题，对于一把手采取过多的保护和容错态度。二是选人用人唯“业务”论，有的“一把手”为了攻坚商业难题，片面看重领导干部的业务能力，而忽视有的人在遵守党纪等方面有重大瑕疵，有的甚至以业务上的成绩来掩盖违纪违规行为。三是以行政效率为由对抗监督机制，部分“一把手”把监督和行政效率割裂开来，将集体决策机制变为“空心轨道”，造成很多决策在程序和实践上都存在安全隐患。

（二）部分银行上级监督远、同级监督软、下级监督难

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领头羊”，“一把手”和领导班子往往掌握很大权力，在现实中存在“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司法监督太晚”的监督困境，使得一些理想信念不坚定的干部依仗绝对权力谋取不法利益。其一，上级党委在理论上是对下级进行监督的权威保障，但由于传统体制的科层制弊端，有的下级“一把手”和领导班子存在权力边界不清晰、权力运行不公开、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不力等问题，致使很多在事前预警有难度。其二，同级班子成员在工作实践中有的迫于领导威严的压力，不敢对“一把手”提意见、谈看法，即便遇到风险隐患也不敢指出，更不会将实际存在的问题反映给上级组织。再次，下级党组织缺乏监督上级“一把手”的能动性，[3]上级“一把手”没有对下级报告工作过程或结果的义务，下级也难以需要上级对工作问题进行反馈，这一定程度上也打击了下级监督的积极性。

（三）监督力量分布不均、监督制度执行力有待提升

随着党的制度建设不断深入发展，目前关于党内监督制度建设日益完善，但还存在着制度执行力不足的问题。具体到实践中，目前的监督制度主要是由纪委、监事牵头，成立监督领导小组，深化各部门、条线的监督信息共享，有的国有企业监督队伍人手短缺、专业能力有待提升，只能勉强完成日常监督的规定动作，对决策过程和机制缺乏了解，担心监督制度过于严格，在执行过程中往往选择性执行。制度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常面临挑战，很多商业银行带有“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强烈色彩，主要因为一些制度以响应上级政策为目标，疏于在操作层面的任务分解，或是重要求、轻惩戒，使得制度威信被削弱。近年来多桩触目惊心的案例，骇人听闻的涉案金额也充分显示了对国有商业银行监督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在金融工具日益复杂的背景下，缺乏执行力的制度政策更是成为了“空中楼阁”，一定程度上造成监督执纪“浮于表面”。

三、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监督机制的实践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坚持以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做好国企党建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在实践中总结出“365”工作机制，有效地解决传统的监督机制对“一把手”评价指标体系不够全面的问题，促进业务经营和监督管理持续健康发展。

（一）“365”工作机制以“三份清单”为抓手

“365”工作机制中的三份清单为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清单、经营管理授权行权清单、禁止行为清单。一是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清单，明确“一把手”和领导班子在行权同时应承担的义务。包括加强组织领导、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等，从正面限制了“一把手”在业务审批和授权的权力范围，注重权利的透明运行打造制衡用权；二是经营管理授权行权清单，明确“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授权行权范围，包括财务会计、资产负债、国际业务、财富管理业务，亮明“一把手”需承担的义务与享有的权利应当相一致，除了在业务领域起到带头作用以外，“一把手”应当加强思想建设做好自我监督；三是禁止行为清单，明确“一把手”和领导班子行权过程中违法乱纪或违背民主意愿的行为，标定了“一把手”权力运行和职责履约过程中的“红线”和“底线”。三张清单互相支持，相辅相成，初步框定了“一把手”的权利范围，推动形成具有中信银行特色的监督工作优势。

（二）“365”工作机制以“六项体检”为依托

监督机构按照层级划分为上级监督、同级监督、下级监督，对于各级“一把手”来说，自上而下的监督最有效，但在现实情况中上级部门对下级“一把手”情况往往缺乏全面了解，致使监督工作停留在表面。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纪委提出的“365”工作机制中“六项体检”是指上、中、下三层监督主体以“责、权、禁”三份清单作为初始衡量依据，通过六大“体检”项目对受监督对象开展定期监督，经常开展批评于自我批评、约谈函询，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六项体检”包括“个人重要事项报告”、“参与监督调查问卷或纪律测评”、“落实主体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自觉坚守监督提醒和廉洁教育”、“改进作风、联系群众、落实八项精神”、“组织生活会报告个人参与和接受统计监督情况”。通过“六项体检”精准发现问题，紧盯生态环境领域空泛表态、不担当不作为、漠视甚至损害群众利益，找到落实过程中的难点堵点，把服务改革发展作为党内监督的政治方向。

（三）“365”工作机制以“五维画像”为支撑

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纪委参照“三份清单”列出的“责、权、禁”权利范围，构建一把手的“五维画像”评价模型，即“德、能、勤、绩、廉”。通过AHP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计算出一把手“五维画像”的综合考核得分，建立“五维画像”评价模型是促进经验型评价向数据型评价的重要举措。一方面，通过层次分析法构建“一把手”五维画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层次结构模型分为目标层、指标层，利用专家对各级评价指标重要性赋值均数的高低确定Saaty标度。另一方面，纪委向全体行员发放了对于“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履职尽责的调查问卷，由于问卷评价选项存在许多模糊、难以量化的指标，在评判实施过程中，需要将这些指标转化为定量的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模糊综合评价法可以利用模糊数学隶属度理论将定性指标转化定量指标进行评价，可以较好的解决这类模型问题，进而走出一条以高质量监督引领国有银行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四、推进“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机制走深向实的基本经验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从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的监督现状出发，通过对自身监督效力的探讨，为同业提供借鉴意义，也为健全和完善国有银行监督工作与生产经营工作融合机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遵循、理论遵循和制度遵循。

（一）把党的自我革命精神融入到监督环节中

“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重要论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重视，也为以“四个自我”要求开创一把手监督机制走深向实提供重要精神指引。一是把自我革命精神写进公司顶层治理制度中，注重通过规范权力、加强制度建设，从过程上不断推进自我革命精神指导下的一把手监督机制。上海分行不断深化监督体制改革，创新性提出365工作机制，逐步形成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中国特色权力监督制约格局。二是严格落实三重一大制度、完善党委核心决策程序、强调监事会的作用，注重从方法论上对自我革命的实现过程予以指导。上海分行在实践中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把自我革命的制度规范体系建设有效融入到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中，外化为各种具体的制度设计和机制建设，以严明纪律整顿作风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三是发挥职工的民主监督决策作用。通过创新推行职工代表民主评价制度，以评分画像的形式有效落实了职工的知情权、监督权、话语权、决定权等民主权利，有利于加强国有金融企业的党风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建立规范有效的内部监督和约束机制，防止关键少数行为失范、权力失控、决策失误，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了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使职工真正成为一把手履职用权的监督主角之一。

（二）创新“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新模式

监督模式的创新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权力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在实践中始终坚持模式创新，持续深化、统筹推进“三不腐”机制，打造符合自身特点、具备特色的清廉文化品牌。一方面，建立监事会对董监高履职评价体系。2015年修订的《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同样适用《公司法》的“三会一层”治理架构。基于国有商业银行的自身特殊性，其设立监事会相比一般股份制企业需更加审慎严格。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的监事会时刻关注、监督董事会的经营理念与发展战略是否合理稳健，评估、考核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履职情况；同时还引入“外部监事”，并赋予其“独立判断”的权利，以此制衡内部人的控制，保障监事会的独立性。大胆将定性评价体系同定量研究算法有机结合，科学合理利用AHP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以减少评价体系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在对监督因子评价权重进行科学赋值的基础上，构建更直观立体的监督评价结果。另一方面，创造性地将清单建设与模型评价相结合，从实践角度出发构建365工作机制，“三份清单”、“六项体检”、“五维画像”三项细分工具环环相扣相辅相成，以综合性、立体性、闭环性的创新优势全面展开对“一把手”的“显绩”与“潜绩”考察，明确监督范围，完善监督制度，提升监督力度，推进领导班子监督机制走深向实。总体来说，商业银行通过监督模式创新，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方位、立体式网格化监督格局，从严正风肃纪，纯正基层风气。[4]

（三）完善监督评价体系不断提升监督效能

一方面，不断提升制度执行力。当下的难题并不是如何建立一套“一把手”监督机制，而是如何强有力的落实该监督制度。要对监事会制度进行创新，赋予和保障监事会对银行内部审计工作的监督职能，拓宽监事会组织的覆盖体系，坚持高点定位。强化对监事会成员的指导工作，监事会日常应当深入一线，确保监事会成员在经营管理、“一把手”履职等信息上的知情权，从而增强监督的灵敏性和及时性。加强资源整合，建立纪委政治监督与监事经营监督的联动机制。此外，商业银行监事会应当定期与金融监管机构汇报监督近况、监督现状、监督难点，必要的时候依托金融监管机构的指导意见为“一把手”履职用权“敲敲警钟”。另一方面，形成有效监督反馈机制。从监督手段来看，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纪委提出的创新性“365“工作机制构建了有效的反馈机制，在做实做细”六项体检”工作的同时，纪委办公室根据监督机制的落地反馈情况持续完善和规范“三份清单”。从组织架构上来看，纪委办公室定期向各级别员工发放关于“一把手”履职用权情况的监督问卷，收集与统计员工对于领导班子的评价结果，反馈至党委组织部、党委巡察办、党委书记等监督主体。通过健全的制度体系和积极的监督信息共享，形成一套“自上而下统筹管理，自下而上全面反馈”的监督系统。

参考文献：

[1]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课题组.东方证券：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监督机制实践[J].上海国资，2021（08）：88-91.

[2]刘爽.探索破解“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难题[J].中国纪检监察，2020（16）：10-11.

[3]李辉.“一把手”权力监督制度化的重要意义[J].人民论坛，2021（27）：50-53.

[4]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唐山分行课题组.对基层银行“一把手”和领导班子量化监督的探索及思考[J].中国银行业，2023，（04）：97-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