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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积极发展对外文化贸易既有利于增强中国对外贸易的整体竞争力，又有利于促进对外文化交流互鉴。本文选取RCEP其他成员国为出口贸易对象国，结合贸易双方经济规模、市场规模、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地理距离、文化距离、进口国贸易条件等因素，基于扩展引力模型分析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基于需求视角的对象国人均 GDP、人口数量等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基于供给视角的中国人均GDP、人力资本等对我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双方的地理距离、文化距离则对其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

关键词：文化贸易；影响因素；扩展贸易引力模型

一、引言

一直以来，中国致力于“文化强国”建设，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对外文化贸易总额同比增长38.7%，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迈上2000亿美元的台阶，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如何进一步拓展广度深度，是如今我们面临的迫切问题。本文通过对现有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学术界对文化贸易的研究集中在对影响因素的探讨分析上。Orefic&Santon（2018）选取19个OECD国家的贸易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出口国的人口出生地的多样性水平影响文创产品出口，且两者成正相关。吴兆丹等（2020）考虑了贸易双方城镇化进程对文化产品贸易的影响，发现对象国城镇化进程对我国文化产品贸易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傅晓冬、杜琼（2022）从数字经济的角度，分析了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正向地促进了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额的提升。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于我国文化产品贸易影响因素的分析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现有对文化贸易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关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侧”因素，而对反映国内经济发展状况的“供给侧”因素关注不够。因此，本文以中国与RCEP其他14个成员国2007—2021年的文化产品出口贸易数据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从供给侧与需求侧两个视角对影响我国文化产品出口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二、影响因素选取及研究假设

（一）需求视角下文化出口影响因素

需求视角即从进口国的角度探讨影响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关键因素。在经济学的“引力模型”框架下，进口国的经济规模被视为推动双边贸易增长的关键“引力”，经济规模越大，其市场容量和潜在的消费者需求也就越旺盛。进口国的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和贸易环境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同样具有显著影响。数字经济的成熟不仅促进了文化的全球流动，也提高了对其他国家文化产品的需求。进口国的贸易环境是衡量其贸易发展水平和开放度的重要指标。一个开放友好的贸易环境能够鼓励进口国增加对外国文化产品的进口，从而推动文化贸易的繁荣。

假设1：进口国的经济规模、市场规模、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和贸易条件对我国文化产品出口起正向促进作用。

在引力模型中，距离因素被看作一种贸易障碍，它增加了双方的交易成本。地理距离对文化产品的运输成本有直接影响，然而，随着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这种影响正在减弱。与一般货物贸易不同，文化产品贸易更依赖于文化价值的认同和接受。文化差异是衡量两国文化贸易潜力的重要指标，通常用文化距离来衡量。文化距离反映了两国在风俗和价值观方面的差异。一般来说，文化距离越大，两国间的文化差异越明显，这可能会成为文化贸易发展的障碍。

假设2：进口国与我国的地理距离、文化距离对我国文化产品出口起反向抑制作用。

（二）供给视角下文化出口影响因素

国际文化贸易市场由供求双方共同构成，出口国的供给因素也会对文化产品出口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出口国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文化产业的发展基础，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产业结构得到优化，文化产业不仅规模扩大，产品种类也日益丰富，为国际市场提供了多样化的文化产品。出口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对文化产品的国际传播至关重要。数字经济的繁荣有助于文化产品的推广，使其更容易进入国际市场。随着文化产业人才队伍的壮大和素质的提升，文化产品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其内在价值和吸引力也不断增强，从而提升了文化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此外，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对降低文化产品出口成本、提高出口效率具有重要作用。

假设 3：我国经济规模、市场规模、数字经济发展程度、文化产业人力资本投入以及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对文化产品出口起正向促进作用。

三、基于扩展贸易引力模型的文化产品出口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一）变量选取与模型建立

1.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2007-2021年我国与RCEP其他14个国家的文化产品贸易出口额（表示为EX），选取HS编码为49、85和97三类文化产品为研究商品，以此代表核心文化硬件产品和文化软件产品。

（2）解释变量。在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方面，从经济规模、市场规模、数字经济发展程度等方面选取变量指标。经济规模方面，选取国内购买力（用cgdp表示）和国际市场购买力（用gdp表示）两个变量来衡量。市场规模方面，选取我国国内人口规模（用cpop表示）和贸易对象国人口规模（用pop表示）两个变量来衡量。数字经济发展程度方面，选取互联网使用比例（用int表示）来衡量。这一变量主要用于衡量两国间的联系与交流程度。

（3）控制变量。从地理距离、文化距离、贸易环境、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方面选取变量指标，各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见表1。

2.扩展贸易引力模型构建

本文以经典贸易引力模型为基础，其中，被解释变量EXijt代表中国t时期对相应国家的贸易出口额（以现价美元测量），在实证的过程中取自然对数。为了更全面分析文化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运用以上变量建立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如下：

i表示中国，j表示RCEP国家

3.数据来源

（二）面板检验

1.多重共线性检验

对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lncint与lncgdp、lncpop、lnhc，lncgdp与lncgdp、lnhc，lncpop与lnhc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且经共线性检验发现lncint、lncpop、lncgdp及lnhc的VIF值大于10，因此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采用逐步回归法排除引起共线性的变量，选择lnint、lngdp、lnpop、lndis、lncd、lnterm、lnart构建模型一，接着分别引入lncint、lncgdp、lncpop、lnhc，进行检验比较。根据回归结果，变量lnart在模型一、二、三中与因变量负相关，不符合实际经济意义，变量lncint、lncgdp、lncpop、lnhc未通过显著水平为 10% 的T检验，因此将变量lncint、lncgdp、lncpop、lnhc和lnart剔除。

2.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伪回归，确保回归结果的有效性，采用单位根检验对各面板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可以看出变量lngdp原始序列非平稳，而一阶差分序列平稳。

3.协整检验

通过单位根检验显示变量原始序列非平稳，因此选用westerlund检验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结果显示，p值小于0.01，拒绝原假设，说明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三）实证结果分析

对剔除lncint、lncgdp、lncpop、lnhc和lnart指标后的模型进行个体效应、时间效应及Hausman检验，个体效应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混合回归模型有效”的原假设，故应选用固定效应模型；时间效应检验中结果显示p值为0，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混合回归模型有效”的原假设，故应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p值大于0.05，且模型中含有距离等非时变变量，故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参数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第（1）列只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对象国人均GDP在1%的水平上对我国文化产品出口有促进作用；第（2）列加入互联网使用比例、人口数量、进口国贸易条件、地理距离及文化距离，结果表明对象国人均GDP对我国文化产品出口的正向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人口数量对我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均呈正向的显著作用，与假设相符。进口国贸易条件对我国文化产品出口起促进作用，但不显著，可能是由于进口国的贸易条件改善对文化进口需求存在“滞后”效应。地理距离、文化距离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与假设相符，说明贸易伙伴国的地理距离越大，由于运输和远程沟通等原因对应的交易成本越大，文化产品的贸易规模就越小；文化差异程度越大，对于我国文化产品出口的消极影响越大。

（四）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基准回归所得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将分别替换解释变量和剔除样本进行回归检验。

首先，替换解释变量。用国民生产总值GNP代替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贸易对象国的经济规模。替换解释变量后的回归结果较好地保持了显著性，且与基准回归结果几乎一致，即贸易对象国经济规模越大，越能推动中国文化产品出口额的显著上涨。其次，剔除样本。剔除2007-2011年的数据，从RCEP开始发起时间选取，以2012-2021年为研究时段重新进行回归估计，结果显示对象国人均GDP对文化产品出口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它各变量与原回归结果一致，说明结果是稳健的。无论是替换解释变量还是剔除样本，对象国经济规模对于我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都是正向显著的，与假设一致，因此对象国的人均GDP对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四、结论及建议

从文化需求视角分析，进口国的经济规模、市场规模、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和贸易条件对我国文化产品出口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进口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对我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尤为显著，贸易国GDP提高1%，文化产品出口增加1.078%。两国间的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对文化产品出口起反向抑制作用，其中文化距离的抑制作用大于地理距离，两国间文化距离成为文化贸易发展的主要障碍。从文化供给视角分析，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状况、文化产业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本投入以及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对文化产品出口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供给视角下，我国的经济规模、市场规模、数字经济发展程度的回归结果均不显著，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中国国内因素对文化产品的出口没有显著影响。文化产业就业人数与文化产品出口正相关，但并不显著，可能是由于我国文化产业就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

因此，中国应积极促进文化企业和团体的国际化发展，通过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合作，减少文化和地理因素对文化产品出口的阻碍；我国应积极开展与RCEP其他成员国多维度、多层面的互联互通，在交流中增进互信，降低“文化折扣”影响，促使中国元素“走出去”。此外，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对象国的各项指标对中国文化产品贸易的影响均较为显著。中国应深化与目标国家的研究和交流，全面了解其经济和社会制度等方面的情况，以实现互利共赢；通过扩大国际市场的范围，跳出单一国家的局限，为中国的文化产品贸易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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