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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组织科研是当前高校科技创新实现建制化、成体系服务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的重要形式，而依托重大科技任务和重大工程，在科教融合的前提下，推进高质量人才培养，是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在国家的政策引导和高校的持续建设下，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成型的科研人才培养模式。与此同时，我国高校的科研人才培养仍然存在价值导向、动力、能力、合力保障等层面的瓶颈，阻碍了人才培养与科研事业之间互相促进的良性互动。基于此，“双一流”高校应当扮演好“排头兵”的角色，通过加强思政教育、塑造精神修为，改革评价机制、激发育人动力，提升课程质量、增加科研机会，明确主体分工、搭建有序格局，引领科研人才培养模式变革，从而为有组织科研奠定更加坚实的人才基础。

关键词：有组织科研；高校；学生培养；双一流

一、引言

2022年8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有组织科研确立为高校科技创新实现建制化、成体系服务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的重要形式。尽管有组织科研的内涵较为复杂，不同学者从不同维度作出解读，但仍可以归结出三个方面的“有组织性”：目标的有组织性，科学研究从无目的的、自由探索的、以兴趣为导向的模式，转向体现国家意志的、有组织的、有导向性的模式[1]，服务于国家的战略需求；过程的有组织性，注重“研究选题、研究过程、研究主体”等全过程的组织性[2]，推进科学研究的任务布局、平台建设、资源配置和组织管理，通过高效合理的分工协作，提升研究的整体效能[3]；成果的有组织性，把原先彼此独立、资源分散的知识生产整合到一个相互关联、统一协调的生产系统之中，实现新知的集成生产、高效生产[4]。在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化布局不足、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支撑不够的现状下，高校有组织科研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对于高校有组织科研而言，学生培养是不容忽视的关键力量。从当下来看，虽然青年学生的科研经验相对缺乏，但也正因如此，学生受到思维定势的束缚较少，想法更活跃、思路更开阔，精力也更充沛，若能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并加以适当引导，使其成为高校科研事业的重要力量，对于塑造良好科研氛围、推动高校科研创新，具有十分正向的价值；从长远来看，科技归根结底需要人才，尽管高校需要承担科技创新与进步的重任，但以学生为主体的人才培养质量仍是高校的主责主业，依托科研进程推进高质量人才培养，“深入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和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为科研事业储备丰富的后备力量，是高校理应坚持的重要目标[5]。而在统合高校有组织科研和学生培养的过程中，“双一流”高校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双一流”建设“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面向世界科技发展前沿”[6]，致力于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在科学研究方面的综合实力，从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这与高校有组织科研有着极高的内涵一致性，可以说，要完成“双一流”建设，实现高校有组织科研是必经之路；另一方面，人才培养在“双一流”建设中亦处于中心地位，在培养急需高层次人才和基础研究人才的任务上，“双一流”建设高校是主力军。基于此，结合当前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过程中在学生培养方面面临的瓶颈，发挥“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排头兵”作用，寻找突破瓶颈的具体办法，为其他高校形成示范效应，对我国高等教育和整个科研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二、高校科研人才培养的现实瓶颈

（一）价值层面：成果导向突出，忽视精神追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国家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需要拥有一批专业技术过硬又富有科学精神的优秀人才，可以说，精神修为和专业水平一样，都是科研人才的必备品质。管理学上的组织文化理论则认为，健康、良好的组织文化对于组织行为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要想培养顶尖的科研人才、为打造成功的科研团队积蓄后备力量，就必须坚持优秀文化引领、提升学生在科研方面的精神层次。正因如此，《意见》才特别强调，发展有组织科研，就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学风作风建设。”但当前高校科研呈现出工具性强、文化性弱，功利性强、精神性弱的总体特征，致使科研人才培养面临价值导向上的困境。

具体而言，当前高校中的科研工作具有极强的“结果论”导向，科研工作侧重于对于量化指标的计量、比较，如何更快更多地产出论文、课题等显性成果，成了评价“科研水平”的最重要甚至唯一标准。这种功利取向也蔓延到学生培养当中，科研对于学生而言，往往只是有助于提升绩点、获得升学名额的“快车道”，有研究显示，丰富个人简历（52.66％）、获得加分、奖金等奖励（41.25％）、为读研做准备（31.56％）在学生参与科研的动机中排名前列，远远高于“探索对学科领域的兴趣”（21.48％）和“明确我是否想从事科研”（7.98％）[7]。这种取向一方面导致了很多学生只在乎科研结果，通过追逐热点的研究议题、模仿“套路化”的生产模式，甚至寻找“可靠”的人脉关系等方式迅速实现产出，而本应在潜心治学的过程中培养的科研兴趣、探索精神、科学素养等却没有得到锻炼，这无疑不利于学生成长为真正具备创新能力的高层次科研人才；另一方面，科研成为被非教育因素主导和牵制的利益工具，忽视了学生的品德塑造[8]，完成科研任务对于学生而言往往只被看作关乎个人发展的私事，而与他人、集体无关，更遑论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了，这与“有组织科研”中“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追求显然尚有距离。

（二）动力层面：科研风气功利，育人投入不足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9]教师是科研与育人的重要桥梁，通过在育人过程中教授科研、在科研过程中完成育人，发挥科研人才培养的主力军作用。因此，如何更好地激发教师的育人动力，让教师在学生的科研能力成长上付出足够的精力，以不断提升科研人才培养质量，是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时进行制度设计和人员管理的重要方面。当下，相比于需要较长周期、很多成效难以量化的人才培养，科研成果可以更快更显著地彰显高校的产出，因而高校多选择将有限的经费投入到具体的科研项目上，科研平台建设、教师指导学生科研等人才培养举措则缺乏充分的经费保障。在管理过程中，高校也很少通过宣传、教育等手段传播科研的育人价值，这就使得科研人才培养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此外，组织管理学中研究成员动机的经典理论---需求层次理论认为，激励是通过满足人的某种需求来发挥作用的，与需求发生契合的激励手段会产生得以激发行动的内驱力。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需求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五个层次，也有研究者将其归纳为基础需求、关系需求和价值需求三个层次。[10]如今的高校习惯于使用行政化的思维强行营造科研效应，用严格的量化评价和考核激发科研的“产出效率”，[11]对教师的评价多以科研项目、论文专著、发明专利等的层次和数量为标准，同时结合以“非升即走”为代表的严苛的绩效考核。在这种环境下，就教师的基础需求而言，教师必须将大量精力投入到科研工作中，追求较高数量的成果产出，以保证自己的工作稳定；就教师的关系需求和价值需求而言，“同群效应”的相关研究显示，由于教师之间在地位和资源方面存在竞争关系，通常首先取得学术成就的学者也会优先获得职业地位和资源，[12]这就会对教师的行为产生影响，教师必须努力在竞争中获得先机，以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和更高的社会地位。加之完成教学任务、指导学生科研项目等多为教师通过考核的“过关性标准”，其对于教师职业发展的影响远不及科研工作，造成了高校教师重视科研、轻视教学的工作特质，科研人才培养也就因此缺失了最为重要的力量保障。

（三）能力层面：课堂理念保守，学生单向输入

在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课堂扮演着主渠道、主阵地、主战场的作用，课堂教学质量是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因素，要想培育具备过硬科研能力的创新型人才，理念先进、模式健全的课程系统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要建设符合有组织科研要求的人才培养模式，必须使课堂建设做到有组织、成系统，其中既包括承载传统教学任务的“第一课堂”建设，也包括在学校统一管理和教师指导下开展实践活动的“第二课堂”建设[13]。但从科研能力培养的角度观之，当前的高校对于“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建设尚存在诸多不充分之处。

在“第一课堂”中，课堂教学的内容和模式较为传统，不能满足科研人才培养的现实需要。从课程内容来说，当今社会的知识发展早已不再是简单线性的分科而立，而是在复杂的融合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知识，高等教育要适应这种知识形势，除了推动交叉学科的发展外，也必须将课程融通作为课堂建设的重要走向。但高校交叉学科的课程设计与开发仍欠缺系统性的支持体系，在政策战略、制度建构和设计实施方面为形成上行下效的关系网，[14]课程之间存在坚固的知识“藩篱”，难以回应培养复合型科研人才的时代需求。从课堂模式来说，高校教师的教学方式仍多以“师讲生听”为主，教师占据绝对的话语主动权，学生参与互动的机会非常有限。在充分自由讨论的开放式课堂中，学生的积极思维才能被激发，主动思考和反思自己的观点和认识，[15]进而实现问题意识、探究精神、创新能力等科研素质的发展，而单向传授、满堂灌输的课堂模式显然阻碍了这一发展路径的实现。

在“第二课堂”中，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的广度、深度都有所不足。首先是本科生参与科研程度有限的问题。在如今的国际趋势下，本科生科研已成为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科研是本科生的必备经历，[18]但当前高校并未将本科生参与科研当作育人的重要部分，认为从事科学研究更多是教师以及硕博士研究生的事情，与本科生关联不大。有研究显示，仅有5.2%的本科生参与过科研项目，说明科研育人的各类资源并未有效覆盖本科生群体。[19]其次是学生在科研工作中角色被动、工作边缘的问题。教师在高校科研工作开展中居于绝对中心地位，学生在其中大多只能听从教师安排、完成确定分工，其主观能动性难以得到充分发挥。而由于很多教师认为学生基础弱、能力低，因此布置给学生的也多为简单的“工具人”工作，如收集整理资料、管理仪器设备、报销账目等，学生的科研能力无法得到有效锻炼。

（四）合力保障层面：主体权责未清，协同机制不畅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同于传统“管理”观理念下自上而下的控制路径，“治理”理念强调诸多利益相关者通过互动建立平等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公共事务，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则是要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大学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20]作为当前高校工作的重点，有组织科研理应遵循多元共治的治理理念，但聚焦在科研人才培养层面，多主体通力合作、良性互动的局面尚未形成。

首先，政府的“元治理”角色有待厘清。一方面，由于我国高校管理和资源分配长期处于国家中心模式[21]，高校在经费使用、人员管理乃至学术建设举措等诸多方面都受到政府的限制，缺失的办学自主权使得高校只能“带着镣铐跳舞”，缺乏建设有个性、有创新的科研人才培养模式的空间和动力。另一方面，虽然国家出台了不少关于科研人才培养的宏观意见，保证了大方向的正确，但落实到具体工作层面，实质性的支持政策仍有所不足，导致高校在实际的育人过程中遭遇瓶颈。以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模式---产学业合作为例，我国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但由于其涉及范围广、内容存在重复甚至冲突，使得高校和相关单位在开展合作时只能“一事一议”，一旦出现问题便缺乏解决问题的法律法规，使得多方合作步履维艰。[22]

其次，高校科研人才培养的理念和机制有待完善。当前，高校内存在多个有育人职责的主体，教师、党团组织、学校职能部门等都是科研人才培养的具体实施者，但校内的协同育人机制并不健全，各个主体之间的联系不紧密，缺乏沟通、合作，这就使得校内育人要素调动不充分，[23]影响了科研人才培养的活力。

最后，多元主体的育人潜力有待挖掘。《意见》明确指出，要“推进科教融合、产教协同培育高质量创新人才”，多元主体的合作在有组织科研的人才培养模式下具有重要价值。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高校和地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日益紧密，大大拓展了高校的资源格局。但在合作过程中，人才培养工作很多情况下并不在高校合作单位的优先考虑之列，如政府关心的是高校的智力成果对地方经济的贡献，企业则关心的自身的经济效益，[24]最终能作用到学生身上的助益十分有限，这无疑是对相关资源的一种浪费。

三、人才培养视角下“双一流”高校实施有组织科研的路径探索

基于“双一流”高校在有组织科研中的带头作用，以及人才培养对于有组织科研的重要意义，针对当下所出现的科研人才培养问题，“双一流”高校应当承担起“先锋者”角色，引领科研人才培养模式变革，从而为有组织科研奠定更加坚实的人才基础。

（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塑造科学精神修为与科研诚信品格

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基，使学生在提升科研专业能力之前具备科学精神修为与科研诚信品格，应是科研人才培养的重中之重。

首先，应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遵循，以科研育人为重要目标，完善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教学体系。一方面，要重视科研人才培养的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宣传科研工作的精神内涵、突出科研项目的社会意义，建立当前科研工作与国家、社会发展间的内在关联，使学生在科研参与中树立家国情怀、大局意识，将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国家未来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要在思政课程中重视培养科学精神、塑造科研品格的内容，并采用多种形式优化教学效果，如知名学者讲座、在线微课堂等方式，引导学生生动、深入地感知“科研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从而激发学生科研兴趣，使学生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研究中，进而为我国科研事业增砖添瓦。北京师范大学在完善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教学体系的过程中，深入挖掘挖掘各类课程和培养环节中蕴含的育人资源，推动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紧密融合，同时充分运用网络平台，实现课堂教学与线上教育的有机结合，从师生延时互动向即时互动转化，其课程微信平台等也多次荣获各级各类教育成果奖，帮助学生在专业学习中提升思政水平、在思政学习中培育专业精神。

其次，应完善学生参与科研项目的评价机制，除将成果的层次与数量纳入衡量指标外，也应增加科研的过程性评价，严格对学生参与科研项目的角色、工作量、实际贡献等进行细化考察，对有创造性表现的学生进行额外奖励，防止形成功利化的“快餐式”科研工作参与。此外，“双一流”高校不仅需要关注学生的科研经历，更应重视学生的科研追求、科学精神，避免学生熟稔科研“套路”但科研精神特质欠缺，要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对科研失信行为予以惩罚，维护科研的公平正义。北京师范大学在《研究生学术创新奖励暂行办法》等文件中，把科学精神、创新能力、学术道德等培养放在突出位置，确立了科学精神和科研品格在学术产出中的第一性，为学生从事科研活动作出了正确引导。

（二）优化专业培养体系，提升学科交叉创新与科研参与机会

为进一步提升高校科研育人能力，确保将提高学生科研水平真正落实到学校的常态工作机制中，“双一流”高校必须立足课堂主阵地，建设满足时代需求、育人质量过硬的“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提升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与创新[25]，扩大学生的科研参与机会。

一方面，要变革“第一课堂”。首先，需进一步推动交叉学科的课程建设，“双一流”高校要从宏观上制定相应的政策支持，通过组建专门负责的组织、建立多学科联动平台等方式，为不同学科课程之间的融合减少交流成本、增加交流机会。同时，通过完善辅修与第二专业制度，拓展学生自身兴趣，为学生进行交叉学科学习提供条件[26]，进而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其次，需完善课堂教学模式，转变课堂教学方式，引导教师将课堂话语权交予学生，让学生在课堂上多参与、多互动、多实践，在此过程中，将探究的态度、科研的方法、创新的地位等要素融入教育教学当中[27]，深刻促进学生科研素养的形成。近年来，北京师范大学大力推广教学方式和方法改革，通过小班研讨、读书会、混合式教学等，同时打造了适应学生自主学习需求的智慧课堂、智慧实验室、智慧校园，全面建设优质数字课程资源，通过多样化教学模式来提升学生发现、探究、解决问题的能力。

另一方面，要完善“第二课堂”。首先，要明确“双一流”高校研究型大学的本质，大力发展研究型教育、推进科研要素的下移，使参与科研不仅作为研究生的学习任务，也应成为本科生的学习经历。同时，进一步加强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在科研方面的一体化设计，扩大学生的科研参与机会，增强本科生的科研基础，使得本研衔接、本研融合更加顺畅，科研人才培养系统更具层次性。其次，可以通过建设更多、更优质的科研平台，为学生提供更多独立主持、参与科研项目的机会，针对有浓厚科研兴趣、具备突出科研能力的学生，学校与教师应加强重视度，使其尽早接触到更深入的科研工作，充分开拓并发挥学生的科研潜力，形成人才培养和科研参与的良性互动。北京师范大学是国内最早开展高水平科研训练的高校之一，包括教育部“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北京市“大学生科学研究与创业行动计划”、学校本科生科学研究基金、院（系）本科生专项科研基金等在内的各级各类的学生科研项目已形成了完备的体系，为学生科研实践提供了丰富的机会。

（三）改革教师评价机制，激发教师育人动力与科研育人氛围

改革教师从事科研工作的评价和激励机制，对于释放教师育人潜力、激发教师育人动力，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教师科研育人动力的提高直接影响着人才培养的结果，且对于塑造学生间科研育人氛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双一流”高校要在理念层面上确立“科研”与“育人”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加快破除“五唯”的功利性评价标准，将育人的成效纳入教师的考核，对于在科研人才培养上有突出贡献的教师应予以职称、评优、绩效等方面的奖励，并在校内作为优秀典型的案例进行宣传，重塑教师“教书育人”的职业本质。第二，“双一流”高校要以育人成效为导向，建立科学全面的教师科研育人评价指标体系，制定相应的“育人硬指标”，并纳入教师的基本责任。同时，也应弱化过分重视结果的评价倾向，注重育人评价的诊断性、过程性、发展性[28]，既要有效保证教师主动增加育人投入、履行育人责任，又应对教师育人形成科学指导，使其育人行为真正服务于学生的成长和发展，避免造成评价指标的功利性扭曲现象。第三，“双一流”高校需要进一步完善本科生导师制等指导制度，定期对其开展监督，并通过问卷、访谈等形式收集学生对于合作导师指导情况的反馈。对有效配合制度的教师进行嘉奖、对疏于落实制度的教师应予以提醒，通过相关制度引导教师主动育人、积极育人，以期进一步形成良性的科研人才培养氛围。

在教师评价方面，北京师范大学制定了《教学科研岗位晋升管理办法》、《教学科研岗位人员年度考核办法（暂行）》等一系列文件，深入落实教师岗位分类管理，将教学科研岗位细分为三型六类，分类制定符合岗位特点的晋升条件，明确不同岗位人员的教学工作量要求，将未能按要求给本科生上课的部分教授、副教授转入相应的研究员系列，突出教书育人作为教学科研岗位人员基本要求的地位，从而引导教师重视教学工作，践行育人职责。

（四）明确多元主体分工，搭建主体共同参与的科研治理格局

要建设科研人才培养的有效体制机制，保障“双一流”高校科研人才培养质量，须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使政府、高校和科研人员做到各司其职且充分协作，形成多元共治的理想局面。

其一，政府应做好简政放权工作，充当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中的调控者角色，引导高校科研的宏观布局和微观主体行动。首先，政府应将财政、人事、学术等方面的主导权力放归高校，增加高校办学自主权，鼓励“双一流”高校基于自身历史和现实开发各具特色的科研人才培养模式，在国内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育人格局。其次，政府应通过广泛的调研、即时的监督，发现高校在落实相关育人政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并及时从政策、法规等层面进行完善和修订，为高校开展相关工作扫清障碍。再次，政府应以国家需求为要义，设立需要有组织的科研项目，为高校、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作提供平台，帮助探索建设多主体良性互动的有效机制，促进多元共治格局的形成。2021年起，我国科技部等单位接连支持了多个围绕教育卡脖子问题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北京师范大学在这些项目中多次中标，如陈丽老师主持的“大规模学生跨学段成长跟踪研究”项目、李艳燕老师主持的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学习环境智联计算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项目等，这些项目无不联合了多家高校、科研机构和社会企业，为高校有组织科研作出了有力示范。

其二，“双一流”高校应从校内外两个层面保障科研人才培养的有序进行。在校内层面，“双一流”高校应进一步厘清与科研人才培养相关的人、财、物等要素的关系，明确分工、清晰权责，开拓不同主体之间进行合作的渠道，形成沟通顺畅、合作有序的育人机制。在校外层面，“双一流”高校需明确开展外部合作的科研治理机制，既明确合作对象对人才培养的积极意义，又发掘人才培养对合作对象的有利价值，如高校向科研机构输送科研人才、科研机构为高校提供实践平台等，从而形成与合作单位的良性互动。澳大利亚的科研体系为我国“双一流”高校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如图2），该体系以政策、基础设施、文化、投资、技能、网络为基础，联合政府、高校、科研组织（如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RC”）以及产业和科研用户，在基于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全方位研究的合作中，搭建主体间共同参与的科研治理格局，从中寻找与合作单位共同育人的可能，进而拓宽高校科研育人的资源格局。[29]

其三，鼓励教师与学生共同建设科研人才培养模式。有组织科研所需的科研人才培养模式，既要有自上而下的引领，又要有自下而上的参与，如此才能保证学校所实施的科研人才培养措施符合师生的基本诉求和期望，从而提升师生参与科研事业的积极性，激发师生的科研活力。北京师范大学于2023年度开展了科研打讨论工作，其中不仅有各领域专家的参与，更有一系列学校或院系开展的师生座谈、分享活动，充分表达师生对于科研事业的想法和建议，集思广益，共同促进与师生切实相关的科研事业建设，从而使其更有利于教师科研育人和学生科研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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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韩舰，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党委副书记、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与管理

刘维伊，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数字化教育

陈凌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2021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学、教育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