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道德经》作为中华民族典籍中一部优秀的文学经典，其思想不仅对中国产生了影响，更对西方世界乃至邻国俄罗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德经》的俄译过程中，不少译者对中国道家思想产生兴趣，在俄国对其的研究也由单纯译介逐步转向更深层次价值观和哲学思想的研究，其传播的方式、内容、载体也发生了变化。

关键词：老子思想；俄译《道德经》；域外传播

一、《道德经》俄译历程

《道德经》的俄译历史由来已久。在1818年，时任东正教使团成员的西维洛夫（1798-1871，俄国东正教驻北京第十届传教士团修士司祭）应亚历山大二世的谕令对中国道家学说进行研究驳斥，于是西维洛夫开始着手翻译《道德经》。1828年完成了《道德经》的翻译，这是《道德经》在俄罗斯的首译本，但由于各种原因，他的译本未得到出版，直到1915年才以“丹尼尔（西维洛夫）档案中未公布的《道德经》译文”为题在《敖德萨图书学会通报》上发表。

侨居俄国小西增太郎（1862-1940，又名丹尼尔·彼得罗维奇·科尼西，翻译家）则是第一个发表出版《道德经》的人。小西增太郎从小便接受传统教育，练习书法时所用的字帖是《老子道德思想录》，从小就种下了启蒙的种子。小西增太郎热心于介绍中国的古典哲学。1892年，他萌生了一个想法，把《道德经》译成俄语。1894年《道德经》于格罗特的《哲学和心理学问题》杂志上发表。

而这本译著的翻译与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有着莫大的关系。当托尔斯泰对基督教理论态度发生转变，出现迷茫时，他将目光投向了东方，对中国的古典文化产生兴趣。当得知小西增太郎有意翻译《道德经》时，便通过朋友介绍，与这位学者相识，主动提议道：“为了让俄罗斯有一部最好的译本，我随时准备帮助您核对译文。”托尔斯泰经过认真核对修订，最终完成《道德经》的审阅工作。此次合作也推动了托尔斯泰对《道德经》的翻译工作，1910年《列·尼·托尔斯泰选编，中国圣人老子格言》出版，从中可见托翁对老子思想的托式诠释。

白银时代时期著名象征派诗人巴尔蒙特（1867-1942）于1908年发表《道德经》译文，采用的自由诗体形式，开创了《道德经》诗体译本先河。

到了苏联时期，开始进行深层次的汉学研究，杨兴顺（1904-1987）于20世纪40-50年代重新翻译了《道德经》，书名《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及其学说》，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对“道”学说进行了唯物主义研究。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汉学进入崭新时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专家李谢维奇对《道德经》进行了节译。汉学家卢基扬诺夫在莫斯科大学攻读博士时相继发表一系列论文，1991年人民友谊大学出版了其专著《老子（早期道家哲学）》，2008年他与阿勃拉缅科的学术散文体译本《道德经》出版发行。2009年汉学家马良文与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教授李英男教授共同翻译了《大中华文库·老子》。

二、《道德经》在俄罗斯的传播

（一）传播方式由单纯译介转向多维度、深层次研究

各个译者可能出于不同的原因开始进行《道德经》的俄译工作，但是在翻译的过程中开始对中国的道家思想产生兴趣，在翻译过程中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对“道”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解阐释。对《道德经》的研究方式由最初单纯的译本研究到多维度，深层次的研究。

西维洛夫奉谕令对道家学说进行驳斥，但他在翻译时反而被道家思想所吸引，沉浸其中。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意译的方法，译文不追求字面意思相符合，而在于传达中国古代哲学家的精神。西维洛夫在每一章都添加了小标题，专注于传达《道德经》主要思想，可以说，西维洛夫的译本更像一本注解，易于理解。

小西增太郎在翻译《道德经》的同时，对道家思想进行了研究，总结出老子的伦理观。小西增太郎从伦理学的两方面进行论述，一方面是个人伦理，他认为伦理败坏的源头是个人的欲望，需要克服私欲才能实现道德的完善，另一方面是社会伦理，他认为应当推崇无为而治，承认君主制的合法性，拒绝财富，反对战争。小西增太郎认为，老子建立的道德体系是极为出色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基督教出现以前，没有如老子体系这般崇高而完备的道德学说。

托尔斯泰在研读《道德经》时，不同时期对“道”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他曾多次解释这个范畴。1884年，他将“道”译为“上帝”，这与其信奉基督教是有很大关联的。1893年“无为”这篇文章中，他将“道”译为“Tao”，也就是途径、美德、真相的意思，“无为”译为“勿为”。1903年，托尔斯泰又将“道”译为“理性”，将“无为”译为“恭顺”，托尔斯泰将“道”理解为是一种精神本源，一切生灵皆有之，一种生命定律，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在践行着这个规律。这一时期将“无为”译为“恭顺”，则是遵从了福音书的学说，而托尔斯泰认为“恭顺”是对肉欲的忍耐和克制。在1906年给中国作家辜鸿铭（1857-1928）的公开信中，对“道”和“无为”又有了新的注释，将“道”译为“自由”，一种研究定律过程中的自由，将“无为”译为“不做，勿为”，己所不愿，别人不为，他事不为。托尔斯泰极力表现道家思想与福音书是有相似的之处的，在老子思想中寻找基督教的本质，托尔斯泰对老子学说的研究推动了道家思想在俄罗斯的传播。

（二）传播内容由纯文本到对哲学思想、价值观念研究

东方布道团（俄国东正教派驻北京的传教团体）的主要任务是传教，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进行了解，因此，早期的研究并不注重道家的思想。诗人巴尔蒙特翻译《道德经》的初心也并不是钻研老子思想，而只是寻找灵感，借题创作。但在翻译过程中，不少译者看到了道家思想的优越之处，从一开始的对《道德经》进行单纯的翻译转向对道家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的研究。

对《道德经》进行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的研究是在苏联时期达到了高潮，同时俄国无产阶级胜利也为科研工作铺就了道路。汉学家彼得罗夫（1907-1949）于1935年发表的《俄国资产阶级汉学中的中国哲学：书报评论概述》，是第一篇论述中国哲学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彼得罗夫表示：“‘道’并不像作者想的那样代表一切消极的力量，而是一种绝对积极的力量。”他认为老子的学说更偏向于唯心主义。而在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所有的学者以及汉学家必须向这本书看齐。

接下来杨兴顺则将老子成功地成为了一个唯物主义者。1950年，杨兴顺出版了《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及其学说》一书，经过其通俗易懂的翻译，老子的学说向“唯物主义”靠拢。他认为老子思想中的“道”指的是大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等方面的规律。在杨兴顺的努力下，《道德经》在苏联获得了新生，重新引起了学界和知识界的关注，因此这一时期关于《道德经》的研究诸多。这一时期以杨兴顺为首的一派认为老子是唯物主义者，老子的学说是朴素的唯物主义学说。但在1970年，瓦西里耶夫（1903-2016，俄罗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批评了关于杨兴顺的理论，认为道家学说中更多的是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特征，瓦西里耶夫等人认为老子不是唯物主义者，虽然没有直接将老子称为唯心主义者，但他们否认道家的唯物主义。但是之后开的全苏汉学家科学大会上，瓦西里耶夫的书得到了严厉的批评，此后任何将中国哲学视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史的尝试都被制止。

1974年俄罗斯汉学家高辟天，公开反对将中国古代哲学划分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学派，主要是在道家思想中很难去区分物质和精神的概念，“天”到底是精神还是物质决定了如何界定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学派。无论从哪方面去讲都划分得都很主观。这种观点后来由科布泽夫等学者继承，到1990年代才占据主导地位。

（三）传播载体由纯译本变为学术专著

《道德经》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对西方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俄罗斯汉学研究，新一代汉学家们对《道德经》进行翻译的过程中，不断地分析道家思想，以寻找最佳的翻译方式，因此形成了不同风格的译本，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汉学家们对《道德经》的研究不只停留在纯译本上，而更上升到了学术专著方面。

新一代的汉学家马良文、陶奇夫、卢基扬诺夫等，认真研究《道德经》原文和历代经典注疏文本，将翻译与学术研究结合，学术专著成为了文化传播的载体。“道家哲学的基本问题－唯心或唯物”不再是研究的主要任务，研究重心转向运用解释学、文化学对道家学说进行具体化的研究。

陶奇夫（1956-2003）对道家进行历史宗教方法研究，这能很好地对“道”进行阐释。陶奇夫将“道”解释为“物质过程”，世界存在的原则，主宰世界的变化规律，“有”和“无”解释为事物现在存在或者不存在。他将“无为”解释为遵循道、参透其本质将人的活动产生于道。陶奇夫这种研究方法在道家研究中没有先例，他对老子的研究摆脱“自然唯物论”的影响，不再以唯物或唯心来对老子学说定性，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唯物论”，因此其眼中的老子更接近真实的老子。

卢基扬诺夫是专注于研究道家学说的汉学家，是现当代著名的道家学说研究代表人物。其译本是有节奏的散文体，更偏重于对《道德经》的学术分析和解读，从本体论和人类学维度对“道”进行阐发。而阿布拉缅科的译本是押韵诗体，两种文本编排在一起，可以使具有散文性的语言也暗藏韵律性，能够更好的体现原文的文本结构，传达哲学理念。

马良文的译本注明《道德经》不同版本的文字差异，列举中国历代注解等注释，内容非常丰富。作者运用了一些思辨色彩浓厚的学术话语来解读术语，因此读者在读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阻碍，这对读者素养提出了较高要求。传统典籍的的外译对译者的要求极高，而马良文与李英男合译的《大中华文库·老子》则解决了这一问题，这本书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引用了多个注述文本，重视其词汇、修辞和结构的特征分析，显示了译者深厚的文化功底，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代表性译著。

在翻译和研究《道德经》的新浪潮下，不少专家译者开始对《道德经》进行精读研究，不断挖掘其哲学方面的新内涵，出现了大量的节译本和全译本，在这些译本中，译者都结合了自己对老子思想的理解，对道家哲学进行了新的诠释，使得道家思想在俄罗斯得以有了新的传播，俄罗斯汉学家们对中国优秀文化典籍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道德经》在俄罗斯传播的影响

中国的国学经典不仅为俄罗斯汉学家所接受和翻译，一些俄罗斯作家也积极响应，他们或从先秦诸子的著作中获得人生启迪，或从中华文化中获得创作渴望文明交融的作品的灵感。

托尔斯泰曾说，自己良好的精神状态的保持应当归功于阅读《道德经》。托翁对老子十分推崇，有人问他，世界哪些文学家和思想家对他影响最深，他回答说，孔子、孟子对他影响很大，而老子对他影响巨大。托尔斯泰在东方文化的精神中，找到了对自己的精神追求方向的印证和认可，进而也找到了他认为的人类未来发展的希望。中国国学所体现出的文化精神，也为俄国文学在新世纪铺就了一幅宏大的想象画卷。

《道德经》在俄罗斯的传播历程，是中俄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各位译者以及汉学家们都为中华文化的域外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道德经》是俄罗斯众多文化典籍中复译本最多的经典，这无疑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甚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充分肯定，其蕴含的宗教哲学、政治理念与和谐思想等都有着跨时代、跨社会、跨文化的普世价值，译者对道家思想的不同诠释和解读也彰显着《道德经》极大的魅力和对外传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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