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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实践活动对感恩意识的影响研究

——学校资助支持度的中介作用

廖伟智
  
新时代教育
2022年19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广州 5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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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我国对高校生的资助偏重于无偿性的经济保障性资助,学生缺乏感恩意识的现象愈发明显。为促进学生全面成长成才,提高学生感恩意识,实现发展型资助的转变刻不容缓。本文以304名学生为被试,采用问卷法对志愿实践活动参与度、感恩意识及学校资助支持度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在控制性别等变量后,活动参与度对感恩意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2)学校资助支持度能在活动参与度和感恩意识之间起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可进一步丰富发展型资助内涵,为高校如何提升学生感恩意识提供参考。

关键词:发展型资助;感恩意识;学生参与度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庆典上的重要讲话指出,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仍有部分家庭困难学生因家庭困难,无法完成大学的学业[1]。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高校资助政策不断完善,建立了“奖、贷、助、补、减、免、勤”的助学体系,缓解了困难生的生活问题和学费问题,帮助学子顺利完成学业,投身工作,用知识和技能帮助家庭脱贫。但现在的资助体系偏重于经济资助,对学生的关爱不足,学生诚信意识、感恩意识出现严重缺失[2],甚至导致拜物主义盛行[3]。因此,如何保障学生“生活脱困”的同时,实现“精准育人”从保障型资助转变为发展型资助,是现在迫切需研究的课题。

二、文献述评

(一)发展型资助的内涵

发展型资助是相对于保障型资助而言的。保障型资助是以“输血”为主,着重对家庭经济困难生的经济无偿扶持,通过一系列的财政补贴、学校补助等方式,保障学生在校期间的生活需要。而发展型资助强调的是从家庭困难学生自身发展角度出发,以“造血”为主,通过多元化帮扶措施,帮助他们塑造健全的人格,促进他们全面发展。

本文认为发展型资助工作的内涵是以资助对象全面发展为导向,根据教学特色及学生发展特质,采取多元化方式解决学生经济困难,并在实施资助的项目过程中,让学生自身感受到“自我成长”的变化——正确的价值观养成、综合能力提升、心态适应调整等,最终实现“助人自助”。

(二)感恩意识的缺失

感恩是人们对自然给予的恩泽,社会或他人给予的恩惠产生认同感,并意愿作出回报的行为[4]。研究表明,部分家庭困难学生的感恩意识出现缺失,甚至扭曲。如张阳认为受助困难学生出现感恩意识缺乏,感恩回馈行为缺失,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共同影响下造成的[5]。因此,提高学生的感恩意识,成为高校教育的重点工作。

当前,各高校积极开展多种多样的志愿实践活动,如三下乡、社区普法、爱心敬老、幼儿义教、博物馆讲解等一系列以“感恩、奉献”为主旋律,参与者不求回报,向他人、社会或自然奉献自己的时间、精力、爱心等的行为活动,务求提升学生的感恩意识。在开展发展型资助工作中,我们要着重加强感恩教育,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把感恩意识根植在学生心中。

(三)学生参与度

正式提出“学生参与度”概念的是乔治·库,指的是学生在有效教育活动中所付出的时间和努力程度以及高校吸引学生参与到有效教育活动中的力度的概念[6]。他认为参与度具有双重核心特征:一方面是依靠学生自身的努力与付出,另一方面是校方采取的行动。其后,学生参与度的内涵不断丰富,受到国外学者的研究启发,国内学者也对学生参与度的概念与内涵进行了探讨。孔企平认为学生参与由三个方面组合而成,分别是行为参与、情感参与和认知参与,具有相对的独立性[7]。王纾认为,学生学习性投入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学生在个人学业和课堂内外有效教育活动中所投入的时间及精力,二是指学校在政策和制度上对学生激励的程度 [8]。

此外,学者还进行了实证研究,检验学生参与度对学生成长成才存在积极影响作用。国外大部分研究以“美国大学生体验调查问卷”(CSEQ)和“全美大学生参与度调查”(NSSE)为研究工具,把学生参与理论运用在高等教育评价实践中。国内研究起步较晚:朱红从课堂参与度、课外活动参与情况、跨专业学习和课余活动等四个方面,研究学习参与对学生成长的影响 [9];陈萍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大学生参与学校教育活动的时间和努力程度进行研究[10];王琰借鉴 NSSE 等国内外大学生参与度量工具,用探索性因子方法,构建参与度因素模型[11]。

以上研究都进一步丰富了学生参与度的内涵,为提高学生积极性提供了实证数据支持。但在研究内容上,较少针对学生参与度对感恩意识的影响研究,如志愿实践活动、志愿活动等。学生在这一类活动参与度的高低,是否影响学生感恩意识,学校的资助支持是否对两者有正向影响等情况还有待研究。另外,从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概念层面,定性分析多,缺乏对志愿实践活动参与度测量及其对感恩意识培养的实证研究。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学生参与(投入)度为理论基石,以高校发展型资助为视角,探寻高校资助支持对志愿实践活动参与度与感恩意识的中介作用,为发展型资助提供参考方向。

三、实证研究

(一)理论模型及假设

本文根据学生参与理论及志愿实践活动的相关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H1.学生志愿实践活动参与度与感恩意识有显著的正影响;

H2.学校资助在学生志愿实践活动参与与感恩意识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二)研究内容

本文实证分析主要内容包括:1.对学生志愿实践活动参与度的分析;2.学生感恩意识水平现状分析;3.学生志愿实践活动参与度对感恩意识培育的影响分析;4.学习资助支持度在志愿实践活动参与与感恩意识关系的中介作用。问卷共分为四个部分,即学生基本信息、志愿实践活动参与度、感恩意识测量、学校资助支持度。实证分析采用spss26软件。

(三)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来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各年级抽取,共发放问卷320份,回收有效问卷304份,回收有效率95%。其中男生103人,占比34%,女生201人,占比66%;困难生137人,占比45%,非困难生167人,占比55%。

(四)测量工具

1.志愿实践活动参与度量表

本文在总结关于学生参与的概念和理论的相关研究基础上,借鉴全美大学生参与度调查(NSSE)和美国大学生体验调查(CSEQ)等较为成熟的调查工具所涉及的内容,设计了本文实证研究所使用的学生参与调查量表,主要从“认知投入、情感投入、行为投入”三个维度进行考量志愿实践活动参与度(以下简称参与度)。本次测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5。

2.感恩意识量表

采用何安明研究编制的青少年感恩量表。该量表从我国独特文化背景出发,参考、吸纳现有感恩理论的合理内容,移植、借鉴智力与情绪智力三维结构理论的框架结构,设计了6个因素结构的青少年感恩量表[12]。志愿实践活动多数是与人、社会的互动,因此我们选取原量表的其中4个因素作为学生感恩意识的测量。信度检验显示,本次测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9。

3.学校对活动资助程度量表

志愿实践活动属于学生活动的一种类型,高校提供的资助方式主要包括人力、物力、财力。从学生角度出发,测量对学校在资助活动的程度,本文选用在人力资源领域广泛应用的“组织支持感”进行测量。组织支持感是由心理学家艾森伯格首次提出,是指员工对组织是否重视其贡献和关注其福利的感受。简而言之就是员工感受到的来自组织方面的支持[13]。(凌文传)。结合相关文献研究,本文以凌文辁研究中的三维度结构模型为基础,结合志愿实践活动的实际情况,制定包括活动支持、学生价值认同和学生利益三个潜在因素的作为学校资助支持度的量表(以下简称支持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873。

四、研究结果

(一)多元回归分析

把感恩意识作为因变量,参与度与支持度作为自变量,构建多元回归模型。从表1可以看出,调整后的R方为0.644,大于0.5,说明参与度与支持度能较好地反映感恩意识。德宾-沃森系数在2附近,说明采纳序列无自相关,且显著性小于0.05,说明模型拟合度较好。

从表2结果看出,支持度和参与度的VIF值均小于5,说明自变量没有出现共线性。两者的显著性均小于0.05,非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355与0.433,说明支持度与参与度对感恩意识具有正面的显著影响。根据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感恩意识可表示为:感恩意识=0.961+0.355*支持度+0.433*参与度。

(二)共同方法偏差控制检验

对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程序控制的基础上,采用共同方法因子的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对所有参与假设检验的量表题目一起做检验。构建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M1与加入共同因子模型M2进行比较。拟合指数的ΔX2/df=0.127,ΔGFI0.018,ΔCFI0.019,ΔTFI0.015,ΔIFI0.02,ΔRMSEA0.04。各项指数变化值均小于0.03,表明添加共同方法因子后,模型结果没有明显改善,则测量中不存在明显共同方法偏差。[14](连帅磊)

(三)各变量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矩阵

描述及相关分析结果见表3:班干部普遍感恩意识较高。参与度、感恩意识、支持度三者之间均呈正相关,其中参与度与感恩意识的相关系数为0.761,与支持度相关性系数为0.744,感恩意识与支持度相关性系数为0.74,p值均小于0.01,表明正向相关度高。

(四)参与度与感恩意识的关系:支持度中介作用检验

运用spss26中“process”工具,选择“Model 4”作为中介模型,控制性别、困难生、班干部的情况下,对学校资助支持度在志愿实践活动参与度与感恩意识之间关系中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参与度对感恩意识的预测作用显著(b=0,t=19.85,p<0.01)。当放入中介变量后,参与度对感恩意识的直接预测作用仍然明显(b=0,t=8.652514,p<0.01)。参与度对支持度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显著(b=0,t=19.48,p<0.01),支持度对感恩意识的正向预测作用也显著(b=0,t=7.6847,p<0.01)

此外,在bootstrap95%的置信区间的上、下限结果中,如表3所示,均是正数且不包含0,表明参与度能直接影响感恩意识,且能通过支持度的中介作用影响感恩意识。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60.1%,39.9%。

综上所述,假设1与假设2得到验证,即参与度对感恩意识有显著的正影响,学校资助支持度在参与度与感恩意识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五、讨论

本文基于学习投入理论与组织支持感理论,在全面资助育人视角下,以学校支持度为中介变量构建志愿实践活动参与度与感恩意识的中介模型。结果表明,在支持度的中介作用下,活动参与度能正向影响感恩意识。研究结果对进一步完善全面资助育人体系,提高受助学生感恩意识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资助育人视角下提高学生感恩意识的有效途径

(一)志愿实践活动常态化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活动参与度与感恩意识呈正向影响关系,积极参与志愿实践活动的学生,其感恩意识也会适当提高。高校应积极开展志愿实践活动,把活动纳入学生“第二课堂”的必修课。目前有不少高校已把学生参加志愿活动情况时作为评定奖学金、荣誉称号的硬性指标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能提升学生参与活动的主动性。但也造成学生动机不纯,变得功利,与志愿活动的初衷背道而驰。高校应从学生实际出发,把校庆院庆日、教师节、妇女节等传统感恩节日作为开展志愿实践活动的契机,常态化开展敬老爱幼、尊师重情的志愿实践活动,端正学生参与动机,提升感恩意识。

(二)加强志愿实践活动资助力度

本文运用组织支持感理论,制定学校在志愿实践活动资助支持度的测量指标。结果显示支持度在参与度与感恩意识之间的中介作用明显。高校应从三个方面加强志愿实践活动的资助力度:一是政策支持。完善相关激励措施,如综合测评加分、颁发荣誉证书等,动员更多学生积极参与各项志愿实践活动。二是经费扶持,划拨合理的费用,专款专用,为参与活动的学生购买保险,保障学生在活动中的安全;给予相应的经费报销,如交通费、就餐费、必备物资费,让学生没有后顾之忧,全程投入志愿实践活动中。三是指导帮助。为开展活动的学生队伍、团体配备1-2名指导老师,在活动内容、活动形式等提供指导性意见,既能保障学生安全,也能在活动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寓教于乐。

(三)提高志愿实践活动的丰富性

高校应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志愿实践活动,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第一,发挥专业优势,在回馈社会同时收获自我成长。比如法律专业可开展社区普法活动、看守所矫正活动,机械工程专业可到养老院为老人修理轮椅、电器等,通过自身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帮助身边人摆脱烦恼、收获幸福,形成不断学习的内生动力。第二,结合社交媒体,创新开展志愿实践活动。比如开展“为父母做饭视频比赛”,既能让学生感受到父母做饭的劳累,感恩父母养育之恩,也能记录学生与家人共同成长的点滴,传播欢乐与正能量,满足年轻人的社交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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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2020年度广东省青少年研究立项课题,课题编号2020WT022,课题名称:“共青团助力扶贫攻坚路径研究——构建学生志愿服务体系实现精准育人”

作者简介:廖伟智(1988--),男,汉族,广东省广州市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硕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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