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外语教育在中国早已有之。直至近代，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开启了中国外语教育的近代史。到新中国成立后，外语教育在中国开始得到关注，经历过动荡和停滞，直至改革开放后，英语教育取得了极大发展。回顾和研究基础教育阶段英语教育政策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对于我们明确外语教育政策的演变，更好地了解英语在中国发展及改革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基础英语;教育政策;演变;启示

外语教学在中国已有较长的历史。早在20世纪初期，外语就被列入中小学课程的必修课。但由于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等因素影响，外语教学的发展缓慢。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最初的15年里由于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学校一直把俄语作为主要的外语教学。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恶化，才将俄语转为以英语教学为主导。1967年至1977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外语教学停滞不前。1978年，英语正式取代俄语成为中小学外语教学的必修课程。自此以后，中国的英语教学得到了长足发展。英语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外语教学发展趋势和进程。从历史上看，英语教育政策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萌芽期、变革期、发展期、改革期和创新期。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英语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

这一时期可谓是中国英语教学和课程标准发展的萌芽期。

1902年的《钦定中学堂章程》把“外国语”列为中学堂科目。1904年的《奏定中学堂章程》把外国语定为中学必修课，并指出英语尤为重要。

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小学校令》，在《教科及编制》一章中提及可加设英语或别种外国语。同年，教育部公布《中学校令施行规则》，规定外国语以英语为主，提出“外国语要旨在通解外国普通语言文字，具运用之能力，并增进智识”。1916年，教育部公布《高等小学校令施行细则》，在高小开设两个学年的外语，旨在“使儿童略识外国语文以供实用”。

1923年，教育部制定《新学制课程纲要初级中学外国语课程纲要（暂以英文为例）》，明确了外语教学的目的、内容方法和毕业最低限度的标准。1929年，教育部制定《初级中学英语暂行课程标准》和《高级中学普通科英语暂行课程标准》，规定了英语教学的目标、作业要项、时间支配、教学大纲、教法要点和毕业最低限度的内容。1932年，教育部推出了正式的《初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和《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1941年，教育部根据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作出的“设六年制中学，不分初高中”的决议，于9月公布了《六年制中学英语课程标准草案》，其中涵盖了教材大纲和实施方法概要。随后1941年和1948年又分别颁布《修正初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和《修正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对课程标准的不断概括和实施方法的调整。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英语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中小学英语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前，即1949年到1967年。这一阶段是我国外语教学变革时期。1951年出台《普通中学英语科课程标准草案》，其中涵盖有初级和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草案，包括目标、时间分配、教学大纲和教法要点。1954年又发出《关于从1954年秋季起中学外国语科设置的通知》，指出初中一律停授外国语课，高中逐步改授俄语。1956年，教育部颁布新中国第一部《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草案）》。1959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在中学加强和开设外国语的通知》，指出中学设置各种外国语的比例，“大体规定三分之一的学校教俄语，三分之二的学校教英语及其他”。直到60年代初期，1962年发布《对小学开设外国语课的有关问题的意见》，同意在试验新学制的五年一贯制小学的四、五年级开设外国语课，个别基础好的六年制小学可在五、六年级开设，但未颁布教学大纲。1963年制定《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草案）》。

这一时期的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政府强制性规定把俄语作为中学的主要语种，取消英语语种，大大削弱了英语教学。二是对中小学是否设置外语课程有过多次反复。这种“一刀切”的行政指令和多变的政策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外语教学。由于片面强调外语学习的政治性，过分注重外语学习的知识性功能，忽视了外语学习的规律性，也制约了外语教学的发展。

第二阶段从1978年到1990年改革开放初期，以英语作为主要语种的外语教学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在数十年间，中小学外语教学大纲的研制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可谓是教学大纲的进步期。先后颁布了四个教学大纲。分别是1978年的《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英语教学大纲（试行草案）》;1981年《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英语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1986年《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大纲》;1988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大纲（初审稿）》。

从基础英语教育政策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出现过起伏和波动，经历了从混乱到有序，从随意到规划的过程。了解我国基础英语教育政策的演变，从过往的发展中提取经验与教训，有利于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制定合理的决策。盲目的政策调整是不科学、也是不可取的，只能事倍功半。英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波及范围广且影响大，未来的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政治、经济、教育等多方面的因素，既要符合国家的发展和需求，同时也要符合语言习得的规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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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治国.新中国成立初期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及其启示[J].外语界，2017（2）.

王渭刚（1981.10—），男，汉族，陕西渭南人，渭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