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任何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发展不可能是孤立的，无论东方音乐文化还是西方音乐文化，都是长期反复，通过碰撞、交流、融合、影响，逐步形成并发展而来的。中国的近代音乐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的过程，西方音乐在此过程中对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0世纪是西方音乐开始大规模传人中国的时代，此时的中国，是由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分水岭。在这样一种文化变异的历史背景下，中国音乐界多数人士选择了西方音乐文化这种以专业创作做为主要形式并在创作中体现个性自由的精神，来替代曾经在古代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传统音乐文化。因此，西方音乐对近代中国音乐文化的影响具有全方位的性质，使中国音乐在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音乐创作和音乐教育领域的影响尤其显著，中国音乐形态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着眼于中国近代，在整个国家历经着动荡、变革的大背景中，音乐文化的发展也与时代的步伐一致，承受着西方先进音乐理论、作曲技法、音乐风格的强烈冲击。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了解学习西方先进音乐文化的基础上，对中国的民族音乐进行着由表及里的改良变革。率先传人中国的西方音乐是新教圣咏，其作为基督教会宗教仪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多数人认为是西方文化传人中国的载体之一，中国的新制学堂便是这一外来音乐在中国当时政治时局的催生下诞生的。 学堂乐歌以其简单朴素、有规整的结构和确定的音高，以及结构短小、节奏有力，能进发出盎然的士气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和易于学唱等优点，迅速被广大人民所接受。这种新的音乐样式符合当时人民的艺术感知力和社会心理需求。一些留学归国的学生、音乐家为宣传新思想、新学说、新知识，积极地投人到学堂乐歌运动中，编写、创作了一批与社会意识形态共鸣的学堂乐歌作品， 此时的代表人物有沈心工、李叔同等，作品有《体操—兵操》、《黄河》、《送别》等。

从学堂乐歌的诞生到中国音乐家利用西方作曲技法结合中国民歌旋律的音乐作品，民族音乐的改良性发展经历了由“全盘接收"的模仿到“为我所用”的创作过程。音乐的发展既需要保存深化自身的民族特性，又需要与异文化中的音乐进行借鉴式学习与交流：一是以刘天华等为代表的“西乐中用”观点，既保留中国传统音乐的精华，又通过西方音乐先进理论、演奏形式、作曲方式对其进行改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刘天华的国乐改进社，以兼收并蓄的方针，从中西音乐文化的交融中推进我国民族事业的发展;二是在音乐创作方面，以肖友梅、黄自为代表的“学院派”，根据自身国外学习背景，将中国民族音乐元素运用西方作曲技法进行创作，开拓中国音乐新表现形式，同时推动了中国音乐创作的科学化。黄自用娴熟的作曲技法、严谨的艺术结构、清雅的乐韵和典型的中国古典文化精神极大程度上提高了我国专业音乐创作水平， 为我国近现代音乐文化建设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三是在音乐教育方面，以肖友梅创立的上海“国立音专”为代表开启了我国音乐教育的专业化发展道路。“国立音专”学习西方音乐院校的课程设置、培养模式，并结合中国民族音乐的特性，符合中国音乐发展特点，奠定了中国近现代音乐专业教育发展;四是在音乐理论方面，以王光祈为代表的音乐理论学家开启了中国音乐理论专业化的研究。王光祈运用西方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对中国传统乐律学知识进行论述，并运用西方进化论的理论思想对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进行科学整理分析，开创了世界东西方音乐之异同的开创性研究。

基于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的经验总结，当今社会也应对中国传统音乐的保存和发展做出相应的回应措施。目前文化大背景中的时代语境依然是发展与交流。因此在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中我们应当守住音乐民族核心，在时代的发展中体味变与不变的要求。具体来说，中国传统音乐在当今发展中需要坚守民族文化内核，但在形式上需要跟随时代的潮流，创作出富有当今时代审美追求的音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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