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学术界以党和国家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安排和部署为理论依据，结合广西红色文化资源丰富的特点和优势，将红色文化与乡村振兴融合起来，从意义、成效、困境和路径等方面对开发利用广西红色文化资源推进乡村振兴进行了多角度研究。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了部署安排，这些都为接下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指引。

关键词：广西；红色文化资源；乡村振兴；党的二十大；综述

本文索引：韦娜.<标题>[J].商展经济，2023（06）：-040.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开发利用红色文化资源是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学术界根据党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部署，结合广西红色文化资源丰富的特点和优势，对开发利用广西红色文化资源推进乡村振兴的相关方面进行了研究，研究主要涉及理论依据、意义和成效、存在的困境和解决路径等。

1 研究的理论依据

学术界主要以党的十九大报告（2017）、《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01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2021）、《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2021），以及党的二十大之前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色资源、乡村振兴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理论依据，从多个方面对开发利用广西红色文化资源推进乡村振兴进行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此为理论依据，结合广西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的重要价值，陈冬燕阐述了以广西红色文化为依托助推乡村文化振兴；尹建强论述了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河池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路径；朱海斌、侯路瑶以广西龙州县为例，论述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问题；唐伟研究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广西东兰体验式红色旅游项目相关问题；雷宇霆以广西兴安县为例，研究了乡村振兴背景下革命老区返贫风险防范问题；黎增梅同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关于弘扬红色文化的相关规定，以广西兴业县为例，探讨了红色文化资源助推乡村文化振兴的相关内容。

以《意见》为理论依据，尹建强以广西河池为例，对构建包括红色文化在内的“五化”旅游基地的路径进行了研究。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利用好红色文化资源和推进乡村振兴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蒋文洲、韩浩、姚晓东等基于乡村振兴，以灌阳县红色资源为例，阐述了红色资源旅游经济的困境，并提出了相应的思考；张艳霜、郝文杰以广西大石山区和山西太行山区为例，论述了红色旅游、老区脱贫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发展；张泽峰对广西左右江流域红军村红色基因传承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论述；黄婷同时结合《纲要》，论述分析了乡村振兴战略下桂林红色文化旅游发展的路径。

2 研究的主要内容：意义、成效、困境、路径

广西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包括桂林、百色、河池等地在内的红色文化资源是推进广西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学术界重点关注了开发利用广西红色文化资源推进乡村振兴的意义、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困境，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

2.1 关于意义和成效的研究

在意义和成效研究方面，学术界的主要观点为：广西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对于推进乡村振兴，能够提供重要的精神和文化价值、能够促进乡村旅游业发展、有利于脱贫致富和增加收入、可以促进乡村振兴各方面综合发展；广西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带来了红色旅游、红色文化和党性教育的发展机遇，使红色文化资源得到了有效开发利用，相关基础设施和配套资源逐渐完善，促进了旅游经济的发展。

2.1.1 广西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对推进乡村振兴的意义

第一，提供重要的精神和文化价值。《以广西红色文化为依托助推乡村文化振兴》（陈冬燕）提出，雷经天等革命家展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广西乡村文化振兴的精神源泉，韦拔群、张云逸等优秀共产党员展现出的爱国革命精神是广西乡村文化振兴的强大动力。《红色文化资源助推乡村文化振兴探讨——以广西兴业县为例》（黎增梅）认为，“通过进一步挖掘利用、完善红色文化教育体系和培育红色文化产业三大路径，可以提高乡村文明建设程度，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第二，能够促进乡村旅游业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下桂林红色文化旅游发展路径分析》（黄婷）认为，实现红色文化旅游和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对桂林旅游业的发展和乡村振兴具有推动作用。《基于乡村振兴的红色资源旅游经济的困境及思考：以灌阳县红色资源为例》（蒋文洲等）认为，开发利用红色旅游资源是灌阳县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构建“五化”旅游基地的路径研究：以河池为例》（尹建强）提出，“只有发挥河池红色文化、乡村文化、民族文化、山水文化、生态文化的多重叠加聚合效应，才能更好地挖掘河池乡村本身独具特色的多种功能和旅游价值”。

第三，有利于脱贫致富和增加收入。《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河池红色文化资源开发路径探析》（尹建强）提出，加快开发河池地区特有的红色文化资源，能够加快推进革命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同时在全面促进老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乡村振兴背景下广西东兰体验式红色旅游项目研究》（唐伟）指出，东兰红色文化发展拥有巨大的潜力，可以“通过开发体验式红色革命旅游项目，增加当地农民的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第四，促进乡村振兴各方面综合发展。《乡村振兴背景下革命老区返贫风险防范研究：以广西兴安县为例》（雷宇霆）认为，“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合理利用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乡村红色旅游，能够带动当地传统文化的发展，促进革命老区经济的繁荣，增加群众的收入”。

2.1.2 开发利用广西红色文化资源推进乡村振兴的成效

学术界对开发利用广西红色文化资源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成效进行了相关研究，如“桂林作为国家‘十四五’规划重大文化工程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的集中建设区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桂林“推出了‘红+绿、红+古’多条红色文化旅游精品线路，赴桂开展红色文化旅游、党性教育和研学旅游的人员络绎不绝”。通过统筹规划和财政支持，龙州县使当地的红色文化资源得到了有效地开发利用，修建了龙州起义纪念馆，大力扶持了红色旅游产业，同时使相关基础设施和配套资源不断完善。《左右江革命老区振兴规划》为东兰红色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支持，东兰许多红色资源被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第一批名录，为东兰红色旅游发展奠定了基础。灌阳投入大量资金，保护了包括龙桥村杨柳井红五师指挥所在内的众多红色旅游资源，使其成为灌阳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2.2 关于困境和路径的研究

2.2.1 开发利用广西红色文化资源推进乡村振兴存在的困境

第一，开发利用力度、深度不够。尹建强认为，河池红色文化资源协同开发力度和资源开发深度不够，物质外层的开发较多，但在行为、规则的内层开发和红色资源精神核心的彰显方面存在不足；唐伟认为，东兰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不足；蒋文洲等人认为，灌阳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中的旅游产品等延伸附加产品开发不足，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深度不够，缺乏品牌知名度，与临县的联动效应不足；黎增梅阐述，兴业县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力度不够，形式较为单一；张艳霜等人阐述，广西平果地区县、乡、村各级对红色旅游资源的重视程度和开发程度普遍不足。

第二，开发利用质量不高。黄婷认为，兴安、全州、灌阳等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比较分散，而且存在同质化的问题；尹建强认为，河池红色文化资源在物质、精神、行为、制度四个方面和要素的系统开发不足，红色文化资源行为和制度方面的开发较为薄弱；蒋文洲等人阐述，灌阳相应的管理措施没有跟上，同时存在部分红色文化资源过度投资开发等问题；雷宇霆论述，兴安县在旅游淡季存在旅游资源浪费的问题，当地居民对兴安红色旅游资源的需求不足。兴安县相关红色旅游科技产品与游客之间的互动不足，缺乏对革命历史和红色精神的魅力展示；张泽峰认为，左右江流域红军村在传承红色基因方面存在红军村村民对红色基因内涵不了解、部分村民对红色基因认识度偏低、对村民进行的红色基因传承教育形式化的问题。左右江流域红军村红色基因传承的地理范围和主题范围不够广、感召力度不够强、与乡村经济建设的对接不够紧密。

第三，宣传力度不够。陈冬燕认为，在宣传和推广方面，广西一些革命老区红色文化网络建设和文化输出方式较为不足和落后，存在不接地气、跟不上乡村时代需求的问题；黄婷阐述，相较于延安、井冈山、百色等革命圣地，桂林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知名度偏低；朱海斌等人认为，线上线下配合没有形成联动，龙州红色文化资源宣传和推广范围局限在本地；黎增梅阐述，兴业县资金投入和宣传力度不足；雷宇霆论述，兴安县群众主要通过政府设立的红色故事宣传栏了解兴安红色故事，只知道湘江战役等重大历史事件，而对相关历史内容了解不深入；兴安县在红色革命精神的宣传方面存在力度不足、缺乏系统宣传策略和红色品牌形象、总体认识不足、宣传形式单一等困境。

第四，开发利用模式单一。唐伟认为，东兰在红色旅游项目发展模式方面，没有形成“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消费旅游体系；陈冬燕认为，广西虽然红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但因技术资金等因素的限制，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发展模式较为单一；朱海斌等人阐述，龙州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模式主要是单一的参观旅游，缺乏体验式项目。

第五，缺乏政策、资金、人才和基础设施保障。黎增梅认为，兴业县缺少红色文化资源的理论研究人才和专业的开发利用队伍；陈冬燕阐述，在广西乡村文化振兴方面，保障和资金投入不足，投资渠道单一，缺乏宣传和文化专干人才，人才队伍配备和人才保障不足；黄婷认为，桂林乡村红色旅游道路交通通达性不足，电力等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朱海斌等人认为，龙州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由于教育相对落后等原因，基层人才相对缺乏；唐伟认为，东兰县因比较贫困和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缺乏专业旅游人才，已有旅游从业人员系统和专业培训不足；蒋文洲等人阐述，灌阳与红色旅游相关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乡道、村道等服务设施保障不够。

第六，保护力度不够、精神文化建设不足。黄婷认为，桂林红军标语等重要红色文化资源因风雨侵蚀和建房拆迁等原因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黎增梅论述，兴业县通过书籍、历史故事等传播的教育价值彰显不足，红色文化产业培育力度不够，同时还未形成成熟的文化产业链；尹建强论述，相较于已经被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第一批名录的东兰烈士陵园、韦拔群纪念馆等东兰红色景点，分布比较分散、知名度较低的巴马、凤山等地区红色资源的宣传和开发保护不足，而且存在流失、损毁的风险；河池以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引领乡村振兴中基层党组织的正确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的效果彰显不足；朱海斌等人认为，龙州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力度不够。

2.2.2 开发利用广西红色文化资源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径

第一，提升开发利用的力度和深度。朱海斌等人阐述，要做好龙州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发展规划，成立乡村党史文化馆，收集乡镇红色故事等文化资源；黄婷认为，应该创新桂林红色文化旅游业态的新形式，实现红色文化旅游与教育培训、文艺演出、文化创意、体育运动的耦合发展。要打造体现桂林红色文化，高起点、高标准和特色突出的旅游小镇，体现良好生态环境和民族风情的美丽乡村，包括“住红军屋、吃红军饭、做红军事”等特色体验活动在内的休闲农庄，发展桂林红色文化旅游业和乡村休闲农业；黎增梅认为，要通过整合红色景点、引入项目投资、打造红色文化展览馆等措施，培育红色文化产业，发展红色文化乡旅。通过将红色文化资源与“挂灯节”“枪炮猪”等特色民宿相结合，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将红色文化资源比较集中的葵阳镇、城隍镇等创建成特色示范镇，带动其他镇的乡村文化发展。

第二，提升开发利用质量。陈冬燕阐述，应该创新思想、创新观念、创新模式、创新方法，实现物质和非物质类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打造红色旅游、红色产品、红色精神等特色品牌，培育打造广西高质量红色旅游示范村；尹建强认为，应依托创意实现河池红色文化有形固化，通过构建促进红色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培育产业主体，学习文化创意产业发达省份的成功经验，培养和引进红色文化创意产业人才，促进红色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张泽峰就提升广西左右江流域红军村红色基因传承效果的实践路径，提出树立文化强村与经济建设相联动等科学理念，阐述大力创新红色基因传承载体等方式方法，论述通过大力发展经济等措施，提升红色基因传承的物质支撑，论述通过依托立体化新旧传播媒体等方法，营造红色基因传承的良好氛围；雷宇霆在论述革命老区兴安县返贫治理现状及其返贫风险因素之后，提出了发展红色文化产业、打造红色农业品牌、助推红色艺术等革命老区返贫风险防范的实践策略。

第三，加大宣传力度。黄婷阐述，可以通过拍视频等新媒体手段和组织学者对湘江战役历史意义、时代价值等红色文化资源相关方面进行理论探讨等方式，加强对桂林红色旅游资源的宣传；陈冬燕认为，应充分运用5G、移动智能手机、VR技术、“微信”及“微博”等前沿技术和新媒体网络平台，加强对广西乡土红色文化产业和产品的宣传；朱海斌等人提出，在龙州红色文化资源的宣传形式方面，可以借助主流媒体，同时依托互联网，结合赴消费大省地区推介，创新宣传形式，助力对“红色边关、天琴古韵、岩画瑰宝、秀美龙州”等品牌的宣传，在交流合作方面，可与美术界、教育界、企业协会合作，提高龙州红色文化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唐伟认为，要在东兰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宣传推广方面，打造“红色+互联网”营销模式，采取“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传媒和“美团”“去哪儿旅行”等第三方网络平台加强宣传和推广，创新销售渠道。通过互联网加大河池旅游宣传力度，构建以“红色文化体验基地”为主题的东兰体验式红色旅游品牌，同时创新东兰红色旅游推广内容；黎增梅主张利用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微信”“抖音”等现代传媒手段和组织乡村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加强兴业县红色文化的宣传力度。

第四，创新开发利用发展模式。尹建强认为，应利用互联网虚拟技术将相关红色文化资源移植至网络，通过新媒体实现河池红色文化展现形式的创新，拉近河池红色旅游地与游客的距离；陈冬燕主张改变传统单一的发展模式，创新乡村文化运营思想和方式，挖掘乡土文化特色，打造“红色+互联网”“红色+生态+互联网民宿”等具有鲜明特色的广西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多元发展模式；唐伟阐述，在创建东兰体验式红色旅游基地方面，以“食在农家，其乐无穷”为主题，以提供菜园果园和家禽、现场采摘捕捉为形式，引导游客自己动手，“吃红军饭”，体验红军生活。与居民合作，改造民房为部队宿舍结构，打造“住在革命之家”的红色文化体验。通过导游讲故事、唱革命歌曲、讲革命故事等方式，在通往东兰县的途中打造“走红军路”的体验。通过游客游红军革命旧址，打造再走红军路的体验。通过“互联网+”先进模式，打造线上线下一体的平台，推介销售以铜鼓、蜡染、刺绣等为代表的东兰特色产品，通过唱革命歌曲、看革命电影、谈新时代个人梦想、农家乐活动、参观革命圣地、吃“忆苦思甜”饭等方式，引导游客体验红军生活。

第五，加强政策、资金、人才和基础设施保障。蒋文洲等人认为，应完善相关公共基础条件、制定红色资源保护规章条例、培养相关专业人才、加大资金投入、引入乡村振兴政策，致力灌阳县红色资源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陈冬燕认为，应推动高校教育人才培养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人才下乡，助力乡村文化振兴，高校组织红色文化资源理论宣讲团，宣传广西红色文化资源，助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组织高校师生以面对面、点对点的方式宣传广西红色文化资源，为乡村振兴提供重要的人才资源；黄婷主张通过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乡村交通通达能力，构建相应的保障体系，实现桂林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与乡村振兴的有机结合，加大相关资金投入，加强对经营户的针对性培训，加强对农民的技能培训；朱海斌等人阐述，应争取相关文物保护单位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争取对龙州特色民俗的资金支持和政策引导，并实现老区文化和民俗文化的有机结合；黎增梅主张在挖掘和开发红色文化资源方面，通过组织相关人员参加红色文化课程培训和学习，建立党史研究队伍，挖掘红色文化资源的教育和经济价值，打造高素质红色文化宣传队伍，加强红色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政府要加大对红色文化资源挖掘的资金支持力度，建设展览馆、红色乡村图书馆等。

第六，加大保护力度、加强精神文化建设。黎增梅阐述，在农村红色文化教育方面，要注重开发本土红色教材，通过红色文化上墙、创设校园红色文化长廊等方式，开展红色文化进校园活动，通过把红色故事改编为广场舞歌曲、开办夜校、评选道德模范等方式，拓宽对村民的红色文化教育形式，从而不断完善农村红色文化教育体系；黄婷认为，应加强对桂林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并提升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尹建强主张通过在特定的节日和时间组织学生参观红色景点、以图书、小册子等方式向村民推介河池革命英雄事迹、利用“三月三”歌节等方式组织大学生实践团体和红色文艺作品下乡，培育文明乡风，创新并利用新技术对红色文化遗址进行修缮和保护；朱海斌等人主张在文化保护方面加强龙州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保护意识。

3 述评和展望

目前，学术界关于开发利用广西红色文化资源推进乡村振兴的研究主要以党的十九大报告（2017）、《意见》（2018）、《纲要》（2021）、《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2021）和党的二十大之前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色资源、乡村振兴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理论依据，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开发利用广西红色文化资源推进乡村振兴的意义、成效、存在的困境和解决的路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一个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动态过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理论和实践在不断发展，相应的研究也应紧跟时代步伐和党中央进一步的安排。

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二十大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新辉煌作了进一步安排。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接下来学术界应充分结合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指示，为开发利用广西红色文化资源推进乡村振兴做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如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在推进广西乡村振兴和广西农村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怎样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中提高广西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效果，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怎样通过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推进广西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的全面振兴，实现广西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活动相结合；怎样实现广西红色文化资源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何实现包括革命文化在内的广西红色文化与壮族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紧密结合，加强广西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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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20年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广西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研究”（2020KY28001）；2021年广西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广西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基础’课教学的路径研究”（2021LSZ064）；2019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大数据时代广西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策略研究”（2019KY1174）。

作者简介：韦娜（1989-），女，壮族，广西桂林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