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庐隐苦难的童年和坎坷的爱情成就了她于文学上独特的伤感风格，同时也造就了她于现代文学作家中独一份的救世观。童年的困苦和忽视推动着她去寻找独立的自我，教会学校的教义和教化使她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宗教观，先后两段爱情给予她冲破藩篱的勇气和一往无前追求新事物的动力。而在写作这条道路上，庐隐致力于将封建主义推下神坛，并鼓励自己为所有人鸣不平。庐隐坚持自救方能救世，将救赎作为她一生的母题，以之发展出的救世观兼具小我与大我，提倡以清醒而包容的眼光看待自己，以怜惜而热情的态度对待社会，构成了庐隐“自救、救人、救世”的救世观脉络，对当代青年人世界观和人生观对构建，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庐隐；自救；救世观

引言

周国平曾把知识分子分为两类：“一类具有激烈的社会责任感，以解救全国为己任”“另一类是比较个人化的知识分子，相对而言，他们没有太直接的救世志向，而是愈加重视自己独立的精神探究和文明发明活动”。从庐隐的一生来看，她既不完全属于前者，也不都是后者，而是自救和救世的结合。庐隐的一生以不幸的童年开启，幼年曾无数次想过自杀，她的经历代表着个体在艰难困苦中自救的办法：如何励志笃学，让自己转变为有价值的人。同时，她也是千千万万从旧时代中脱身的妇女和知识分子的缩影，展现了她们是如何在历史长河中、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抗争一切恶势力：她是凌霜花于无人问津处开放，却在风雪的动乱中一直坚持自由的意志，遗世而独立，始终不骄矜，不放弃。她不一定是为救国而写作，却一定是用写作来救世；她不后悔去追求爱情，为所有被束缚和围困的女性提供了自由的范本；她致力于以自省来完成写作风格的转变，想用人力填满世界的缺陷。本文也将聚焦于救人和救世两方面来解读庐隐不被命运眷顾却从未放弃的一生。

一、如何治愈童年——觉醒方能自救

（一）知识是独立的开始

庐隐从出生起便开始了不断被弃掷的过程，当她成年后回忆自己的童年想到的“只有可笑和叹息”。她生长于再旧式不过的家庭——父亲是前清举人，母亲是“不曾读书的旧式女子”。父亲的早逝让他在女儿的抚养过程中是缺位的，而母亲将外祖母的死怪罪于在那天出生的庐隐身上，这进一步挤压了她童年的生存空间，这些因素都让她的性格显得孤僻和乖张。庐隐人生的转折点出现在她考上高小的时候，她意识到学习可以帮助她摆脱来自家族“笨小鸭”的辱骂，从这以后她“拼命地用功”，考上了师范预科。这期间有一次她写作文，文章被老师批语“立意用语别出心裁，非好学深思者不办”，从此她对写作的自信也开始一步步地树立起来，这也让她在读书上形成了良性循环，开始走进文学的美好世界。她后来回忆这段时期说道：“因为我自己奋斗的结果，到底打破了我童年的厄运。”从此，庐隐便意识到读书可以让自己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都迎来光明，便更加努力地汲取知识的力量。1919年秋天，她在向家庭和学校争取后，以旁听生的身份进入女高师。在那里李大钊教授给她们讲女权运动史，告诉她们“只有社会制度改变了，女子才能得到应有的社会地位”；胡适先生教她读中国哲学史大纲，并把《新青年》介绍给她看，让庐隐的思辨性和人生观都极快地进步着；茅盾先生帮她在《小说月报》中出版《一个著作家》，并和郑振铎先生一起鼓励她成为文学研究会的第一批会员。在内心知识逐渐积累的过程中，庐隐人生的天空也在一点一点地走向开阔。

（二）自我是精神的皈依

庐隐苦难的童年施加给她性格的影响几乎是灾难性和不可逆的，这也就意味着她需要自发地尝试各种救赎的方式来让自己的肉体和精神挣脱现实压迫造就的苦海。她九岁那年被母亲和姨妈丢到教会学校，所以她早年受基督教的影响颇深。在这个学校上学的几乎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校长招收她们的目的只是让她们信教。在那里她开始信仰基督教，这也成为了她自我精神救赎的第一步。于是她学会了每天“虔诚地祷告”，这让她在“心理作用中受惠不少”。很长一段时间内，基督教教义都是庐隐精神的避难所。但是庐隐在后来的写作中也反思过这段皈依宗教的时光，她自称这是“不明所以”地信仰着宗教。那是她在母亲的谩骂，姨妈的虐待，兄弟的嘲笑造成的悲哀童年中能汲取的唯一光亮。对于她来说，这是寻求一时心灵安定的舒缓剂，但年幼的她实际上还未真正理解宗教本质，仅仅是急于抓住这点慰藉而已。所以这不够坚实的宗教基础在她接受五四新潮思想、人生观塑造完全之后便被一点点打破了，她意识到基督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异化成了一些人牟利的手段。

然而，信仰的“断桥”也曾让庐隐迷茫：带着对原生家庭的排斥，她是完全脱离传统的，而此时她又没有系统性的新思想和理论的支撑，她必须探索出另一条精神救赎的出路。于是她开创了自己个人的宗教：求其心之所安。在云鸥情书集中她给异云写过一句话“但是万能的主上帝说，可怜的灵魂，你错了，幸福与坎坷都在你自己。”庐隐知道宗教并不能给自己真正的自由和解脱，于是她选择“我要支配我的生命，我要装饰我的生命，我要创造我的生命”。耶稣早已在庐隐的心中内化成了一种精神象征而非现实中放置于神龛的“偶像”。在她的《余泪》和《一个女教员》中有白牧师和女教员这样“救世主”的形象，这就是耶稣精神在她作品中的外化。宗教最终成了为她所用的精神源泉，也造就了她看重生时因果而非死后因果的人生观。庐隐一生唯求心安，她为人处事的出发点和归宿地都是“我平生不做欺骗人的事情，不愿处人于难堪的境地，不愿损人利己，不愿无功受禄，不愿以手段对付人”，以最柔软的精神成功抵抗了外界的挫折和攻击。

二、如何追求爱情——突围方能救人

（一）突破礼教的封锁线

庐隐在遇见郭梦良之前，是有过婚约的，未婚夫林鸿俊是个一心做“高等文官”的工程师，即使他脾气极好，庐隐却不喜，她“羡慕英雄，服膺思想家”，可是林鸿俊却认为她一个女子应该少做些社会工作，所以两人最终走向陌路。庐隐也曾对她的朋友诉说自己的心事：我和他解除婚约的原因并不是看不起他，只不过“各人有各人的志愿，我不嫁他，是尊重我的志愿罢了”。在庐隐加入社会改良派之后，她遇到了她的第一个爱人——郭梦良，这段爱情可谓是庐隐和封建礼教做斗争的典范。即使这段爱情在今天看来不太合乎道德，但我们不该用寻常的眼光去审视这段爱情。庐隐用自身实践给当时所有困于礼教樊笼的女子做了一个自由恋爱的实验，这对新女性性格的塑造和新恋爱观的传播来说是一大壮举。庐隐的爱情观是以爱为核心的，在和郭梦良相爱后，她曾坚定地对他说：“只要我们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这样的恋爱观在那个时代是超前的，因为超前，所以不为世俗所容，但庐隐还是带着一腔孤勇扑了进去。她和郭梦良回到福建老家，和他母亲、妻子住在一起，婆婆的轻视、和郭梦良妻子相处的尴尬让庐隐受尽了委屈，但她全盘接受了。也许，这和她后来在自述中写到的“应当有为了爱而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这种牺牲是绝对优美的，伟大的”的牺牲精神有所关联。此外，庐隐主张恋爱是有条件的，且应该只有“精神上的条件”，爱情应当是建立在“性情相合”的基础上的，郭梦良曾对庐隐说“天下觅一知己难矣”。那他们究竟哪里相合呢？我认为应当是“互助主义”，郭梦良是庐隐在无政府主义思想上的引路人，并给她初步构建了一个平等、自由、博爱的乌托邦社会。但可惜的是，庐隐试图用互助主义构建双性和谐社会的蓝图破灭了，她和郭梦良的爱情实验也失败了，她并没有在这段爱情中找到脱离礼教的出路，反而进一步陷入了婚姻设下的枷锁。婚姻的琐碎和人性的自私让她发现两性之间矗立着穿不透的屏障。不久之后，郭梦良的生命永远暂停在了27岁，这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成为了她与礼教斗争失败的象征。她在《何处是归程》中抒发了对婚姻迷茫：“结婚也不好，不结婚也不好，歧路纷出，到底何处是归程啊？”婚姻让她作为娜拉出逃，却又捆缚她于婚姻之中，戴锦华老师称她“始终徘徊在黛玉的坟墓与子君的坟墓之间”，暗示她逃不脱父权和夫权的两扇门，这也许是庐隐给当世女性的警告吧。

（二）寻找爱情的理想国

苏雪林曾针对世人对庐隐的非议给出这样的评论：不该拿平凡的尺，衡量不平凡的文学家。庐隐的爱情之路注定是不凡的，经历了丈夫郭梦良和挚友石评梅的死后，她曾一度陷入悲观与沉寂。但好在遇到了比她小9岁的李唯建，再启一段惊世的爱情。庐隐在这段爱情中找到了自己的理想，她评价李唯建“在我的生命中，我是第一次看见这样锐利的人物。而我呢，满阴翳的灵魂，都为他的灵光一扫而空。”当时庐隐新寡，还带着一个孩子，即使全社会的思想已经开始革新，但在那个新旧杂陈的时代，人言还是可畏的，庐隐一直担心会惹来无限的是非。当她觉得自己的心不再年轻，和李唯建说“我还是我，不能同你相比”的时候，李唯建却回答她：“你当然应当是你，你怎么会同我一样呢？又为什么要一样呢？”他一直在鼓励庐隐变得自信，鼓励她做自己。这段爱情让庐隐开始不再卑微，更加注重自我意愿和感受。她对李唯建其人性格的初印象是她爱的开始，而李唯建对庐隐产生的积极影响便是他们爱情持续的源动力。庐隐和他相爱的原因之一便是她认为李唯建脑中没有封建思想的流毒，她说“他是一个勇敢的、彻底的新时代的人物”，这也恰好契合了庐隐自身的三观。在她的眼里，李唯建“能打破一切规则，走要走的路”，这是她自己追求的理想的生存模式，也是拥有自由的灵魂却被现实所困的她从始自终向往的。在这段爱情中，庐隐成功把自己从被凝视的客体转化成了主动选择爱情的主体，她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爱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想去寻找需要的爱情。在这个时期，庐隐和李唯建出版了《云鸥情书集》，在这些信里面，庐隐真正地剖析了自己，她想要“重新建造她的生命”，变得乐观和激昂，直言“所以什么社会礼教，什么社会忌惮，都从我的手里打得粉碎了”。作为大变革时代中的女性，如何反封建礼教，如果实现出走，如何追求爱情，如何对抗人言，庐隐给当时的女性做了一个不错的精神示范。

三、如何升华思想——励志方能救世

（一）打破封建的迷梦

在20世纪30年代，草野曾评价庐隐为“伤感派女作家”，这个评价是针对庐隐初期的写作风格来说的。她曾在自述中谈及过自己当时的心理：“我的努力是打破人们的迷梦，揭开欢乐的假面具”“我并不想来解决这些悲哀，也不愿意指示人们以新路，我简直是悲哀的叹美者”。这不仅和庐隐当时服膺叔本华的哲学，研究“人世一苦海也”的哲学命题有关，也是她自身经历在情感上的折射。上文提到庐隐有一个不幸的童年，而她成年之后也一直在漂泊，曾辗转于安徽、河南、北京、福建、上海、浙江多地，她就像是浮萍一般生无定所，以至于她自身缺少对世界的归属感。此时她又接连经历丧父、丧母、丧兄、丧友的痛苦，这又让她本就缺少安全感的本体更加笼罩着一层阴翳。在《海滨故人》中，她“带着五四时期所特有的那股社会活动的热气，敏锐地观察着社会和人生”，在这个阶段，她以问题小说步入文坛，她如“零余者”在世间踽踽独行，将她从童年开始受到的来自封建的、迷信的、宗法的、礼教的伤害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写下来，她把自己身上的伤疤一个个揭开给世人看，用她遍体鳞伤的身体和精神催促世人去远离、逃脱、抗争这害人的旧社会和封建礼教。于是她把写作当成她情感的宣泄，在庐隐的很多作品中，她既像是写自己，又像是一个局外人在书写着社会上同样痛苦的一群人。我们可以从《海滨故人》的“露沙”身上看到庐隐自己的影子，她和挚友的各奔东西，和爱人的若即若离，那都是弥漫在她文字里面的那种“淡淡的哀感”。

（二）击碎命运的壁垒

庐隐前期的文字是她“看取悲哀”的人生观的体现。而作为女子生于乱世，她的悲哀自然更添一层，她所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礼教对身心的束缚和舆论对身心的摧残，还有国家岌岌可危的命运。但庐隐的生命中有一种自发的韧劲，这是她的精神内核，她也曾说“在实际生活上，我都是一个爽朗旷达的人”。在女子师范学校的时候，庐隐结识了很多好友，这让她“变了童年时的拗傲孤独的坏脾气”，她们自封为“六君子”，“于课余之暇各诉衷曲”，和刻板的学校规矩与“专门以压迫手段的学校教育”作斗争。在女高师的时候，庐隐也曾积极投身到社会运动中去，被称为“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曾发表一篇名为《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论文，论述了个人和群众的关系，她以崭新的道德标准惊艳了身边的同学和老师。在文章中，她以“亏人以利己，不是真利己，亏己以利人，不是真爱人”的观点鼓励大家关注自己，觉醒自我意识。当庐隐的心胸随着她头顶的天空一点点变得宽广，她说“这些还不够，我正努力着，我不只为我自己一阶级的人做喉舌，今而后我要更深沉的生活，我要为一切阶级的人鸣不平”。在她后来的作品中，基调便改变了。她尝试宗教信仰和互助主义无果之后，先是对悲哀的体悟从个人层面上升到了人类层面，她的感伤逐渐沉淀而显得愈发厚重，她称“这是由伤感的哲学为基础，而加上事实的伤感，所组成的更深的伤感”。茅盾认为这是庐隐创作的三个阶段中的第二阶段，此时的庐隐开始着眼于国家的命运，作品的主题开始从“小我”到“大我”进行转型。庐隐也在《曼丽自序》中称“这些作品，是我从颓唐中振起的作品，是闪烁这劫后的余下的焰”。在写《女人的心》之时，庐隐的文风变得开阔，再加上她早年受到过社会主义的熏陶，决心“要做一个社会的人”，她开始“写文章很少想到我的自身”，不再以个人安危为安危。后来，当抗日救亡成为中华民族每一个人的生命主题，庐隐自发组织和带领女学生们去部队医院慰问士兵，捐赠物资。同时期，她开始了长篇小说《火焰》的创作，此时的她已经顾及不上自我的悲哀，家国的危亡燃尽了她的悲观，促使着她变得更勇敢，去拯救更多的人。昂扬的志气被注入她的作品，所以苏雪林评价她“以一个南方人，具燕赵慷慨悲歌之气”。至此她终于完成了从自救到救世的华丽蜕变。

结语

救赎是庐隐一生的主题，也是她在写作中永恒的主题。作为五四时代女性知识分子的一员，她不仅仅是奋力的将自己从即将倾颓的旧世界中抽离出来，也一直怀着强烈的社会关照，为被束缚的女性，为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为生死存亡之际的家国寻求着更好的出路。在政局更替的十字路口，时代困境的转型期，她以女性知识分子对生命对独特体悟和审视去化解个体的痛苦、迷茫以及社会的艰难、悲恸，从个人和集体双重意义上探索自救、救人和救世的现实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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