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朱寿桐先生的学术之路开始于学生时代，从早期对创造社、新月派、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研究，到后来对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现代主义的研究，再到之后对“汉语新文学”概念的提出、论证与实践，朱寿桐先生不但完成了数量众多的研究著述，而且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理论及方法层面的学术创新。除了上述领域的学术探寻，朱寿桐先生还同时在鲁迅研究、郭沫若研究、学术本体研究以及澳门文学、文化等领域有相当的建树。

关键词：朱寿桐;学术;汉语新文学

作者简介：田榕，男，1982年3月出生，澳门大学博士生，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Abstract：Mr. Zhu Shoutong's academic path began in his student age. From his early research on the creation society， Crescent School and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society， to his later research on humanism， new humanism and modernism， and then to his proposal， demonst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concept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Mr. Zhu Shoutong not only completed a large number of research works， but also realized academic innovation at th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levels one after another. In addition to the academic exploration in the above fields， Mr. Zhu Shoutong also made considerable achievements in Lu Xun research， Guo Moruo research， academic ontology research， Macao literature， culture and other fields.

Key words：Zhu Shoutong; academic; Chinese new literature

About the author：Tian Rong， male， born in March 1982， lecturer of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Zhuhai branch， doctoral stud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Macau.

1958年，朱寿桐先生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县，1983年于苏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同年进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86年与1993年先后获得南京大学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朱寿桐先生从1986年开始在南京大学任教，历任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副所长;2002年至2004年，朱寿桐先生兼任浙江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特聘教授，2004年受聘为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任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创建暨南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2007年，朱寿桐先生受聘为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后任特聘教授、中文系主任、中国历史文化中心主任、南国人文研究中心主任;2014年兼任四川师范大学讲座教授。同时，朱寿桐先生还先后在日本九州大学、韩国崇实大学、马来西亚韩江学院、台湾佛光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并于2001年至2002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任访问教授。朱寿桐先生2000年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人才”计划，2002年获得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5项，2009年在美国举行的首届郭沫若国际学术研究大会获得杰出研究奖，并从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一

在一次学术访谈中，朱寿桐先生坦承自己学术研究生涯“起点较早，很高则谈不上”①，1981年正读大学三年级的朱寿桐先生撰写了一篇研究鲁迅的论文，脱颖而出被安排与著名教授一起做全院报告，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苏州大学学报》，题目是《从鲁迅小说中的少儿看其幼者本位思想》②，这篇占据四个版面的文章是朱寿桐先生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两年后，正在读研究生的朱寿桐先生在《文学评论》发表了第二篇学术文章，题目是《田汉早期剧作中的唯美主义倾向》③，篇幅近12个版面，关于这篇文章，朱寿桐先生一直很感激陈瘦竹教授与董健教授对自己的帮助，尤其是对自己戏剧方面的影响，十七年后的2002年，朱寿桐先生出版了二十五万余字的学术专著《朱寿桐论戏剧》④。

从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来看，1983年至1993年间朱寿桐先生共发表了27篇论文，其中5篇发表于《文学评论》，3篇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篇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其他涉及刊物包括《江苏社会科学》、《苏州大学学报》、《戏剧文学》等期刊，文章内容主要涉及鲁迅、戏剧、郭沫若以及创造社研究。而朱寿桐先生1986年硕士毕业时的毕业论文选题正是创造社研究，这一选题在众多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正蜂拥聚焦于作家作品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显得不同而且新颖。1993年博士研究生毕业时，朱寿桐先生的研究对象为新月派。

1991年1月，延边出版社出版了朱寿桐先生的专著《酒神的灵光——文学情绪论》，同年4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朱寿桐先生的《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1993年5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朱寿桐先生的《殉情的罗曼司——创造社的文学倾向》，这三本著作比较完整、集中地呈现了朱寿桐先生对于创造社及文学本质等理论问题的研究探索。从论述对象而言，第一本《酒神的灵光——文学情绪论》主要从“艺术情绪美感”、“文学世界中的情绪空间”、“情绪对某些文学题材的美化作用”、“感兴：被忽略了的情绪形态”、“文学创作中的情绪导向”、“戏剧文学中的情绪判断”等九个方面剖析了文学与情绪的内在羁联，从标题上看这本著作与社团流派似乎没有过多关联，但其内容与立场却与另外两本著作有着直接的内在呼应或者说递进关系，在书中第二章“确立‘理性——情绪’的文学研究模式”一节，文中开篇明确提出：“情绪文学向‘主义’式的文学研究提出了严肃的挑战……我们的文学研究，长期以来都是通过创作方法的视角进行的，无论是评论作家、分析作品，抑或是探讨文学理论、文学历史问题，总习惯于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若干方面入手，并试图用非此即彼的方法给研究对象作最后定性。”⑤

朱寿桐先生在这本著作《自己写序（代跋）》介绍成书背景时这样写道：“可读了一些创造社的作品、史料和研究论文后，发现不仅浪漫主义不能概括我的研究对象，再外赘上表现主义、唯美主义的剖析也还是不能解决创造社文学的定性问题……鉴于人们在‘主义’式的研究中已习惯于从思想深度的理性视角看待文学，我把思考的中心移向了文学情绪观，试图再从情绪美学的角度透视文学的本质价值和形态。”⑥朱寿桐先生在《酒神的灵光——文学情绪论》一书完成了对文学情绪理论系统性反思与建构，在《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一书则从正面叩击创造社与“情绪表现”的内在本质性联系，对创造社著名作家创作进行重新评析，尤其对创作社一些长期被忽略了的作家作品价值予以揭示。书中写道：“文学史灰色的，而情绪之树常青。这是我从创造社文学的研究、分析中所得到的启示……作为结论，它表明我们已不再安于接受那沿袭了数十年之久的‘浪漫主义创造社’的定论，不再期待着用浪漫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的透镜探视创造社文学的基本成像，而是要通过情绪的剖解析示创造社文学的价值构成，从而寻索出‘创造社’的诗学宇宙中许多令人魅惑的奥秘。”⑦

《殉情的罗曼司——创造社的文学倾向》一书的初稿是朱寿桐先生的硕士论文，就时间脉络而言，其核心观点的生成时间位置并非如三本著作出版时间顺序所示，在这部出版被耽搁的著作中，朱寿桐先生从创造社文学的“观念倾向”、“创作特征”、“价值构成”、“方向转换”等角度对创造社进行了系统研究，邹恬教授在序言中不但指出：“可能是以前的研究论及的都是创造社的一个方面或一两个作家，除了三十年代郑伯奇那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外，以后很少有人重新系统地对这个社团作整体的、综合的研究的缘故，朱寿桐的成果因之显得较突出”⑧，而且专门提到：“值得一提的是朱寿桐还把自己研究创造社形成的观点上升到理论高度，在更广泛的文学领域中展开了论证，这就是他《酒神的灵光》一书的内容”⑨。朱寿桐先生在1993年还出版了一本著作《宽容的魔床——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导引》，朱寿桐先生认为“这部传世之作之所以作为美学或文学的不朽名著而存在（而没有作为白璧微瑕的社会历史学著作而驰名），除了它的论述对象是文学现象而外，它对于时代‘主流’的独特把握方式——情绪性的把握，更是至关重要的。”⑩朱寿桐先生关于创造社的研究著作主要还有1992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⑪以及1999年与武继平一同主编出版的《创造社作家研究》⑫，前者的大部分文稿为作者在北京大学访学时完成。

如果说朱寿桐先生在对创造社的研究中找到了“情绪表现”突破口，令创造社许多问题现象得到了比较妥帖的诠释，那么他对新月派的研究则揭示出“绅士文化”与新月派文化倾向、文学追求之间极深的内在联系。1995年，朱寿桐先生历时四年完成的著作《新月派的绅士风情》出版，书中提出并详细阐释了“绅士文化”，在将其定位于“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之间的同时对这后两者也赋予了新的解释，全书内容分为：“总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典型的绅士文化群体”、“新月派绅士化的观念体系”、“新月派绅士化的文人风情”、“‘新月’绅士的文人风情”、“‘新月’绅士的文学世界”以及“余论”五大部分。在对新月派作出它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典型的文化团体”定位的同时，朱寿桐先生发现：不同于创造社，“无论从新月派的哪个代表人物身上，都不可能观测到完整的绅士化的典型性格或典型心态……只有将他们这个团体中的所有重要人物综合起来加以审视，才会了然他们作为典型的绅士群体的客观存在。毫无疑问，这样的结果更符合一个文化社团的实际，而且也更能突出社团存在的意义，更能反映社团研究的必要性及相对于作家研究的学术特性。”⑬

对于开展社团研究的必要性，朱寿桐先生并未停留在呼吁或停止于对创造社、新月派的研究，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朱寿桐先生的《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在这部学术专著中，朱寿桐先生呈现了自己对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构架与分析，“从文学史运作的基本单位的变革（不断变大）来撰著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个文学史专著的学术结构应该是：社团文学史——文派文学史——文阵文学史——一统文学史”⑭，或者详细一点说，如果以运作的基本单位为考察对象来审视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基本单位是由20年代的“社团”变异为30年代的“文人派别”，再至40年代的“文阵”，而5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则走向一统。全书细致深入地论述了“现代文学社团与传统文人会社比较”、“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研究方法”、“新潮社与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雏形”、“社会运作与中国新文学的文派制衡格局”、“学衡派、新月派与白璧德主义”、“文学社团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冲积效应”等十二个话题，对中国现代各个文学社团进行了科学适度的评价，尤其从蔓芜繁杂的文学现象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重要性、特殊性予以厘清，提出“集体的文化形式”正是理解把握文学社团特殊性的重要依凭。

朱寿桐先生曾说：“最初我的研究对象是创造社……这个研究对象使我意识到，从单纯的文学角度去把握一个作家的群体显然是不够的……我觉得从文化视野来审视一个文学社团可能是比较合适的。进一步的探索是我注意到了‘新月派’……对它的研究使我由对文学社团的关注进入对文人群体的关注，并使用文化学的理论视野……得到一种启发：要真正厘清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人群体、文学社团甚至文学创作的现象，除了文学和文化的剖析之外，还必须了解构成更为复杂、内涵更为丰富的人文思想流派……于是，人文主义和新人文主义的思想文化省思浮出了学术的地表”。⑮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迹》正是朱寿桐先生对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进行研究的代表成果，这部64万余字的专著分为七个部分：“导论：新人文主义与现代中国文人的文化认知”、“分论一：辜鸿铭与中国新人文主义的前奏”、“分论二：新人文主义的中国主体：学衡派”、“分论三：梁实秋的文学人文主义”、“分论四：林语堂的性情人文主义”、“综论一：新人文主义的文学审视”、“综论二：新人文主义的文化论析”，朱寿桐先生在书中不但考察了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概念的流变以及学衡派与新人文主义思潮之间的关系，还深入阐述了新人文主义在新儒家们所信奉的儒学人文主义领域的投影。

《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迹》一书还详实地分析论述了新人文主义在先驱者辜鸿铭身上的影像，而且，继此前提出位于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之间的“绅士文化”、上世纪末在小说家和评论家存在的“活祭心理”⑯以及用“意念沼泽”来解读鲁迅及“五四”文人群体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⑰之后，朱寿桐在这本书中又总结提出了“意念理性”及“思想邻壑效应”。“如果说工具理性立意于社会操作和经济运作，价值理性立意于理论倡导和思想号召，则在价值理性形成之前，尚有处于其积累、探讨和锤炼之中的意念理性形态”，⑱所谓“意念理性”，即价值理性的前摄形态，是价值理性为形成普适性价值或未定型之前的观念形态，朱寿桐先生认为学衡派与新人文主义之间的很多现象正可以用“意念理性”来理解和阐释。“思想邻壑”现象即与邻为壑或者以邻为壑现象，它“体现着思想表达和理论运作中的主体对于自己思想、理论和精神创造的一种保全性防范心态，他们往往并不害怕来自于不同立场甚至相反的价值体系的思想理念的质疑、挑衅和抵触，而更敏感于自己观念相近、相似的精神价值所可能造成的纷扰、含混与消解，因此，他们对敌对的观念常常表现出不屑置辩的轻松或泰然处之的雍容，而对于与自己立场相近、精神价值相类的观念及其表述则往往表现出如临大敌般的紧张和急于划消界限的焦虑。”⑲朱寿桐先生在书中用“思想邻壑”理论细致而有效地阐释了林语堂与白璧德主义之间令人魅惑甚至费解的极为复杂的关系。对于“意念理性”及“思想邻壑”理论创见，有学者曾评价：“这些理论发现及富有魅力的阐发，其学术贡献应超越于他的社团研究本身。”⑳

1998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朱寿桐先生主编的81万余字上下两卷本《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全书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化分为：史前发萌期、普遍尝试期、感性表现期、理性深化期、“偏隅”发展期和恢复繁荣期，对中国现代历史时期内出现的各种现代主义文学现象、现代主义思潮及其文学形态在中国的流行、发展、衍变进行了深入详实的梳理分析与解读。在这套著作中，朱寿桐先生认为现代主义因素已经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种传统基因，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鼎足而立，而且这种传统基因“使得中国文学几千年形成的思维模态、审美框架和叙述体式发生了可以说是难以逆转的改变。”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寿桐先生在书中导言部分直言更愿意将这本著作称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现象所构成的传统及其发展的历史”。

从创造社、新月派、文学社团到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现代主义，随着研究对象和研究视野不断位移与扩大，朱寿桐先生不断反顾、深思文学本身的内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汉语新文学”走入了朱寿桐先生的研究视野。

二

2004年，第2期《东南学术》刊发了朱寿桐先生的文章《另起新概念：试说“汉语新文学”》，在这篇文章中，朱寿桐先生首次明确提出“汉语新文学”学术概念，而这一概念的提出首先直接源自于朱寿桐先生对文学史上“同一个林语堂到了美国，同一个郁达夫到了南洋，同一个萧红到了香港，同一个梁实秋到了台湾，他们的有关写作就立刻变成了北美华文文学、新马华文学、香港文学和台湾文学”㉒这样一个尴尬现象的洞见与深思。

2009年1月，朱寿桐先生在《学术研究》等三个刊物发表关于“汉语新文学”的论文：《“汉语新文学”概念建构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㉓《汉语新文学：作为一种概念的学术优势》㉔《论汉语新文学文献整理的地域性运作——兼论澳门新文学文献观念的调整》㉕，并在2009年第1期《暨南学报》主持“汉语新文学”讨论专题。在这组论文中，朱寿桐先生细致阐述了“汉语新文学”作为学术概念的基本内涵、理论意义及实践价值，指出：“‘汉语新文学’，从理论上说，就是以现代汉语所构成的‘言语社团’所创制的文学样态，作为概念，它可以相对于传统的以文言为语言载体的汉语文学，也可以相对于以‘政治社团’为依据划定的中国现代文学等等”;㉖“汉语新文学”具有超越的学术整合力、准确的学术涵盖力以及较为科学的学术理论张力;“汉语新文学”不但涉及汉语新文学传统的确认，而且涉及以语言为本体的概念体系的建构，将汉语作为“言语社团”用作汉语文学共同体的划分依据，能够在彰显新文学传统本质力量的同时，解决因国族差异、政治弥隔带来的种种文学分类时的尴尬问题;不仅如此，对澳门新文学文献整理与建设而言，“汉语新文学”有助于帮助人们在开拓视野、观念的同时重新审视并确立澳门新文学的地位价值。在朱寿桐先生的推动下，2008年澳门大学中文系和澳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召开第一次汉语新文学会议，并陆续开展了“汉语新文学”大讲堂系列学术活动，2010年4月，澳门大学中文系举办汉语新文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0年，朱寿桐先生不仅在《文艺争鸣》、《学术研究》等期刊发表文章对“汉语新文学”继续进行学理层面的深入和求真，而且拿出了具体的实践成果，2010年4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朱寿桐先生主编上下两卷96万字的《汉语新文学通史》。基于从“汉语新文学”出发的学术自觉与使命感，《汉语新文学通史》的编撰体例明显不同于其他同类著作，全书内容设为十编：“第一编：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第二编：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第三编：从革命文学到左翼文学”、“第四编：从普罗文学到国防文学”、“第五编（上）：从国防文学到工农兵文学”、“第五编（下）从国防文学到国难文学”、“第六编（上）：从工农兵文学到红旗文学”、“第六编（下）：从国难文学到军中文艺”、“第七编（上）：从红旗文学到红太阳文学”、“第七编（下）：从军中文艺到现代文学”、“第八编（上）：从红太阳文学到文学解冻”、“第八编（下）：从现代文学到文学回归”、“第九编（上）：从文学解冻到先锋文学”、“第九编（下）：从文学回归到后设文学”、“第十编（上）：从先锋文学到文学边缘化”、“第十编（下）：从文学边缘化到华文文学”。

在这部书的后记，朱寿桐先生坦诚提到：“让人轻松不起来的，当然还有这部书稿明显的创新努力，包括建构汉语新文学的观念创新，也包括在此观念基础上对整个汉语文学史格局的认识创新。创新常常令人兴奋，但同时也自然会有一种创新之累。不过这样的不轻松并非来自于学术上的不够自信，而是来自于我们对学术探讨应有的虔敬和对于读者、专家批评的真诚期待。”㉗在同年发表于《理论学刊》的《汉语新文学：一种文学范围的学术呈现》一文中，朱寿桐先生对本书无法做到对各个地区不同板块的文学完整的历史现象全部予以阐述表达了无奈与遗憾，在这篇论文的文末，朱寿桐先生提到“汉语新文学”概念缺乏其他相近学术概念所具有的再植能力，这种再植能力的缺失源于“新文学”概念过于专名化，很难被拆解作为再植材料，但这一事实也说明“新文学”这一概念具有其自身的历史合法性。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朱寿桐先生主编的《汉语新文学倡言》，全书分为四大部分：“倡言编”、“讨论编”、“评论编”和“综述编”，书中所收文章多为澳门大学举办的两次汉语新文学讲堂论文，其中除了朱寿桐先生的8篇文章，及以汪应果教授、傅天虹教授为代表的大力肯定并积极响应“汉语新文学”概念提出的论文，还收录了王富仁教授、张全之教授对“汉语新文学”概念某些问题持保留意见的文章。对于围绕“汉语新文学”展开的讨论，朱寿桐先生在被收入“综述编”里的文章中写道：“李观鼎博士在主持开讲典礼时的讲话，也许最能够表达我们的心声：汉语新文学讲堂虽然是围绕着概念进行研讨，但它是有丰富的文学史内涵的学术探索;我们不赞成炒作概念，但这样一种有学术内涵的中心概念的建构又是必需的。”㉘

2012年，朱寿桐先生就“汉语新文学”的世界性意义进行了专门论述，在文章中朱寿桐先生提到：“明确的世界性倾向是汉语新文学的天然特质，也是其现代化素质的外在体现……只有在汉语新文学的意义上才能更自然地发现，更科学地认识我们的文学之于世界文学的价值。汉语新文学是中国文学具备世界性意识的学术标志”。㉙2016年，朱寿桐先生在海外出版了英文专著《New Literature in Chinese： China and the World》。2017年，朱寿桐先生在《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第8期发表文章《汉语新文学概念及其延展性的学理优势》。

201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朱寿桐先生专著《汉语新文学通论》，这是一本朱寿桐先生关于“汉语新文学”的系统性、集成性著作，它从概念内涵、理论范畴、学术传统、文化存在、文体呈现和概念外延等方面细致阐述了“汉语新文学”作为学术概念的学理优势及可行性，呈现了更为清晰完整的学理逻辑和文学史材料。在这本近六十万字的著作中，27章内容被分为六大板块：内涵论、范畴论、传统论、存在论、文体论、外延论，在结语之后书中还附有三篇“汉语新文学”对话录。《汉语新文学通论》一书对“汉语新文学”的内涵外延进行了详实而又耐心的系统论述，以“汉语新文学”为学术构架对翻译文学、雅俗分野、文学评论等诸多学术问题进行了自己的阐释，“本书稿最大的亮点是突破了学界主流的文学史认知和既有的学科体制，有一定的理论创建”㉚。在对“汉语新文学”进行具体深入剖析时，朱寿桐先生尤其对“新文学”阐发了自己的理解：“‘新文学’概念的时代色彩过于强烈……这个时代的成就过于突出，色彩太过强烈……现在我们倡导使用‘汉语新文学’这个概念……‘新文学’是在新的文化传统、新的问题、新的艺术面貌、新的语言形态意义上，建构了新的思维体系和新的规范……它应该是‘与时俱新’之‘新’”。㉛关于这里提到的文化，朱寿桐先生不但先后撰写过《论中国新文化运作中的文学文化》㉜《中国新文化百年历史以及历史的文化记忆》㉝《中国新文化的基本品质与历史进程》㉞等一系列文章，而且，2015年主编出版上下两卷本《中国新文化百年通史》，2020年主编出版14卷本《中国新文化百年史丛书》。

三

朱寿桐先生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学术道路：“在不断的探寻、不断地摸索中走出一条弯弯曲曲的学术之路，在这不平坦的学术之路中熔炼、萃取一些学术的收获……这样的学术道路走得会相当辛苦，因为过程中充满焦虑……而且常常很受冷落，但可能收获不小，因为这样的探寻，不仅对学术研究的结论，而且对学术研究的方法和理论都会有自己非常真切的体验，都可以将其真切地融进自己的学术热忱，可以用自己的生命烈火去熔铸、淬炼属于自己的东西。真正学术的东西应该是与学人的生命体验（包括焦虑感）和学术热忱（当然包括学术的愉悦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㉟

朱寿桐先生的学术足迹也许确实不是笔直、线性的，各处停留时间也长短不一，但是足迹所到之处绝不是寂静荒芜的，各片土地无不自这位行者身上获得一份属于自己的生机。1983年之后，朱寿桐先生又写过许多关于鲁迅的研究文章，很多著作都对鲁迅有长篇论述，尤其是《孤绝的旗帜：论鲁迅传统及其资源意义》这本专著，“充分显示出了‘学院派’著述的‘力与美’”㊱。在这本书中，朱寿桐先生详细从文化类型角度论述了鲁迅身上的现代英哲文化倾向，并在论述鲁迅杂文文学价值时，以文学事业的三种本体样态为基础——创作本体、学术本体、批评本体，对很多学者为鲁迅后期中断小说创作而惋惜的态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朱寿桐先生认为这种完全不必要的惋惜是源于人们从创作本体出发误解了鲁迅的批评本体传统。

对于文学事业的三种本体：创作本体、学术本体、批评本体，或者更准确地说对三种本体中的学术本体，朱寿桐先生有非常深入的思考，并呈现了一系列成果，这些成果有的主要聚焦于学历或学术脉络方面的研究，比如《制约当代中国人文学术发展的两大问题》㊲《试论学术评价的学术性》㊳等文章，有的是针对学术界混淆学术本体与批评本体的问题现象，如《文学研究：批评与学术的乖谬》㊴等文章，还有一些则是直指现实生活之中的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㊵《学术论文的外在品相》㊶《学术论文的内在品相》㊷等文章。此外，朱寿桐先生对郭沫若亦有十分深入的研究，从1989年在“我的郭沫若观”学术研讨会提交《创造社文学的情绪写实主义特征——兼论郭沫若创作的写实倾向》，到后来撰写的长文《日本博多湾风物与郭沫若研究的几个问题》㊸及《郭沫若的本格意念与位格意识》㊹，朱寿桐先生陆续发表了十余篇关于郭沫若的研究论文。

2007年受聘于澳门大学之后，朱寿桐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开始涵盖澳门文学、澳门文化。除了《论澳门文化中文学资源的开发》㊺《澳门文学评论的建树》㊻等一系列文章，朱寿桐先生还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澳门文学文化的学术著作，如：《汉语新文学与澳门文学》㊼《澳门新移民文学与文化散论》㊽，尤其需要提到的是，2019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朱寿桐先生主编的五卷本《澳门文学编年史》，首次对1920年至1984年间澳门文学史料进行细致地发掘、整理与钩沉，而且朱寿桐先生目前已经启动澳门文学编年史第二期工程，将对1985年至2019年间澳门文学史料进行同样的发掘整理。

1990年，第3期《戏剧文学》刊登了朱寿桐先生的《戏剧价值判断中的情绪作用》，28年后，同样为第3期的另一本刊物《戏剧艺术》刊登了朱寿桐先生的《华文戏剧与汉语新剧》，在这期间，朱寿桐先生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戏剧的研究文章，如《论走向终结的当代戏剧》㊾《戏剧本质体认与中国现代戏剧的经典化运作》㊿等等，而且还出版了专著《朱寿桐论戏剧》。在《朱寿桐论戏剧》的代后记中，朱寿桐先生提到自己创作的一部四幕剧剧本《教授餐厅》，虽然先生本人对剧本拷贝软盘后来“不知所踪”不觉得有什么可惜，但文中提到的剧本情节却十分令人难忘。除了《教授餐厅》，朱寿桐先生还有不少诗歌与散文创作，比如澳门银行出版社出版的《为了春天的纪念：朱寿桐诗书集》，收入“澳门文学丛书”的散文集《从俗如流》，以及早年文笔风格极具文学性的传记《郭沫若安娜》。在后面这本书的封面上，朱寿桐先生使用了自己的笔名：郑舍农。

注释：

①⑮㉟朱寿桐、刘茉琳：《淬炼在学术追寻的途中——朱寿桐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13年第3期。

②朱寿桐：《从鲁迅小说中的少儿看其幼者本位思想》，《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

③朱寿桐：《田汉早期剧作中的唯美主义倾向》，《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

④朱寿桐：《朱寿桐论戏剧》，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版。

⑤朱寿桐：《酒神的灵光——文学情绪论》，延吉：延边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

⑥朱寿桐：《自己写序（代跋）》，《酒神的灵光——文学情绪论》，延边：延边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⑦朱寿桐：《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⑧⑨朱寿桐：《殉情的罗曼司》，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序言第3页。

⑩朱寿桐：《宽容的魔床——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导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

⑪朱寿桐：《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⑫朱寿桐、武继平：《创造社作家研究》，日本福冈：中国书店1999年版。

⑬朱寿桐：《新月派的绅士风情》，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54-455页。

⑭朱寿桐：《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页。

⑯参见朱寿桐：《世纪末小说批评的活祭现象》，《文艺争鸣》2001年第3期。

⑰参见朱寿桐：《摆不脱的“意念沼泽”：林语堂与白璧德主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4期。

⑱⑲朱寿桐：《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95页、第386-387页。

⑳梁笑梅：《行神如空 行气如虹——朱寿桐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研究探颐》，《文艺争鸣》2013年第11期。

㉑朱寿桐：《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上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㉒朱寿桐：《另起新概念：试说“汉语新文学”》，《东南学术》2004年第2期。

㉓㉖朱寿桐：《“汉语新文学”概念建构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学术研究》2009年第1期。

㉔朱寿桐：《汉语新文学：作为一种概念的学术优势》，《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㉕朱寿桐：《论汉语新文学文献整理的地域性运作——兼论澳门新文学文献观念的调整》，《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㉗朱寿桐：《汉语新文学通史》（下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22页。

㉘朱寿桐：《关于汉语新文学概念的第一波讨论》，《汉语新文学倡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2页。

㉙朱寿桐：《论汉语新文学的世界性意义》，《文艺争鸣》2012年第4期。

㉚㉛朱寿桐：《汉语新文学通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书籍底封介绍语、绪论第9页。

㉜朱寿桐：《论中国新文化运作中的文学文化》，《学术研究》2014年第8期。

㉝朱寿桐：《中国新文化百年历史以及历史的文化记忆》，《文艺争鸣》2015年第9期。

㉞朱寿桐：《中国新文化的基本品质与历史进程》，《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㊱陈南先：《走进鲁迅、解释鲁迅的一部力作——朱寿桐〈绝望的旗帜——论鲁迅传统及其资源意义〉解读》，《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12期。

㊲朱寿桐：《制约当代中国人文学术发展的两大问题》，《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

㊳朱寿桐：《试论学术评价的学术性》，《学术研究》2006年第2期。

㊴朱寿桐：《文学研究：批评与学术的乖谬》2009年第2期。

㊵朱寿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福建论坛》（文史哲版）2000年第4期。

㊶朱寿桐：《学术论文的外在品相》，《文艺争鸣》2016年第5期。

㊷朱寿桐：《学术论文的内在品相》，《文艺争鸣》2016年第9期。

㊸朱寿桐：《日本博多湾风物与郭沫若研究的几个问题》，《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3期。

㊹朱寿桐：《郭沫若的本格意念与位格意识》，《郭沫若文献史料国际学术研讨会暨IGMA学术年会论文汇编》2010年。

㊺朱寿桐：《论澳门文化中文学资源的开发》，《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㊻朱寿桐：《澳门文学评论的建树》，《文艺争鸣》2015年第2期。

㊼朱寿桐：《汉语新文学与澳门文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㊽朱寿桐：《澳门新移民文学与文化散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㊾朱寿桐：《论走向终结的当代戏剧》，《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㊿朱寿桐：《戏剧本质体认与中国现代戏剧的经典化运作》，《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