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当代文学史料的框架中，民间文学的“革命性”意义逐步被认可，但与公开发表的文学史料成果相比，则明显薄弱得多。在梳理民间文学史料成果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探讨其价值可能、限度及存在问题，并就当下民间文学史料工作的实际提出几点设想。

关键词：民间文学;可能;限度

作者简介：黄亚清，女，1971年6月出生，浙江余姚人，博士，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建设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樊骏语），随着工作不断推进，在星罗棋布的文学场域中，更应关注史料分层分类和彼此的互博互动，以呈现当代文学丰富的历史面影，为研究提供清晰的脉络和思路。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民间文学史料挖掘的盛况及“革命性意义”，获得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和认可;但翻检当下相关著述，并与公开出版的文学史料成果作对比，就明显薄弱得多。这不仅有悖于文学史料存在的客观事实，同时也不利于建构生态学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史料学。

本文的民间文学史料，特指当代未公开发行的文学作品、民间社团、民间刊物及相关现象、活动、事件等。应该说，“民间”和“官方”并非泾渭分明的空间，其内含的二元思维亦非理想的研究方法。但在梳理当代民间文学史料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还是想借鉴王国维“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互证的二重证据法，把相对稳定的公开出版的文学作为参照系，借助于两个虚拟空间的复杂共生，探讨民间文学史料价值的可能性、限度及问题，为研究的深入提供一些设想和思路。

一

尽管当代文学史料工作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启动，但传统公开发表的作品才是“特定时代里社会影响最大的作品”的观念，使得藏身“抽屉”、可能“报废”的文学作品并未进入文学史的视野。如赵一凡、徐晓等民间收藏家有意识地保存了部分民间文学史料，一些作者和传播者留存了少量手抄或自印诗集（刊），但特定时期的文化环境及个体力量的有限，使得收藏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80年代初，亦很难迅速建立起史料建构的整体观念，前30年的公开出版的文学作品尚乏善可陈，更不用说民间文学，文学史基本无此概念。1982年《新时期文学六年》曾提及郭小川、张志民等特殊时期的诗歌及内在的反抗性和积极性;但仅是提及，有限的史料和微弱的声音，都使这些作品被长期“冷落”。据丁东回忆，1984年前后，他们曾就《公开的情书》《波动》等能否算新时期的开山之作有过讨论，他没有详述讨论的过程和结果，但就之后几年文学史写作的实际看，至少未对旧有格局产生影响。①1986年非正式诗刊和自谓诗人第一次大规模的“现代诗群体大展”，1988年耿庸、何满子书信形式的《文学对话》出版，《开拓》第3期多多《被埋葬的中国诗人（1972—1978）》的发表，宣示了当代民间文学及参与者的存在，促使学界开始探寻文学“正史”之外的“潜伏者”。

20世纪90年代，当代民间文学史料工作的认识和实践有了较大的改观。较早出现的杨健1993年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②主要是资料性汇编，广泛涉及了红卫兵文艺思潮、民间沙龙活动、旧体诗词、手抄本，军队等场域的写作，对民间文学史料有着开拓性的意义。温儒敏、丁东、谢泳等纷纷撰文进行评介，《文艺争鸣》组织了“一本书和一个话题”的讨论，谢冕、赵毅衡、曹文轩、易毅、程文超等都充分肯定了它对阶段性文学和当代文学史的价值。另一个典型成果是陈思和1999年《我们的抽屉——试论当代文学史 （1949一1976）的潜在写作》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潜在写作”的提出，将民间文学时空推溯至“十七年”，那些隐身“抽屉”的书信日记、读书笔记、思想随笔，抒情言志的民间诗歌与小说的浮出，激发了学界关注“潜在写作”的热情;十来年中，李杨、李润霞、王光东、刘志荣、谭解文、王学东、唐德亮、付祥喜等学者从概念本身到细节问题，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和论争，赋予了“潜在写作”旺盛的理论生命力，构成了民间文学史料的另一番“风景”。同时，“活史料”赋予了民间文学史料生动的面貌。如廖亦武《沉沦的圣殿》和杨健的《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前者以图片、手稿、信件、刊物、当事人访谈等资料，还原了70年代北京民间诗歌及沙龙读书活动的真貌，但因受制于地缘和文字偏见，未涉及各地的情况;杨著以口述史的方式，涉及了不少民间文学活动的史料。另外个人专集和资料的整理更为自觉。较典型的如林莽和《诗探索》的史料钩沉，促成了《诗探索·食指卷》《食指论》《食指生平年表》《食指诗歌创作目录》等的出版。而民刊的特别关注将视野延至新时期，如《倾向》在1994-1999年间数次刊发了大陆民间艺术刊物一览表，贝岭的《中国的地下文学（六十年代-九十年代）》，是90年代为数不多的涉及新时期民间文学的论文。

新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民间文学因获得了无限媒介而削弱了潜隐的特性，它的整体性存在状态渐趋寥落;同时得利于民间文学史料的网络化，史料工作从“中心”向“边缘”扩展，成果有新的变化。一是民间文学文本的收集整理体系化。白士弘《暗流——“文革”手抄文存》和陈思和主编的10卷本《潜在文丛》，可谓是对前30年民间创作一次系统整理;洪子诚、程光炜《第三代诗新编》选录了80年代全国民间诗歌社团和非正式出版诗刊（报）的优秀诗作，关注了大学诗歌社团的重要性;二是民间文学史著（作）的多样化呈现。杨健的《中国知青文学史》、郭小东《中国知青文学史稿》、刘志荣《潜在写作：1949—1976》是对知青和前30年“潜在写作”的研究，杨义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 十七年及“文革”卷》和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则涉及了非常时期潜在译作和非常场所的文学，这些成果拓宽和深化了民间文学的研究广度与深度;三是民间和公开发表文学的共时性呈现。刘福春《中国当代新诗编年史1966-1976》，程光炜主编的《七十年代小说研究》，或客观呈现编年诗史，或主观研究小说文本，在两种文学的共存中还原历史的面貌;四是见证式史料对民间文学活动松散的集体回忆，如北岛、李陀《七十年代》和刘禾《持灯的使者》，亲历者、见证者赋予了历史原生态的质感。当然，新生代的研究不可忽视。霍俊明博士论文《当代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对民间诗歌史料的特点、问题的论述和补遗说明，以及对见证式史料的细致解析，可说是对民间诗歌史料的系统阐述。

综合上述成果，可以看出当代民间文学史料时间上更多聚焦前30年，后30年较少;文类最多是民间诗歌，旧体诗词、评论类、杂文类，小说类和其它抒情类文本较少，戏剧鲜有提及（这当然与文学样式的实际成果有关）;内容主要是作家作品和流派，相关的社团活动、现象、事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地域上北京是重镇，其它地区涉及不多，如东北、西南、上海、山西、内蒙、福建等知青聚集地的文学活动，及新时期以来活跃于各地的民刊都有待专门的整理和研究。

二

在“重写文学史”余音未尽的当下，当代民间文学异质的历史观、价值观、审美观和研究方法，作为当代文学史料的一维，有助于打破原有的史料研究思路和格局，为呈现犬牙交错、互动共生的当代文学画面，部分恢复历史的弹性，提供新的视角。

民间文学是当代文学的另一种“声音”，它的“出场”更新了当代文学史传统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为其重述提供了重要支撑和意义说明。当代文学史料的特质不是“时间性”的，更多是由空间和体制决定的，所以对民间文学的价值讲评，关系到文学的历史观问题。传统文学史料一般只限于公开发表的文学，很多边角资料“因为无法按照传统的历史观念被安置在历史叙述的某个部位”而被冷落;④但要重建“过去”，单纯依靠前者有失简单。因为当代大量民间文学的发生延续了公共空间被切断的创作流，构成了文学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如文革文学的“断裂”说或 “空白”说，即是传统文学史观和意识形态价值观共同作用的结果。文革的政治定性和对公开发表作品的倚重，制约了文学的全面认识，但随着沉埋冷落的民间文学史料的浮出与丰富，“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文学史一贯的假设和前提”（刘禾语），“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的内在关系被揭示。如60、70年代青年现代主义诗歌的初潮，朦胧诗浓密晦涩的意象，早在50年代无名氏等人的诗中就已经出现;新时期文坛上的诸多诗人与白洋淀的密切联系，都可见出文学的复兴绝不是横空出世，而是渊源有自，有其深刻的必然性。可以这样说，正是赵一凡、杨健、廖亦武等对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的收藏、发掘与整理，打破了文学史“盘踞”多年的“八个样板戏”的权威体系，纠正了轻描其品貌的价值观。随着虚拟网的出现，以前依赖于纸质媒体、传播空间有限的民间文学获得了便捷的渠道，丰富了当代文学的表现形态。这些隐遁的文化印迹，它鲜活的姿态和旺盛的生命力消长共生于当代文学中，在参照或对证中修正了文学史的讲述，其知识谱系和话语机制是历史叙述变动的重要依据。

当代民间文学本真和个性化的审美特质，为改变以“思想阐释”为标准的文学观和艺术观提供另一种可能。当代公开发表的作品基于主客观的原因，有一定的表达压力。如“十七年”农村题材的经典基本出自精英作家，这里就有问题，有着一定身份的作家有否以平等的视角去观察农民？这一点浩然说得很清楚：“虽然我生活在农民中间，由于受着一种思想的束缚，我看农民的欢乐多了，痛苦少了……。”⑤而无需发表的民间文学“文责”压力不大，创作者能以相对真实的姿态触摸生活的“暗角”和边缘的情绪世界，被现实规则所压抑的艺术能量甚至可能成为“一种对抗的力量”（吴俊语）。民间诗歌、手抄小说、书信笔记、随笔日记、文学评论等绕开了审核、人际关系的限制，能较大限度张扬主体的自由姿态和独立意识，并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和审美风格，为文学史带来异质的话语资源。牛汉《命运的档案》中致胡风等书信和对50年代诗坛的个体性感悟，阿垅遗作中的艺术敏感和信念，张中晓阅读《圣经》和《周易》的精神磨难和思想飞跃，无名氏小说灰色琐屑的日常生活中的现代焦虑和精神超越，郭小川日记、笔记、书信及检讨书中迥异于“战士”精神的个人化情思;手抄本、“皮书”、天安门诗歌运动的大众情绪和诉求;第三代诗之于朦胧诗的“哗变”和创造性的心灵倾诉，民刊作为“源远流长的野文化之河”的非常规表达，此类不同的“声音”一旦进入文学史，会冲击“泛政治化”的审美范式，刷新特定时期文学的思想质地、情感热度和语言魅力，修正文学史书写中的思路和视角，为文学艺术价值评判标准的多元化提供支持。

当代民间文学史料初步实践的考据和实证方法，为当代文学日渐紧迫的史料工作提供方法的启示。众所周知，重考据是古代文学史料的常用手段，实证则是西方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当代文学基于“当下”优势、现代出版制度和保存系统的支撑，史料工作并不倚重考据和实证。但民间文学情况特殊，因长期存放“抽屉”或任意流传，或写作与出版时间差异较大等原因，它的“时间”、作者、版本和流变等问题的核证，成为史料工作的关棙。因此有意识地借鉴古代文学和西方考据实证的“黄金”定律，将材料考订和文献考辨作为史料工作的基础，显得尤为必要。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写作中有很好的尝试。虽然出版之后遭遇“指错”，但编者所作的大量材料挖掘和考辨，包括书信（电邮）、电话访谈和实地调查，是不争的事实;几年后《潜在写作文丛》的编撰者对史料（包括手稿、抄件、照片等）的考辩更严格，寻访作家、寻求原件或初版本，尽量做到每一篇都有来源，版本演变有交代，舍弃写作年月模糊或存疑又无从查考或版本真伪不辩的作品，⑥在史料方法上不断完善和修正，最大限度保证其客观性。同时，考据实证的“当下”优势在于可以亲历现场，调查访问当事人、见证者，以获得第一手的“活”史料。赵一凡亲到北大、清华等收集青年思想活动的材料;白士弘因《一双绣花鞋》一句出处的论争，亲赴重庆倾听况先生的意见;孙文涛的“大地访诗人”、姜红伟的“校园诗歌”寻访等，大量“过来人”赋予了民间文学生动的质感，当然追忆解释的个人性和可能性，亦凸显了考证的重要性。推及到公开出版的文学史料，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原本深信的历史常识和事实真相，可能遭遇“整容”，由此引入考据实证和调查访问，对于文学史获得多种阅读和言说空间，同样是可借鉴的。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几年对外围的社团、刊物及现象、事件和活动的关注，如能形成趋势和共识，有利于打破以作家作品为重的传统研究格局，促成大视野的形成。梅志《万事如烟》中对胡风作品写作背景和保存过程的说明，路莘对张中晓书信背景的介绍，都有助于更全面认识他们的创作。尤为典型的是一直存在于当代文学历史进程中的民间文学社团和民刊，它们起于60年代、壮大于80、90年代，前30年是基于出版和发表体制的限制，后30年则为更多作品能发表。⑦为了给有相同文学理念和追求的人提供交流机会和环境，它最初一般以手抄形式在同仁间传播，再以结社或沙龙方式集体活动，并创办刊物。因为缺乏各个层面的保障，这些社团组织松散、存在时间普遍不长、能长期独立创作并成果丰厚的成员不多，但它们是当代大量探索性文本的“产床”。60年代现代派诗人社团“X小组”“太阳纵队”与新诗歌运动及朦胧诗，70年代赵一凡的沙龙、“二流社”、林莽的“月末沙龙”、徐浩渊的沙龙与北京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今天》与“朦胧诗潮”，《野草》和默默坚持了30多年的野草群落;90年代《自行车》和非亚加盟官报《南国诗报》;新世纪民刊与网络诗歌的共生互动，这些“中国诗歌小传统”的现象、活动和事件，为全面了解当代思想文化和艺术观的衍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有助于拓宽民间文学、地域诗歌乃至当代文学的研究视野。特别是一些作家所存作品不多，如仅用小诗《小粪筐》支撑“诗人”郭世英难免捉襟见肘，周国平自传中的郭诗手稿，郭世英的日记及其中的十余首诗作，数量也不多，但如能结合“X小组”的社团活动和事件，有利于多维度的考察。

三

文学史客观性的根基是史料的全面性和可靠性，在当代民间文学被加速“经典化”的过程中，却深受材料、质量、“时间”、版本等问题的困扰，这足以使它作为“时代主要精神现象讨论”的可能性被“打折”。当下，我们沉湎于民间文学的文学史价值，及它所能提供的研究增长点和突破点，对其可能存在的价值限度未引起足够重视，这显然不利于民间文学史料工作的推进和深入。

当代民间文学的收编所致的文学史 “加减法”，可能会引发当代文学研究新的结构失衡。无可否认，当代民间文学富有深度和超越性的精神火花，给予了价值评判充分的依据。陈思和“潜在写作”“实际上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真正的文学水平”，⑧贝岭“中国大陆的现代诗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地下诗歌发展史”，⑨韩东90年代民刊是“诗歌写作真正的制高点和意义所在”，⑩林莽“中国真正的文学是一股潜流”“起着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等，⑪都对民间文学品质及文学史价值作了高度评价。但需要警惕的是，民间文学对前30年公开发表的文学史料的挤压，迫使我们反思那些相对确定的文学性、同一性和历史意义被“缩水”或否定后，自由随意的民间文学能否承担还原文学经典图景的重任？90年代末“盘峰论争”中对立的类化经验的延续，会不会使文学史延滞于思想评判的叙述模式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惯性？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因将民间文学与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对立，忽视了相同的社会体制背景，及习俗语言等实际可操作的维度，由此导致的片面认识和孤立解读，都会使史料工作跌入历史还原背后的“陷阱”，甚至沦为玄想。

具体看，文学景观是各种文学的合力，并且相互影响与持续互动。民间并非封闭自足的空间，民间文学的创作主体身处历史的磁场，思想观念难免受主流思想的渗透。但对意识形态的拒斥过猛，出现了厚民间文学薄公开发表作品的成见。如在对60、70年代民间文学作高度评价时，漠视了后期如古华、叶蔚林、贾平凹等公开的小说艺术探索及作品的“文学性”，⑫“这种小说的史料价值就会随着一代的去世而逐渐地消失。”⑬这种思维势必影响民间文学话语内外的多层次和陈述复杂性的认识，对它与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的共生性内涵，更是避之唯恐不及，担心拉低了前者的品质。实际上，民间文学并不必然“反主流”或“去主流”，甚至不乏“随主流”的冲动，质疑性和对抗性话语的抽取和张扬，有时是只为了满足某一时期文化语境的需求;事实上，它自身难免历时性主流话语和思维方式的纵向延续，和共时性的历史语境的横向影响。如顾准的干校日记对时代话语的认同，郭小川诗歌的自强不屈，胡风旧体诗战斗者的坚强性格、对集体的忠诚及“革命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与申辩，都留有宏大叙事的思潮擦痕，它与个体性话语共同构成了文本思想内在的丰富性。新时期的年轻诗人曾晕眩和陶醉于激进的时代潮流，他们中不少人与主流诗人关系甚密，他们技巧的偏好、抒情方式甚至是诗学信念，都与主流诗歌风习脱不开联系。廖亦武曾指出“贯穿着两个互否系列”诗作的食指，在先锋探索的背后是“企图走‘正道’”的郭路生。另外，深受诟病的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的虚假描写，手抄小说也很难避免;天安门诗歌运动与“拨乱反正”的政治诉求的紧密契合;现代派小说对现实的另类体验和变形表达，在民间文学中并不罕见。90年代后期随着出版体制的商业化和网络普及，民刊、网刊、论坛、自印诗集等层出不穷，民间和官方的界限日趋模糊，民间文学公开化中生存境遇的改善，创新焦虑、历史纠缠和个人恩怨，推进了两者的互动。较为突出的是官刊和民刊的彼此靠拢、接纳和反转，如1997年几家出版社先后推出在民间诗坛有声誉的诗人集，推动了世纪末的民刊热潮，见出两者的互纳。因此，对民间文学时代话语与个人话语、共同经验和个体经验微妙共生的回避，在凸显所谓个性的同时，亦会将文学本有的图景给简单化。

当然，当代民间文学史料价值的实现受制于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是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保存意识淡薄。口头传承、书面传抄或简陋印刷的出版物不少是破碎的私人性话语，作者大部分是无名的年青人，印刷数量和流通范围不大，主要依赖个体收藏，能量和关注度有限，许多史料转瞬即逝或散落民间，公共系统、大部分作者和读者都未有保存意识。而前30年频繁的政治运动，后30年市场经济的急功近利和实用主义，使得大量民间文学史料“在没有公诸于世人之前，甚至在没有人知道之前就都化作尘土”，⑭如特殊时期农民快板诗人秦易的诗作被销毁，曾卓的诗、赵一凡收藏的资料被损毁，对照清单，余下的只是小部分。即使被记录的史料也不太讲究“原汁原味”。因为没有及时发表，有些只能默记在心，事后抄录，所以散佚或误记时有发生，手稿（原本）、手抄稿、初版本、修订本、再版本之间的变动增删的情况不明，记录者、传播者、编撰者的修饰，都直接影响了民间文学之于文学史的意义生成与精神流变，洪子诚《中国当代新诗史》以民间诗作的发表时间为准进行评述，正是考量了上述复杂性。彭燕郊自述其默记和信笔写下的文章，整理出来的只是少数;张中晓的随笔、杨沫的日记、黄翔、食指、北岛、哑默等的诗作，胡风、聂绀弩的旧体诗、莫应丰的小说，发表再版时都“做一点手脚”（彭燕郊语），⑮那些栖身于书本、账本的边角或小纸片的手稿或抄件，字迹不清的手写稿和油印稿，即使认真细心的辨伪和核证，还是难免“模模糊糊”，“边缘识小”（陈子善语）的起点性价值被打折。如张中晓笔记在“一些旧账本和练习本的空页上面，写满的密密麻麻的毛笔小字，很难看清”，同时材料在辗转中受损，整理中随时可能出现的偏差和“张冠李戴”，都会导致研究的错位，“因为即使有非常详细的说明，也免不了会混进今天的思想认识和情绪状态在内，而不会仅仅做了技术性的修改。”⑯另外大多数手抄小说的“原本”和作者不明，⑰民刊的层出不穷和无序传播中有效识记和保存的缺失，都使民间文学史料乱象纷呈，其客观性呈现困难重重。本文前述的成果梳理大多关注公开出版的刊物或发表的论文，而很少顾及非公开刊物上的研究成果，也是基于这一点。

其次文献资料和档案制度的阻碍，很多民间文学史料在公共系统中难觅踪影。长期以来，当代民间文学地位不高，特别与主流相异的姿态，话题内容的敏感，牵制了出版社和杂志的出版发表、媒体宣传、书店销售、图书馆收藏、及档案馆查阅。80年代初无名氏用四千封信将《无名书》书稿寄至香港，孙文涛的《大地谈诗》在香港出版，新世纪《少女之心》正待上市被叫停，“皮书”大量散落民间，即使是出版单位之一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都仅存不完整的一套。同时，这些已“出版”书籍不仅实体书店和图书馆难见踪迹，即使在资源丰富的数据库系统和网络售书中，或仅有书名等基本信息的检索，或多数呈缺货状态或价格虚高，民间文学史料的开掘难度可见一斑。而因为资料的匮乏和当事人的音迹难寻，《沉沦的圣殿》无法如孟浪所愿涵盖30年的“大历史”，只能是“断代史”的开掘;张中晓的很多书信夹杂在批判材料中，牵扯了路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整理;对民刊、作者及相关文学活动的淡漠，网络的检测和过滤，基本停留于民间个体收藏的民刊未及时有效的保存和整理;一些复杂的原因在根本上阻碍着民间文学史料的“革命性”突破。由此，对史料全景式的把握，或受制于原始材料和物证残缺不全、或无权查阅、或材料零碎驳杂又互相错舛，如果结合“人还在”的现实，问题就更纠结。基于一些主客观的原因，不少民间史料不敢轻易披露。书信等私人性文字公开的必要与否和可能引发的尴尬，杨健曾提及提供材料的人吩咐“不要挂名”，提及的人名也在“书上免提”，⑱这些必要的“处理”都可能损害史料的客观性，并妨碍研究者可信的判断。

最后民间文学文本分层中并非全是优秀之作，其中不少是断章残篇。如手抄小说大多是质量不高的集体创作;民间诗歌不乏技艺粗疏浅薄之作;浮沉在盗版市场与网络的“野史禁书”中的“伪史料”，都提示着民间文学史料质量的欠缺。再加上各种歧义和纷争，更使不同渠道的史料充满着明显的抵牾和矛盾，所要抵达的历史真相充斥着太多迷雾。因为缺乏及时的权威出版本和可靠证据，民间文学史料往往纠缠于各种组织的传单和刊物、作家们事前事后的阐述，个人的情感和立场、禁忌及回忆的误差，情况十分复杂。当文学现象真假难辨时，通过当事者的确认或手头的证据作判断，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如路莘《垂柳巷文辑》对后29篇作者未注明日期的遗作，主要是从内容上判断“大约写于五十年代初期”。上述主要是史料的彼此丰富和补充，问题不大。但参与者的相互否定则需更多的证据。比较典型的如多多《被埋葬的诗人》中并未明确提出“白洋淀诗派”，主要提到了白洋淀生活过的若干诗人，述及参与徐浩渊在国务院宿舍、铁道部宿舍组织的沙龙;但当事人徐浩渊却指出有太多不实之词，认为文学史的“白洋淀诗派”源于多多的“误传”，⑲她甚至否定了自己组织沙龙的事实。周鸵《当年最好的朋友》本可以为此疑点提供另一方的证据，但因难言的“为朋友隐”，和“不便多言”而不得而知，徐的说法也因是“孤证”，对文学史的“白洋淀派”没有形成冲击。胡晓风在致刘志荣的信中，否定了万同林《殉道者》中父亲的“内心独白”，认为这只是万的设想，不足信。更为纠结的是当事者的自我否定。李润霞对《疯狗》“1978”年的“时间”考证，⑳最可靠的证据是食指本人的说法，“1974年”和“1978年”的辩争，关系到《疯狗》作为特殊时期民间文学的合法性，这应是李扬“由于无法确认其真实的创作年代而缺乏真正的文学史意义”的担忧所在。㉑而那些“记忆”中散漫纷杂的细节在被简化和提纯成片段性的历史“剪裁体”时，客观事件、故事、经验追述中并非千人一面，思想倾向的差异“有些，明显是当年就已经存在，有的，则是在今天追忆的时候才形成的。”㉒当代民间文学史料的“不可靠”，使其价值评判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当然，在当代文学“有头无尾”的行进中，民间文学史料爬梳和阐发，会随着新史料的涌现和旧史料的新解读，激发出新的历史期待和想象空间。但是，面对眼前的困惑，笔者欲作以下几点设想：一是文学史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在民间文学史料的特殊性面前，需做一些修改和调整。当事实遭遇不同言说时，对一些相对确定，又存不同说法的现象和作品，采用“写真”方式进行补注，便于进一步探究真相。㉓二是民间仍散落着大量的文本及“活史料”，深入民间感受并收集，以获得多样的考察视角，可以有效防止知识分子的独语。三是借鉴欧洲“挂锁文学”（Padlock literature）的传统，提倡读者转手前的存底习惯，促进他们的保存意识。㉔四是拓宽民间文学史料的空间。西方和港台保存有大量这方面的史料，如能相互交叉，仔细比照并加强合作，有利于民间文学史料思维观念的开放和研究的深入。

注释：

① 丁东、谢泳：《关于中国文革中的地下文学》，《上海文学》1994年第3期，第77-80页。

② 2013年的修订本《1966-1976的地下文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③ 李杨：《当代文学史写作：原则、方法与可能性》，《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李润霞：《“潜在写作”研究中的史料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王光东、刘志荣：《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新思路及其可行性——对于两个理论问题的再思考》，《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谭解文：《“潜在写作”与当代文学史的客观性》，《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第2期;王学东：《“文革地下诗歌”的研究及其问题》，《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1年第1期;唐德亮：《〈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错谬》，《文学自由谈》2013年第2期;付祥喜：《当代文学史编写中的文献史料问题——以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为考察对象》，《文艺研究》2014年第3期;张诗悦：《作为一种史观的“关键词”——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文艺争鸣》2015年第7期。

④ 葛兆光：《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读书》2003 年第 1期，第3-10页。

⑤ 转引自刘锡城《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1页。

⑥ 李杏华：《〈潜在写作文丛〉出版缘起》，《出版科学》2006年第5期，第71-73页。

⑦ 据统计，《今天》之后，民刊发展迅猛，至1986年，全国有非正式打印诗集905种，不定期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见吕周聚：《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研究》，北京：中国广播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据世中人2004年保守估计，2000年以后创刊、复刊的民刊不下百种。见《以可疑的身份进入历史的真实：管窥中国大陆民间诗歌报刊的发展及意义》，《星星》2004年第3期。

⑧ 陈思和：《当代文学史写作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⑨ 贝岭：《二十世纪汉语文学中被遮蔽的传统——中国的地下文学》，《诗观点文库 诗生活网》（poemlife.com）。

⑩ 韩东：《论民间》，《芙蓉》2000年第1期，第146-153页。

⑪ 廖亦武：《林莽访谈录》，《沉沦的圣殿——20世纪70年代中国地下诗歌遗照》，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页。

⑫ 据统计，在1972至1976年间，出版的小说有484部次，故事集333部次，散文集97部次，报告文学198部次，诗集423部次，“三史”84部次。

⑬ 程光炜：《为什么要研究七十年代小说》，《七十年代小说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⑭ 李怡：《“问题”与“前沿”——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前沿”的思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第21-22页。

⑮ 齐简保存的北岛手稿《告诉你吧，世界》与后来《今天》第一期的《回答》有较大程度的修改，其中的思想倾向和政治态度有差异。

⑯ 冀汸：《论潜在写作》，见陈思和主编《春泥里的百色花》，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第450页。

⑰ 《暗流》面世时，白士弘在2001年8月20日《贵州商报》上公开寻找作者，无果而终。

⑱ 杨健：《1966-1976的地下文学·后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15页。

⑲ 徐浩渊：《诗样年华》，见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1页。

⑳ 李润霞：《“潜在写作”研究中的史料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第270-280页。

㉑ 李杨：《当代文学史写作：原则、方法与可能性──从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谈起》，《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第52-62页。

㉒ 北岛、李陀：《七十年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9页。

㉓ 如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对郭世英“自杀”的说法有一个补注，这对历史迷雾中的相关史实抱着严肃的态度。

㉔ 《无名书》手稿在法官李木天的关照下得以完整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