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约瑟夫·诺思认为英语文学批评界自20世纪20年代分化为“学问家”和“批评家”之后，一直被历史主义／语境主义学术范式所统治，文学批评的“批评”范式也就随着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政治的更替而“右转”或“左转”。在这个漫长过程中，瑞恰兹最初创立的以“文本细读”为利器的现代批评，也便起起伏伏，无一例外也经历着政治的“宰治”，而致于“文本细读”的变异，其所建立的现代批评也不断受到冲击，并未朝更高更成熟境界发展。对照英语文学批评界状况，反观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出现的诸多危机和问题，其实并非来自外部，也并非缺少宏观预测和展望，而是来自文学批评自身，原因之一是对“文本细读”的扭曲变形，致使现代性及现代批评普遍性缺失了。

关键词：“批评”范式；文本细读；现代批评

作者简介：牛学智，男，1973年8月出生，宁夏西吉人，宁夏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

近年来，文学批评危机之声日盛，研究文学批评的成果自然与日俱增。然而细加琢磨，属于外部研究的似乎仍然偏多，判断或者预言宏观走向的则更多。孰是孰非，神经麻木之故，也就不去过多思考。直到细读完美国耶鲁大学助理教授约瑟夫·诺思的《文学批评：一部简明政治史》①一书，才恍然大悟，我们通常习焉不察的“文本细读”及以此利器建立的现代批评，如果出了问题，我们的所有研究还会继续有效吗？得此书之启发，当前中国文学批评运行现状及遭遇的诸种危机，便有了参照的可能。

一、“批评”范式与政治

诺思在该书中有一个判断前提，他认为20世纪最后三四十年里英语文学批评界所谓的“理论”之争其实是表象，是错误的。“理论”之争掩盖下的“批评”范式之争才是真，此时批评分裂成了两个迥然不同的范式。一个是“学问家”的学术，另一个是“批评家”的批评。前者把文学研究当作文化分析的手段，后者把文学研究当作文化介入的契机。以此对立为核心，一系列其他类型的对立亦随之而来，譬如专家与通才、职业人士与业余爱好者、客观性与主观性、理解与鉴赏、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人文、生产知识与陶冶情操、学术与教化等，都可以看作是这门学科分化后的走向。他这本书正是在此“学术转向”及与之相伴的“批评”终结的背景下切入，来讲述文学批评故事的，“主要介绍文学研究中业已消失的‘批评’范式，同时概览取而代之的历史主义／语境主义‘学术’范式”②。

作者把学术范式起压倒性作用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力量，称为凯恩斯主义主宰的时代，而批评每每探出头欲撑破学术范式的时刻，则是新自由主义取得胜利的时代。在此后的新自由主义内部，“左右”之间的此消彼长，又成了衡量文学批评是否偏离现代批评的杠杆。

然而，无论“左转”还是“右转”，在英语文学批评界，政治性向来是文学批评核心思想组成部分，始终被逻辑地消化在文学研究思维、话语和价值的血肉本身在运行，不存在自外于文学批评的政治，也不存在完全不处理政治的文学批评。有时候，尽管“学问家”的学术在把文学及相关现象“学问化”的过程中，或有意或无意偏离了现代批评因而被看成是“学问家”附和新自由主义。但“学问家”把文学研究作为文化分析手段的一系列操作中，相对的“批评”并未从根本上断裂。在这一点上，与直接批评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也就有了基本共享的学术范式——历史主义／语境主义。所以要在“学问家”的学术中寻找联系的根系，将其从自己的语境中抟转出来，与本来的“批评”范式一起构成一时代的整体性思想风气，正是诺思认为有必要且有一定可能性的一项工作。这就给我们检视中国当前文学批评提供了某种具体参照。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工具论本质，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这里不去纠缠。单就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转折节点而论，貌似的丰富多元，不过是指方法，方法背后的思想诉求，实在也谈不上深入。“人文精神讨论”后，知识分子的分化，就突出表征了这一点。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文学批评的分化，不是因为政治立场，而是恰好没有政治。“新右的一些代表据说不理解鲁迅和现代文学，认为学了现代文学和鲁迅，顶多会骂人而已。我觉得说出这种话的人，骨子里恐怕是右不起来的”，“新左的大帅小将们毫无历史感，对自己和父辈亲历的历史事件闭眼说瞎话，我就横竖不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新左不是要为最大多数的底层着想吗，不是想在思想上获得最大多数的底层的理解和支持？“既然如此那你写这种根本不通的鬼话连篇的东西给谁看呢？仅此一点，就可以断定他们骨子里也左不起来”［3］。绝境处逼出了政治，中途把介入政治转换成了政治表态，最后终因“温柔敦厚”而不得不又消弭于莫名其妙的“新”。“新”被玩弄一番后，历史遂出现惊人相似的一面，“没有左，没有右，剩下来唯一足以傲人的‘新’，迟早都会混在一起，恰如当年看似壁垒森严的‘京派’与‘海派’那样④。如果翻翻围绕“人文精神”的言论，满纸充斥着的“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术语，大概就能明白，西方新旧左派言论一经译介到中国，首要问题是经过学术的界定和论证使其“接地气”，其次才方可检验其真伪。可是理论论证终因现实经验的匮乏和对根本性政治难题的绕道，而隔靴搔痒，而不了了之。这就为后来文学批评整体的“学术化”埋下了伏笔。

郜元宝的“再反思”当然不仅止于此，他借着周作人和鲁迅对“五四”的“事后反思”及实际事例，把文学批评的话题引向了更加开阔的境地。周作人曾说过，“五四”以后出了不少“吃五四饭”的，就是躺在“五四”的功劳簿上做官当教授的人。说这话的语境，却正是他1949年出狱不久，暂时滞留上海，正准备北上回家时。鲁迅并未参加“五四”，更未曾把“五四”作为桂冠戴在头上，众所周知，他更看重“三·一八”。“惨案发生时，他正在写系列杂感‘无花的蔷薇’，刚写到第三节，就笔锋一转，剩下的篇幅全交给‘三·一八’了，之后连续写了《‘死地’》《可惨与可笑》《纪念刘和珍君》《空谈》等杂文”⑤。也是“三·一八”之后不久，他就彻底告别了北京知识界，开始了辗转广州、厦门、上海的所谓后期的流亡与挣扎。

同是作为文学批评的内部事件，念念不忘“五四”给知识分子带来的成功者的荣光，却忘记“三·一八”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失败者的难堪；斤斤计较“人文精神讨论”“创意”的发明权、专利权，却故意回避虽不至于像惨案那么重大毕竟有利于文学批评重新进入社会现实的转型节点。了解了中国知识分子“隐秘”的“遗传”习性，再看当下中国文学批评，便不难理解那种特有的变通和借口。不是喜欢变成预言家，眼里只有诗与远方；就是总容易患怀旧病，把话语枯竭的回头视为“历史感”并由此充当文学批评的学科史、资料库。“批评”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张力，或者说“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⑥的思想机制，就此彻底溃散和消失。

诺思之所以认为文学批评中显示的是简明政治史，是因为在他分析的文学批评纹理中，文学批评恰到好处地、微妙地体现了政治的微波和细浪，甚至这种体现也许只有文学批评的细心研究者才能分析出来，一般读者根本不会察觉。所以，英语文学批评界的“学术转向”或许多少受“语言学转向”影响，但那不是天翻地覆的，而是局部的细枝末节的甚微变化，是需要通过学问家的细微态度，特别是学问家对批评家的微妙改写来体现的。作为文化分析手段和作为文化分析介入契机，主要描述的便是两者的话语成分和思想成色。当然，英语文学批评界这种细微的话语调整意识和痕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也并非完全袖手旁观，也还有一定程度的反映。刘再复等人发现并书写“主体性”话语的同时，真正淹没主体性话语的并非先锋派批评，而是现实主义批评。因为，在长达近二十年的批评术语更替中，现实主义旗下的批评，除了生产服从世俗法则的“真实性”，最突出的便是“新写实”和“分享艰难”一类对世俗法则进一步变异的“客观性”。当先锋派批评一路狂飙，周旋于“新历史主义”及其派生的相关方法论时，替换它的又早已是与之相左的消费主义日常生活话语。虽然新历史主义话语及其派生的其他话语镶嵌于其中，但已不再占优势或主导地位。这时候，对市场转型的批判信息是有，可是主体却已转向对市场所生产日常生活的拥抱。这时候，回转向内的日常生活及其小日子化的个人“趣味”“意识”“潜意识”，无疑十分吻合“新批评”程式。英美“新批评”所提供的研究模板，顺理成章成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学术”榜样。

错位在于，此时用于维持“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是美国南方地方主义基于个人主观感受的、新康德唯心主义“释经实践”所需的方法。拥抱“新批评”拥抱的并非瑞恰兹不分文学等级序列，创立的视文学文本为培养读者审美感受力手段、运用文学作品图文化和政治变革的“现代批评”。当这种充满私密甚至神秘色彩的主观感受为首位的批评风气，与前面致力于西方新旧“左派”理论的“文献化”学术结合，一“大”一“小”，水到渠成，便自然化合成了郜元宝所说的“大历史”为中介的“史学化”趋势，原先作为掩饰物的“文本细读”，因着“新批评”退场而不再发挥实质功能。

郜元宝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⑦一文中清晰地梳理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化”的三次典型推力。一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因为“文学失却了轰动效应”，又因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优势的压力，现当代文学研究发生了强烈危机感，为克服危机感而提出了“史学化”要求，文学史写作热而外，批评家们因着“近水楼台”，“将一直关注的当下文学转化为历史对象来研究”，也因着赶上了“拨乱反正”与“和平崛起”的时代，这批批评家从事文学批评一晃就数十年，“即使一点也不追溯历史，直接批评的当下文学也不知不觉变成了一段甚为可观的历史，这就给他们提供了大好机会，可以顺利成章地完成由批评家到文学史家的身份转换”。二是20世纪90年代后，现当代文学研究一直争取成为够格的专门史学的努力急剧增高，突出标志是“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的探索显示的深度历史研究的意识，陈寅恪“诗史互证”的流行范式。直到今天，类似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体制研究”“制度研究”，以及衍生而来的文艺政策、文学领导和组织机构、新闻出版和各种媒体、重要报刊杂志、大学与大学教育、文学会议、稿酬制度、文学奖励和扶持等，“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显学’，青年学者趋之若鹜，新作新著跌出”。三是更年轻的80后、90后批评家们，一上来就落入批评空气稀薄而文学史空气浓郁的“学院派批评”时代，“似乎处理任何一个当下文学问题都必须首先叙述历史，‘提前作古’，省略了文学批评这个环节，一下子跳到文学史研究的阶段，弄得学究气十足而缺乏文学批评应有的简洁明朗的作风”，总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现在基本就等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了”⑧。

同样是创立并完善现代批评（特别是当前中国文学批评，“现代性”一词，也几乎到了批评家张口必念叨的口头禅，至少表面看，仍然是想完善现代批评），一个建基并巩固于“文本细读”，一个溃散并消失于同样的“文本细读”。方法论显然并未起关键性作用，起关键而核心作用的乃是文学批评界作为一个整体，对彼时政治环境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态度。“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记住了“五四”荣光，却自食了“十七年”“左转”苦果；曾为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自傲，然随后又不得不流落“寻常百姓家”夹紧尾巴为赋得新词愁上加愁。谁都为保全纯文学性怕沾染政治性，结果谁都与政治性无关，纯文学性也因政治性的缺席而越来越变得思想羸弱。作为现代学科的文学批评，也就越来越失去了只能由“文本细读”供给养料的现代性根基。

既然“文本细读”对建构文学批评的“批评”范式有如此重要价值，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文本细读”这种思想机制呢？

二、“文本细读”思想机制的缺失与“批评”终结

值得强点的一点是，诺思对英语文学批评界的研究主体是内部结构分析，按我的理解，实际是对作为“现代批评”学科合法化后其内部话语方式、现代性价值机制与政治积极互动的研究。在这个角度，他所谓文学批评是“一部简明政治史”的说法，相对来说，是对文学批评的外部关系研究。虽然他赫然提出了凯恩斯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转变的政治背景，也以英语国家语境中“左”与“右”的相互较量、抵制、对抗，作为研究的基本土壤墒情。但毕竟，文学批评的“左”和“右”不就等于政治的“左”和“右”，此“左”与彼“左”、此“右”与彼“右”之间，也还存在差异甚至错位情况。所以，这一背景仍然具有开放性。也许在他看来，文学批评本来已是高校学科建设中无可争议的独立存在，有其自身的思想运行规律，无需专门为其辩护。

但是我们阅读总归有我们所置身的语境限制，暂且不说一些复杂难辨的政治问题，即使判断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和价值选择问题，稍有不慎，会堕入他人事先准备好的圈套，弄不好学术问题会完全变成一场口水战。鉴于此，不妨删繁就简，只从他反复论证的“文本细读”入手，看在同一时段英语文学批评界正在走的路子中，有没有我们想寻找的经验。

“文本细读”成为文学批评的枢纽，还得从“批评革命”说起。所谓“革命”指20世纪20年代剑桥大学把文学批评分裂成“学院派”和“审美派”的学术讨论。前者是学术和科学的客观主义，后者是审美或“印象式”的主观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正因后者主张打破文学研究的等级化，跨越不同行业、超越个别“专家”主宰，以“社会身份”创造特有经验形式，所以使“19世纪末的纯文学批评焕然一新”⑨。可是时间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文学研究整体发生“学术转向”，也即他说的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范式主导过程中，看起来是对瑞恰兹的革命而建立的“现代批评”，鬼使神差又变成了保守主义，直接动摇了“文本细读”在现代批评中的核心地位。其中原因说来话长，但本质是新批评的加盟。

瑞恰兹和燕卜逊开创的“文本细读”初步具有唯物主义色彩，该实践以工具主义或实用主义美学为基础，目标是建立一种高级的、功利主义性质的审美与实用教育模式。新批评对“文本细读”实践的采纳和吸收，基于新康德主义的客观超验美学，将其改造为彻底唯心主义的实践，并作为制度确立起来，最终将“文本细读”导向了宗教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害处之一是，人们普遍认为‘文本细读’源于基督教的释经实践，于是摒弃文本细读就成了某种革旧立新的进步行为。”⑩更糟糕的影响后遗症还在于，“文本细读”实践起源的消抹，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好像它压根就是自主的或唯心主义的美学实践，因此它原本就是去语境化的、去历史化的，以及去政治化的”⑪。

错位其实就在这里，新批评带来的后果，正是我们这里大多数文学批评的终端结果。这一点前文已有论述，这里强调的是，获此结论，紧接着依此论点搜寻创作和理论文本论据，反复证明它的普遍性和坚不可摧性。细思量，也像批评的“学术转向”，其实则不尽然。原因是其依附的文化事件、文化现象总会不断变化乃至消逝，这就导致文学批评只能疲于奔命以谋求不同的方法和概念来应付。本应与主导性政治意识形态建立交叉或穿越的关系，现在却反而成了平行或疏远的关系。

新批评之所以有这样的后果，其背后的哲学美学支持才是真正根源。瑞恰慈在《文学批评原理》中提出的“审美潜能”，一直延续到他的另一名著《实用批评》，目的就是要从学科根基入手，对自康德以来哲学美学领域的整套书写体系进行清理。所谓“审美潜能”不是指作为终极目标的作品形式之美，而是指作品能够作为一种供读者培养有用的实际技能的手段。他认为，文学作品应该是一种治疗技术，批评家故而应当像应用心理学医生那样，帮助我们使用这项技术，最终达到改善思维的目的。这个观点在《实用批评》中进一步被明确，“喜欢‘好’诗而厌恶‘坏’诗，这一点是无关紧要的，要紧的是好坏高下皆为我所用，借以清理头脑”⑫。正是基于这种视审美为工具性价值（而非终极价值）的美学思想，逐渐溢出了康德的感官分工设置，即道德与道德能力，享乐与享乐能力，机遇与认知和分析能力。“瑞恰兹的审美理论力图打破所有的边界——道德与意志，真理与认知，美与享乐能力” ⑬。这种极力强调审美经验与常态的实际经验的连续性的哲学观，显然与康德强调独特审美境界的唯心主义哲学观念背道而驰了，其主旨就在于反对把审美当作自足的范畴而于生活隔离的美学观。当然，针对康德唯心主义美学，瑞恰兹和燕卜逊本人的话更加痛快，不妨摘引几句。瑞恰兹说，“假定存在别具一格的审美经验，就很容易引出下一个假定：存在别具一格的独特的价值，其与普通经验的价值性质不同，且彼此割裂” ⑭。燕卜逊的话甚至还有些刺耳，“艺术为审美家提供了一个私人天堂，这种观点对艺术价值的探索构成巨大障碍……艺术被想象为一种神秘的、难以言喻的品格，与‘审美心境’如出一辙，这很容易产生有害后果：作为一种艺术观，它助长了某些思维习惯；作为一个奥秘，它吸引着这些思维习惯。” ⑮

由此可见，无论瑞恰兹的《实用批评》，还是燕卜逊的《复义七型》，他们所坚持的“文本细读”，其要务不是要切断文本与语境的关联，而是要探究文本与其接受语境之间关系的性质。这是后人每想到“文本细读”，恐怕不得不慎重思考的关键之处。之于“批评革命”，它从开始就意识到了革新文学批评不应局限于其学科本身，需要几代学人经受严格训练，前仆后继；也需要相关机构持之以恒地致力于变革文化、改造民众。“文学批评革命才能对众多领域和行业产生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种隐秘的影响才能被人发现。”⑯之于“现代批评”，“文本细读”“实用批评”要求远离审美的主观印象主义，而接近准确严谨乃至“科学”的精确性，真正标志了文学批评与以往的断裂，朝向现代批评范式敞开。这意味着瑞恰兹的“文本细读”不仅仅关乎学术，更希望对整个社会秩序带来一系列的显著影响。不言而喻，其所暗含的政治主张面向普遍社会，也就不会是保守的。

如果新康德唯心主义对“文本细读”的歪解，源于新批评基督教的释经实践，使“批评”范式内的文学批评第一次右转。接下来，截至目前还被称为瑞恰兹“在剑桥大学的合作者”的利维斯的误用，则多了几分自觉的政治诉求，致使早期具有现代化左翼自由主义民主基调的瑞恰兹文艺批评观，出现了彻底反民主的转向，于是，早期“批评”范式内含的暧昧的自由主义，再一次发生了政治上的右转。

利维斯文学批评观在政治上的右转，是通过阐释阿诺德“生活的批评”来体现的。借助具体的诗歌批评实践，他心目中的“生活的批评”，强调用全部生活经验来实现诗歌最为完满和深刻的相对价值，“我们对诗歌所做的判断，与日后在自己生活中要做的最为严肃的选择密切相关”⑰。“相对价值”在这里发生了语义的变化，与瑞恰兹对诗歌所激发的不同心理状态的相对价值有了明显不同。利维斯也承认类似比较，只是此处他格外突出的是诗歌所表现和具化的不同“生活”方式的相对价值。利维斯把比较的重心放在批评性的判断上面，“这可能使判断最终沦为只对不同诗歌进行比较”⑱。瑞恰兹认为诗歌之所以能影响我们的生活，依凭的是我们阅读且融入诗歌文本并为其所动，重点在于读者经验的价值；利维斯意义的诗歌影响生活，靠的仅仅是批评家对诗歌的判断，重点是批评家对文学作品的相对价值的评判。

诺思指出，批评重心的转移，可能使这门学科不再像最初那样强调文学作品的工具性价值（即作为实现更远大的目标的手段），转而用唯心主义的眼光把文学作品视为最终价值的储存库乃至目的本身。结合同样把瑞恰兹“文本细读” 歪曲并误用至诗歌语义分析的布鲁克斯、兰色姆等人，再来理解利维斯的这种转向。除了他们想把瑞恰兹放回到康德唯心主义超验价值以及文学“正典”以外，关键还在于通过制度化强化了文学作品的次序等级制。正如诺思引用利维斯的观点所示，到了传记阐释引导我们的地步，比如“更好地感知华兹华斯的天才特质，继而充分认知诗人所取得的成就的价值”，阐释循环已经走到了危机边缘，认定一部作品之所以重要，主要因为它证明了能写出如此重要作品的作家的天才。执行这一宏伟任务的批评家任务是什么呢？不言而喻，就是依据某种神秘的原则，理清哪些作家和作品的真实排名最高。诺思说，“这种刻板无效的迂回论述，将会妨害20世纪中叶的大部分人文主义批评”⑲。

显而易见，途径利维斯，作为现代批评奠基性方法论的“文本细读”和“实用批评”，终于露出了其精致利己主义的尾巴，连同其携带而来的唯心主义、终极关怀、超验价值、审美现代性、审美主义等，集会于精英知识分子的“私人天堂”，暗中推动现代批评内部结构产生剧烈变形，进而导致整体现代性力量被分解，不得不寻找新的依附势力。维系“批评”范式的思想机制一旦破产，“批评”的思想结果还会继续强悍有力吗？

三、“文本细读”何去何从？

“批评”范式的右转，导致支撑其观念的哲学美学，以及作为操作工具的“文本细读”和“实用批评”方法，均被保守势力所裹挟，这就给来自左翼的批判留足了位置，女权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等等，都成了左翼批评的用武之地。这时候，传统“学问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区分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文学批评被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这个单一的学术范式所统治，文化分析实现了对文学批评的全覆盖。

诚如诺思所论，在文化分析或文化研究正式登场前，与左翼的四个关键人物或运动如特里·伊格尔顿、新历史主义、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弗朗哥·莫雷蒂关系重大，在他们或它们的推波助澜下，左翼自由主义批评很快走到了临界点，或因被左派批评消解而危机重重。自然，左派批评对整个学科史的贡献与地位，不管站在什么立场评估都不应被抹杀。客观说，以上这些左翼批评家或运动，其充满激情和富有才华的工作，的确给文学批评学科史留下了宝贵经验资源，大多思想观点或批评术语已被充实进当下文学批评现场。直到现在，许多本来属于立场的批评仍被征用来充当整个文学批评的当然资源在用。比如号称为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范式提供第一个样例的伊格尔顿，其对把文学批评划分为“文学”和“审美”范畴及其与该范畴相关的“批评”实践的批判，认为不过是精英的故弄玄虚和不可回避的利维斯主义或新批评主义，不得不说相当接近瑞恰兹文艺批评观；主张开展目标适宜，更为实际可行的政治工程，通过“拒绝让创造力仅仅成为一群训练有素的专家的惊人成就”，来“扰乱审美等级秩序”⑳的新历史主义，民主气息扑面而来；众所周知的“永远历史化”的发布者詹姆逊，他提出的价值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出现在事实之后，无须依凭先验范畴加以分类，其反新康德主义态度亦跃然纸上；主张“文学史的量化研究”，进而力推文学研究的任务就是文化分析的莫雷蒂。局部看，他们很重要的一部分思想观点，都无不是文学批评学科史的重要章节。因为他们或它们的及时左转，之前极端右转而至于内部消散的文学批评界才得以刹车，最大限度确保了“批评”范式的有效运行。然而从另一侧面审视，当他们或它们凭借特殊机遇进入文学批评界时，政治诉求取代学术诉求本身，便深深陷在了内在悖论漩涡，这造成了左派批评因自身局限而招致不能自我解困的麻烦。

无论挑战“训练有素的专家”，还是旨在“冲破文学正典花园的藩篱”，他们或它们的前设一定是“文本细读”“本质上是一场神学训练”，其目的无不为着摒弃“文本细读”，发誓现在“我们真正需要的则是做一笔魔鬼交易” ㉑。但是最终，正像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和加拉格尔在其《新历史主义实践》（2000）一书中不经意传达出的无奈感那样，“我们鲁莽地冲破文学正典花园的藩篱，便开始面临非同寻常的挑战和令人困惑的难题” ㉒。“挑战”和“困惑”是什么，詹姆逊的经验和体会也许是最佳答案。詹姆逊本来不再从批评的原初意义上去理解文学研究，而是关注生产关于我们的文化史和文化现状的准确知识，与此同时还注重发展出的各式各样方法和理论辅助这一知识生产过程。不料，当他拼杀了大半圈，蓦然回首自己的批评履历，不是兴奋而是徒生厌倦感。这时候，针对老派人文主义者，他提出了一连串自我解构的问题，诸如威廉·福克纳与哈尔多尔·拉克斯内斯相比，谁更伟大？他俩有谁比托尔斯泰还要伟大吗？潜台词难道不是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20世纪中叶流行的那种唯心主义审美批评，或自己作为悍将的左派批评吗？

詹姆逊之问，当然还可以转换成无数类似问题，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约婚夫妇》与《红楼梦》相比，哪部作品更具有普世性，本质上问的是瑞恰兹意义的“文本细读”之于现代批评的重要性。很清楚，没有瑞恰兹创立并定义的“文本细读”，也就难有读者经验的价值，更不会突然对一部过往的文学作品冒出怀旧的念头。所以，诺思不无戏谑地反问到，文学批评在其初始阶段（指现代批评）给出的答案还不赖吧？它的答案：“喜欢‘好’诗而厌恶‘坏’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同时利用好诗和坏诗来整理思维” ㉓，这个句子，正是瑞恰兹用以解释现代批评及其方法利器“文本细读”的经典名言。

既然如此，能否证明“批评”范式要返回最初的“文本细读”呢？答案是否定的。看看诺思对“文本细读”的分期就知道了。按照诺思对目前为止“文本细读”的历史分期，第一阶段的初始形态是工具，接近唯物主义意义上的审美；第二阶段注重就所读到的事物的普世或终极审美价值做出批评性判断；第三阶段的目标是把微小的文本单元当作诊断工具，用来分析历史文化现象，而全然不顾审美考量，甚至经常隐隐地反对审美考量。可以肯定，今天中国文学批评界正与彼时英语文学批评界一样，处在第三形态阶段。“微小的”“文本单元的”和“反对审美的”，显然与原初跨行业、跨领域的，不可同日而语。这意味着“文本细读”已不可能像先前创立现代批评那样，成为今天发展现代批评的得力方法了。需强调的一点是，不管时代如何变化，文学批评如果不重视由文本细读而生成的读者经验价值的风吹草动，一味或想当然地关注理论话语价值，此等批评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占据现代批评的中心位置。“批评”范式一旦被冲垮，“文本细读”连同其结果也就不复焕发从前的能量了。詹姆逊自然不会不清楚这一点，他的发问，只不过是对整体左派批评走向极端化的一种醒悟罢了。

正因如此，诺思在本书结尾的《批评的无意识》和《批评的未来》两章中，他并没有把建构的捷径押在知识分子主体性和公共领域上，也没有把未来希望寄托在已然成为“过去式”的任何主体性身上。因为在他看来，这两个方面虽然更容易，却更不可能。他指出，现如今呼吁知识分子参与公共领域，已然不可能，因为这些事物再次出现的条件已不复存在，也不会在可预见的未来突然涌现。退而求其次，他从更微观层面，以反预言的预言口气提到了重建“批评”范式的其他阅读方法。如伊芙·塞奇威克隐含在酷儿理论中的一个批评观，认为目前文学研究都在四处搜寻隐藏的威胁，或是寻找隐藏在积极情感背后的消极情感，其对恐同心理动力机制的关注，有望介入并超越政治势力——新的去民主化。他的逻辑是，凯恩斯主义产生了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范式，同时也使这个学术范式在政治上失效了。而新自由主义却支撑以上所说的那种“臆想式阅读”，理论上它当然也支持接下来的“修复式阅读”，这为变相恢复“文本细读”预留了空间和可能。原因在于读者主要不是冲着偏执理论的沉闷去读，而是某些引诱的驱使，这包括被搜寻的隐藏的威胁，追溯这一引诱的过程，便是“修复式阅读”建立的契机。无疑，这一阅读法至少在受众面上和整理思维上接近瑞恰兹意义的“文本细读”。还比如D.A.米勒从发现无法彻底删除的“我”的感受出发，来复苏批评家真正的内在冲动的深度个人模式，这种“学术性阅读”旨在深探文本细读的根源，无疑摆脱了常见的诸多旧观念，有助于以严谨精确的方式探究纯文学式的或审美主义式的批评冲动。

当然，这些阅读方法，虽然烙有瑞恰兹的印记，毕竟已然不复是瑞恰兹的精神原理了。更有甚者，我们不难看出，所谓“批评无意识”和“批评的未来”，无疑是以放弃，至少是搁置现代批评及其方法论为前提的。这从精英的无意识形态中能窥其些许端倪。“钟摆”“暗示”“扩张”“伦理转向”“治疗转向”“公众转向”六种批评无意识，是诺思对当前英语文学批评界集体想要的理想批评特点的归纳，显示了如下信息：一是密切地关注审美和形式；二是对感觉和情感体察入微，将其视为认知的方式，并把两者看作个体和集体的变化乃至历史变迁的重要决定因素；三是方法牵涉面较广，横跨不同的时期、地域和文化；四是愿意将文学用作伦理或政治教育的工具；五是不只强调文学的诊断作用，也强调文学的治疗作用；六是以一种深刻、严谨，却十分直接的方式发挥公共职能。不幸的是，精英知识分子的理想批评漏洞百出。首先这门学科目前缺失一个真正的具有学科属性的批评范式；其次“批评”一词的内涵在当下已发生重大改变，致使学科中人尚未察觉其缺失；最后这门学科从当下的学术范式抵达能真正满足我们这个时代需求的批评范式，还要走很远的路㉔。

对照英语文学批评界现状，当下中国文学批评怎样呢？我想，最明显的莫过于作为教材的文学理论的“转向”了。

新世纪以来，先有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争，随后，当本质主义渐渐消声，其实正是反本质主义所坚持的“批评”范式遭遇“文化研究”重创之时㉕。此时，“文化研究”及其内植的“关系主义”㉖，作为高校教材却有意无意给文学批评的后备军传达了“价值中立”“情感零度”的信息，把文学批评导向了泛化境地。简单说，比西方文学批评更加降维的是，当前中国文学批评的“学术转向”中生产或再生产的并非有效知识，哪怕像西方“左转”之于西方“右转”那样，致力于发现新自由主义结构性缺失。中国文学批评中倒不乏“左转”，也不乏“右转”，可是“左转”好像更愿意为远去了的“极左”而赋形，“右转”除了回到五四起点咀嚼民国名士的侠胆义骨，就是退回到个人书斋反复为个人的感受浅吟低唱。仿佛在撰写深度个人模式，其实没有“我们”的个人感受永远不会与历史变迁相交。

如许这般文学批评局面，当然早已被制度所确立，想从中国当下的批评无意识透视批评的未来的证据，也就比之同时段西方更不充分。

这里，不妨从准制度和制度层面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一是重要文学理论批评刊物“栏目主持人化”趋向㉗。学院精英以“专题化”方式对当前文学进行“经典化”处理，其意识形态也许能得到部分表达，但普遍致力于生产文学的文学史知识和文化知识的追求，是与同一时段西方精英所实践并描述的理想批评完全不同的。即是说，当前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期刊栏目主持人下的“批评”——某种程度是当代文学史教学的延长，是“批评”一词内涵已经发生重大改变，学科中人却尚未察觉其缺失的“学术”活动。观其身份，不过是寄居在剧烈社会分层下各层化中个人经验变迁的放大。二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的导向。据笔者粗略浏览，近年来立项“中国文学”课题，若从所鼓励研究方法来看，正好与诺思所期望相反，既反“文本细读”，又反“批评”范式㉘。非但如此，在学术项目化、等级化分摊管理中，即重大的和面子上的研究似乎只配位居中心的、终评委级别的学者及其团队所分享，分摊给基层的、边缘地区学者的，也就只能是边角料、下酒菜㉙。这充分表明，文学研究的等级化制度用力支持的正是英语文学批评界力争冲破的历史主义／语境主义学术范式，意味着瑞恰兹意义的“文本细读”及其构建起来的现代批评，并不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所欢迎的模式。

对于前者，制造学术“创新点”之故，视角只能尽力往内回收或尽量多地安置“个人”命运遭遇。然究其实质，无论信奉新康德唯心主义、超验审美威力并对此个人经验做肆意放大，还是起于层化个人止于层化个人所维持的文学“纯粹性”，往往勾联的是相关文学史知识，本质上却外在于当下政治，基本看不到个体和集体的改变乃至历史变迁的重要决定因素。对于后者，申报者为着能挤出一条缝隙，只好往边缘、往犄角旮旯、往生冷怪僻的方向走，甚至不成文规定是，越小、越碎、越不起眼、越不被人注意，便越有价值。很显然，在如此逻辑中，对象的价值、意义，已经完全不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如何推敲选题角度、打磨修辞技巧、揣度评委心理，目的只为能顺利中标。这实际是连同第三阶段“文本细读”形态都丢失了的一种表征，更遑论把“文本细读”作为发展现代批评的思想机制来考虑。

余论

行文至此，仔细思量，今天重新审视已经被文学批评误用滥用了的“文本细读”，不可能也不必回到瑞恰兹的语境，主要是为着有效解决当前文学批评积攒的痼疾和沉疴，为着进一步发展并完善现代批评。那么，文学批评本身的语言感觉和话语方式，自当是改善其学术范式的直接途径。近来研读大量相关论文，发现已有敏锐的学者注意到了这一问题，顿时使人眼前为之一亮。相较于其他成批注重文学批评各种“转向”趋势和理想主义展望的研究，这种研究视角现在还很难说能不能形成规模，但仅以目前自觉的意识而论，它改变了文学批评的研究方向，把文学批评的语言与话语问题推进到了实践的深处，现简要勾勒如下。

该研究对维特根斯坦、钱锺书“断片式”学术对话文体纹理机制的重新“考古”与提炼，创构了一种全新的批评文体。在语言学根基上，这种文体通过彻底颠覆“黑格尔主义”，来改变“讲理论的态度”，主张对象化之思转为有我之思，“知性智慧”转为“诗性智慧”，在语言思考中，打通古今中外、人文各学科，动态地立体地呈现独创性灼见和个人化风格。立此语言前提，第二步是创建该文体内在机制，强调“以美启真”，始于“负的方法”，终于“正的方法”，以“证悟”代“论证”，以轻驭重，走出“语言的牢笼”。第三步是该文体的哲思路径，一是返回中国文化“本源”，通过“回到”即“深入历史语境”的“处境分析”，抵达圆融的智慧之境；二是融通中国传统“隐喻”型与西方现代“演绎”型两种述学文体，把诸多“断片”合成为一种“没有体系的体系”。第四步是突出该文体特质与旨趣，抓住“断片是思想之颗粒”的现象，把“悟证”作为转识成智后构建“识”的主脑，这就完成了对从感性而理性一般认知次序的改造，经理性认知沉思之后的“感情深入”促成了直观机制化，个人内在经验与人类精神被打通，对生命的理解力与对思想的解释力统一而可操作。

乍一看，这不就是耳熟能详的“中古转化”“中西转化”吗？完全不对。捕捉并机制化古今中外智慧的偶然性创造成果，直接针对的是精英批评的意识形态中现代性溃散这个核心症结，显然已经超越了通常注目于文化和价值的“中西”“中古”转化，是一次当下感知体验的革命。首先，其对心灵事象、精神内容的反复验证，推进了以“读者经验价值”为中心的一般性现代性认知，宕开了现代性好像只是觉醒主体泛化而“私密感受”居首位的“孤独”“寂寞”，将个人与他人深层的共鸣导向了价值的澄明与丰富。其次，该文体面对的不是一片白纸，而是被其他芜杂学院文献化现代性殖民的语境，“证悟”与“悟证”的互动互补，是对瑞恰兹“文本细读”方法更高境界的对话与改造，这是否预示今天现代批评的“文本细读”归途？

注释：

①②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 约瑟夫·诺思：《文学批评：一部简明政治史》，张德旭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页、第23页、第39页、第39页、第327页、第45页、第43页、第43页、第34页、第72页、第73页、第74页、第125页、第122页、第121页、第144页、第271页。

③④⑤ 郜元宝：《二十年后的回顾——“人文精神讨论”再反思》，《文艺争鸣》2013年第12期。

⑥ 周展安：《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重探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及其历史逻辑》，《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4期。在该文中，作者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观点，其一是对所有自我标榜为药方的形而上学思维的抵抗，源自于中国现代文学对于晚晴以来的中国社会危机的深刻体认。“因为只有彻头彻尾忠实于这种无助感，才能获得一个站在危机之最底部的位置，从而整全性地把握这一危机的契机”；其二是抵制在政治难题面前就退缩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正统”，不是要拒绝政治、守护文学的所谓纯洁性，亦不是要文学屈从既定的政治架构，去充当既定政治倾向的媒介和传声筒，而是要把“政治”拉回到“文学”内部，展开持续的拷问和思考，从而发出现代文学自己的“心声”。

⑦ 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⑧ 郜元宝发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普遍“史学化”趋势而外，另外一种以“代际”割裂文学批评整体性思想的现象也值得关注。批评家以“代际”圈定疆界，实际是为“我来说”张目。“我来说”还可分解为我来说我们的历史，我来说我们的审美经验，我来说我们的思想见地，以及我来说我们的政治态度、我来说我们的人生观等。“我”为本位本来能建立批评应有的问题意识并打通学术转向带来的人为“隔膜”，然经过仔细研读发现，“我来说”为了突出“我们一代”却正好有意消解了前一代的“思想”，结果把“我来说”转换成了自传式“我们的时代”，能动于政治性难题的“我思故我在”变成了“我在故我思”的妥协和顺从，只能不断发现“新”来彰显“我们的存在”。不能不说，“代际”划界对“批评”范式的瓦解比“史学化”或“学问化”更彻底。倘若把20世纪80年代初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看作第一个代际，周全明于2016年开始陆续主编出版的“70后批评家文丛”（目前所见房伟、霍俊明、李丹梦、李云雷、梁鸿、刘志荣、谢有顺7人）为第二代际，第三代际则以杨庆祥、金理、黄平在《南方文坛》2012年第1至6期发表的“专栏”系列对话《以文学为志业——‘80后学人三人谈’》为标志。按照瑞恰兹“文本细读”建构的现代批评来审视，第一代际无非是强调个体乃至相应群体命运细节乃“历史过渡物”，“人生须臾”的苦楚代表不了“大历史”的走向；第二代际处在前后夹击中，只能“瞻前顾后”，服服帖帖做学问；第三代际一半精力用于摆脱乃师影响，另一半用于表彰自我内在性经验。“文本细读”彻底成了“我”的细节，而不是“我们”的现代性感受。

㉕ 陶东风主编、王南副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该著的确强有力地反驳了彼时势头正旺的“本质主义”，但基于“建构”的考虑，该著认为导致反思与重建文艺学的动因在于，文学研究普遍性的“跨时空的拼凑”致使“文学理论知识的历史性与民族性的丧失”，所以把“文学理论知识的重建思路”明确指向了“历史化与地方化”。如笔者本文所述，这两“化”正是“批评”范式被历史主义／语境主义学术范式或中国式“文化研究”消解、融化乃至取消的过程。

㉖ 南帆与练暑生、王伟的一系列论文，认为文学必须置于多重“文化关系”网络之中加以研究，特定历史时期呈现的关系表明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在关系主义的视野中，无论是文学性质、典型性格、文学之上一些著名概念还是文学经典将因为复杂的关系网络而得到多重解释，同时，研究者本身也是关系网络之一部分，而不是一个中立的、超然的客观观察点。这些核心观点，应该说是他们编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文学理论》《文学理论·新读本》的前期准备和后续延伸解释，他们的文学理论著作基本以关系主义为思想统摄，逻辑地发展成以“文化研究”为方法和视角的文学理论。论文分别是南帆：《文化研究：转折的依据》，《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南帆：《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文艺研究》2007年第8期；南帆、练暑生、王伟：《多维的关系》，《文艺争鸣》2009年第9期。文学理论著作分别是南帆主编：《文学理论·新读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南帆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南帆、刘小新、练暑生：《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㉗ 详细论述可参见牛学智：《文学期刊“主持人化”与当代文学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1期。

㉘ 笔者就2019至2021三年中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中国文学”立项课题的统计发现，三年中“中国文学”共立1010项，其中“当代文学（史）研究”174项。而这174项中，仅从题目看，几乎90%以上属于郜元宝所说的文艺政策、文学领导和组织机构、新闻出版和各种媒体、重要报刊杂志、大学与大学教育、文学会议、稿酬制度、文学奖励和扶持等研究；剩下不到10%则宏观上应该归类为并不纯粹的各断代“史述”，其中约有2成左右是混杂着其他“文化信息”并以此为视角、中介的“当代文学研究”，都属于文化分析式的“学术”研究。以此为据，说制度层面的“当代文学研究”反文本细读、反“批评”范式，恐怕也不为过。

㉙ 徐勇：《破解项目体制造成的学术“碎片化”问题》，《中国高等教育》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