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万湖会议”是第三帝国时期纳粹高层在1942年1月20日举行的一次秘密集会，目的是协调各方力量制定并执行针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除了反犹主义，参与行动人员的盲目服从与效忠尽职也是大屠杀得以施行的重要因素。这是一场由非平庸之人以“人民的名义”所行的“平庸之恶”。有别于以往的种族清洗，这场针对犹太种族的灭绝行动是一场工业化的、凭借现代技术手段和流程所实施的大屠杀。“工具理性”的高效与酷虐在“流水作业式的谋杀”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德国导演马蒂·吉斯切内克执导的电影《万湖会议》根据原始的会议记录进行创作，以冷静、克制的手法忠实再现当年的会议场景，带领观众重返历史现场。

关键词：万湖会议；纳粹屠犹；平庸之恶；工具理性

作者简介：潘艳，女，1980年出生，广州人，文学博士，广州商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德国文学与文化。

Abstract： The Wannsee Conference was a secret gathering held by the Nazi leaders during the Third Reich on 20 January 1942， in order to coordinate all forces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the “final solution” to the Jewish issue. In addition to anti-Semitism， the blind obedience and loyalty of the participants were also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Holocaust. It was “the banality of evil” perpetrated by those who were not mediocrities “in the name of the people”. Unlike the previous racial slaughter， this genocide of the Jewish race was an industrialised holocaust， carried out by modern technological means and processes. The efficiency and brutality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re reflected in “the murder on the assembly line”. The film Die Wannseekonferenz， directed by the German director Matti Geschonneck， is based on the original minutes of the meeting and is a calm， restrained and faithful recreation of the conference， taking the viewers back to the historical scene.

Key words： The Wannsee Conference; The Holocaust; The banality of evil;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bout the author： Pan Yan， female， Ph. D in literature， was born in 1980 in Guangzhou， Guangdong Province. She is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zhou College of Commerce， mainly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of contemporary Germ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022年1月20日，德国外交部发布了一条推特：“80年前的今天，纳粹政府的15名高级代表召开了万湖会议，计划对1100万欧洲犹太人进行工业化的大屠杀。这次会议最终导致600万犹太人的灭绝。再不能重演！”参与万湖会议的纳粹代表，当年或许未必清醒地意识到，这场在柏林西南部一幢湖畔别墅里召开的看似平常的90分钟会议，单方面为一个种族随后的命运定下悲伤的基调，将深刻影响二十世纪的政治历史走向。

继电影《光芒渐逝的年代》（In Zeiten des abnehmendes Lichts）后，德国导演马蒂·吉斯切内克（Matti Geschonneck）再次将目光投向德意志民族命途多舛的历史。2022年1月在德国上映的电影《万湖会议》（Die Wannseekonferenz）是吉斯切内克执导的又一力作，影片根据原始的会议记录进行创作，以冷静、克制的手法忠实再现当年的会议场景，带领观众重返历史现场。

一、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万湖会议”的核心议题是：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欧洲范围内的排犹传统由来已久，“反犹主义”代表的是对犹太人的仇恨，“指的是犹太人作为一个外来的、敌对的和不受欢迎的群体的概念，以及从这个概念中衍生出来并支持这个概念的实践”①。纳粹政权在犹太人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和立场是与犹太民族的历史密不可分的。从公元前六世纪“巴比伦之囚”开始的2500多年里，犹太民族遭受周边帝国的轮番征服，除了波斯帝国时期短暂的复国外，一直未能在故土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在这种背景下，犹太民族被迫在世界范围内漂泊，并与当地居民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因而常常受到其他种族的排挤和歧视。由于犹太人自诩为“上帝的特选子民”，执著地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这样的特异性使其难以见容于当地的主流社会。另外基督徒认为犹太人对耶稣之死负有责任，在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后，欧洲各国迫害犹太人有了宗教上的依据。宗教上的严重对立使得犹太人在基督教占据主导地位的欧洲各国成为遭受打击和迫害的对象，对犹太人的禁令和限制也逐渐被纳入到中世纪的法律和宪章中。由于历史原因，犹太人不被允许从事工业和农业等主要生产活动，更多是通过经商和放高利贷来谋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此拥有巨额财富，这使得犹太民族成为欧洲人嫉妒与觊觎的对象，在每次社会危机中均沦为牺牲品。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大动荡引发了欧洲思想界的大变革，各类种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思潮甚嚣尘上，成为纳粹排犹最为直接的思想根源。近代西方种族主义思想的奠基人阿蒂尔·德·戈比诺（Arthur de Gobineau）在《人类种族不平等论》中首次公然提出种族优越论。根据戈比诺的理论，在世界三大人种中，白种人最英俊聪明，其中雅利安人最为优秀。为保持雅利安种族的优越地位，必须防止其与其他人种混合。②

而纳粹主义中排犹思想的出现，则更多与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和思想大环境相关。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被迫签订的耻辱的《凡尔赛条约》以及战后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都加剧了德国民众的不安和焦虑。纳粹宣传机构以此为契机，向德国人灌输反犹思想，宣扬种族净化的必要性，使普通民众成为这场史无前例的种族灭绝行动的旁观者乃至帮凶。

1861年，诗人伊曼努尔·垓贝尔（Emanuel Geibel）在《德国的先导》一诗中写道：“德国总有一天，要将世界重建。”希特勒把德国人的这一使命解释为雅利安种族的优越和对生存空间的要求，包括剥夺劣等种族的一切，直至其生命。③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政权对犹太民族实施的暴行是有计划、分步骤渐进进行的，排犹政策经历了从迫害、驱逐到灭绝三个阶段：1933年到1939年是第一阶段，纳粹从法律层面限制犹太人的权利，包括职业和婚姻等多方面的禁令。1935年9月颁布的《纽伦堡法》是其中最为完备的法案。自1939年初到1941年苏德战争前夕，纳粹排犹政策进入第二阶段，重点是进一步剥夺犹太人的生存权利以及将犹太人隔离和驱逐，集中营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从1941年至1945年德国战败，纳粹排犹政策进入第三阶段，目标是大规模杀害及灭绝犹太人，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就发生在这个阶段。④

长期以来，德国社会内部滋生的反犹情绪将犹太人视为威胁德意志民族生存及健康的根本性问题，即所谓的“犹太人问题”。而“最终解决”是一个德语的纳粹术语，全称为“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 （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目前学界对于“最终解决”的提出年代尚有分歧，以格尔拉克（Christian Gerlach）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这一想法最早由希特勒在1941年12月12日的演讲中公开提出，随后德国军方及政府高层在1942年1月20日召开的万湖会议上对这一计划的实施进行了系统的讨论，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是该计划的总负责人。⑤正如电影《万湖会议》所呈现的，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就是要整体解决犹太人问题，涉及的对象包括全欧洲的犹太人。在与会代表看来，“犹太人问题只有在对乌拉尔山脉以内的整个犹太民族进行生物意义上的彻底消除后才被认为是解决了”。从“万湖会议”开始，纳粹大规模的屠犹行动真正走向组织化和系统化。

虽然讨论的是有关犹太人的灭绝行动，但在影片所展现的整个会议中，参会代表并没有使用诸如“杀害”、“屠杀”、“消灭”之类的字眼，取而代之的是“解决”（erledigen）、“去除”（ausmerzen）、“清除”（säubern）、“清理”（wegarbeiten）和“特别处理”（sonderbehandeln）等非常官方与文牍的措辞。这些纳粹高官们有一套逻辑自洽的价值体系，仿佛他们谈论的是普通物件，而非拥有鲜活生命的个体。在提到用作开会地点的这幢别墅时，代表不说“征用”、“没收”或“充公”，而是使用“使雅利安化”（arisieren）这样一个带有强烈种族色彩的词汇来表达。这个词语的意思是指“通过侵占或强制购买的方式使犹太人的财产转变为雅利安人的财产”，暗含了一种不容质疑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纳粹的种族灭绝计划，是现代生命政治发展的逻辑顶点。在纳粹主义者眼中，犹太人成了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指称的“赤裸生命”，是“剥去了意义的身体，是一个剥去了人性的身体，剥去了生命形式和价值的身体，是一个纯粹的动物一般的身体”，可以毫不迟疑地被杀戮，被权力肆无忌惮地任意处理。⑥

在影片的最后，会议的召集者党卫军负责人兼国家安全部部长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指示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将会议记录复印30份并作为国家机密发出，同时特别提醒要注意言辞表达并使用官方用语，并要求“确保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员都能看到，不至于事后都说不知情”。由此可见，这些与会代表并非全然不清楚此次的会议决策将产生的负面影响，但却把争取各自的最大利益以及如何明哲保身作为关注的核心。

影片中非常吊诡的细节是这些凶残冷漠的高官们偶尔展现的人性的一面，这种反差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参会代表都为会议能就“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具体细节达成共识而感到心满意足。年轻军官们想要到柏林的会所“愉悦身心”，全然不顾有多少无辜的犹太人将要因为他们参与的决策而成为冤魂。有妻室的代表们则畅想战争胜利后能在万湖附近定居，自己的后代可以在湖里畅泳，却选择性淡忘刚刚才在会议上决定对免于一死的混血犹太人实行强制绝育，让这个种族自然消亡。电影中会议场所华丽庄严的氛围、丰富诱人的战时自助早餐、穿着制服提供服务的侍者，这一文明世界的早晨餐会文化与会议所讨论的野蛮残暴主题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整部电影中，希特勒一直没有露面，但与会代表都坚信自己正在践行元首的意志，没有人对会议议题的正当性进行过思考和提出质疑。在电影中也没有出现过一个犹太人，在这场讨论对象始终缺席的会议中，一个民族被单方面施行判决，并最终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二、非平庸之人的“平庸之恶”

“万湖会议”是第三帝国时期纳粹高层的一次秘密集会，目的是协调各方力量制定并执行针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因为参加人员规格很高，“纳粹惯于称之为副部长级会议”⑦。参加“万湖会议”的15名代表中，超过一半拥有博士头衔，其中有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才俊，有参加过一战的牧师之子，有精通法律的博学之士，平均年龄42岁。他们是政府高层或军队将领，是国家和政党的中坚力量。他们逻辑缜密、理性审慎、纵横捭阖，在讨论种族灭绝问题时丝毫不受情感影响和道德约束，缺乏最基本的良知，认为在对待犹太人的问题上“怜悯和遗憾全都是不合时宜的”。会议的讨论首先集中在“复杂的法律问题”上，比如对于拥有一半或四分之一犹太血统者，应该杀死还是绝育？随后所有到会者就“解决这个问题的各种可能性”，也就是各种杀人方式，展开了开诚布公的讨论，并非常“愉快地取得了一致意见”。所有人都对最终解决方案“兴奋异常”。⑧从电影《万湖会议》中可以看到，反犹主义是导致犹太民族被大肆清洗的主要原因，但除此之外，参与行动人员的盲目服从与效忠尽职也是大屠杀得以施行的重要因素。这是一场由非平庸之人以“人民的名义”所行的“平庸之恶”。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一书中提出了“平庸之恶”的观点。在阿伦特看来，身为犹太人事务办公室主任的艾希曼，主要是由于“不思考”，或者说缺乏思考能力，让自己成为没有个性的死亡执行官和所有时代中最恶劣的罪犯。他骨子里既不充满仇恨也不癫狂，也没有无尽的嗜血欲。纳粹成功翻转了他头脑中的合法秩序，把谬误与恶意变成一个新式“正义”的基础。⑨

通过分析电影《万湖会议》里参会代表的发言，可以看到这种“平庸之恶”是在何种土壤中得以萌芽、生长，最终成为一种共识和常态，而普通人又是如何受到纳粹的蛊惑，慢慢丧失个人的主观判断，对罪恶渐渐麻木，进而接受纳粹定义的“市民规范”⑩。

纳粹首先通过宣传让普罗大众相信，低等的犹太人种是危险的，会对日耳曼民族造成威胁，因而对犹太民族所采取的措施是必要的，犹太人所受到的惩罚是罪有应得：“犹太人从现在到以后永远都是寄生虫，只要有适宜的土壤，立刻就会漫延开来，就像致腐霉菌一样，寄生在健康民族的文明之上。这是一项最基本的卫生要求，无论是在民族层面、国家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要把病原体不留病灶地彻底铲除。”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述及现代极权主义运动一直特别偏向于赤裸裸地使用疾病意象，“欧洲犹太人一再被类比为梅毒，类比为必须予以切除的癌瘤”。在政治话语中使用癌症隐喻，意在表明“这个政治事件或这种政治状况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邪恶，是一种无法改变的邪恶”，目的是煽动暴力，怂恿宿命论，使纳粹暴行正当化。⑪

为了占据道德上的制高点，纳粹军官在会议中鼓吹是犹太人主动挑起战争，针对犹太人所采取的行动是一种自卫，如果不予以反击就会被犹太人消灭：“犹太民族将这场战争强加给我们，当我们严厉反击，就必须意识到这种严厉态度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必要性”。在纳粹的逻辑中，他们的行为是从一个更宏大的视角和更高远的站位所作出的决定，“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是欧洲新秩序蓝图中的一块基石”，最终要得到的是“一个由我们德意志文明盖过章的欧洲”，要“建立欧洲新秩序，提升人种质量”，“那些非日耳曼民族，至多只会被容留成为奴工”。

为了瓦解普通人内心的道德底线，让民众站在犹太民族的对立面，纳粹以国家和人民的名义来为暴行“正名”：“谁不想生活在和平中呢？但是命运偏偏选中了我们这一代来完成这个任务。而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反感它就拒绝执行。我们都是德意志民族的医生。没有一个医生会乐于为病人截肢，但是，如果这是救命的唯一选择呢？”虽然纳粹代表也承认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个人的不幸，但这是无法避免的，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不断强调解决犹太人问题的迫切性，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为犹太人问题制定一个终极解决方案刻不容缓：“我们的子孙后代不会具备这样的行动力，也不具备这种直觉上的清醒。今天我们负重前行，将会留给后代受益和幸福。”纳粹把灭绝犹太人上升到“命运给我们安排的重任”的高度，因此“将所有劣等民族从我们的势力范围中清除出去”就成了一个有理有据的目标。

“万湖会议”召开之时，正值德国军队陷入多线作战的胶着时期。为了鼓舞士气，并让众人就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达成共识，海德里希把战争描述成一种机遇：“在和平期间将我们拒之门外的地方，正因战争向我们敞开怀抱。战争对于所有个体来说是不幸，但它也创造了机会去书写真相，去激烈地干预社会，用宏伟蓝图去改造社会。”在纳粹高层看来，反犹行动与德国当时在欧洲的战争可以并行不悖，认为“反犹是战事的组成部分，与军事努力同步发力，并不是奢侈浪费。军事斗争和种族斗争是一体两面。反犹的所到之处，都是我们为国奋斗的战场”。

朗格博士（Rudolf Lange）在参会人员中最年轻，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外表文质彬彬，内里却冷酷凶残。对于被问起在东部所发生的造坑填尸的残暴行为，他的态度冷酷得令人发指：“我把它看作一门手艺。技多不压身。有人手艺好，有人手艺差。”在朗格眼中，低等民族与草芥无异，杀人只是技术行为，无关伦理道德。海德里希对朗格在处理犹太人问题上的做法深表赞赏，他为年轻军官及其同党的屠犹恶行赋予一种不容置疑的正当性：“您和您的同志们正在为祖国和人民履行一项必要的职责，而这点只有少数人能够做到。未来，你们这份英雄主义必将受到嘉奖。”对纳粹分子而言，他们所参与的屠犹行动有利于民族净化和种族清洗，是在全世界历史上都空前绝后的组织任务，是值得向孙辈夸耀的事情，他们为自己能近距离见证并塑造历史感到荣耀。

在电影中，副秘书长克里钦格（Friedrich Wilhelm Kritzinger）是会议成员中最年长的，他是牧师之子，曾亲历一战，对战争的残酷有过深切体会，是15名与会者当中唯一一位表现出一丝“人道主义”倾向的代表。克里钦格担心“最终解决方案”会给执行枪决的德国士兵带来精神上的伤害，担忧这样的经历会让人变得残暴，好施虐行，导致精神疾病和酗酒。他希望这些年轻的士兵“能以健康的身心返回故土，成为德国女人的丈夫，德国孩子的父亲”。虽然克里钦格的言论表现出了对有情感需求的个体的关切，但他也清楚表明他的关心只针对自己人，而非共情犹太人。

在纳粹强大的宣传攻势下，有相当一部分德国人逐渐接受了纳粹反犹的逻辑。很多直接参与迫害犹太种族的德国人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选择了盲目服从，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行凶作恶，这是一种“道德冷漠”，“把美德当作为屠杀行为辩解的工具”⑫。影片中舍尔加特博士（Eberhard Schöngarth）的发言恰恰体现了这种思维模式：“一个人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必须对犹太人冷酷无情，但他依然是一个正派的德国人。”“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人生而渺小脆弱，但因思考而变得高贵和拥有尊严。当人习惯于不经思考就对某种制度、权威或信念绝对服从，而放弃或丧失独立作出理性判断的能力，社会的伦理底线就会被裹挟着下沉，人性将滑入黑暗的深渊。

三、“工具理性”的高效与酷虐

有别于以往的种族清洗，发生于上世纪中叶的这场针对犹太种族的灭绝行动是一场有组织的、工业化的、凭借现代技术手段和流程所实施的大屠杀。纳粹屠犹本质上不是战争时期的激情杀戮，而是共谋策划的有序行为。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模式，这些现代性要素共同促成了这场前所未有的集体暴行。在电影《万湖会议》中，与会代表们积极讨论了如何能够更为迅速与便捷地灭绝欧洲的犹太人，比如利用火车大规模运送以及使用毒气。他们不是嗜血成性的野蛮人，而是逻辑清晰的理性官僚。“工具理性”的高效与酷虐在“流水作业式的谋杀”⑬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默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描述了“文化进步走向其对立面的各种趋势”⑭，是对现代人所奉为圭臬的科学和进步的自省，是对人类在现代文明中不断遭遇物化和异化的成因和根源的反思。启蒙使得世界被彻底袪魅，知识日渐成为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自然成为了受支配的客体，再也不是人类敬畏与臣服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数字成了启蒙精神的准则”⑮，人类把自然视作数学概念建构的体系，通过计算模式把自然变得日益僵化。极度膨胀的工具理性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帮助人类宰制自然的同时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解放的工具蜕变为支配和奴役人的力量。

在影片中，这种对数字的推崇和效率的膜拜无处不在。比如海德里希就对数据非常重视：当艾希曼提到“有些地方的数据准确性不是很高”时，海德里希表示“只要给人感觉是准确的就行”，重要的是有数据。海德里希也对朗格博士所呈交的关于已被清理的犹太人数目分布示意图大为赞赏。另外在得知塞尔维亚所有的男性犹太人都已经作为人质被枪杀，因为“死一个德国人就要100个犹太人抵命”，海德里希微笑表示这是“非常有效的办法”。

在关于如何处置混血犹太人的问题上，施图卡特博士（Wilhelm Stuckart）与参会的绝大多数代表意见相左，因为他拒绝屠杀所有混血犹太人，认为只有“程序正义”才能避免引发混乱。施图卡特博士之所以表现出如此强硬的态度，根本原因是由于他是多部犹太人法案的制定者，修订法律条文触及到他的个人利益。他提出用“强制绝育”取代驱逐或屠杀，并不是由于他动了恻隐之心，而是因为这样经济成本更低，而且从净化人种的角度亦完全达标，所有生物学上的危险因素也都能够被排除。作为血统，混血犹太人终将消亡，而作为劳动力，他们却可以留下来为纳粹所用，这是一个简化的“量身定做的好办法”。以施图卡特博士为代表的知识官僚们强调工具理性和程序正义的优先地位，并将此狭隘地应用于单个民族范围之内，没有意识到文明与理性本身的局限性。

在“万湖会议”上，毒气首次被提出用作灭绝犹太人的工具。在参会代表看来，与传统的枪杀相比，使用毒气不仅能大大提高效率和节省在战时珍贵的子弹，还能避免枪决的血腥场面，大大减低对纳粹士兵的精神伤害。毒气室和焚尸炉的使用能使“高度分工化、结构化流程成为可能”。操作者能够远距离地实施这些方案，他们与行动对象之间基本不会有接触，任何经由亲近关系或同情心引发的刺激都将不复存在，由此能够“实现一种舒适的操作流程，技术化、有效率，并且完全匿名”。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的德语犹太作家保罗·策兰（Paul Celan）在战后写下影响深广的诗歌《死亡赋格》（Todesfuge）⑯，诗中形象描述了“来自德国的死亡大师”所制造的人间炼狱，其中不只一次出现了“空中的坟墓”的意象——那是无数犹太冤魂在工业化的死亡机器中所化作的缕缕青烟。

作为现代化产物的铁路系统在屠犹行动中也充当了帮凶的角色。在万湖会议中，纳粹代表提出使用火车作为大规模运送犹太人到死亡集中营的工具，从火车下来就直接进入毒气室，避免安置，实现效率的最大化。由此可见，铁路“在凝合德国各州的力量完成统一、促使德国经济高速腾飞的同时，也成为第三帝国时期流水线式屠杀犹太人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没有它的介入，大屠杀是不可能完成的”。⑰因科学技术发展而催生的“工具理性”，在带给人类高效便捷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不断加深现代人的异化，伦理问题被置换为技术问题，最终导致人性的丧失并倒退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⑱。人类在不断物化世界的同时遭到技术力量的反噬，“机器化时代下的道德冷漠也一步步把人类推向绝望的深渊”⑲。

结语

策兰在1960年被授予毕希纳文学奖的获奖致辞中，从毕希纳的小说《棱茨》起首的一句话“1月20日这天，棱茨走在山中……”谈及“1月20日”这个日子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也许，我们可以说，每一首诗都是在‘1月20日’写下？也许是今日所写诗歌的新意在此：这里很清楚地尝试惦记着这样的日期？然而，我们不是所有人都为自己记下这样的日子？我们会补记上什么日子？”⑳

1942年1月20日召开的“万湖会议”，是载入人类历史的黑暗一页。如果不是相关会议纪要等绝密文件在战后被披露，或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在这场会议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最野蛮与邪恶的计划。一部优秀的历史题材电影往往可以塑造公众的记忆，承担起引导公众的责任。电影《万湖会议》力图还原历史局部的关键细节，让观众了解罪恶如何产生，人类曾经踏足怎样的深渊。万湖会议严谨高效，秩序之下却是人性的泯灭。全片由始至终没有配乐，却让人听到命运的悲歌。种族灭绝方案不是单靠元首的意志得以施行的，是众人的麻木与冷漠共同促成了这场暴行。当“过去不再把它的光亮投向未来，人类的心灵在昏暗之中徘徊”，在危机时代或转折时刻，人类必须以思考启迪良知，思考自身责任的意义和判断的力量。㉑那些关乎极权的暴力、人性的阴暗、道德的脆弱的记忆不应被忘却。

注释：

① [英]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②④ 纪宗安、何新华：《纳粹德国排犹政策的演变及根源探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102-110页。

③ [英]J.M.里奇：《纳粹德国文学史》，孟军译，北京：文汇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⑤ 艾仁贵：《“Shoah”的词源、内涵及其普及化——一项语义社会学的考察》，《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第157-165页。

⑥ 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4页。

⑦⑧⑨⑩⑫⑬ [美]汉娜·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安尼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117页、第118页、导言第9页、导言第9页、第348页、第340页。

⑪ [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90-91页。

⑭⑮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意大利版前言第1页、意大利版前言第5页。

⑯ Paul Celan： “Todesfuge” und andere Gedichte， Suhrkamp， 2004， pp.11-12.

⑰⑲ 马冰：《通向死亡的列车——德国铁路与纳粹屠犹》，《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5期，第236-240页。

⑱ 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7页。

⑳ [德]保罗·策兰：《保罗·策兰诗文选》，王家新、芮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页。

㉑ [美]汉娜·阿伦特：《反抗“平庸之恶”》，杰罗姆·科恩编，陈联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