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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独创与开拓

——论邹建军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

卢建飞
  
中文学刊
2023年4期

摘  要:邹建军深耕文学研究近40年,在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纵观其文学研究史,可分为三大学术板块:其一,现代诗学研究。早期他以诗歌批评与诗歌理论研究为起点,透视中国大陆与台港的现代诗歌,建立极具个性的现代诗学研究体系。其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烛照比较文学的基本问题与基本理论,开拓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知识边界和理论视域,有力地推进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理论建设与学科发展。其三,文学伦理学与文学地理学研究。基于文本批评实践,突破西方文论话语的范式和窠臼,反思与深化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话语,并开创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学地理学批评话语体系。邹建军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不断打破学科壁垒,以跨学科、跨领域为学术视力,以创新性、独创性与拓展性为学术宗旨,赓续推动中国文学研究发展的新高度,为当代中国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话语体系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邹建军;诗歌批评;诗学研究;比较文学;文学伦理学;文学地理学

作者简介:卢建飞,男,1993年9月出生,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族民间文学、比较文学与文创产业。

Abstract: Zou Jianjun has been deeply engaged in literary research for nearly 40 years and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i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literary theory research.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his literary research,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jor academic sections: First, modern poetics research. In the early period, he took poetry criticism and poetry theory research as the starting point, looked at modern poetry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and Hong Kong, and established a very individual modern poetics research system. Second,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Candlelighting the basic issues and theori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e opens up the intellectual boundaries and theoretical horizon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and strongly promotes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Thirdly, the study of literary ethics and literary geography.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textual criticism, it breaks through the paradigms and stereotypes of Western literary discourse, reflects on and deepens the theoretical discourse of literary ethics criticism, and creates a critical discourse system of literary geography with uniqu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his long-term academic research, Zou Jianjun continues to break down disciplinary barriers, takes interdisciplinarity and cross-disciplinarity as his academic vision, and continu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ry research to new heights, making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literary discourse system with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 words: Zou Jianjun; Poetry criticism; Poetics researc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Literary ethics; Literary geography

About the author: Lu Jianfei, male, born in September 1993, is a doctoral candidate at the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ethnic folk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邹建军是在当今中国文坛和学术界,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诗人与作家,同时也是具有卓越贡献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自1985年在《四川大学学报》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论鲁迅旧体诗的凝炼美》开始,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生涯。他早年深耕现代诗歌研究,建立了自己独特的诗学观念和诗学理论,《台港现代诗论十二家》《现代诗的意象结构》《大中华诗学》《现代诗学》(与龙泉明合著)等都是其重要的代表作。自新世纪后,他跨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作为《外国文学研究》副主编、《世界文学评论》主编,马工程教材《比较文学概论》的专家组成员,积极在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学科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了自己的比较文学观念和理论构想,有效推进了中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而后,他又进一步转向了文学伦理学与文学伦理学研究,开创了中国的文学地理学批评,《江山之助》《文学地理学批评引论》等著作成为其学术研究史上的重要标志。从其整个文学研究历程来看,邹建军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丰富的学术经验以及独特的治学理念,促使他不断地挑战自我,跨越多个学科和学术领域,并且以独创性为根本准则,不断开拓和推进所研究领域的新发展。因此,“多维、独创与开拓”是我对他40年来文学研究的基本概括,更是其学术理念和学术追求的生动体现。

一、诗学研究:诗评与诗论互为的现代诗学探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年代,诗歌创作与诗歌研究是文学界的一大热潮。从四川大学时代开始,邹建军就开始关注现代诗歌。1984年毕业后,他到中南民族学院任教,从1985年正式发表诗歌研究类论文到世纪末,他文学研究的重心几乎都在现代诗歌。《中国新诗大辞典》(与黄邦君合著,1988年)被誉称为“中国新诗七十年来第一部大型工具辞典”①。其他的著作如《台港现代诗论十二家》(1991)、《中国新诗理论研究》(1993)、《现代诗的意象结构》(1997)、《大中华诗学》(1997)、《现代诗学》(与龙泉明合著,2000)、《李魁贤诗歌艺术通论》(2002)等,都蕴含着他对新诗的认识、理解、判断和期待,体现了他在诗歌理论研究上的主要创见和重要思想。除了著作以外,他还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过大量关于诗歌研究的论文,囊括了对诗人、诗作、诗歌现象、诗歌史、诗歌批评史、诗歌意象理论、诗艺本体、诗艺形式等问题的全面探讨。邹建军的诗歌研究是多元的、多层次的,他建立了自己独有的诗艺学和诗艺观。他的诗歌研究可分为两个大方面,即诗歌批评与诗歌理论研究。

第一,诗歌批评方面。对诗作的鉴赏和对诗人的批评,是邹建军诗歌研究的基本内容。邹建军诗歌批评的对象或诗歌批评的范畴是相当广阔的,包括了现代诗人如鲁迅、闻一多、艾青等,也涵盖了当代诗人如郭小川、贺敬之,乃至当下的诗人诗作,涉及了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的许多著名诗人。在《大中华诗学》中,第三卷为鲁迅、闻一多、木斧、蓝海文、彭邦桢、李道林、蓝云、脉原、刘荒田抒情诗的批评,第四卷为王在军、蓝海文、胡鸿延、向阳、姚学礼、谷未黄、栗原小荻抒情诗的批评。在当时港台诗歌研究极其薄弱的情况下,发掘港台地区的诗人诗作,是具有前沿性和开创性的。邹建军有着敏锐的艺术感悟力,在诗歌鉴赏和批评过程中,有自己独到的审美眼光和判断力。他认为一首诗是否属于好诗,那就看它是否具有“诗美”,而“诗美”的标准是“情真、意藏、象美、言凝”②。换句话说,诗歌的情感本质、意蕴表现、意象拟构以及语言形式的表现方式,构成了诗美的基本判断原则。如他对台湾诗人彭邦桢《月之故乡》的评价,认为之所以令人触动在于情感的真挚性,丝毫没有弄虚作假的成分。③他还特别关注意象在诗歌创作上的运用。《现代诗的意象结构》(1997)便是他关于诗歌意象批评的专著,他认为意象的创造性发现、组合与呈现,正是诗歌审美价值的重要表现。在诗歌的各种要素里,“意象”是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它决定了诗歌与其他文体审美的区别。”④并且“诗歌的语言本质是意象化”⑤。在他的诗歌批评中往往采用意象批评法,认为闻一多《死水》这本诗集中就存在着意象的个性、意象的含蓄之美、意象的情绪与斗争精神之美⑥。邹建军的诗歌批评语言几乎全是“诗性语言”,通过诗性语言客观、准确地评价诗人的气质和诗作的特色。他认为栗原小荻的抒情诗是“冷峻怪诞、底蕴深厚”,彭邦桢的诗歌是“底气充盈、辞章华美”,周正光的诗歌是“古典气韵、现代体格”等。邹建军的诗歌批评是持续的,贯穿在他整个的文学研究生涯里,并延续到现在。尽管在新世纪之后,他的研究重心转向比较文学与文学地理学等方面,仍然没有中断对诗歌的研究。从2007到2013年,他在《文学教育》杂志上连续发表五十多篇诗评,分别为邹汉明、张羊羊、杨麟、唐德亮、陈先发、大解、沙马、姚江平、剑男、孙晓杰、南野、白连春、陈衍强、张杰、郑小琼、海男、阿毛、沙沙、胡弦,夜来、阎志、李琦、祝相宽、傅天琳、车延高、张曙光、白莲春、林莉、王怀凌、余笑、李见心、莫卧儿、杨方、尤克、东荡子、谢克强、刘大程、荣荣、苇子、叶丽隽、刘希金、李郁葱、湖北青蛙、世宾、刘洁岷、高凯、黑大春、离离、伊路、雷霆、大卫、多多、徐述红等诗人诗作进行细致的评述。可见他始终保持着对诗歌的热爱,鉴赏好诗、发现好诗,发现新的诗作、发现新的诗人,成为他诗歌研究的兴趣和目标所在。

第二,诗歌理论研究方面。邹建军擅长并热衷于诗歌作品的鉴赏和评论,但相比较而言,他更用力于对诗歌理论问题的思考。早在1988年,他就与黄邦君合作出版了《中国新诗大辞典》(80万字)。作为中国第一部新诗大辞典,内容和材料丰富多样,目录分为《新诗理论、术语》《新诗名著、名篇》《新诗诗人、诗评家》《新诗论著》《新诗诗刊、社团》《新诗佳句类编》等六编,另设《新诗集编目》作为附录,对于中国新诗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次,当代的诗论是邹建军诗歌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在他早期的研究中,

曾经用多篇文章对多位诗歌评论家的诗学观念进行分析,如古远清诗论、文晓村诗论、璧华诗论、林以亮诗学观、黄勇刹民歌理论、沈从文诗论、古继堂诗论、高准诗论、吕进诗论、舒兰诗论、潘颂德诗论等。除关注国内的诗歌理论批评家之外,他还首次探讨了多位台港的诗歌理论家,《台港现代诗论十二家》正是具有代表性的专著。他分别对覃子豪、林以亮、洛夫、余光中、文晓村,舒兰、李春生、痖弦,璧华、李魁贤、黄维梁、李瑞腾等十二人的诗论分章进行了详细的评述,是具体、全面而科学的。他深入地分析了覃子豪对诗歌本质、诗歌风格、诗歌节奏、诗歌语言,诗歌的意象、意境与境界,诗歌的象征、奥秘和意味、诗歌的朦胧美、单纯美、繁复美,诗歌的深度、广度、密度的五大理论⑦,全面地揭示了覃子豪一生的诗学观念。这是中国大陆首次出版的关于台湾诗论家的专著,“由于历史的原因,多年来,我们对此知之甚少。近几年虽有所介绍,但大多偏重于创作或一般的史的描述。对理论家个体的介绍,多系一鳞半爪,或引进三二原作,终难见文与人的全貌。从这个意义上说,邹建军的新著《台港现代诗论十二家》(长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虽非台湾诗论家全体,却填补了一项重要的学术空白。”⑧而后来出版的《李魁贤诗歌艺术通论》,则对李魁贤的诗路历程、诗歌精神、诗歌艺术、美学观念、诗歌批评、诗歌翻译、诗化散文等七大内容进行全面的论述,体现了他在台湾诗人研究上的广度与深度。再次,邹建军在融通了中华传统诗学、台港诗学等基本理论之后,依据当前的新诗创作的客观事实与客观规律,提出了自己对中国诗歌未来的畅想,即建构“大中华诗学”。“大中华诗学”应该“以关怀人类命运和地球生态环境为大中华诗歌的核心”,“以华夏文化和家园精神为轴心以汉语言为表达工具”,“创造全新的汉语诗歌语言”,“以诗美的发现为创作的中心”⑨。最后,他提出了自己独立的诗学观念与完整的理论体系。早在《大中华诗学》中,他就表达了自己对诗歌的认识,如“诗的本质在于从生活中发现具有独特性和独到价值的诗美。真正的好诗要将自己的思想情感兑变成精致的意象,用意象的组合来含蓄而饱满地说话。让语言有节有度地进行艺术的布局,从而形成美的节奏、美的结构、美的形体。真正的诗是新鲜充沛的诗美和高度精致化的艺术体式的完美统一。⑩而在《现代诗学》⑪中,他一一地回答了中国新诗的一些基本问题。在第二章中,他讨论了诗歌的本质特征,用郭沫若“自由的表现自我”观点来总结,即诗歌本质是诗人的自我表达,诗歌是诗人个性张扬、诗人情绪自由的书写。而诗人则必须要“生活着”,融入到所处时代的现实中,才能写出真实可感的作品,因为生活实践是诗歌创作的本源。他认为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形成的、是诗人经验的传达,而且诗歌是以哲理做骨子的,所以他主张一个诗人要“为诗而诗”,真正的诗歌不能“被政治化”等。在第三章中,他又从诗歌的创作论出发,讨论诗歌创作的五大法则,分别是思维上要求寻找客观对应物,境界营造要令情感与意象契合,善于表现事物的外形和本质等。在第四章中重点讨论了诗歌的审美形态,包括“自由化”、“格律化”、“纯粹化”、“朗诵化”、“民间化”、“散文化”和“戏剧化”等。在第五、六、七章中,又分别讨论了诗的主客体论、诗的审美价值标准论、诗的发展论等问题,由此全面地完成了对中国现代诗学系统性的理论建构。

邹建军的诗评与诗论是互为存在的、相互建构的,在诗歌批评中总是着重于发掘和思考形而上的诗歌理论问题,又在诗歌理论指引之下进行文本性的诗歌批评,形成了相当鲜明的、显著的、系统性的现代诗学研究。

二、学科拓展: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理论透视

1979年,钱钟书《管锥篇》的出版标志着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全面复兴。经过宗白华、季羡林、金克木、扬周翰、乐黛云、张隆溪、孙景尧、刘象愚、曹顺庆、王宁、赵毅衡、谢天振等众多学者的推进,西方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跨文化研究和翻译媒介研究等理论和方法进入了国内学者的视野,并在比较文学形象学、接受学、变异学、文类学、比较诗学、国际文学关系学等有了新的突破。20世纪末,“学科意识的强化、学术组织的形成、学科体制的确立、学术队伍的壮大、学科理论问题的讨论与争鸣、比较文学教材建设及比较文学课程化,都成为此时期比较文学繁荣的保障与表征。”⑫从“法国学派”到“美国学派”再到“中国学派”,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似乎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但是,与西方比较文学危机论相呼应的是,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同样备受质疑,比较文学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基本问题等根基性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在成就与问题并存的比较文学研究中,邹建军于新世纪初迈向比较文学研究道路,对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及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自己对比较文学的思考、方案和建设路径,从而拓展了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边界和方法视域。

第一,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问题研究。自从韦勒克发出“比较文学危机”的警示,比较文学长期处在风云飘摇之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与其他学科相对,比较文学始终缺乏特定的研究领域,甚至在从文学比较到文化比较的路子上越走越远,一些学者将语言、宗教、心理、哲学等,都纳入了比较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缺乏研究对象或是极其致命的,比较文学研究什么?如何研究?基本问题是什么?研究的目的又为何?邹建军提出了以“世界文学”为基本对象的比较文学研究。他认为世界文学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没有世界文学就无所谓比较文学。从方法论上来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在批评方法上可以互相借用,并且共生共存、共同发展。⑬他坚持以“文学”为中心本位,无论做何种比较,都必须依托文学的主体性地位。在《文学间性:比较文学学科存在的前提》一文中,他提出了比较文学的“文学间性”概念,即比较文学的比较性依托于比较对象的多个来源,并且“要求要以文学或者文学性为中心,不能离开文学或文学性来从事所谓的比较文学研究。”⑭比较文学研究必然要依托于文学作品,即从事世界文学的“间性”研究。他明确反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异同论、学科论、比附论与扩展论,这样的研究无疑会将比较文学研究粗浅化、扁平化和空洞化,应当集中于对文学自身的理解。比较文学要清晰、准确地认识中外文学特点,建立具有整体性的世界文学观念,在理论层面上建立与完善面对世界所有民族文学的共同诗学,并且建立平等对话的平台。⑮ 比较文学学者只有自由择业,才能真正的解决当前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邹建军深入地研究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对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在《人文风雨:文学流传与变异的几种动因》⑯一文中,他以诗意化的表述方式,探究了文学流传的样式以及深层动因,解决了文学流传的动力机制问题。作为马工程教材的专家组成员,邹建军在《比较文学概论》中,对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的定义、特征、内容、类型、形态、方式等问题,进行了多层次的分析,体现了他在中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理论的卓越见识。

第二,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策略研究。首先,比较文学学科建设要以“下潜模式”为研究范式。纵观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史,邹建军创造性地总结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三种模式,分别为上升模式、平行模式和下潜模式。所谓“上升模式”,是指以建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为指向的学科建设;所谓“平行模式”,是指对西方比较文学理论方法的翻译、引用和借鉴;而“下潜模式”,则指的是具体的个案研究,对作家作品、民族文学关系、文学批评、比较诗学等具体研究。“平行模式”不够全面,“上升模式”过于空泛,“下潜模式”力度欠缺。⑰因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应该更注重于“下潜模式”,研究具体文学现象和问题,而不是在理论上循环性的自我论证。“下潜模式”应该集中研究中外作家之间影响关系的研究,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世界各国文学关系的研究,如钱林森、周宁主编的“中外文学交流史”;文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研究,如《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教》等。多做“下潜模式”的研究,才有可能防止比较文学研究走向“理论化”、“空洞化”和“想象化”,“‘下潜’, 更大的、 更深的、更长时间的‘下潜’, 反反复复地、 多波次、 多层次的‘下潜’,就是中国比较文学建设的真正出路。”⑱其次,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坚持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在《以世界文学为基本对象的比较文学研究》《文学间性:比较文学学科存在的前提》《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下潜模式’的建立》等文章中,邹建军反复强调了文学文本研究的重要性,认为“文学性”才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根本性问题。因此,他提出了“文本决定论”的阐发学观念,认为“文学文本才是采取何种理论批评方法的决定因素。”⑲中国学派阐发学说的建立必然以文本研究为对象,才能凸显中国文学在中外文学对话中的意义和价值,防止理论建设的空洞化,中国学派的学科建设目标才有可能实现。最后,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要特别重视学科人才的培养。他一直高度重视比较文学学科人才的培养,除了针对硕博士的专业化学术训练外,还特别强调高校本科比较文学的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他提出本科课程教学内容的 “文学史化 ”⑳,压缩空洞化的理论性内容,增强个案研究,并将所讲的内容尽量地材料化,以实现更高的教学效果。此外,他还关注现存比较文学教材的问题,提出要处理好理论与知识的稳定性、教材与教学的适用性、学术的规范化问题。㉑

第三,世界文学研究。如果说比较文学研究更注重在理论上的拓展,那么世界文学研究则是遵循“文本决定论”的批评实践。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二位一体的,二者都无法简单的割裂。为此,他运用多种方法对世界文学进行批评与研究,其研究的作家和文体范围广泛,如西方现代诗歌、易卜生诗歌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其中也包括世界文学的理论问题研究,如《世界文学的区域形态及其基本方式》㉒等。在他的世界文学研究中,《“和”的正向与反向 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伦理思想研究》是具有代表性的专著。黄曼君教授对此有十分精彩的评述,邹建军在《“和”的正向与反向: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伦理思想研究》中把握了谭恩美及其作品的全部丰富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将伦理批评与审美批评高度结合与统一,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出“和”的正向与反向的种种伦理关系;同时作者提炼出一套富于理论张力,并有自己原创性的概念与范畴系统,这正是他的研究能达到相当高度、深度和力度的一个明显的标志。”㉓邹建军对世界文学批评研究是创造性的,在中国世界文学批评史中独树一帜。

总之,邹建军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研究中,比较文学侧重于理论上的开拓和创造,世界文学侧重于文学作品上的批评实践,都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拓展贡献出个人的力量。

三、话语创构:文学伦理学与文学地理学的双向建构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在中国掀起了学习西方文论的热潮,形形色色的文论话语如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接受美学等被引入。西方文论的到来打破了建国以来苏联文学话语控制下的研究范式,以及中国传统文论的点评式、印象式等批评模式,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学理论积贫积弱的处境,推动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新发展。然而,学者们对西方文论“依赖症”或“理论自恋”的现象,又开始显著起来。曹顺庆指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失语症”。“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㉔因此,“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成为了高涨不断的热门话题。

2004年,文学伦理学作为一种批评方法被提出后,受到外国文学研究界学者的高度关注。正是在这样的契机下,邹建军敏锐地发现了建构新批评话语的可能性,并沿着“文学伦理学批评”话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其一,论证文学伦理学批评如何可能?首先,基于中国文学的历史和现实,他重新检视西方文论,他认为“每一种文学批评方法都有其产生的具体社会背景与文化语境,都有自己特定的适用范围,世界上还没有一种能够包罗与适用所有文学现象的批评方法。”㉕而文学伦理学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方法,它指向历史、现实与理论和方法本身㉖,可以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野和方法。其次,文学伦理学批评具有两大特性:独立性与兼容性。文学伦理学批评是基于国内外大量的文学伦理现象而提出的、具有理论自觉意识的批评方法,其鲜明的批评实践有效遏制了在文艺理论研究中的“理论空洞化”的现象。文学伦理学批评不是一种封闭化的理论,与其他批评方法理论具有重合性、相通性,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并不排斥已经存在或即将产生的所有文学批评方法”㉗。因而,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双重特性,为它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方法提供了立论的深厚基础。

其二,对文学伦理学批评尖锐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性思维。首先,反思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问题。针对文学伦理学批评“意义先行”模式的弊端——“有的学者只关注伦理本身,并不关注与此密切相关的艺术体式与艺术形态,把文学当成伦理本身、历史本身与现实本身,所以造成了为伦理而伦理、为研究而研究的现象。”㉘他强调要“回到作品本身”,“作品里以伦理为核心而产生的种种美学现实,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㉙。如果仅仅关注作品的伦理问题,而不关心文学家的审美过程、审美发现与审美判断,违背文学事实本身和文学的生产规律,是远离文学伦理学批评之本义的。其次,揭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弊端。针对当前文学伦理学批评“缺乏审美批判的视域,持有‘伦理万能观’,陷入理论自我循环论证,单一性批评模式,‘道德教诲’的非逻辑性问题”㉚。他明确反对将文学的发生、文学的本质、文学的构成、文学的功能、文学的价值都归结于道德本质,以及文学伦理学批评能够对所有的文学作品进行批评的观点。文学作品具有伦理性和非伦理性两种类型,只有“伦理文学”才是文学伦理学批评发挥实效的场域。同时,他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单向性问题,即伦理规范不可决定作家的文学创作,作家的创作往往是超越时代的旧道德规范的创造性作品,因此,文学伦理学批评不能以此来规约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并以之说明文学的发生并不是道德起源。再次,考辩与创设新的批评术语。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一大特征就是创设了自己的术语体系,形成了具有文学阐释功能的话语系统,如“兽性因子”、“伦理选择”、“脑文本”、“伦理冲突”等。但是,文学伦理学批评关键术语的混用、滥用、泛用等问题突出㉛。为此,他在多篇文章讨论了术语之间内在关系与功能价值。如在《伦理批评的核心术语及其阐释功能的产生》一文中讨论“斯芬克斯因子”“伦理禁忌”“伦理混乱”“道德教诲”“伦理结构”五个术语㉜,又在《伦理批评的关键术语及其结构图式》一文中讨论“伦理环境”“伦理困境”“伦理冲突”“伦理选择”“伦理身份”等,并进行结构化分层㉝,厘清了这些重要术语的内在结构关系极其价值意义。同时,他还强大的理论概括能力创设了七个术语,分别为“伦理演化”、“伦理景观”、“伦理泛化”、“伦理偏执”、“美学伦理”、“伦理冲撞”、“非伦理文学”,为文学伦理学批评术语库增设了重要的力量。

其三,注重文学批评实践,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分析文学作品。如期刊论文《易卜生诗歌的伦理主题》《从分离到融合:〈通灵女孩〉中的三个伦理维度》《“和”:谭恩美长篇小说伦理思想的核心》《无爱的悲剧:布朗德形象本质新探》以及博士论文《“和”的正向与反向——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伦理思想研究》,以及专题学术论文集《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研究方法新探讨》等,都是文学伦理学文本批评的典范之作。

他对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建构,是具有高度创造性的原创性成果,他是中国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开创者和先驱者。文学与地理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晚近以来文学研究的热点。早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就提出“海洋决定论”,亚里士多德提出“气候决定论”。十九世纪后,斯达尔夫人《论文学》、丹纳《艺术哲学》等经典著作开启了西方文学地理学思潮,并深刻影响当代文学地理学的发展。在近代中国,刘师培、王国维、顾颉刚、汪辟疆等人共同推动近代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而当代中国的文学地理学,则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金克木、章培恒、袁行霈、严家炎、杨义、曾大兴、陶礼天、邹建军、梅新林等学者的共同合力。邹建军是在2008年后进入文学地理学研究,着力于文学地理学批评的理论建构、术语建构和批评实践。相较于其他人的研究,邹建军的文学地理学更具有独创性、鲜活性和开拓性。

第一,文学地理学批评的提出与基本理论建构。邹建军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始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㉞一文,他对当时时兴的外部的形式研究,如文学版图、作家地图、地域作家群等数据统计、实证研究等,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文学地理学应该走向以文本为中心的内部研究,“因为这种整体的描述只是一种外在的形态对于文学的研究不会发生实质性的意义,也不会产生很大的推进”㉟。基于作家-作品-地理及其拓展关系,他提出了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八大问题,如作家与地理环境关系、作品中的自然山水、地理空间等,这些才是值得关注并深入研究的问题。文学地理学批评虽然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其生命力所在,“主要还是体现在对于中外作家作品批评里,即对于具体作家作品等文学现象的讨论上”㊱。在《我们应当如何开展文学地理学研究》一文中,他再次强调了文学地理学研究要从熟悉的文学现象开始,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分析。㊲由此,他正式提出了以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的文学地理学批评。围绕着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基本原理和基本问题,邹建军提出了文学地理学对文学发生学、文学创作、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构成、文学阅读与接受等,都将产生新的重要意义。他在《简论文学地理学对现有文学起源论的修正》一文中,重新检视了历来文学起源论的诸多观点,并提出文学发生于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的主张。㊳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文学地理学可以打破文学史时间线性的书写方式,“如果我们引进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中关于‘文学区’划分的理论,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文学史叙述中的种种不足,从而建立起一种全面、合理、客观与科学的文学史叙述框架,重写中外文学史。”㊴以上这些理论问题的讨论,都汇总在《文学地理学批评引论》㊵一书中。这本书分为12章,每一章都对文学地理学批评进行了问题式的探讨。第一章开篇即说明了文学地理学可以解决文学的起源、来源、作品形态、文学史叙述、文学传播、文学本质、文学批评、新学科建设、地方文化研究、城乡空间批评等十大问题。第二章讨论文学地理学作为批评方法的有效性问题,第三章讨论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问题,第四章讨论文学地理学的16个学科及其建设问题,第五章讨论文学地理学批评的核心理论问题,即人地关系、神地关系、文地关系,第六章讨论文学地理学与自然文学的传统问题,第六章讨论文学地理学与文学起源论问题、第八章讨论的是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叙述重建问题,第九章讨论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创作关系问题,第十章讨论的是文学地理学与地方文献问题,第十一章讨论的是地方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第十二章讨论的是文学地理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问题。可以说,《文学地理学批评引论》是对过去十余年文学地理学理论研究与问题探讨的综合,标志着邹建军的文学地理学批评走向成熟和完善。

第二,文学地理学批评术语建构。一门新的学科或一个新的批评方法理论的出现,其鲜明的特征是核心理论术语的产生。他在2010年就提出了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分别为文学的地理基础、文学的地理性、文学的地理批评、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意象与人文意象、文学的地理空间、文学的宇宙空间、文学的环境批判、文学的时间性与空间性、文学地理空间的限定域、文学地理批判的人类中心与自然中心,并强调了这十个关键词是当代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基础。㊶经过几年的积累,他又将文学地理学关键词加以深化,其成果集中体现在《江山之助:邹建军教授讲文学地理文》一书中。书中提出“地理感知”“地理叙事”“地理基因”“地理版图”等新的理论术语。“地理感知”是作家审美地感受世界的方式,与地理文学的产生密切相关,地理感知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文学的来源、文学的本质、文学的构成、文学史的发展,重建构建一种新的、更接地气的、更符合实际的文学理论体系。“地理叙事”则是文学地理学独特的叙事模式,指的是文学文本中以自然景观、自然意象、地理影像或地理空间等地理要素构成的叙述方式,指向作家创作中的艺术传达问题。“地理版图”是一个地理学概念,是指地理描绘中所注重的总体框架与整体构成。由于过去的文学历史叙述存在只注重时间而不注重空间、只有时间的一维而没有空间的维度等问题,完全忽略文学史叙述中的地理空间背景,完全忽略文学作品的产生与发展与地理空间的关联,所以“地理版图概念的提出与运用,对于文学历史叙述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㊷。而“地理基因”则是指地理环境在作家身上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痕,会保存在自己所有的作品里,并有所体现。㊸他又在《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的五个板块及其结构》一文中,对文学地理学批评术语进行了结构上的整合与分类,划分为五大结构板块。首先是针对作家本身而提出的术语,包括地理基因、地理感知、地理想象、地理诗学、地理发现、地理根系、地理记忆、地理意识、地理思维、本籍文化和客籍文化等等。其次是针对文学作品的,包括地理景观、地理意象、地理空间、地理叙事、空间要素与空间结构、时空体与时空结构等。再次是针对文学史的,包括有限还原、环境干预、文学家族、地域性文学流派、静态分布与动态分布、文学扩散与文学迁移、文学中心与文化中心、文学区等。继之,是针对现有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术语,如文学地理学与文学的产生、文学的起源、文学的发生、文学的发展、文学的本质、文学的构成、文学的传播、文学的接受等问题。最后是针对文学地理学学科历史的,主要包括文学地理学、文学地理学批评、文学地理学研究、文化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生态批评、环境批评、西方文学地理学三大板块、中国文学地理学三大关系、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等。㊹由此观之,邹建军所建构的文学地理学批评术语具有自己的体系,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学地理学的批评实践。

第三,文学地理学的批评实践。邹建军不仅仅用力于文学地理学批评的理论建设,并且还高度关注文学地理学的批评实践。以文学作品研究为根本是他对所有理论问题和话语建构的逻辑前提。所以,他才多次强调“扎实的个案研究才是建立文学地理学批评的主要路径。”㊺在讨论文学地理学如何构成一种批评方法的探究时,他以易卜生的《海上夫人》为例进行文学地理学批评,探讨人物与地理意象、戏剧地理空间结构、意象群等,可以重新理解戏剧的主题、人物形象、艺术结构、艺术风格、艺术追求等,从而得出全新的结论㊻。在《江山之助》一书中,他又运用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对中西方著名诗人诗篇进行解读,如柯勒律治《老水手行》、艾略特组诗《“磐石”合唱词》、易卜生长诗《泰尔耶·维根》《在高原》,以及当代诗人毛泽东、车延高、阎志、江鹄等。他充分运用文学地理学的术语如地理意象、地理空间、地理记忆、自然景观等术语范畴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新的阐释,揭示了其诗歌全新的特质和价值。当然,不仅局限于诗歌文体,他还对小说、影视等不同艺术样式进行文学地理学批评,如分析王尧长篇小说《民谣》中的地理图式及其建构反思。㊼而在对电视连续剧《亮剑》的分析中,认为《亮剑》真实可靠的地理叙事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㊽文学地理学的批评实践说明了邹建军理论建构的根本观念,即抛弃空洞化的、纯粹形而上的理论探索,深入文学批评实践本身,以文学批评为根基进行理论的逻辑建构,这才是学科理论立得住的根本保证。

在近40年的文学研究中,邹建军仿佛一个充满活力的战士,无所畏惧,勇往直前,横跨多个领域,潜心修炼而游刃有余,不断开拓自己的学术事业。诗学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学伦理学与文学地理学是他文学研究成果的显著标识,足以让他在学术界备受瞩目。然而,他还没有止步于此,“学术兴趣转移到了民间文学的国际旅行现象,发表了系列学术论文;同时,对文创产业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为福建和四川诸多地方设计了文创方案,受到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㊾此外,他还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辞赋与散文作品,如《邹惟山十四行诗选》《惟山文存》(三册)、《惟山文存二集》(七册),被誉称为“学者诗人”。如此可见,邹建军精力充沛,对文学研究永远充满热情,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创造。“学海无涯苦撑舟,人生有限乐无边”,邹建军在文学研究的这种少有的韧度、气度、自信和胸怀,或许能让他在未来再攀上另一座新的学术高峰。

注释:

① 黄邦君、邹建军:《中国新诗大辞典》(编撰说明),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②③⑨⑩ 邹建军:《大中华诗学》,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第169页、第47-51页、第84页。

④ 邹建军:《论诗歌意象的审美特征》,《三峡学刊》1998年第1期。

⑤ 邹建军:《诗美的来源、建构与传承》,《南方文坛》1995年第2期。

⑥ 邹建军:《〈死水〉意象美散论》,《贵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

⑦ 邹建军:《台港现代诗论十二家》,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⑧ 于可训:《于可训文集3 文学评论卷3》,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527页。

⑪ 龙泉明、邹建军:《现代诗学》,长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⑫ 王向远:《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第129页。

⑬ 邹建军、杜雪琴:《以世界文学为基本对象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4期。

⑭ 邹建军:《文学间性:比较文学学科存在的前提》,《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⑮ 邹建军:《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前景》,《江汉论坛》2012年第1期。

⑯ 邹建军:《人文风雨:文学流传与变异的几种动因》,《北方论丛》2008年第1期。

⑰ 邹建军:《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三种运行模式》,《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⑱ 邹建军:《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下潜模式”的建立》,《江汉论坛》2009年第1期。

⑲ 邹建军、王金黄:《文本决定论: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双向阐发”的反思》,《学习与实践》2017年第11期。

⑳ 邹建军:《论高校本科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文学史化”》,《世界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

㉑ 邹建军、胡雅玲:《比较文学教材编写的四个视阈》,《世界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㉒ 王金黄、邹建军:《世界文学的区域形态及其基本方式》,《江汉论坛》2018年第9期。

㉓ 黄曼君:《主脑凸显 开掘深广——评〈“和”的正向与反向——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伦理思想研究〉》,《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2期。

㉔ 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㉕㉖ 邹建军:《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三维指向》,《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1期。

㉗ 邹建军:《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独立品质与兼容品格》,《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6期。

㉘㉙ 邹建军:《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审美批评》,《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年第4期。

㉚ 邹建军:《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存在的问题及关键词阐释》,《当代文坛》2017年第5期。

㉛ 邹建军、熊素娟:《文学伦理学批评术语运用问题——邹建军教授访谈录》,《社会科学动态》2018年第3期。

㉜ 邹建军:《伦理批评的核心术语及其阐释功能的产生》,《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㉝ 邹建军:《伦理批评的关键术语及其结构图式》,《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

㉞ 邹建军、刘遥:《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世界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㉟ 邹建军:《文学地理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问题》,《关东学刊》2017年第9期。

㊱㊷㊺㊻ 邹建军:《江山之助:邹建军教授讲文学地理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第98页、第27页、第8页。

㊲ 邹建军:《我们应当如何开展文学地理学研究》,《江汉论坛》2013年第3期。

㊳ 邹建军、张三夕:《简论文学地理学对现有文学起源论的修正》,《长江学术》2015年第4期。

㊴ 邹建军、王海燕:《“文学区”概念的提出与文学史观念的重构——以三部通行的外国/世界文学史教材为例》,《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㊵ 邹建军:《文学地理学批评引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㊶ 邹建军:《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㊸ 屈伶萤、邹建军:《地理基因”的形态、内涵及其产生根源》,《当代文坛》2020年第4期。

㊹ 邹建军:《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的五个板块及其结构》,《关东学刊》2020年第4期。

㊼ 邹建军:《〈民谣〉中的地理图式及其构建方式》,《关东学刊》2021年第4期。

㊽ 邹建军:《真实可靠的地理叙事及其审美意义——对电视连续剧〈亮剑〉的一种再探讨》,《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㊾ 甘小盼:《邹建军教授微传》,《文学教育》2020年第9期中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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