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宋琳自1990年代开始寓居异域，便面临严重的言说危机与生存危机，寓居异域的流散生活使得诗人面临失语症的威胁，但也激发了诗人为克服失语症的诗歌写作，拓宽了宋琳的写作空间。他在诗歌写作中流露出漂泊的客愁，并加快转向内敛、自省的趋势，同时异域生活让诗人获得了中西文化的双重视野，他有选择地借鉴西方诗学资源，不断挖掘中国古典传统文化，在通往元诗写作的过程中竭力去摆脱言说危机和生存危机。

关键词：宋琳；异域生活；流散书写；失语症；元诗

作者简介：刘婷，女，1998年9月出生，山东潍坊人，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诗歌、华语流散诗歌。

宋琳是城市诗的开拓者，是第三代诗人的重要代表。1980年代，宋琳开始闯入公众视野，他和一些诗人提出“城市诗”的概念并创作大量城市诗，成为颇有名气的“大学才子”。1991年，宋琳离国，开启了变动不居的海外寓居生活，十二年来先后在法国巴黎、新加坡、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城市居留，直至2003年才回国定居。

1990年代开始寓居异域的宋琳，在整个90年代的国内诗坛属于不在场者，且以往的文学史叙述忽略了“流散文学”这一文学现象，使得其同时期在异域的诗歌创作一直处于少为人知的隐匿状态，较少受到国内的关注。目前学界对于宋琳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其去国前的城市诗写作，但对宋琳在国外的流散书写及其诗学理念的关注还不够充分，除了少数诗人学者外，他在异域的流散诗歌创作还未受到应有的关注。基于此，探究宋琳在海外的流散写作，对于弥补1990年代中国当代诗歌创作和诗学观念的缺位具有一定意义。

一、从“流散”到“失语症”

“流散”（Diaspora，又译飞散、离散、散居等）一词由古希腊语“dia”（穿越）和“speirein”（散播种子）发展而来，原意指植物通过种子的散播得以繁衍生命，后来此词长期专指犹太民族的流亡。随着时代发展，它不断被赋予新意，可以泛指流散在他国的人群，也可以指文化、文学获得了跨越民族的世界性特征，语义逐渐拓宽，并逐渐成为后殖民批评和文化批评的重要理论范畴。

而“流散”现象不仅在世界范围内“跨国”发生，也会存在于一国之内。宋琳曾表示：“对流亡诗歌也许存在着一种误解，仿佛它仅是一个现代的发明，其实自屈原始，中国诗人就累代经历着流亡。”①也正如他所说：“并非流亡导致无归宿感，而是无归宿感导致流亡。因此，流亡话语的承担与身体位移与否并无显明的因果关联。”②流散不仅仅是地域上的流散，对于诗人来说，亦是语言和精神上的流散。诗人携带着母语开启不知终点的漂泊，将母语带入陌生的语言环境，诗人必然会感受到居无定所的无归宿感，而在写作中也必然产生词与物、词与词之间的碰撞，产生失语与对抗失语的张力，诗人在地缘上的流散变成了词的流散，正如北岛所言，“词的流亡开始了”③。

那流散经历缘何能给诗人带来失语困境呢？雅可布逊曾创造性地将失语症研究与语言学、诗学研究联系起来，在失语症研究中归纳出了失语症的两种表现类型：隐喻能力失序和转喻能力失序。隐喻能力失序是失语症病人的言语出现相似性混乱（即选择障碍），转喻能力失序是病人言语出现毗邻性混乱（即组合障碍）。④正如吴晓东所言：“雅可布逊对失语症的研究之所以有意思，可能因为它不仅仅是语言学和诗学问题，同时对于洞察我们这个时代在表达上的困境也有一定启示。”⑤同样地，雅可布逊的研究对于理解诗人在流散生活中的言说困境是有启发的。对于流散诗人来说，面临的是异域生活中语言和文化的双重困境。作为一名流散者，诗人穿梭于不同的国家和语言环境之间，无法运用陌生的语言与人交流，由母语塑造而成的思维方式也面临着异国语言思维的冲击。诗人无法捕捉陌生语言环境中的词语，也无法对异域的文化环境拥有全景式的把握和描述能力，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语言思维方式的重建。在这个过程中，“失语”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991年，出于“履行任何普通人都可能有的家庭义务”⑥的缘故，宋琳去国远赴巴黎，流散生活真正开始。1997年，宋琳举家迁往新加坡，驻留四年。2001年，宋琳再度迁徙，前往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直至2003年才定居北京。虽然在1980年代宋琳是国内颇有名气的大学才子，风光一时，但1991年开始寓居异域的宋琳，离开中国的母语环境，并没有什么国际影响力，很长时间处于失业状态，生存环境无疑是严峻的，当时严重困扰他的便是“孤独和乡愁（我更喜欢用客愁这个词）”⑦。母语环境的脱离、写作空间的转换、与过去无限期的阻断和始料未及的巨大文化差异带来了流散生活的孤独感和无归宿感，这使得诗人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种失语状态。宋琳曾直接表达过自身面临失语的危机，“流寓生活的长久孤独感甚至会导致失语”⑧，也正如荷尔德林所说，“几乎在异邦/失掉了语言”⑨。“而他的应对便是写作”⑩，作为一名诗人，异域生活促进了他为克服失语症的诗歌写作。

勃兰兑斯认为，只有远离喧哗和纷扰，独立思考的人才能存在，才能更好地从事创作活动，“也只有独立思考的人才能创造文艺、发展文艺” ⑪。远离国内文化环境，寓居异域的宋琳更有独立思考的意识，面对失语症的威胁，他不断在文字中煎熬，诗歌成为了他在孤独的生存环境中与朋友之间最主要的联系纽带，坚持诗歌写作也正是他对失语症的对抗和治疗。笔者试图结合宋琳寓居异域12年里的流散书写，分析其中的诸多新变，探究他在非母语环境中为克服失语症所作出的种种努力。

二、“无处可以停留”的孤寂与客愁

1991年，携带着客愁和时代加诸个人的重负的宋琳，开启了长达12年的异域寓居生活。他曾经在一次演讲中直截了当地表示：“我在域外的所有写作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客愁。我觉得客愁这个词比乡愁更接近异乡人的精神状态，乡愁是有方向的，客愁则未必有，正如漂泊总有结束的时候，流亡则渺无尽期。”⑫纵观宋琳的流散写作，许多作品都流露出这种异域漂泊的孤寂与客愁。

例如，《我爱生活在陌生人中间》这首诗，诗的题目虽然是“我爱生活在陌生人中间”，但描述的却是一次在被遗忘的边境的游历。在浩瀚无际的宇宙中，“我”披着头发孤独地坐着，无法强迫石头成为自己倾诉心声的听众，也不能排除鸟电波对自己的干扰，体现出诗人在异域的非母语环境中缺乏听众、缺乏读者的现实处境。诗人面临着严重的失语困境，但又“跃居其上”，安然应对，坚持写作，“成为自己的主宰”，以此抵御孤寂与客愁的入侵。

又如《漂泊状态的隐喻》（1997），在一片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繁华之中，风中飘零的落叶孤独茫然，“不知落向何处”，一个分裂、孤单的“自我”的背影跃然纸上，道尽了漂泊的孤独忧郁与浓厚的客愁。就如宋琳曾说，“我当年初抵巴黎时正值深秋，阴雨绵绵，空气纯净，人行道上堆满落叶，在落叶上行走，人会更深地唤起无边的客愁感”⑬。此诗中的落叶茫然不知所向，无助又无边的客愁之感似乎呼之欲出。

而诗人的漂泊，也正如布罗茨基所说，“首先是一个语言事件”⑭，诗人的漂泊也是语言的漂泊，在异域的环境中，诗人被推离母语，但在面对非母语环境时他又向母语退却，母语“变成了他的盾牌、他的密封舱”⑮，他在母语这个密封舱中坚持诗歌写作，不断抒发“历史文化赋予的命运而非个体可以轻易克服的”⑯孤独客愁，这便是诗人在漂泊不定中主动对失语症的抵抗。

三、“穿越无数未知之地”的内敛与自省

正如宋琳所讲述的那样：“域外语境的相对孤立，使得写作不可能像在国内一样面对公众——固定的读者群，反馈的缺乏未必直接导致个人风格的奇崛，但孤独中衍生出更高的自我并与这个自我进行对话，就成为内在的需要。”⑰在他寓居异域的流散生活中，“写作的确首先成为治疗或自救的活动”⑱，成为自我对话的需要，宋琳的诗歌写作也的确流露出与国内城市诗写作不同的内敛自省、自我审视的趋势。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三十五岁自题小像》（1994），诗中勾勒出了宋琳的精神肖像，“眉宇间透出白日梦者的柔和”，“因见识过苦难而常含宽恕”，“额头不曾向权势低垂，嘴角的线条随时愿意与人和解”，短短几句勾勒出一个刚柔相济的诗人形象。这是他对自身形象的精准把握，是他在寓居异域的生活状态下的一种主动自我审视、内敛自省的结果，是宋琳在孤独中衍生出的自我对话。张桃洲曾言：“对于宋琳而言，此一对镜自我审视的举动十分重要，它既是他认知自我及世界的一种方式，又展现了其诗思入诗的路径，隐含着他的人生经验与诗艺的双重奥秘。”⑲异域生活迫使宋琳在孤立的状态中反观自身，加快了他转向自省、内敛的写作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宋琳在《多棱镜，巴黎》中曾提到：“但你终究是一旁观者——看/是你介入世界的最佳方式”⑳，“看”作为介入世界的一种方式，无疑是内敛的。诗人在《正午的邂逅》（1993）中便塑造了一个冷静内敛的观看者的形象。诗中正在散步的“我”被塑造成了一个冷静内敛的见证者、沉思者、观察者的形象，停下脚步见证了一个飞人冒险的经历。对于这样平静温和的观察者来说，“写作自身成为穿越无数‘未知之地’的内心的旅行，它是内敛的、自我指涉且无归宿的”。 ㉑

从以往或激情喧嚣、或阴暗颓废的城市诗写作，转向如此内敛自省、冷静观察的写作趋势，无疑是诗人在异域漂泊的失语困境下所做出的对抗失语症的努力。

四、穿梭于西方诗歌场域中的借鉴与对话

宋琳早在去国前就阅读了大量的西方诗歌，去国后有机会得以实地探访西方诗人生活和写作的真实场域。实地探访的现场感进一步激发了他以此为资源的写作兴趣。例如，异域流散的经历让宋琳对犹太裔诗人保罗·策兰倍感亲切，他“在塞纳河边体验到他跟策兰的同一，要让策兰在他身上继续”㉒。“在你身上，话语的天平，词语的天平，家国的天平：流亡。”㉓长期生活在异域的宋琳也如策兰一般，将词语作为一方，将家国作为另一方，书写着流散诗人的精神世界。

1992年，宋琳在《保罗·策兰在塞纳河》一诗中写道：“这是不可避免的失语：一个人，在外邦。㉔”宋琳在这首诗中完成了与策兰的对话，正如张枣所说，“一个表达别人，就像在表达自己的人，是诗人” ㉕宋琳在表达流亡诗人策兰的失语困境时，便是在表达自己在异域生活中面临的失语困境。“保罗·策兰畅饮塞纳，越喝越渴。他喝着黑暗，从局部到全部的黑暗；他喝掉最后一个词的词根。㉖”喝掉黑暗，喝掉最后一个词的词根，“喝”这个动作隐喻了策兰成名作《死亡赋格曲》中的“喝”，策兰“用他自己发明的喝法”摆脱生存危机和失语危机，宋琳也在致敬策兰的写作中试图摆脱异域失语的危机。

不仅如此，宋琳还曾创作绘画作品《他已会飞，从蜜拉波桥》致敬保罗·策兰。这幅画作的题目取自于策兰《带着一本来自塔鲁莎的书》这首诗中“他已学会，用伤口飞翔，——从米拉波桥”㉗一句。画面中，有只伞从桥上近乎垂直下落，但一般而言伞自然往下掉落会飘起来胡乱地飞舞，如此以来这幅画似乎在隐喻伞是主动选择掉落的，正如策兰主动选择从蜜拉波桥投河自尽。同时，整个画面的色调是灰色调，很是沉闷、压抑，河水也是灰色的，似乎将要涌向诗人的脸庞，而画面中诗人嘴角挂着一抹笑，深沉而又忧伤，仿佛是终于释放自己、摆脱失语之难和生存之难后的释然之笑。策兰对宋琳精神世界之重要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具体而言，宋琳在意象使用和诗学观念上也显示出策兰对其之影响。例如，宋琳在《书简片段》的结尾一句“不知哪个秋天扔下的漂流瓶，从沙滩里被挖了出来”中使用过“漂流瓶”这一意象，这与策兰在《不莱梅文学奖获奖致辞》中提到的“玻璃瓶邮件”形成呼应：“因为诗歌是一种语言的表现形式，并通过对话表现其本质，因此它可以是一个玻璃瓶邮件，付邮于信念——诚然这希望不是时时保持强烈，它可能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被冲上陆地，也许是心灵的陆地。”㉘策兰期望诗歌的对话像大海中的玻璃瓶邮件被冲上陆地一样，抵达“心灵的陆地”，实现“对话的真实”。而“玻璃瓶邮件”这一意象，正是策兰在阅读并翻译曼德尔施塔姆的过程中借鉴而来的。曼德尔施塔姆有一个关于“漂流瓶”的经典比喻，他将诗人写作的过程比喻成航海者将一封信装进密封的漂流瓶里投入海洋的过程，这封信的接收者就是那个未来某一天偶然在沙堆中发现漂流瓶的人，而诗的接收者、对话者也是如此，是并不确切但确定存在的：“如果说，某些具体的诗（如题诗或献词）可以是针对具体的人的，那么，作为一个整体的诗歌则永远是朝向一个或远或近总在未来的、未知的接收者，写信的诗人不可以怀疑这样的接收者的存在。”㉙而《书简片段》中提到的玩沙的孩子们偶然挖出的“漂流瓶”也正是诗人漂泊异域缺乏听众的体现，他是长兄所作诗歌《养育时光》的“接收者”，而他的诗歌听众又在哪里呢？无论是“漂流瓶”这一意象的使用，还是关于诗歌对话者的诗学观念，都体现了西方诗人对宋琳的影响。

不仅策兰，里尔克、本雅明、博尔赫斯等西方文人都曾是宋琳在异域生活的引导者，宋琳在诗歌中有选择地借鉴他们带来的西方诗学资源，融合个人的智力、情感和想象，不断完成与西方诗学的对话。

五、“回到原初之地”的挖掘与回归

威廉姆·赛福兰（William Safran）曾强调流散者对故乡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的铭记：“他们保留了关于他们最初的家园的集体记忆、愿景或神话——它的物理位置、历史和成就。”㉚宋琳的流散书写中即携带了浓厚的故土记忆。面对异域漂泊的域外生活，宋琳远离母语环境，但他认为，“寓居境外并非就必然同母语语境脱离。相反，流亡体验甚至强化了故土之思” ㉛。在宋琳的流散写作中，确实可见他的“故土之思”，以及他在当代诗歌写作中为重现汉语魅力所作出的努力。他主动地挖掘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将自己的诗歌写作放置于整个当代汉语诗学系统中，同时又有选择地借鉴西方诗学资源，尝试建立起中国古典诗学与西方诗学的对话。

有学者认为：“其中有些人近似流亡散居或流离失所，而另一些人则是有意识地自我‘流散’的，这种流动的和散居的状态正好赋予他们从外部来观察本民族的文化，从局外人的角度来描写本民族／国家内无法看到的东西。”㉜宋琳也认为“离开故土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故土和描述故土”㉝，宋琳的很多流散书写便体现了异域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诗人对中国古典传统文化的关注，在这些诗歌中，诗人将中国古典传统文化作为当代汉语诗歌写作的资源，注意选取经典原型中的一些诗性元素入诗，体现出传统文化的元素。

《孔子弹琴》（1995）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首诗选取了《论语》中孔子弹琴的小故事，以周公、抚琴、周游列国等古典元素入诗。又如《城墙与落日》（1997），这首诗中布满东郊、凉亭、箜篌、秦淮河、泊船、梅花等古典意象。“微雨，行人，我注视泥泞的街，自行车流上空有燕子宛转的口技”，这一句虽是描写现代生活，但很有晏几道《临江仙》中“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一句的古典意境，可见诗人在当代诗歌写作与传统对话方面作出的积极努力。《诗话三章》这首诗中也以身穿绸衣在山水、在日常中寻找生命智慧体悟与风雅的古人入诗，并提到中国古典诗歌理论中的“诗缘情”说；《博尔赫斯对中国的想象》（2003）中则充满了《尔雅》《易经》《道德经》《山海经》等中国古典文献的元素以及鲛人泣珠等中国古代典故；《有感于周易古歌的发现》和《脉水歌——重读水经注》这些诗更是直白地表现了宋琳对中国古典文化的高度关注；《博登湖》（1999）中则是运用了中西文化的双重视野，从前四小节陌生而浩瀚的西方生活图景转向后三节中国传统文人形如野鹤、披发佯狂的古典氛围，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有选择地借鉴西方诗学资源并向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汲取营养、寻找灵感的主动追求。

在宋琳的流散写作中，无论是将古代汉语编织进当代汉语诗歌书写，还是对古代典故的重新命名，确实可以从中看到他在当代诗歌写作中为重现汉语魅力所作出的努力。但是，在宋琳回归传统的流散写作中，也面临一些问题。比如他仅仅停留在对传统文化诗性元素、古典元素的攫取上，并没有很好地在诗歌中传承传统文化的精髓。宋琳在一次访谈中也曾提到：“回顾自己的写作，我虽然吉光片羽地撷取了经典原型中的一些诗性元素入诗……无非类似采风的行动，但我预感到这方面存在着一个浩大的工程，它肯定不是一个人可为。”㉞宋琳认为，当代汉语诗歌写作在与传统的对话方面仍有很大可供开拓的空间。

不得不提的是，宋琳的流散轨迹正是一个圆圈，“域外诗人最终是为了还乡，原乡是要回来的”㉟，他穿梭于不同的洲际，最终还是回到了母国，他的诗歌写作也是如此，在2003年重新回国定居之后，他对于中国古典元素的挖掘更进一步。尤其是2017年以来以《山海经》中的古神话原型为主要题材书写了一系列神话诗，出版了诗集《〈山海经〉传》，赋予了因历史久远而黯淡的古代典籍以诗性的光芒。可见，宋琳为重现汉语诗歌魅力、激发传统文化活力所作出的努力，他以实际的诗歌实践践行着自己的诗学观念。

六、“迷醉于以词替物”的姿态和元诗意味

面对异域非母语的文化环境和陌生的生活空间，孤悬客寄的宋琳缺乏读者听众，缺乏对话者，陷入严重的失语困境和言说危机。而“对话者”在诗人写作场域中的缺席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诗人的写作。正如曼德尔施塔姆所说：“与一个具体交谈者的交往，会折断诗的翅膀，使它丧失空气和飞翔。诗的空气就是意外。”㊱未知的“对话者”让宋琳的流散诗歌写作插上了飞翔的翅膀，抵达更多的可能。

为了摆脱对话者缺席的状况和失语困境，诗人不得不在诗歌写作中塑造出一个“对话者”来挽救遭遇失语困境的孤独自我。而宋琳在流散诗歌写作中塑造出的潜在对话者，实际上是一个元诗语素，是具有元诗意义的对话者。在国内首倡元诗的张枣在《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中曾经也注意到宋琳在诗歌写作中通过对诗的元诗使命进行言说来消解现实的写作姿态。㊲《写作狂》是宋琳流散诗歌写作中元诗意味极为浓厚的典型代表。在《写作狂》中，宋琳勾勒出一个细致痴迷地进行着艰辛写作的写作狂形象。他日夜沉迷于写作而忘记时间，他“割倒一束束无用的文字”，他反复斟酌、挑选、打磨删除多余的文字。张枣曾对这首诗很感兴趣，他曾在一篇诗学论文中写道：“写作狂作为一种姿态，是迷醉于以词替物的暗喻写作的必然结果。中国当代诗歌正理直气壮地走在这条路上。”㊳写作狂以“暗室里摄影师的细致”“拾起一个比喻”，对物精确命名，在命名中召唤事物。同时，诗歌也在此召唤中现身，在召唤的过程中诗人将自身“埋入时间”，来抵抗死亡的冲洗，来对抗失语症的威胁。

类似的诗歌还有很多，《答问》（2001）中的一句“写作是一扇门，开向原野”㊴，展现出了写作这一行为本身；《仙人掌》这首诗开场便直截了当地勾勒出一位刚刚抵达陌生国家的诗人形象，诗人一抵达陌生的城市便开始“下意识地寻找某些彼此孤立”㊵，寻找当地的象征，以此完成自身用简化汉字书写的诗歌；《诗话三章》中“诗，缘情而发/遇事而作，不超出情理/把哀怨化为适度的嘲讽/用言说触及不可言说者/理念完成于形式的尺度”㊶直接表达了他的诗学观念。在这些诗中，成诗过程本身比确定主题的揭示受到更多的关注，体现了宋琳对元诗写作的趣味，体现了诗人在面对失语症威胁时对语言与存在之关系的关注和思考，而诗歌中的元诗意味也正是宋琳在遭遇言说危机与生存危机时所作出的挣扎与努力的体现。

不仅宋琳，以张枣为代表的流散诗人群体都或多或少展现出元诗写作的倾向。诗人的流散带来了“失语”，“失语”促成了元诗的写作。在异域流散的过程中，诗人面对陌生的母语环境产生了难以命名的焦虑，而在努力摆脱生存危机和失语困境的过程中，诗人在词与物的碰撞里不断自我省思，带着中西文化的双重视野不断向传统回归，不断发掘心灵的真实，由此不断接近难以企及的元诗之核。

结语

综上所述，寓居异域的流散生活拓宽了宋琳的写作视野，让处于变动不居的流散生活中的诗人，在面临失语症的威胁时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异域的生活不仅使诗人经历着漂泊的客愁，加快诗人转向内敛、自省的写作趋势，还使诗人怀抱着中西文化的双重视野，有选择地借鉴西方诗学资源，不断挖掘中国古典传统文化，在通往元诗写作的过程中竭力摆脱言说危机，为宋琳个人的诗歌写作及当代汉语诗歌写作开启了更多的可能。而宋琳不仅仅是一个孤例，他在一定程度上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去国离乡的流散诗人群体的一个缩影，是一个时代遗留下来且仍然鲜活的文化符号，如何通过宋琳这个点及线到面来观照1990年代前后去国的流散诗人群体，是笔者今后进一步努力研究的方向。

注释：

① 宋琳：《主导的循环——〈空白练习曲〉序》，收入宋琳：《俄耳甫斯回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页。

② 宋琳：《精灵的名字——论张枣》，收入宋琳：《俄耳甫斯回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3页。

③ 北岛：《无题》（他睁开第三只眼睛），见辑四（1989-1990），《守夜——诗歌自选集1972-2008》，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

④ 参见赵晓彬，韩巍：《论雅可布逊对诗学研究的独特贡献》，《外国文学》2012年第4期。

⑤ 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5页。

⑥⑰㉑㉞ 宋琳：《异域写作的精神分析——答张辉先生十一问》，《新诗评论》2009年第1辑。

⑦ 王博、宋琳：《对话：诗人是语言财富的守护者》，见王博主编：《中国诗人访谈录》，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第135页。

⑧㉛㉝ 于奎潮、宋琳：《诗的青鸟，探看着回返之路——马铃薯兄弟Vs宋琳》，见宋琳：《俄耳甫斯回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6页、第241页、第241页。

⑨ [德]荷尔德林： 《姆涅摩绪涅（第二稿）》，见《荷尔德林后期诗歌集》，刘皓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5页。

⑩㉒ 陈东东：《异乡者宋琳》，《收获》2019年第6期。

⑪ 参见[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流亡文学），张道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⑫⑬ 宋琳：《内在的人——在渤海大学的演讲》，见《俄耳甫斯回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4页、第92页。

⑭⑮ [美]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刘文飞、唐烈英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52页。

⑯ 钱超英：《“边界是为跨越而设置的”——流散研究理论方法三题议》，《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⑱ 宋琳：《诗学通信两封》，见《俄耳甫斯回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6页。

⑲ 张桃洲：《聆听的眼——宋琳诗歌中的看与听》，《当代作家评论》2013 年第 1 期。

⑳ 宋琳：《多棱镜，巴黎》，见《门厅》，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㉓㉗ [德]保罗·策兰：《带着一本来自塔鲁莎的书》，《保罗·策兰诗选》，孟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6页。

㉔㉖ 宋琳：《保罗·策兰在塞纳河》，见《兀鹰飞过城市》，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版，第46页。

㉕ 张枣：《虹》见《张枣诗文集：诗歌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97页。

㉘ [德]保罗·策兰，芮虎：《不莱梅文学奖获奖致辞（1958）》，《当代外国文学》1999年第4期。

㉙㊱ [俄]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论交谈者》，《时代的喧嚣——曼德尔施塔姆文集》，刘文飞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页、159页。

㉚ WilliamSafran，DiasporasinModernSocieties：MythsofHomelandandReturn， Diaspora， vol.1， no.1，1991， pp.83-84.

㉜ 王宁：《流散文学与文化身份认同》，《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

㉟ 宋琳：《词语和家国的天平——在首都师范大学的演讲》，收入宋琳：《对移动冰川的不断接近》，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7页。

㊲㊳ 参见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中国当代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见张枣著，颜炼军编选：《张枣随笔集》，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版，第77页、第79页。

㊴ 宋琳：《答问》，见《兀鹰飞过城市》，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版，第116页。

㊵ 宋琳：《仙人掌》，见《兀鹰飞过城市》，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版，第147页。

㊶ 宋琳：《诗话三章》，见《兀鹰飞过城市》，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版，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