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儿女英雄传》是立意要为儒家思想的现世成功扬旗呐喊高唱赞歌的一部古典小说，其所描绘的那种父慈子孝、妻贤夫良、尊荣备至、天伦融融的人情世态，尤为历来的读者所称道。撇开其过时的思想价值和中庸的构思立意不谈，小说中对家庭教育的成功书写，依然值得引起当代人的高度重视。

关键词：《儿女英雄传》；父子关系；家庭教育

作者简介：王振森，男，1987年3月出生，籍贯山西大同，文学硕士，新疆维吾尔医学专科学校中文教师，研究方向为文艺学及现当代文学。

Abstract： The “Legend of Heroes” is a classic work that celebrates the success of Confucianism in the realistic world， his portrayal of the kind father， filial son， virtuous wife and husband， honorable and harmonious family relationship is especially praised by the historical readers. Despite its outmoded ideological values and moderate conception， the success of the novel's family education is certainly worthy of contemporary attention.

Key words： Legend of Heroes; Father-son relationship; Family education

About the author： Wang Zhensen， male， born on March 3， 1987， native place of Datong， Shanxi Province， graduated from Hangzhou Normal College of Humanities in 2013 with a master's degree in Literature and Art， and is now working in Xinjiang Uygur Medical College as a Chinese teacher.

众所周知，古典小说《儿女英雄传》是一部为儒家思想树碑立传，忠孝节义贯穿始终的喜剧作品，许多论者经常拿它来和《红楼梦》作对比，以《红楼梦》为反对封建伦常及仕途经济并预示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繁荣必将忽喇喇大厦倾昏惨惨灯将尽的悲剧，是批判现实，看向未来的；而《儿女英雄传》却是在国运衰颓世风日下之际，对儒家的日常伦理和治身齐家之道奉为至理，并希图以此洗涤人心挽救世道，是粉饰现实，回望过去的——就像有人认为孔子对周公的追慕和礼赞也是落后和守旧的表现。

《儿女英雄传》作于清朝道光年间，其时康雍乾盛世已成过往，清王朝的统治已现颓势。文康写作这部小说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用儒家思想来批判现实，匡正人心，使“圣朝”起死回生，重振雄风。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关目就是作者在撰写此书时经常拿《红楼梦》来做比，认为正是以《红楼梦》为代表的这些“大毒草”里所书写的那些父不父子不子，男不男女不女的世态带坏了世风，教坏了世人，所以作者时不时跳出来发表一番驳斥《红楼梦》的议论以正视听。

陈寅恪先生就对《儿女英雄传》另眼相看，他不仅将《儿女英雄传》列为自己眼中的四大名著——他的四大名著乃是《西游记》《儿女英雄传》《红楼梦》和《再生缘》，而且认为这部书在某些方面的艺术成就高于《红楼梦》。“但知有《儿女英雄传》一种，殊为例外，其书乃反《红楼梦》之作，世人以其内容不甚丰富，往往轻视之。然其结构精密，颇有系统，转胜于曹书，在欧西小说未输入吾国以前，为罕见之著述也”。①

关于作者的良苦用心及其道德训诫，乃至作品的价值取向和艺术成就，论者夥矣且众说纷纭，本文不做过多评述，仅就其中的亲情关系及其子女教育做一些试探性的论述。

一、怜子如何不丈夫

中国传统家庭里历来有“严父慈母”的角色设定，似乎做父亲的一定要遮掩住慈眉善目，收敛起百转柔肠，换上威严刚硬的面具才能撑持起一个家庭，教训好自己的孩子。而轻柔耳语春风化雨的事情就应该交给母亲去做，否则就是越俎代庖，牝鸡司晨，最终导致整个家庭阴阳失调乱了章法。这种看起来比较严正的家庭模式最典型的就是《红楼梦》里面的父子关系。

在《红楼梦》这部小说里，贾宝玉最惧惮乃至避之唯恐不及的人物竟然是是他的亲生父亲贾政。一听到父亲要见他，马上整个世界就由晴转阴。平日里乃父对他不是训斥就是责打，甚至在偏听了流言之后不先去做调查就把儿子打了个半死。

而且贾政对自己的儿子从来就吝于赞美，“大观园试才题对额”的时候，即使是宝玉的对答正合彼意，也只是“冷笑”“摇头”或“拈髯点头不语”，脱口而出的多是“畜生”“无知的业障”。甚至在这难得的父子之间轻松欢快的时候，宝玉顺势发表了一下自己的见解，他就当着众清客的面，“气得喝命：‘叉出去！’刚出去，又喝命：‘回来！’命再题一联：‘若不通，一并打嘴！’”。宝玉再怎么挖空心思地表现自己也无法赢得父亲的一句哪怕是不易觉察的肯定。可是追究起来，贾政之所以让宝玉参与，乃是“近因闻得塾掌称赞宝玉专能对对联，虽不喜读书，偏倒有些歪才情似的，今日偶然撞见这机会，便命他跟来”。②既是想把孩子叫来给自己长脸——和《伤仲永》里的“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同样的心理，满足了自己的虚荣之后又完全不顾并公然践踏孩子的尊严。

而另两对父子关系，就更不堪，连最起码的天伦人情都没有了。贾珍对贾蓉，扒灰就不多说了。贾蓉有一次跑到钟楼里躲荫凉，贾珍就命令小厮朝他啐唾沫、质问他。小厮就真的朝贾蓉脸上啐唾沫：“爷还不怕热，哥儿怎么先乘凉去了？”贾赦呢？只把贾琏当成是自己办事的工具。高兴的时候，就把不要的秋桐赏给他；不高兴的时候，上手就打。贾琏良心未泯，说了一句“不该为了几把扇子，把人家石呆子害的坑家败业”，结果被父亲打得起不来床。

正是有感于这些伤风败化的书写，所以文康决定用文章这件“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来把儒家的淑世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发扬光大，一洗《红楼梦》里的龌龊与颓丧，用他所定义的儿女情与英雄气来做出一番补救事业。《儿女英雄传》的这种补救场景所在多有、贯彻始终。

书中的安公子，和古典小说中杀伐决断、斩钉截铁的英雄本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虽然家道中落，但也称得上是养尊处优，“把个小爷养活得十分腼腆；听见人说句外话，他都不懂；再见人举动野调些，言谈粗鲁些，他便有气，说是下流没出息”，与宝玉的流转于裙钗之间不同的是“就连见个外来的生眼些的妇女，也就会臊的小脸通红，竟比个女孩儿还来得尊重”。③后来在能仁寺遭遇劫难，性命攸关之时，竟然吓得尿了裤子。这样一个文文弱弱优柔寡断的公子哥，看似和英雄是不沾边的。但当父亲遭遇不测的时候，他能够果断地违背父命，放弃科考，从未出过远门的他决定远赴淮安，救父脱险。也正是这一次淮安救父之行，成就了他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心性和两段百年难遇的金玉良缘。这种转变看似跌宕生硬，甚至难以置信。其实这正是作者立论的基础。在本书的缘起首回作者就借天尊之口说道：“殊不知有了英雄至性， 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作得出英雄事业。譬如世上的人，立志要作个忠臣，这就是个英雄心，忠臣断无不爱君的。爱君这便是个儿女心；立志要作个孝子，这就是个英雄心，孝子断无不爱亲的，爱亲这便是个儿女心。至于‘节义’两个字，从君亲推到兄弟、夫妇、朋友的相处，同此一心，理无二致。必是先有了这个心，才有古往今来那无数忠臣烈士的文死谏、武死战。才有大舜的完康浚井，泰伯、仲雍的逃至荆蛮，有郊祁弟兄的问答，才有冀缺夫妻的相敬，才有汉光武、严子陵的忘形。这纯是一团天理人情，没得一毫矫揉造作。浅言之，不过英雄儿女常谈；细按去，便是大圣大贤身份”。④儒家经典里里有“仁者，必有勇”、“知耻近乎勇”的说法，而作者反感的正是“使气角力、好勇斗狠”的伪英雄和“调脂弄粉、断袖余桃”的假儿女。

爱会给人力量，使人变得坚强果敢，甚至不顾自身的安危。安骥之所以能在大难之时一改柔弱腼腆而成为一个智勇双全的英雄，和父亲平日里对他的慈爱是分不开的。一个不缺乏爱的父子关系中，孩子的精神世界是健全饱满的，也就有了对抗外界的力量和勇气，否则即使是饱读诗书，孔武有力，也不过是绣花枕头，一介莽夫。可以设想如果贾政出了这么大的意外，宝玉大概只会束手无策地抱头痛哭吧。

二、顺天知命真豪杰

安公子之所以能在大是大非面前痛下决断，心志坚定。与他的家庭教养密不可分。其父安学海本是个“天性恬淡，见识高明，广读诗书，阅尽世态”的散淡之人，看惯了官场的龌龊勾当，对做官并无兴趣和热望。虽然“自二十岁上中举，如今将及五十岁，考也考了三十年了”，对科考多少有些心灰意懒，但当儿子在一旁说起“功名迟早，自有一定。天生应吃的苦，也要吃的。就算父亲无意功名，也要把这进士中了，才算得做完了读书的一件大事。”⑤便排开牢骚，一意进取。终于进士及第，点了知县之后，虽然是违背己意的恩典，得知后“险些儿不曾哭了出来”，甚至忧惧交加，大病一场，却并未退缩。“自己一想，可见宦海无定，食路有方，天命早已安排在那里了，倒不如听命由天的闯着作去，或者就在这条路上立起一番事业，上不负国恩，下不负所学，也不见得”⑥。这里的“国恩”和“所学”，我们切不可武断地认作是落后的封建意识，须知一代人有一代之社会责任和人生使命。

而《红楼梦》里的贾政，本来也想读书科考，但皇帝忽然下了一道圣旨，他不用考试，就直接做了工部主事，后来又升为员外郎。这是一个闲差，没什么公事需要处理。从那以后，贾政就彻底懈怠了，天天就是跟一众清客们混在一起打发日子。没有什么事情等着他去处理。可以想见，即便有事，他也未必能处理得好。

在《儿女英雄传》里，天命是个一以贯之的命题，从安学海的进士及第到点知县及至受难、脱险乃至安公子的遇难、脱险，与二位姑娘的相识，一直到最后中探花、点翰林、任祭酒……都是在天命的安排之下。但作者对此的解释是此乃安府全家上下及历代先人积德行善修来的福分，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即使命运注定他们要遭厄运，他们也不曾退缩或踟蹰不前，安学海在被点为知县的时候，静言思之，“听命由天地闯着作去，或者就在这条路上立起一番事业”⑦。当安公子要被调遣去乌里雅苏台做参赞的时候，他自己也想不通。但父亲却气定神闲，“依旧是平日那个安祥样子，只不过问了问公子奏对的光景，毫不露些张皇烦恼”。安公子竟日为“走了这条意外的岔路”愁眉不展，不知所措。须知这并不是自己在国家需要出力的时候畏葸不前。“父母在，不远游”，他担心的是自己不能为年事已高的父母尽孝，远走边疆无依无傍而使父母担忧。而安学海的一席话却打消了他的顾虑，显示出一个严慈的父亲应有的担当：“怎么叫个‘走了这条意外的岔路’？我以为正是意中之事……大君代天行命，君命即是天命，天命所在，便是条‘意外的岔路’？顺天听命，安知非福？你说讨我的教导，我平日合你讲起话来，言必称周孔，不知者鲜不以为我立论过迂，课子过严，可知为子为臣、立身植品的大经都不外此。那乌里雅苏台虽是个边地，参赞大臣虽是个远臣，大约也出不了周孔的道理。至于你此行，我家现有的是钱，用多少尽你用，只不可看得银钱如土；有的是人，带那个尽你带，只不必闹得仆从如云……只留我在家替你们作个守门的老叟，料想还不误事。”⑧这正是儒家“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的用意。

督子之严，可谓一片公心，语重心长。但是“安老爷只管讲了这半日话，这段话却是拈着几根胡子闭着一双眼睛讲的。何以故呢？他要一睁眼，那副眼泪也就掌不住了”⑨。爱子之慈，情动于中不能自已。

另外，《红楼梦》里也有天命观，抛开整体上的悲剧命运主题不讲，文中也处处显示出天命的预兆。太虚幻境中金陵十二衩的判词自不待言，《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迷贾政悲谶语》一回最能见出这种天命无常的悲愁来。在猜灯谜一节，贾政猜中所有谜底后“心内沉思道：‘娘娘所作爆竹，此乃一响而散之物。迎春所作算盘，是打动乱如麻；探春所作风筝，乃飘飘浮荡之物；惜春所作海灯，一发清净孤独。今乃上元佳节，如何皆作此不祥之物为戏耶？’心内愈思愈闷，因在贾母之前，不敢形于色，只得仍勉强往下看去”。“回至房中只是思索，翻来覆去，竟难成寐，不由伤悲感慨，不在话下。”⑩

鲁迅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领悟之者，唯宝玉而已”。但第一个感受到这个大家庭笼罩在一片“悲凉之雾”中的，其实是贾政。可是家政作为贾府挑大梁的人物，并没有对这种悲凉的颓境有所反思并迎难而上鼎新革故，而是一任这种颓境自行演变，毫无作为。

书中另有一处细节，王熙凤和贾宝玉被赵姨娘施了巫咒，眼见得危在旦夕，无药可医，“贾赦还各处去寻僧觅道。贾政见都不灵效，着实懊恼，因阻贾赦道：‘儿女之数，皆由天命，非人力可强者。他二人之病出于不意，百般医治不效，想天意该当如此，也只好由他们去罢。’”⑪

安学海的听天由命是在命运的安排下自强不息地迎难克险、尽忠履责，厚德载物地持身守节、普济苍生。而贾政在面对天灾人祸时的听天由命却只是无所作为，暗自嗟悼。在作者文康看来，所谓的儿女英雄就是能在依从天命天理之际不丧失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甚至以自己的嘉言懿行求得突变。得失自有天命，但功成仍在人事。

另外，安学海为人宽厚、性情恬淡，但面对恶势力却从来刚直不阿，不肯屈服，即使面对身陷囹圄的困厄，也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和尊严，他相信天理昭昭，自有公道，即使遭遇不测，也不枉英雄一世，丹心汗青。这正是儒家舍身取义的精神所在。

再看贾政，虽然也不失为一个正人君子，但身处浊世，却未能自免。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里，薛蟠犯了命案，贾雨村之所以乱判葫芦案，一方面是慑于贾史王薛的权势，另一方面也是想巴结这四大家族，“雨村断了此案，急忙作书信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不过说‘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等语。”⑫而贾政也对这种徇私枉法的行为默然许之。四大家族人多是非也多，不难想见平日里这样的事是不在少数的，而贾政即使算不上直接的同流合污者，面对此等事体谅他也是见惯不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正颜厉色训责宝玉的时候，却又是另一副脸孔。比起安学海的以身作则和言传身教，贾政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败的父亲。

三、观其友而知其人

人生来是孤独的，所以朋友尤其显得珍贵和重要，因此选择怎样的人做朋友于人的立身处世有莫大的关系。蒙田在《论友谊》中写到，“人类钟情于交往超过任何其他活动，这或许是本能赋予我们的”。一个人一生所见之人多如牛毛，但是真正能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的朋友却并没有多少。以至于亚里士多德竟然说：“哦，我的朋友们，世上并没有一个是朋友。”所以鲁迅说“人生有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所以有俞伯牙的摔琴谢知音。

一个适合自己的好朋友不仅可以在关键时刻为自己解困纾难，还能深刻地影响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和情趣志向。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对照安学海和贾政身边的那些朋友，可以清楚地看到安学海的身边多是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的益友，而贾政身边呢，不是见利忘义的“啃友族”，就是华而不实的半吊子。可以说正是这些损友使他一步步走向虚无，也可以说这正是他自己的性情和环境势所必至的双向选择。“友谊各种各样，通常由欲望、利益、公众或私人的需要建立和维系。因此，越是掺杂着其他的动机、目的和利益的友谊，就越难有其美好和真诚的东西，也就越无友谊可言了。”所以严格地说来，贾政与其清客都算不上真正的友谊，不过是一种各取所需的利益关系。因为真正的友谊“在得到之后便会进一步滋长、健壮、发展，因为它是精神上的，心灵也会由此而得以升华。友谊除了自身之外，不涉及其他任何的交易存在。”值得称颂的是，安学海不仅对身边的朋友亲密无间，没有私心，尽到一个合格的朋友的礼数和忠诚，即使是对欺压过自己对自己落井下石的谈尔音，他也没有一报还一报，反而相逢一笑泯恩仇，以德报怨，不仅在物质上资助对方，使他在孤苦无依的老年得以体面地还乡，而且施恩不图报，照顾他的自尊，最重要的是能使对方幡然悔悟，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和真情。

“恩惠和利益孕育普通的友谊，然而在至高无上的友谊中，却找不到它的踪迹，因为我们的意志已完全交融。在必要时，我们会得到朋友的救助，我们也不会因为自己尽了什么职责而感到庆幸。朋友这样的结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美。朋友间没有了义务的感觉，他们所讨厌的引起分歧和争端的字眼，如利益、义务、感激、祈求等等都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其实，他们间所有的一切，都是共同拥有的。他们行动一致，依据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他们是一个灵魂占据两个躯体，所以他们之间不能给予或得到任何东西”。真正的友谊不是为了需求和利益而结合，“君子之交淡如水”，二人同心，即使不发一言，也是快乐和满足的。

看一个人的德行人品，莫过于观察他的结交相与。《儿女英雄传》里作者文康多次跳出来大发议论，与《红楼梦》唱对台戏。说起贾政与安学海的相与，作者写道：“不过安公子的父亲合贾公子的父亲看去虽同是一样的道学，一边是实实在在有些穷理尽性的功夫，不肯丢开正经。一边是丢开正经，只知合那班善于骗人的单聘仁，乘势而行的程日兴。每日里在那梦坡斋作些春梦婆的春梦，自己先弄成个‘文而不文正而不正’的贾政， 还叫他把甚的去教训儿子”。⑬再看安学海，先是辞官不做去找自己的恩人（已料到是自己恩师的女儿十三妹）时结识了豪情万丈义气干云的武人邓九公，并与其义结金兰，肝胆相照。再有自己清正廉洁知恩图报的学生乌克斋对自己有难必应，亲如一家。尤其是对身边那位不修边幅，讲话佶屈聱牙引人发笑的程相公，尊师重道，倍加礼遇。在以貌取人的舅太太对师爷的怪诞样子大惊小怪的时候，安学海义正词严地说“陶面削瓜，尹躯植鳍，姬手反掌，孔顶若圩，究竟何伤盛德？”“‘士志于道’，你们哪里晓得他那个人，诚笃长厚的可敬。”⑭比贾政对待身边那帮趋炎附势油嘴滑舌的清客又如何？

诚然，贾政与身边那帮清客也未必志同道合，推心置腹。但是他的精神世界是贫瘠的，不得不借重这些人来排遣寂寞，打发无聊，但这无疑是一种精神鸦片，长此以往，自己的意志只会更加消沉，对外界一无所知，对家事也一筹莫展。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以他优柔的性情，忧郁的气质，难免不被那帮无聊的清客所裹挟。家族的顶梁柱一日颓似一日，这个家还有什么希望。

生在那样的家庭环境，宝玉所的结交的朋友却大多不能给他带来什么益处，大观园里本就没有什么男性知音，他和最知心的林黛玉之间虽然心意相通，但更多的是爱情关系，算不得朋友，其他姐妹也不必多说，毕竟那还是一个男女有别的年代。而从秦钟到蒋玉函到冯紫英、北静王、柳湘莲乃至贾雨村，几乎没有什么人格上的好榜样，不是窃玉偷香的情种，就是游手好闲的纨绔，不是世袭爵禄的权贵，就是用情不一的浪子，都是名利场上的好手，风月场中的熟客。这虽然是曹雪芹对当时世态的一种清醒的洞见，他对贾宝玉的定位就是“仕途经济”的最大反动者。但可以想象在那样的家庭环境里，即使真的有文质彬彬、德才兼备的朋友，也会被视为异类而受冷遇甚至被驱逐。

四、理想照进现实

贾政和贾宝玉的父子关系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大多数家庭的一个缩影，甚至直到现代中国，大多数家庭的父子关系也大有问题，这一点我们从鲁迅的《五猖会》里那位板着脸孔在鲁迅想去看赛会兴致正高的时候给他兜头泼一瓢凉水的父亲那里就能有所体会。所以孩提时代的宝玉和鲁迅几乎感受不到什么来自父亲的慈爱，对父亲能躲则躲，躲避不及便只有相对尴尬。可以想见，让他们父子二人同处一室，抵足而谈是几乎没有可能的，反而双方都将感到极大的不自在。这样的父亲不仅不知道怎么和自己的孩子相处，也不知道怎么和这个世界相处。

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中国的家庭教育问题也仍然所在多有，见惯不惊，而且越来越趋于复杂化，隐蔽化。或者是丧偶式教育，缺少陪伴；或者是过度关心，娇宠溺爱；或者是忽视个性，强行塑造；或者是放任自流，不管不问。不是打着爱的旗号做一些戕害孩子的事情，就是以自己的工作为重，对孩子疏于管教。

但是在安氏父子那里，我们看到了别样的父子关系。尽管成书是在封建社会，这样的父子关系也仍能使当下的为人父母者相形见绌并受益良多。安骥违背父命放弃科考千里救父的时候，安学海并没有责怪儿子只顾父子伦理，不顾仕途经济。“安老爷平日虽是方正严厉，见这等娇生惯养一个儿子，为了自己远路跋涉而来，已是老大的心疼，只是有见于‘爱之能勿劳乎’合那‘玉不琢，不成器’的这两句话，不肯娇纵了他。今又见他如此举动，满面惨惶，更加不忍……”⑮在安骥获悉自己即将远赴乌里雅苏台做参赞而不能在家尽孝一筹莫展的时候，其父虽也百般不忍，但还是能深明大义，劝他以国事为重，不必顾虑。在他们相处的过程中，严则严矣，但不仅不曾像《红楼梦》里那些父亲对自己的儿子轻则辱骂，重则杖责，而始终是春风化雨的教诲和温言软语的规诫。对安骥的积极上进和骄人成绩也从不吝惜赞誉之词。

前文已经提及，《儿女英雄传》是一曲末世之纪回光返照的人伦赞歌，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尤其与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相比，其情节几乎可以说是一顺到底，所有的意外也都是为了更大的圆满。整本书里几乎没什么恶人，安骥去淮安时雇佣的两个见财起意的骡夫，能仁寺那帮一贯为非作歹的凶徒，都是为了成全和张金凤及十三妹的相遇。牤牛山和癞象岭、野猪林，雄鸡渡的一伙强人，在安家和邓九公的感化之下终于“回心向善买犊卖刀”。而“新娘子悄惊鼠窃贼 戆老翁醉索鱼鳞瓦”一回里的四个窃贼，三个均于事后改过，只有鬼头鬼脑，“吃过老爷的钱粮米儿，行出这样没天良的事来”的霍士端（谐音祸事端）和他的哥哥刺配到远州恶郡。即如陷害安学海的上司谈尔音，也在饱受一番凄凉之后回心向善，受赠返乡。而那个死搬硬套，油盐不进的唐朝宰相娄师德之后娄养正，也在“何老人示棘闱异兆”及至见识了安公子的谈吐风貌之后，便虚心向学有所改悔。

对于该书所谓的“大团圆”结局，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相传世俗小说中，才子佳人状元宰相之鄙恶结构，固极可厌可笑，但亦颇能反映当日社会这一部分真象也’”。⑯相比于贾府那些鱼龙混杂勾心斗角的人际关系，安家的上上下下可以说是各具性情，各美其美。这和安家整饬的家风不无关系。虽然不乏儿女情长的抒写，但谨守男女之大防，整部小说干净的近乎童话。“若论小说思想性的确平平，其‘才子佳人’的大团圆的结局更是俗不可耐” ⑰，但洋溢其中的亲情伦理尤其是父子关系即便对于当下的家庭教育也有着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

在《红楼梦》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割裂的，错位的，小心提防的，互相隔绝的，即如宝黛之间的心心相印，也少不了猜忌和怄气。这当然不能不说是一种更为真实的世态。而《儿女英雄传》里的人际关系却是心有灵犀，一团和气，是一种理想的大团圆模式。也就是陈寅恪先生说的“但亦颇能反映当日社会这一部分真象也”。真象不一定是血淋淋的，惨兮兮的，理想化的人际关系和人文世界才更是我们应该倍加珍视和努力追求的。如果每个人放任现实的惨烈的世态自然发展而不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往理想的方向匡正，那么人类的未来还有什么希望？曹雪芹的清醒固然值得我们反思和警醒，但文康的这种理想图景未尝不是我们前进的灯塔。

结语

家庭教育对人一生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古语有“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个人的成长固然和他与生俱来的性情和禀赋有关，但童年时期的家教和家庭环境也会给一个人烙上极为鲜明、磨洗不掉的印记。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长久以来一直被贴上愚忠愚孝的标签并且因为笼上科举制度的阴影而饱受诟病，所谓的“棍棒出孝子”、“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乃至近代以来屡遭嘲讽带有变态倾向的“二十四孝”成了失败的家庭教育的典型。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注重横向对比，借鉴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虽然也取得一些成果，但是在纵向寻根，取法古人方面却做得不足。即或有所吸收，也多是断章取义，隔靴搔痒。《儿女英雄传》为我们展示了古代家庭教育的一种典范，封建的未必就是糟粕，传统的未必就是过时。博采众长，博古通今，才是民族自信的体现。

注释：

①⑯⑰刘克敌：《陈寅恪心目中的“四大名著”》，《中华读书报》2018年，第15版。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⑮ （清）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7页、第3页、第3页、第9页、第14页、第14页、第552-553页、第553页、第72页、第80页、第19页、第19页。

⑬⑭ （清）文康：《儿女英雄传》，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31页、第485-4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