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张光芒，学界往往戏称其为“张启蒙”。这种戏称虽然略带一种贴标签的嫌疑，但也恰恰说明了他在这一领域的用力之深、取得的成就之卓著。2017年，当我还在中国传媒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已经不止一次地听到张老师的大名。说来也巧，那时刘春勇老师开设了“鲁迅专题研究”的课程，启蒙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绕不开的话题。也就在那时，我较为系统地研读了张光芒有关于启蒙的论著。他在《启蒙论》《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中国当代启蒙文学思潮论》等作品中详细阐述了启蒙形而上与启蒙形而下的双向互动关系，廓清了情理激荡、本能原欲、新启蒙主义等相关概念，并着意建构一种独特的“启蒙哲学”。然而，张光芒在书中每每先进行理论的梳理和概念的界定，旁征博引中外启蒙思想资源，令初入学术研究的我头疼不已，时常有放弃的想法，但课业任务又催促着我不得不耐下性子将之读完。但不得不说，有着思想深度和学术洞察力的著作会影响人的一生，我想要继续钻研学术的想法可能就在那时落下了种子。

2019年，我来到南京大学读博，才算真正意义上与张老师有了面对面的接触。在课堂上，张老师不苟言笑，悉心讲解中国新文学学术史研究的相关问题，略显深奥的课程不同程度地为我们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课后我和几个同窗都不由感叹，学术原来还可以这样做！在强大的建构能力与逻辑思辨能力外，张老师还有着令人讶异的阅读量，每每出现一个新的作品，张老师总是能点出这一新作的优缺点，并就这一话题引申开去。同坐而谈时，张老师也常询问我对某一新作的看法，我只能羞愧地说还没看过，会后马上去看看，结果大多时候又被其他事情耽搁，看书的事情也就抛诸脑后了。熟悉张老师的都知道，他除了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的职务，还有很多其他的头衔，需要处理的事情有很多，很难想象他是如何挤出那么多的时间来阅读的。当我参加工作后，我更感到学习常常受生活琐事的侵扰，想要找一个相对完整的时间静下来阅读是何等的困难。也正是在有了更为深刻的感受后，我才更体会到张老师能够紧跟文坛动态的不容易。后来再翻张老师早期的著作《决绝与新生——五四文学现代化转型新论》时，我看到了朱德发先生在“序”中对张老师的评价。他说张老师是肯下苦功夫的，“为了保质保量地及时完成一部书稿，白天跑图书馆钻阅览室，晚上开灯夜战，拼了半年连节假日回家探亲也舍不得；他撰写一篇论文也是肯下苦功，往往通宵达旦，完不成是不会休息的”。张生后来在《无声的归来——关于张光芒，还有我们这代人》（《南方文坛》2008年第3期）一文中也写道，他在南京大学读博士时，听到最多的也是“光芒很刻苦”。对于有着一定毕业要求的博士生来说，刻苦是家常便饭，然而在这群苦行僧眼里张老师还要更加刻苦，其努力程度可想而知。自2013年以来，张老师每年都会撰写江苏长篇小说综评，而这也从另一方面再一次显示出其刻苦读书、与时俱进的努力程度。

2019年末，当我结束了一学期的“修行”回到山东老家后，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席卷全球。疫情的反复让我们第二年暑假才得以返回学校。返校后不久，张老师便召集我们几个博士生开会，询问在家的学习状况，并让我们提交一篇像样的文章供他检查。不久后，我和另一位同门便“喜提”读书会报告人的资格。说起读书会，它对于我们这些初摸学术门径的人来说，很难不心生胆怯。与其他读书会不同，张老师的读书会是论文改稿会，每期会推出2-3篇文章。发言人在陈述完论文的架构思路与研究目标后，与会的同仁会针对该论文及论文所涉及到的学术问题展开讨论。说到这里，这个读书会好像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然而张老师要求只能指出其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而不能说好话，这样一来，每场会有二十几个人对你的文章进行从宏观到微观的全方位的批评，这很难不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学术历练。我刚入南大，就在师门读书会被安排了一次报告人的角色，美其名曰“亮亮相”，仅那一次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场的师友们仅在开头的时候象征性地说两句鼓励的话，剩下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围绕论文的写作漏洞以及文学史审察视角等问题展开批评，一番狂风暴雨下来，我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脸热得发烫，就好像我拿出来的东西根本不是个论文。时至今日，我仍记得张老师在总结时说我当初的报告文章“像个论文”。他虽然没有明确点出文章的好坏，但我知道这绝对属于还未入门的行列。幸运的是，张老师还是说了许多鼓励的话，让我勤学奋进。有趣的是，当中场休息我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师兄师姐们却说老师今天怎么这么和蔼了，之前都能批到音调都变了。就此，便可想象张老师在学术问题上要求之严。相较于第一次登台的窘迫，第二次就显得不那么局促了，也能就师友们提出的问题发表一些看法。读书会结束后，张老师把我们几个新进校的博士生叫过去，告诉我们这一届是比较吃亏的，最该经受学术训练的时间都被疫情冲散了，只能在平时多下功夫，提升能力。也就是在这年冬天，疫情又出现了反复，很多地方的高校再次封闭，张老师在学期结束前又将我们几个人喊了过去，希望我们寒假能够留在学校里读书，以免来年产生新的变故。我和几个同门接受了老师的建议，选择留校继续钻研，也正是在这个寒假，我有缘结识了我现在的太太。在一定意义上，张老师可算作是我们的红娘，毕竟如果没有他的提议，我很可能会选择回家而错失美好姻缘，而将这算做张老师的教育成果也未尝不可。

在《决绝与新生》的序言中，朱德发先生着意指出，“他（张光芒）的研究重视在一些细微之处下功夫，能从小的缝隙或微不足道的地方发现问题，推敲琢磨出一些新意思”。关于这一点，我们能从他的论著和批评文章中发现。例如，他在论述中国思想对道德形而上的思考常常表现出体用不二的混沌性以及批驳他人的观点时，用了一个非常直白而又恰当的比喻。他说，在为一朵玫瑰寻找评价标准时，是以重量、长短为尺度还是以色泽、气味为尺度呢？前者依循的标准是玫瑰的使用价值，而后者则是强调其审美价值，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如果以斤两相较，则一朵玫瑰花是难以与一颗大白菜媲美的，因此如果以形而下的思维方式对待道德的形而上维度，就像以白菜的斤两去衡量玫瑰花一样荒谬。”这样的说法乍听之下让人忍俊不禁，再思则能发现张老师能将抽象的理论变得如此生活化，可见他有一颗细腻而又富有情趣的心。生活中的他也善于发现细微之处的价值。记得有一年，张老师开车去江北上课。时值隆冬，当车子驶出南大时还是和煦的阳光，然而驶到江北就飘起了大雪，后来张老师在为我们讲南京的城市性格时引用了这个例子，从而证明南京是一个兼容并包、融合南北的城市。随着接触的深入，我们还发现张老师喜欢看韩国电影——这并不奇怪，毕竟韩国电影的魅力在于其现实深刻性和批判性，然而有一天老师忽然大谈《来自星星的你》《W两个世界》，我们心想原来老师也看传奇爱恋，后来猜测可能是师母爱看——当《寄生虫》上映后，张老师给予了它高度的评价，果然不久后该片就斩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可能这种长期耕耘的专注力与在生活细节中持续发现问题的洞察力让张老师在学术研究上不断突破。大致翻看一下其近些年的成果可以发现，他一方面坚守着启蒙的学术阵地，出版了《道德嬗变与文学转型》《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启蒙”文学思潮史》《文学回到人本身之后》等著作，一方面立足江苏，发掘地域文学的独特性，出版了《南京百年文学史》，并参与编写《江苏新文学史》；另一方面又俯瞰人生与学术，并在批评中思考人心、人性，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文章。其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研究方式不仅令他取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贡献了别样的力量。

《礼记》说：“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作为学者，他以自身的学术思想影响了学界同仁；而作为老师，他以自身的言行教导着身边的学生。从刚入学时，张老师就教导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羽翼，尊重学术伦理，注重学术道德。每次在投稿前，张老师都让我们自查一遍文稿，确保引用率在合适的范围内。所谓合适，张老师曾解释道，除去引用，不能解释的重复文字不能超过全文的1%，并且这1%还必须是散落的，而不是集中的。关于这一要求，以张老师的说法，这是要“绝对遵守的和永远有效的”。在此之外，张老师尊重每个人的学术个性和研究兴趣，任凭学生们野蛮生长。但他也强调，学术研究贵在思想性，有思想力的学术研究才是有价值的。为此，他十分注意锻炼我们这方面的能力，时常会拿出一些具体议题供我们练笔。记得在博士论文开题前，我一连想了十几个选题，张老师都不甚满意，不是觉得未来没有学术生长点，就是觉得不能体现出自己对学界的价值，反复论证之后，我最终选定以学术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自从选定这一方向后，张老师便时常关心我的研究进度，这不仅是因为此一研究需要阅读大量的批评史料和理论文献，更因为它要求研究者对整个学术发展动态有着较为清晰的理解与认识，能够跳出历史的长河俯察某一特定时段。为了让我写出有思想性的文章，他时常会约我到办公室交流遇到的困难与问题，也时常发表自己对某一问题的见解与看法供我参考，而在张老师的帮助下，我得以在规定的时间完成论文。然而受制于自己的视野与能力，研究结果只能算是差强人意。张老师在表示理解的基础上劝我后面继续研读、持续修改，以期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毕业后，我留在了南京工作，虽说与仙林有了一定的距离，但张老师还是时常关心我的研究现状，敦促我继续深入挖掘。

可能是性格使然，也可能是在传媒类院校受到了浸染，我并不是一个像张老师那样的“好学生”，反而是有些跳脱。读博期间，我曾担任一些学生职务，时常会组织大家出游，也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张老师没有明言这些会耽误时间，但会时常询问我最近的情况，两次被请去做报告人可能就是一种隐性的警告，暗示我该收收心了。只怪自己的顽劣，时至今日也没做出什么令人称赞的成绩，实在是有些愧对老师的培养。然而近水楼台先得月，又受益于山东人自带的酒量光环，张老师有时也会喊我参加一些酒局。在席上听前辈们讲他们与张老师曾经的往事，回忆过去的青春。我也不禁感慨时光的威力，让那些仿佛发生在昨日的事情转眼就变成了遥远的曾经。不过在酒局上我也印证了一件事，那就是张生老师所言的，张老师是一个敏于行而讷于言的人。更多的时候，张老师都是在听别人发言，只有当别人说“是不是啊光芒”或者类似的话的时候，张老师才笑着点点头或者稍微补充两句。行至末尾，别人基本上都在勾肩搭背推杯换盏了，张老师依旧安稳地坐着，不紧不慢地点上烟，细细地品着。可能就是这种为人处世风格才给人一种踏实稳重之感，也让人不由相信什么任务交给他都肯定能按质按量的完成。

虽然张老师在酒桌上不善言辞，但一旦涉及学术问题时就会滔滔不绝。每次开项目组的会议，张老师总是先给我们泡上一壶茶，给自己斟一杯，然后让我们自己倒着喝。品鉴一番后，老师才让我们把各种的文章传到微信群里，大家就此展开讨论。有时讨论结束的早，老师也不急着赶我们回去，这时候大家就会说一说自己的近况以及在学业上遇到的问题，当然，也会聊一些社会上的热点新闻和娱乐八卦，更多的时候是大家静静地品茶，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享受着难得的清净。记得有一次，项目组会安排在了师门读书会之后，大家讨论完都已经将近凌晨一点了，老师一看时间太晚了，担心我们进不去宿舍，就说开车送我们。当时的我还略显拘谨，忙说不用。与老师相处的时间久了，胆子也渐渐大了起来，有时候一同去某地开会，我会顺嘴问一句“老师，您开车去吗？”老师也心领神会地说，嗯，我过来捎上你。后来有一次，同门问我俩怎么一起过来了，张老师说，我给他当的司机嘛！

三年的时光倏忽而逝，我毕业离开了南大，虽然与张老师见面请教的次数少了，但在学术研究上接受教益的机会不减反增。如果说读书期间更多的是接受学术的启蒙，那么毕业后，从初入学界到学术提升之间的路途上，每当有研究的困惑需要请教时，张老师都会以自由争论、深入讨论的姿态出现在你面前。他鼓励我们既然毕业了，就要勇敢地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学术天地。刚接受编辑约写这篇文章时，我还有所顾及，怕写不好，但转念一想，毕竟大家所熟悉的都是作为学者的张光芒，较少知悉作为教师的张光芒和生活中的张光芒，正好借此向未知者展现老师的另一面。当我完成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值第39个教师节，感念恩师，为我照亮一方天地。希望下次喝酒时能多挖掘一些印象史料，丰富本文未及之言。

（作者简介：蒋洪利，男，山东济南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讲师，徐州工程学院科幻文学与数智人文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化与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