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周朴园真的是封建专制的代表形象吗？曹禺真的是通过这一形象批评封建专制及旧中国吗？以曹禺代表作《雷雨》中一系列“病与药”的情节设置进行分析和论证后发现，曹禺在这一形象上更多的是寄予了对欧陆文明的质疑，及其对近代中国与欧洲关系的“病与药”思维模式的反思。

关键词：曹禺；《雷雨》；病与药；隐喻

作者简介：陈圆圆，女，1991年12月出生，黑龙江人，文学硕士，安徽新华学院文化与传媒系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无论是在现代性的视野之下，还是在“反封建”的时代主题之下，《雷雨》中周朴园的形象都基本被固定在“专制”“暴虐”“压迫”等话语之下，而这一形象的确认正是通过借助繁漪的所谓畸变的“报复与病态”的形象而完成的。这其中的悖论处在于，研究者们潜在地认同了《雷雨》中周朴园对繁漪形象的塑造。但是，所谓的“繁漪的病态”正是通过周朴园一系列的“看病”行为而被确认，并由此前提进而认为繁漪之后的种种行为是从属于“病”这一话语的。那么，繁漪的“病”是如何被建构的？在《雷雨》中什么又是病？什么又是治病的药？又是通过什么方式“治病”？而“病与药”的书写又包含作者对现代中国社会有着怎样的反思？笔者将在下文具体分析《雷雨》中繁漪的“病及药”，并回答“病”、“药”、“治病”等的隐喻及其意义。

一、病与“病的产生”

提炼繁漪与周朴园之间发生的一切，会发现最为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周朴园不停强调繁漪生病并且叫她“回到楼上”去。可以说，病和禁闭是围绕着繁漪生命的两个核心词汇。

朴：你告诉大少爷，太太现在精神病很重，叫他小心点，叫楼上老妈子好好地看着太太。①

这类对话在《雷雨》中出现多次，周朴园通过此类对话反复对周家的所有人强调：繁漪患病，并且通过禁闭完成了对繁漪患病的确认。那么繁漪是否有病这一问题实际上的决定权实际上并不在于繁漪，甚至也不在医生而在于周朴园。周朴园声称繁漪有病并为她请来医生，由此繁漪“生病了”。陈思和曾在多个场合提到要去关注侍萍与繁漪之间周朴园娶得那个妻子，“在解读《雷雨》时，我们往往忽略一个人，这个人没有出场，也没有办法出场。那就是当年周朴园把鲁妈赶走的时候，娶的并不是繁漪，而是另外一个有门第有钱的小姐，可是这个小姐在周家好像一个蚂蚁一样被抹掉了，一点影子都没有留下。”②由周朴园对繁漪的一系列关于“病”的塑造也许可以推测出，这一个“无名”的女人曾为周朴园带来了某种“耻辱”，因此他避而不谈。而对繁漪的禁闭似乎也能映射出关于这个女人的某种东西，即这一耻辱与“不在家中”的不在场行为有关。或者可以说，周朴园完美的家庭是不允许任何瑕疵的，而“无名的女人”和繁漪似乎都是这种瑕疵，因此必要以某种方式被抹平。而繁漪被抹平的方式也许正是病，这也解释了为何在《雷雨》开场始，周朴园就不停强调繁漪有病而曹禺则完全没有交代这一因由。或者说，实际上读者们并不认同繁漪真的有病。福柯说，“总之，禁闭加以夸大的正是这种疯癫的兽性，同时它又力求避免无理智者的非道德所必然带来的耻辱。”③周朴园惧怕“非常态的”繁漪可能给他名誉带来的损害，因此称其患有精神病，而这一行为则很可能来自于那个从未出场的“无名”女人所带来的梦魇。

此处即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问题：繁漪是否真的有病？一般而言，我们在考虑问题时存在这样的逻辑：生病才会吃药，那么吃药了就意味着生病了。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曾分析过卡夫卡《审判》中的K，K一早起来便被两个便衣告知他要面临审判。于是K苦思冥想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以至于被处以死刑。到最后虽然他没有想出来原因，但他假定并且肯定自己犯了错。“约瑟夫K透过它的种种勾当以及无法听懂的话，不惜任何代价地试图辨出一种意义。因为假如说被判处死刑是可怕的，那么没有任何来由就被判处死刑更是无法忍受的，就像是一个无意义的牺牲品。K于是承认自己有罪，千方百计地想他错在了哪里。”④这里的逻辑即是：遭到审判，因此必然犯罪。这看似荒谬，但在日常生活中却极为普遍。“在卡夫卡那里，逻辑反过来了。受惩罚的不知道惩罚的理由。惩罚的荒诞性是那么让人难以忍受，所以为了找到安宁，被控告的要为他所受到的惩罚辩护：有惩罚就一定有过错。”⑤借用昆德拉的分析及上文关于“无名”女人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切入到《雷雨》中所涉及到的繁漪的病与病的发生。繁漪的“病”是由周朴园塑造的，而“病的发生”正是源自于周朴园的某种隐秘心理——维护完美的家庭秩序，同时繁漪有病的设定来自于“有惩罚就一定有过错”的逻辑。

二、药与吃药的含义

据笔者统计，在《雷雨》中，回到楼上相关“药”的字眼出现了约十次。而所谓“回到”正意味着繁漪有着某种跃出界限的可能（“病”），故而所谓的“药”便是“回到家庭”、“回到妻子”、“回到母亲”。所谓“对症下药”，“药与病”的对应关系就在于此。

我们来看周朴园逼迫繁漪吃药这一情节：

朴：（忽然严厉地）喝了它，不要任性，当着这么大的孩子

朴：冲儿，你把药端到母亲面前去。

朴：（冷峻地）繁漪，当了母亲的人，处处应当替孩子着想，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

朴：去，走到母亲面前！跪下，劝你的母亲。萍走至繁漪前。⑥

起初拒绝吃药，繁漪用的理由就是自己并未生病。但随着她匆匆喝了药，她患病则同时成为事实。到此，繁漪的“病”才真正被确诊了。“吃药”显出了双重含义，其一，“病”是在“吃药”这一刻才成立的；其二“吃药”意味着治疗的合理性被确认了。而周朴园对繁漪的治疗是通过将她禁闭在楼上和为繁漪请医生并逼她“吃药”和两种行为实现的。

在讨论“吃药”之前，我们也许应该先关注“药是什么？”这一问题。表面上看药是医生为繁漪所开的药物，但实际上药应该是针对繁漪企图反抗的行为（“病”）的，也就是说所谓的“药”是让繁漪回到自己的位置——回到楼上（回到家庭／维护秩序）。通过禁闭，周朴园确证了繁漪的疯癫。正如福柯所说，“我们却不得不撰写一部有关这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的历史，因为人们出于这种疯癫，用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动把自己的邻人禁闭起来，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语言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认。”⑦在福柯的意义上，正是通过禁闭人们建构了疯癫。繁漪的疯癫——病——是被周朴园建构出来的，而“药／治疗”也是周朴园提供的。那么，周朴园的行为所指向的应该并不是去折磨繁漪，而是将自己放置在高于其他家庭成员的位置上。这一行为与近代先驱们建构“病态中国”的形象及其“治疗中国”的做法如出一辙，于此“病／治疗”便具有了“落后／启蒙”的含义。（这并不是否定先驱们的做法，而是思考他们行为背后所遵从的话语模式）而曹禺对这种建构的态度是暧昧的，这通过上述分析便可明了。

黄子平在分析“弃医从文”的故事中时说，“既然中国已被视为一‘东亚病夫’，对伟大‘医国手’的回春之术的期待，对种种‘治疗方案’的讨论和争论，就在其大前提从不引起疑问的情形下进行。在这样一种历史语境中，‘五四’时代对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家的社会角色等等的界定，自然很方便地从医学界获得生动形象的借喻。”⑧这里提到的“大前提从不引起疑问”指的就是现代作家们对将中国视为落后封闭的病态国家这一前提的集体无意识，而正是借此“病”作家们完成了对自身“医／药”的身份确证及“治疗中国”（以西欧文明启蒙中国）的合理性。曹禺与鲁迅和巴金等人完全不同，他是十足的旁观者，在清华期间他远离众人与运动而沉溺于自我的世界。一直以来学界倾向认为曹禺的《雷雨》是抨击封建大家族的黑暗，但纵观曹禺的前半生及对《雷雨》重新分析会发现，曹禺的批判是真，但是他对自我与所批判的封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现代文学诸子那么确定。曹禺暧昧的态度在其后的《家》和《北京人》等剧作中表现的更加明显了，而在他的成名作《雷雨》中却也初见端倪。

三、治病及治病之后

女性主义理论家多萝西·史密斯在分析一个行为异常者，被周围人定义为精神病并关进收容所时发现：“这是一个散漫的过程，它根据社会规范和我们希望人们如何表现来制定参照。”⑨或者可以这样说，正是为了“治病”（纠正某种行为／抑制某种潜在的破坏力量），“病人”才被塑造出来。让我们再次回到文本，在《雷雨》中周朴园正是为了让繁漪像个母亲／妻子，并抑制她为周家带来耻辱的可能，繁漪的“病”才被确认。这一逻辑在中国现代作家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中又一次被印证，“中国现代作家群体性地表现出了鲁迅式民族医生的情结，即把文艺当作诊断民族痼疾和改变民族精神的利器，而他们自己被想象成冷静地操着手术刀、寻找并挖去民族劣根性和精神毒瘤的医生。”⑩直言之，则是正是通过对“病中国”的确认，现代作家才成为了“医生”／启蒙者。而这一关系（病／治）中所暗含的高与低的关系，也被周朴园与繁漪分享着。

周冲所说：“母亲原来就没有什么病。”⑪

但周朴园说：“我看你的母亲，精神有点失常，病像是不轻。（回头向萍）我看，你也是一样。”⑫

于此或可以说，作为周家最为纯真／天真的周冲似乎冥冥中冲破了“病／治疗”的二元结构，他质疑了“病与治疗”，正如曹禺也在怀疑是否被鞭挞的封建社会真的一无是处。繁漪是否有病的一个潜在对比是其他的妻子／母亲，而当时中国是否有病的确认却是通过是否像欧洲各国一样文明。或者可以这样说，欧洲与文明之间形成了某种象征关系，而与欧洲不同的文明存在只能被认为是野蛮。这一逻辑被很多现代作家袭用，同时也是学者们研究曹禺剧作的重要论证之处。但从笔者对“病、药、治疗”等的分析可知，曹禺的质疑却是一直都存在的。他实际上通过“病／药”的话语质疑了“中国为病，西方为药”的话语，这种在现代被认为是绝对权威的话语在《雷雨》中被塑造成了顽固、刻板、专制的形象周朴园（周朴园的这些形象并不一定指称的就是封建专制思想，或者它真正指向的是来自德国（欧洲）的专制。留学德国的周朴园身上带着的“欧洲性”不应该被忽略），其所映射的正是当时鼓吹“西方是文明的源头，中国需要治病。”的一些人。周朴园曾说：“我的家庭是我认为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⑬如今看来，这句话绝不仅仅是某种封建形象的塑造，似乎有了“自大的西方”的表达。当然，今天我们已然开始怀疑欧洲是否是文明的象征，而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也早已不被认为是病态的了。但是在当时能如此反思西欧文明的却只有曹禺了。

那么，在周朴园为繁漪“治病”之后呢？实际上，繁漪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病人，她成为了真正的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也许在此处，曹禺才隐隐揭示出了《雷雨》中真正的“病与药”。所谓的“病”应该是指不合理的秩序，而所谓的“药”则是对秩序的破坏。在这个意义上，曹禺以他自己的方式回应了“五四一代”与中国之间的关系。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现代作家们对“病与药”的释意，“病”的中国与作为“药”的欧洲。如果从整个20世纪的纵向视角来看，可以做一个粗糙的判断：为中国“治病”之后“中国”成为了“西方式的现代的中国”，而这真的带来了真正的中国吗？答案是否定的。

结语

修辞学研究认为，“隐喻是一种修辞手法，把属于别的事物的名称用来命名该事物，逐渐被提升为一种方式和世界观。隐喻的思维就在于借助想象性事物，以相对熟识的方式思考和认识隐秘而陌生的事物。”⑭在《雷雨》中，表层而言“病”的是繁漪，里层而言“病”的则并不是周朴园背后中国社会的封建性／专制性，而是企图以欧洲作为文明形态（“药”）去治疗中国（“病”）的行为——于此，“先有药而后有病”的颠倒的逻辑关系被确立了。正是在此，曹禺通过“病与药”的书写指涉出近代中国之“病”在于我们完全顺从了中国是病态且落后的而欧洲是文明且先进的这一话语。需要注意的是，“治疗”中国社会的目的是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而其源头则来自于“去政治化的民主的自由的西方”。同时，通过“病中国”／“健康西方”的“病与药”的关系，现代知识分子为自身及启蒙确立了合法性，然而这一指涉的逻辑核心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却一直被忽略，某种程度而言曹禺通过《雷雨》中周仆园与繁漪这一关系对此进行了反思。

注释：

①⑥⑪⑫⑬ 曹禺：《雷雨》，《曹禺戏剧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页、第72页、第69页、第73页、第75页。

② 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8页。

③⑦ [法]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出版社2012年版，第77页、第1页。

④⑤ [捷克]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62页、第128页。

⑧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31页。

⑨ [英]萨拉·米尔斯：《导读福柯》，潘伟伟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2页。

⑩ 丁琪：《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疾病意象》，《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5期，123页。

⑭ 王予霞：《疾病现象的文化阐释》，《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6期，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