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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格局新变与艺术位移

——谭五昌(著名批评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师大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

谭旭东
  
中文学刊
2024年3期

【当代批评家】主持人语:本期专门推出上海大学教授、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谭旭东先生。谭旭东自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新诗评论,进入新世纪后涉足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其儿童文学专业研究已历二十余年。谭旭东对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的研究堪称是全方位的,他不仅对许多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予以客观、精确、到位的阐释与评论,而且对儿童文学的学科性质、审美取向、文体特征、文学思潮、艺术价值,以及儿童观等理论层面的命题,或展开整体性观照,或作出精当而公允的评述。同时,密切关注着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最新动向。难得的是,谭旭东以其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修养,为人们清晰勾勒出20世纪及21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版图,庶几建立起儿童文学的研究范式,并且初步建构起中国儿童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独立性话语体系。客观来讲,谭旭东是当代最为勤奋的儿童文学评论家之一,迄今为止已取得了颇为丰硕的儿童文学研究成果,令人赞赏。而在当下,谭旭东正着力展开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分体史的研究工作,这是一个极具理论价值的儿童文学研究项目,意义重大,值得期待,由此充分彰显其作为一位优秀儿童文学评论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摘要:新世纪以来的儿童文学格局,随社会格局与整体文学格局的变化而发生了转变。在内部构成上,中国儿童文学发生了代际的分化、地理性的重组和权威的弱化三个格局新变,这也导致新世纪儿童文学创作的艺术位移并引发对其的重审。在新世纪,儿童文学的创作与出版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儿童文学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儿童文学作为文化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身份。在市场化、产业化和媒介化的语境里,新世纪儿童文学若要解决可能出现的新问题、迎接新的挑战,必须重新审视儿童文学的价值、校准作家的创作姿态,并找到儿童文学作家的文化位置。

关键词: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格局新变;艺术位移

作者简介:谭旭东,男,1968年8月出生,湖南省安仁人,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外语学院双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博士点负责人,上海大学“伟长学者”特聘教授,担任安徽大学讲席教授,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特聘教授,2023年开始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分体史研究》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文学、童书出版与创意写作。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分体史研究》(23&ZD289)阶段性成果。

Abstract: The patter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has been transformed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social pattern and the overall literary pattern. In terms of internal composition,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has undergone three new changes, namely, intergenerational division, geographic reorganization and weakening of authority. These have also led to the artistic displacement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e new century and triggered a reexamination of it. In the new centu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re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has chang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riters and reader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has changed, and the connot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s a culture has changed qualitatively, so that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e new century needs to re-examine its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context of market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mediatization, if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e new century is to solve the new problems that may arise and meet the new challenges, it is necessary to re-examine the valu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to calibrate the writers' creative gestures, and to find the cultural posi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writers.

Key words: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e new century; New changes in pattern; Artistic displacements

About the author: Tan Xudong, born in August 1968 in Anren County, Hunan Province, is now a dual-appointed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Shanghai University, doctoral supervisor, head of the Creative Writing Doctoral Program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Shanghai University, “Weichang Scholar”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Shanghai University, Chair Professor of Anhui University, and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Changzhou Engineering Voca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College, and the chief expert of the major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oundation (NSF)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100 Years of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Separate Sections, whose main research direction is in the area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Children's Book Publishing, and Creative Writing.

进入新世纪以来,整个文学的格局都发生了变化。无论是文学的外部场域,还是内部构成,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且文学随着外部场域的变化而发生了内部的重组。就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而言,其外部场域的变化更具有特殊性,因为它不仅仅是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且还包括大的文学态势对儿童文学的影响和塑造。也就是说,影响儿童文学的外部力量,不单来自整个社会文化的环境,整个文学场域也是促动或影响儿童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环境。整个文学场域对于儿童文学的看法会影响儿童文学创作和阅读,当代作家和批评家的积极介入也会促使儿童文学的力量发生重组,而国家的文学制度和文学教育体系的调整以及图书出版体制的转型等,不但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儿童文学,还会影响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理论批评的艺术和价值取向。本文就新世纪儿童文学的两个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一个是关于儿童文学格局的新变,另一个是关于儿童文学的艺术定位。

一、儿童文学新格局

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进入了一个多元发展的时代,无论从作家队伍构成,还是文体创新尝试,以及各个地域方阵的出场等等,都呈现出多元格局。事实上,单纯从创作格局来说,儿童文学也的确进入了一个实力团队纷争和实力作家竞技的状态。

(一)儿童文学的代际分化。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格局变化的一个最为显著的方面,就是出现了代际的分化。从创作年龄上来说,儿童文学界乃至整个文学界,都出现了老、中、青的自然交替,这是正常的结构状态。但进入新世纪,儿童文学老、中、青几代人在艺术追求上的分歧和差异似乎变得比较明显,尤其是社会价值的追求发生了较大的反差。新中国成立之初出场的老一辈作家保持着之前一贯的将儿童文学教育性和现实主义结合的艺术姿态;上个世纪80年代出场的作家所秉承的艺术理念则依然强调儿童文学的思想启蒙性;90年代出场的作家则在追求的艺术性的同时,也兼顾市场效益的追求;而新世纪出道的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观念更是全新的,和前两代人有着较大的距离,他们善于主动与市场自然接轨,认可“畅销书”的概念,追求读者的效应,也很注意与网络和新媒体结合。这是上个世纪出场的几代作家所完全没有主动思考过的,甚至是非常忌讳和拒绝的。但新世纪出场的作家在尽量秉持艺术立场和儿童立场的同时,也尽量使自己拥有巨大的市场效应,拥有更大的读者群。因而,观测新世纪儿童文学创作整体态势时,不难发现,如果按照过去的思想和艺术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儿童文学创作的主体性似乎在偏移,甚至存在迷失的问题。但对儿童文学发展而言,市场不仅仅是“陷阱”,“娱乐化”追求和“时尚化”追求也不完全是艺术上的投降,也不是对媚俗的艺术的委身。不能以绝对的标准来看待新世纪出场的作家的这种对读者和市场的认可。进入电子媒介时代,尤其是随着网络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整个社会文化都进入了商业化、娱乐化的情境里,“文学娱乐化”一方面不是作家能够逃脱的了宿命,另一方面文化产业化,就意味着文化商业化,而商业化就意味着要追求大众性。没有大众性,就不会有市场,就谈不上商业化,更谈不上产业经济效益。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国家政策层面对文化产业化的支持,尤其是对文化强国建设的推动,也决定了文学不但是文化事业,也是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因此在坚持思想和艺术标准的同时,还要以市场效益为导向。有了较好的市场效益,文学产业化程度则更高,其社会影响力也会随之增强。因此,新世纪儿童文学自觉融入产业化轨道,追求市场效益和经济利益,创作越来越类型化、商业化和娱乐化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完全以经典为坐标,没有足够的娱乐元素和市场的接受度,出版产业也不会给予文学作品问世的机会和生存的空间。而经典化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儿童文学经典化并不是创作一开始就对准经典的标准,而是在读者接受过程中不断经历各种因素的淘汰和筛选来完成的。

此外,新世纪儿童文学和之前各阶段的儿童文学所面临的外部条件之最大不同,就是儿童文学的创作与出版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很长时间以来,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均在文化事业制度下共存并形成一个自洽性的系统,甚至创作对出版的推动力更大。但新世纪以来,童书出版对儿童文学创作的反作用力似乎更大了。儿童文学所面对的出版业从事业单位转向了企业单位,这不仅仅是一个出版业的转制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厅处级文化干部变成公司总经理的问题,也是一个文学的转轨问题,更是一个作家将逐渐抛弃传统的精英立场而走向大众化之路的自然选择,因而类型化、娱乐化、商业化就和儿童文学的创作与出版有了紧密关联。儿童文学作家作为一个文化主体,是受到文化制度、文化环境和文化成规制约与定义的主体,所以新世纪成长、生存和发展于商业文化环境里的儿童文学作家无法不走上市场的之路——但这对之前享受事业福利的几代前辈作家来说,似乎是对艺术的背叛,是一种精神的迷失。不过,之前几代怀着理想主义情怀、有着深深忧患意识和精英立场的儿童文学作家,虽保有对市场的困惑,又无法改变这一切,甚至他们自己都不得在新的文化语境下调整艺术姿态、改变创作的策略。这即是说,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身份,儿童文学作为文化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艺术代际的鸿沟和差异也就自然形成。

(二)创作的地理性重组。自新中国成立后近五十年的时间里,儿童文学的创作主力都集中在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成都、重庆和南京等地。因为在电子网络等新媒介未出现、出版尚未产业化时,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很大程度取决于地区性文化因素,包括传统专业纸媒的优势。北京、上海之所以一度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重镇,云集了诸多的儿童文学力量,与这些城市的《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刊物以及优秀的专业少儿出版社的支援是分不开的。在北京、上海、成都、南京等城市曾经出现过创作、编辑、出版互动的良好局面,一是地域文化底蕴比较深厚,有比较好的现代文学传统;二是优秀专业出版社和编辑支持;三是有相应的少儿报刊汇聚作者力量;四是有“领头羊”式的前辈作家带动新人。因此在这些地域里,儿童文学作家认真写作、编辑认真编辑、专业出版社和少儿报刊极力扶持,加上官方文学政策的鼓励、地方作家协会的推动,儿童文学创作、出版、传播和阅读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但进入新世纪,原有的具有聚合性的文化环境已然不再,官方的鼓励扶持性文化政策也少了,具有引领性的全国性的公益性的儿童文学座谈会或研讨会之类越来越少,专业出版社不再仅从扶持创作的角度来出版儿童文学作品,编辑不再单纯编稿子,还要承担营销的任务,原来的儿童文学刊物和报纸成为“作家之家”的局面也不再有了。《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东方少年》《文学少年》和《童话世界》等全国有限的几家儿童文学刊物的总发行量,与成人文学刊物发行量相比虽然要好很多,但与其以前的上百万份的发行量不可同日而语。取而代之的是,网络和新媒介把作家们召唤在一起了:先是作家们在QQ上互相交流,在博客上宣传自己、推介自己,随后是在微博和微信上推销自己,再接着就是借助微信公众号、抖音和短视频进行图书的宣传和直播。新世纪之初有的作家还建立自己的儿童文学网站,使之成为集自我营销和与出版社编辑、报刊编辑双向交流为一体的双重功能的媒介。到近十年,儿童文学作家则广泛活跃于微博、微信和抖音等移动媒介平台。令人遗憾的是,新世纪之前北京、上海、成都、重庆、南京等比较中心的城市所形成的儿童文学内在的向心力已经没有了,全国各地儿童文学创作除了少数有威望的作家还在极力组合队伍、形成良好团队的现象,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的作家完全是个体性写作、自助性写作。各级作家协会虽然也设立有儿童文学委员会的分支组织,但大部分组织较为松散,缺乏对儿童文学创作的指导和引领。加之新世纪由于网络和新媒体及人口自然流动带来的不稳定性,作家的地域身份和地域意识也在淡化。因此,新世纪儿童文学很难形成比较强势的地方性团队,更没有了之前上海作家群、北京作家群、巴蜀作家群、绿色皖军、东北小虎队等集团军作战的气候。于是,新世纪以来出场的儿童文学作家散布各地,除了出版新书后出现首发式和参加图书展会有机会露面,整个儿童文学处于一种松散游离的状态。可以说,新世纪儿童文学的力量在减弱,也缺少了对整体文化的冲击力。

(三)儿童文学权威的弱化。从新中国成立始的将近半个世纪里,中国儿童文学一直生长在一个不断产生“权威”的圈子里,文学批评所常用的“一代作家”实际上就是“一代权威作家”,儿童文学“每一代作家”的出现都意味着权威的产生。比如,一提到当代儿童文学的第一代作家,就会说到周氏两兄弟、叶圣陶、黎锦晖等五四新文学先驱,第二代作家指的就是张天翼、陈伯吹,而第三代作家则是严文井、金近等。这实际也等于是在说叶圣陶、张天翼、陈伯吹、严文井、金近等不但是著名作家,而且是权威作家。当人们谈到80年代出场的作家,就会列出曹文轩、秦文君、张之路、常新港等名字,这也意味着曹文轩、秦文君、张之路、常新港等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同时是权威的儿童文学作家。这种对权威作家的习惯性认可,一直是一种儿童文学的集体共识。但进入新世纪,儿童文学的著名作家越来越多了,但权威性却在消失。这种现象看起来很奇怪,却反映了新时代语境对权威的祛魅和消解。这不是年轻的作家不尊重权威、不尊重长辈,也不是读者没有阅读良心,而是新的文化语境里权威已经失去了其生存的环境和条件。首先,作家协会这样的官方文学机构很难实施对作家创作的管理,也很难真正领导所有的作家,那些身处文学体制内并获得了一些圈内名号的作家可能会相当自觉地接受官方文学机构的引导,但来自民间的文学力量则更容易接受大众媒体的影响。另外,新世纪出场的年轻作家更加愿意向外国作家学习、向同辈人学习,甚至向儿童读者学习,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而且网络和新媒介及文化产业化体制也强化了作家创作的个体化劳动的特点,因此作家们很难去遵循一个权威的指导。作家协会等官方文学机构因为在经济利益上和作家缺少直接的联系,在作家走上市场和读者方面也很难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便很难发挥其主导地位。于是,新世纪儿童文学场域已经不同于之前的儿童文学圈子了,新世纪儿童文学出现了“名家多,权威少”的局面。如今,谁的作品畅销了、谁有了大量的读者,就成了名家,至于能不能够成为权威,作家们和读者们也并不在乎,因为作家更看重作品销量和经济效益,而读者只关注作品是否有名是否好读。

儿童文学创作如此,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也如此。如果没有全新的话语,不能有效地与作家形成互动与对话,理论批评从业者不但成不了理论批评圈里的名家,在作家们眼里更不可能成为权威。新世纪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出版,很难摆脱成为新书发布会之类活动的推介性角色。有的儿童文学专业理论批评者甚至专门去做商业性阅读推广,其实就是认识到了理论批评权威性的丧失,而自动放弃批评工作的。一心一意坚持做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人之所以很少,一是因为理论批评一旦失去了其权威地位,也就失去了吸引力;二是因为作家越来越不买理论批评的账了(当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还需要另文探讨);三是因为新世纪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缺少进取心,缺少基本的理论探索的勇气,还是沿用五四那一代儿童文学先驱的基本观点,尚未形成新的话语、构建新的理论体系和批评坐标。

二、儿童文学的艺术重审

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格局的变化,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也促使人们对儿童文学创作进行新的思考。在市场化、产业化和媒介化的语境里,新世纪儿童文学如何解决可能出现的新问题、迎接新的挑战,必须重新审视儿童文学的价值、作家的创作姿态和作家的文化位置等课题。

(一)重审儿童文学的价值追求。儿童文学是艺术,但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是阳春白雪的艺术,作家可以通过文学来满足自己对童年的怀念,来宣泄自己对童年的留恋,但儿童文学作家既然选择了为儿童写作,他的作品就不能只追求个人的价值,而应重视对社会价值的追求。儿童文学作品一经发表和出版,就不完全属于作家自己,它还变成了公共文化产品而具有社会属性,包括消费性和娱乐性。新世纪儿童文学作家如何认识儿童文学的价值追求并审视儿童文学的艺术旨趣呢?为儿童,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如何为儿童,这却值得儿童文学作家们深深思考。从媒介属性来看,儿童文学只是一个文字世界,不可能像其他的社会性成果那样给予儿童很实在的价值,尤其是像衣服食品那样的使用价值,但儿童需要一个形象的文字世界,需要一个适合于他们精神成长,有助于他们情感培育、素质提高、审美熏陶和精神提升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儿童文学这个美好的世界。

在儿童文学这个文字空间里,它可以传达的东西是很多的:一是对儿童生命和生活的基本状态的呈现,这使儿童文学成为成年人了解儿童世界的窗口。二是对成人生命与生活的基本状态的适当表现,这使儿童文学成为儿童了解成年人世界的窗口,儿童文学不但可以书写儿童,表现儿童生活,还可以书写成年人,讲述成年人生活,甚至深度地反映成人世界的问题。三是儿童文学要传达爱、合作、同情心和悲悯情怀等等这些人类的基本情感,是儿童文学保持其人文性精神食粮品格的关键。四是儿童文学包含着成人的文化期待,包括成人作为父母角色对儿童的呵护与关爱,以及父母对儿童的教育意愿和成长要求,等等。五是儿童文学有着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理解。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国家意识,不能没有民族情怀,不能忘了自己的文化之根本,尤其是不能忘却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儿童文学属于现代文化,但可以在建构民族文化和培养国家意识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六是儿童文学对母语意识的培养。儿童文学是人之初文学,“人之初”这三个字告诉儿童文学作家:儿童文学应该是很慎重的文字,作家不仅应当在文字上有美的锤炼,要讲究修辞,而且还要在主题和内涵上进行母语文化的提炼和选择,不然的话,这“人之初文学”就会在儿童心灵深处造成很多不必要的刻板化的印象。可以说,儿童文学这个文字空间里,具有建构性意义的元素还有很多。

(二)校准儿童文学创作的姿态。新世纪之初,随着市场化脚步的加快,儿童文学界一些人争论过作家的姿态是要调低还是调高的问题,但谁也说服不了谁。上个世纪80年代的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姿态很高,有的是怀着教育情怀来写作的,有的是怀着培育社会新人的理想来进行写作的,还有的是以启蒙主义的理念来写作的。曹文轩就提出了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是民族未来性格的塑造者”这一艺术命题,这实际上就是把儿童文学创作放在一个很高的文化位置上来定位的。曹文轩这一创作姿态无疑是精英写作的姿态,也代表着有责任感的一代作家的创作立场。但进入新世纪后有一大批作家不再以此为创作的宗旨,有作家就认为儿童文学要追求快乐,要变成开心的文字,还有的作家强调“要和孩子站在一起,儿童文学要与儿童在同一平行线上”。很显然,这是一种姿态的调低。但这两种创作态度应当可以调适、也可以折衷,而不是两个极端。儿童固然要亲近,但亲近并不等于迁就,并不等于和孩子没有代际、没有差别。但过于高高在上,让儿童文学背上过重的文化包袱,也是没有必要的。就像成年人要鼓励孩子积极攀登,但没有必要让孩子和成年人去爬一样的高楼或登一样的高山。事实上儿童文学需要促成一种儿童与成人之间交流对话的互动关系。儿童文学创作从某种程度上看,应是“对话的诗学”,是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对话,是成熟的生命与成长的生命的对话。如果儿童文学创作没有对话的姿态,而是高高在上,作家的主体性角色还是教育者、教师、领导、家长,那么儿童文学就会容易变味为教育主义的牺牲品,就会简化为成人文化观念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简单传声筒。

(三)找到儿童文学作家的位置。前文已经谈及了儿童文学位置的校准,作家的位置自然也得到了确认,找到儿童文学作家的位置似乎是不需要论述的。但其实不然,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作家虽然取得了创作成绩,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影响力,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并不意味着都找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而无论整个社会还是整个文学界,也确实没有给予儿童文学作家一个合理的位置。首先是社会的偏见,对儿童文学的偏见和对儿童的偏见同时存在。其次是整个文学界的偏见,把儿童文学看作“小儿科”的贬低之辞一直存在于一些人的话术里。再次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本来就缺少对童年生命的敬畏感。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老者本位”的文化,而且这个“老者文化”还是男性老者为至尊的文化。在这样一个老者霸权和成人霸权的文化语境里,儿童文学作家很难找到自己的文化位置。因为儿童文学是以儿童为中心,是尊重儿童生命价值的文学,所以儿童是至上的,这就需要儿童文学作家摆脱“成人霸权主义”和“老者文化”的控制,冲破作家本身所从属的“成人文化”和“老者文化”。同时,儿童文学作家也要有意识地放逐自己的长者身份,有意识地和“成人思维”和“老者文化”保持距离,不然的话,儿童文学作家就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有人提出的“儿童文学是解放儿童的文学”的观点,在“成人文化”和“老者文化”占强势地位的情境下,儿童文学作家应该站在“解放者”的角度,以充满爱心、童心、富有童年想象的文字把儿童从这些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恢复童年生命的自由与天真。

另一方面,儿童文学作家在摆脱“成人文化”和“老者文化”的控制时,还应该有意识地研究儿童文学的社会需要,积极参与良性的童年文化的建设。多年前,我就呼吁社会要为儿童建构良好的阅读文化,而且一再阐述儿童文学作家在“儿童阅读文化”的建构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儿童文学作家不能只顾埋头写作,不能仅停留在书斋式的表达里,儿童文学作家还可以参与到儿童文学的阅读与推广活动中来,在社区、学校和幼儿园等开展早期阅读和童年阅读指导活动,以自己的努力推动儿童阅读的建设。如果儿童文学作家不能在“儿童阅读文化”建设方面发生正向的作用,也就失去了其文化价值确认的机会。

结语

总之,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文化语境,不但创作和出版面临市场化的影响,也面临着网络和新媒体的冲击,且新世纪儿童文学还受到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儿童文学国际化传播及中西文明互鉴的增强带来的冲击。可以说,新世纪儿童文学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充满机遇、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在这个时段里,儿童文学作家如果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位置,并在社会文化坐标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立场与姿态,也就能够创作出更多的精品力作,并在童书出版产业化之路上,既能带来艺术声誉,又能带来丰厚的生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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